压力是有好处的。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如果压力过大，让人喘不过气来，就会让人绝望、退却，从而带来本能的反抗。
人要进步，最好给自己设定一些目标。
目标怎样设定好呢？孔子说：“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
也就是说，你设定的目标越高远越好。即使达不到这个目标，那么经过努力，你也必定会达到一个同样不赖的新境界。
比如说前段时间王健林那样的小目标。最后即使你挣不到一个亿，但你挣到了五千万、一千万，都是人生赢家。
鲁迅就曾经指出：白话文运动为什么最终得以席卷全国，改变了中国人延续了几千年的文言写作呢？不是因为白话文足够好，而是当时钱玄同提出要废除汉字，一律用罗马字母写汉字，像英语、法语这些西方语言一样。
此主张一提出，比起叫他们用白话文更加难受。“中国人的性情总喜欢调和，折中。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
人的追求大概也是这样，给自己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可能会发挥出自己意想不到的潜能。
然而，这是真理吗？
是，恐怕也不是。
北宋时期，王安石大刀阔斧改革，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天边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意思是：你们什么都不用学，只用跟着我就行了！
在这场中国历史上最惊心动魄、最猛烈的改革中，王安石带领着北宋臣民一路高歌，所到达的境界让人惊悚。
他最得意的政策是青苗法：每年春天，各地政府给农民贷出青苗，到收成之后连本带利收回来。国家贷款的利息肯定比地方土豪的要低，王安石的意图非常美好：农民贷了政府的苗，少给了利息，自己得的就多了，不仅农民富足了，国家仓库也充实了，还一并压制了地方豪强的势力，一举三得。
理想很美好，现实却扯了蛋。王安石改革操之过急，希望一举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于是摊派任务并严令执行，国家根本没有足够诚信的官吏去完成任务，最后的结局是：
贪官污吏不仅要农民缴纳既定的利息，还巧立名目额外课税，农民甚至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士夫沸腾，黎民骚动”。甚至有人说，王安石改革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目标要高，压力要有；但目标太高，看不到希望，使人陷入了极度恐惧与绝望之中，连正常目标都无法达到。
同样是改革，相比而言，明朝的张居正则显得更加成熟。
张居正面临的明王朝，同样千疮百孔，民不聊生。他要改革，却不是像王安石一样声言完全抛弃祖宗家法，而是抬出了明朝最大的祖宗——太祖朱元璋作为他变法的依据。
比如，他提出实行“考成法”，即每年年初给各地官员设定任务计划安排，每月一小考，每年一大考，到固定时间要考核官员们履行职务的情况。考核不过关，自然要被好好修理一番。
张居正的改革同样受到了来自各方的阻力，但是结果却让明朝晚期官场的作风为之一变，并在万历年间创造了一小段久违的太平时光，就如腐朽的明王朝的回光返照。
就改革理论来讲，张居正比王安石逊色可不止一点。王安石大刀阔斧，大快人心，相比而言，张居正的小打小闹，最多算个改良。
但是结果却恰恰相反，王安石改革很快失败，张居正却算是小有成就。
其中不同之处就在于，王安石宏大的目标之下，必有重压，压力过重，带给人的可能只有绝望和反抗。而张居正的变法虽然从理论上说略有缺憾，却容易让人接受，润物细无声，改变于无形。
并非所有的目标都能实现，并非所有的压力都能克服。实现目标、克服压力最关键的是需要一段缓冲期。
心理学上流行三个术语：舒适区、学习区、恐慌区。任何人或者团体要进步发展，就要离开舒适区，离开熟悉的环境，尝试新事物。
每一次离开，都必然伴随着一定的压力和恐慌。此时最需要学习经验（即进入到学习区），不断探索，才能一步步扩大舒适区。
但如果超出原来的能力范围太多，就会陷入恐慌区。如王安石变法，硬生生要把中国带到了没有任何经验可以依循的恐慌区，结果一败涂地。
我们不能一拳将自己打肿成胖子。要长大长结实，还是好好吃饭，慢慢锻炼，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