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家风小故事一：吉鸿昌不忘父训
吉鸿昌，字世五，河南扶沟人。察绥抗日同盟军领导人之一。早年在冯玉祥部队当兵，以英勇善战升为营长、师长，后任国民党军长和宁夏省政府主席。
1920年，25岁的吉鸿昌，当时任营长，父亲吉筠亭病重。他对前来探视的吉鸿昌说："当官要清白谦正，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就不许发财。否则，我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眠。"吉鸿昌含泪答应。
吉鸿昌父亲病逝后，他把"做官不许发财"六字写在瓷碗上，要陶瓷厂仿照成批烧制，把瓷碗分发给所有官兵。在分发瓷碗大会上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决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父亲教诲，做官不为发财，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 吉鸿昌言行一致，一生清白谦正，处处为民众。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反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奋起抗日。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牺牲时年仅39岁。
名人家风小故事二：陶行知大爱无疆
1917年秋，陶行知回国，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任教。1927年，他脱去洋服，换上草鞋，“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粟麦黍稷下功夫”。在南京城北、燕子矶畔老山下的小庄村创办“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陶行知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初期的活动经费多数来源于他写书挣来的稿费。而陶母与陶行知的妹妹陶文渼则承担起家庭日常开支。为了筹集办学经费，陶行知四处奔波，自己也非常节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其实，他曾多次辞谢高薪聘请，去大学当教授、校长，或去当教育厅长。他曾说：“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陶先生和同学们一起喝稀饭，并鼓励大家“勒紧裤带共度难关”。在南京陶行知纪念馆里陈列着一套西服，是先生唯一的正装，一穿就是几十年。
陶行知一生育有四个孩子，长子陶宏、次子陶晓光、三子陶刚、四子陶城，他们始终都遵循行知先生的教导，自觉践行“爱满天下”的家风遗训，在不同时期，为传播传承陶行知教育思想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长子陶宏1915年生于南京，先生去世后，他调到北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任教，后在北京中国科学院感光化学研究所工作，成功地研究出我国第一代彩色胶卷，是中国感光化学学科的奠基人和开创者。
次子陶晓光生于1918年7月，20世纪30年代，他与表叔曹子云一同自行组装了手提式直流无线电收音机数十台，带着发电机与放映机到农村为农民放电影。
三子陶刚，生于1919年11月，作为名人之子，一生甘于平凡、默默无闻，却是一名真正的“真善美的农人”。
四子陶城，1924年11月出生，他在抗战期间于上海积极宣传抗日，和其他青年共同创办《抗日每日战报》，还参加了上海童子军。受家风的熏陶感染，行知先生的孙辈们也多从事教师、工程师的职业，他们恪尽职守，低调做人，积极探寻与感悟生活中的“真善美”。
解读：人要有大爱，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爱家庭;人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奉献社会，不求回报，让人生在爱的奉献中闪光。
名人家风小故事三：胡适倡导“独立、合群、重学”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时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杜围绕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公务，无暇顾及。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责怪，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适虽然倡导“独立、合群、重学”，但自身也有不懂得如何爱孩子的嫌疑。1929年，胡适给胡祖望写信，希望锻炼他过独立、合群、用功读书的生活，其中说：“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在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在一校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这时，胡祖望十岁，离开父母，独自在外上学，父亲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会感到“压力山大”。次年，胡适即大失所望，接到学校发来的“成绩欠佳”的报告单，怒道：“你的成绩有八个‘4’，这是最坏的成绩。你不觉得可耻吗?你自己看看这表。”
最终，胡祖望虽然上过大学，但远未达到胡适对他的期望;胡思杜读了两所大学都未能毕业，却染上了不少坏习气。晚年，胡适对秘书说：“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的。母亲有耐心，孩子没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关系。”可谓沉痛之语，意味深长。
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胡适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有点不配做老子。平时不同他们亲热，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习气不好。祖望你交给我，不要骂他，要同他做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