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时间跨度三千载，司马迁手中的写作素材都从哪里来？

司马迁在二十多岁时，为了准备继承父亲司马谈的事业，他身背包裹、脚穿草鞋，一个人远离故乡，从京师长安出发，走遍黄河上下、大江南北，漫游名山大川，接触大汉天下的土地和人民，实地观察古代和当代的历史，在汨罗江畔，他含泪听渔夫讲述楚国大诗人屈原投江自沉的故事；在绿竹万竿的九嶷山上，他考察了上古时代帝舜的传说；他登上著名的会稽门山，去察看大禹治水的地方。

太湖之滨、曲阜孔庙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当他经过古代战场彭城的时候，身体劳累，生活穷困，但他仍然坚持到开封等地访问，完成了漫游计划。他几乎走遍了当时西汉的全部疆土。优美的祖国风光，生动的民间传说，在他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形成一幅幅壮观的历史画卷，为他后来写作《史记》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不知道哪一位哲人曾经说过：人生的经历都是你的财富。我们从这里大约可以看到，青年时期的司马迁受到父亲的影响，就对过去的事情非常感兴趣，不仅仅喜欢听大人讲，书里看，还愿意亲自去实地考察，不管是记录在册的文字，还是民间野史流传的故事，他都没有对它们抱有偏见。

虽然西汉离上古那些传说已经很遥远了，但是毕竟比起今天来更加接近，那些曾经的遗迹在太史公的年代，还没有被破坏，至少残留的气息，让他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

司马迁三十五岁那年，他父亲病危时，拉着他的手，流着眼泪嘱咐：“我死了以后，你应当继续写我没有完成的书，把史书写出来！”司马迁忍着悲痛，向父亲保证：“我一定接着写下去！”

司马迁三十七岁就做了太史令，人们称他为“太史公”。他把自己未来的著作定名为《太史公书》，也就是现在的《史记》。他用最大的热忱来对待工作，几乎断绝了和亲友的交往，忘掉了个人和家庭。一心扑在写作上。在国家藏书处，人们经常看到这位长须垂胸的中年史官，埋头在小山样高的杂乱竹简中，废寝忘食地阅读、整理史料。

陈凯歌在《霸王别姬》里告诉我们：“不疯魔，不成活。”从这一点上，凡是成就大事的人，都有这种特色，司马迁也不例外，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虽然记录历史，却不懂政治，或者因为实事求是的精神，让他不屑虚与委蛇，更不能圆滑世故，假如他是这样一个懂得心机与算计的人，今天的《史记》必定错漏百出，无法体现真实的价值。

当时，有个管刑法的大官杜周对百姓很残暴，杜周怕司马迁把他干的坏事写进史书，就带了很多礼物来见司马迁。司马迁拒收了他的礼物，对他十分冷淡。杜周怀恨在心，从此专找司马迁的岔子。有人劝司马迁小心些，司马迁却说：“既然当史官，就该主持正义，敢说真话！”

不久，有个名叫李陵的将领打了败仗，投降了匈奴。司马迁知道这事跟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不出兵支援有关，他说了几句公道话，实事求是地谈了李陵的一贯表现。

杜周就在汉武帝面前污司马迁抬高李陵，打击李广利，还指责司马迁在竹简中辱骂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尽管司马迁一再驳斥，仍被判了死刑送进了监狱。

按西汉的法律，被判死刑的人，如果能拿出一大笔钱，或者受一种惨无人道的“腐刑”（就是被阉割生殖器），也可以免于一死。但是，司马迁官小家贫，拿不出那么多钱。他也不是二个怕死鬼，只是想到这样默默死去，人家还以为他真有“罪”呢，这样的死不是“重于泰山”，而是“轻于鸿毛”，要是不死，就要受腐刑，这是莫大的侮辱，会受到别人的鄙视和耻笑。究竟怎么办呢？

司马迁想到父亲的嘱托；想到《史记》还没有写完想到古往今来坚持理想，蒙受侮辱的无数仁人志士，他终于决心去忍受“腐刑”。

司马迁出狱以后，把晚年的全部精力倾注在写书之中，这位头发过早花白的“太史公”，日以继夜地在他的长安书房中伏案写作，他书案前堆积起来的一捆捆竹简和书帛，就是他理想、血汗的结晶。

经过二十多年辛勤劳动，他终于写出了一部史料真实、文笔生动、语言丰富、刻划人物无不栩栩如生的《史记》。

谁能料到，杜周一伙又在汉武帝面前搬弄是非，说司马迁在《史记》中，不但没有改掉污蔑汉景帝的话，反而增加了不少反对朝延的传记。汉武帝很生气，要烧掉司马迁写的书。

司马迁正大光明地说：“我写历史书，决不说假话，我写的都是真实的情况，凭什么烧掉？”但是，汉武帝听信了杜周一伙的鬼话，还是把《史记》烧毁了！

司马迁难过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再次下了决心，从头写起！又经过好几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又一次写成了《史记》，交给他的外甥杨恽小心保存。

后来，汉武帝发觉自己错了，恢复了司马迁的官职把陷害过司马迁的坏人惩办了。从此《史记》流传全国，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

司马迁用毕生精力写出的这部《史记》，共有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它记的事，从黄帝到汉武帝，记载了中华民族三千年的历史，《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整理我国历史的光辉名著，现在已经成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有的宝贵文化遗产。

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在信息、交通、传媒极为原始落后，没有网络、电脑、手机帮助的西汉，撰写时间跨度三千年的皇皇巨著——《史记》，其难度无异于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更让学者点赞和折服的是，司马迁穷尽一生心血完成的《史记》，有关上古历史论述绝非 “脑洞大开”的凭空杜撰，其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得到了殷墟出土甲骨文的雄辩印证。

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记载了殷商世系，但很长时间内后人并不能判断其科学真伪，直到20世纪初甲骨文的发现，才验证了司马迁治学态度的严谨和《史记》的准确可靠。

人们在感叹这部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经典之余，不由得对2000年前的司马迁如何搜集素材资料，成就这部史学巨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博采众长，去伪存真，客观公正，成就一家之言

1司马迁撰写《史记》，夏商周历史多取材于《诗经》等古代典籍。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堪称是反映公元前11世纪至6世纪社会史诗般的波澜壮阔画卷，记载了许多罕为人知的上古历史重大事件，经过儒学大师孔子的删减整理，具有较强的历史真实性和可信度。

《诗经》中不仅有一批诸如《大雅·生民》、《商颂·玄鸟》之类的商周民族的史诗。而且一些诗篇反映了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

例如《大雅·江汉》、《常武》写周宣王平定淮夷的战争；《小雅·出车》、《六月》写宣王讨伐玁狁，《小雅·采芑》写周王朝大将方叔南征荆蛮等等，是研究西周末年史的极为珍贵的材料。而《诗经》中的其它不少作品，对研究殷周春秋时期的经济结构及政治状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司马迁最常见的手法是将《诗经》中的史诗，改写成生动传神的历史散文，直接载入史传之中。

“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史记·殷本纪》）

《殷本纪》中关于契、成汤等人的事迹，多来自《商颂·玄鸟》、《长发》等诗篇，而《周本纪》中关于后稷、公刘、古公亶父、季历、文王、武王等人的事迹，则直接取材于《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緜）、《皇矣》、《大明》、《文王有声》及《鲁颂·閟宫》等诗篇。

将《史记》与《诗经》对照，就可以发现司马迁并非简单地改诗为文，而是在深入研究《诗经》的基础上，根据表现主题的需要，有选择地对诗篇进行“深加工”、“再创造”。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为了增添史书的生动性可读性，太史公还有意识地吸取《诗经》中的某些细节。如《殷本纪》载：“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其中的“汤自把钺”的细节来自《商颂·长发》“武王载旆，有虔秉钺”的诗句，这个细节突出了成汤手持斧钺冲锋陷阵的英武气概和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无疑是史书叙述过程中的画龙点睛、传神之笔。

寓评价于引《诗经》之中，这种写法、抑或是做法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在进谏、游说、讲演、著述活动中，常常引经据典以增强说服力，《诗经》这部先王的典籍被征引的频率极高，妇孺皆知，有口皆碑。

司马迁在记述历史的过程中，往往征引《诗经》中的某些诗章来表明作者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评价。引《诗经》文字本身既是述史又是暗寓褒贬，这是司马迁的一个首创。

如《史记·秦本纪》在记载秦穆公死后以秦之良臣奄息、仲行、铖虎及其他一百七十七殉葬后写道：“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黄鸟》收入《诗经·秦风》之中，诗中写道：“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诗中歌颂了子车奄息等人杰出的才华，写出了奄息等人在被活埋之前的恐惧和哀伤，对秦穆公以活人殉葬的行为发出愤怒的控诉。这些内容虽然没有在《史记》中一一写出，但司马迁通过征引《黄鸟》，已含蓄地表明了愤慨、哀伤、痛悼情绪。

2写春秋战国史，多引用《左传》、《战国策》等可靠典籍。

早在司马迁的西汉之前，中国在史学方面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传统，且著作丰富。《尚书》、《竹书纪年》、《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等书都是这一时期极为重要的伟大历史文献。

“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迄于天汉。”（《汉书·司马迁传》）

例如《史记·卫康叔世家》载卫宣公杀太子伋而寿争死之事，《史记》这段记载主要来自《左传·恒公十六年》。

然而，将二者作以细细对照，人们不难发现《史记》载事较《左传》更为丰富翔实：《左传》言卫宣公烝于夷姜，《史记》则说宣公爱夫人夷姜，据此《左传》以夷姜为宣公庶母，而《史记》则以夷姜为宣公夫人；《左传》仅载夷姜生子急而不言急为太子，而《史记》则明言伋为太子；《左传》仅说寿子载其旌以先，不言卫宣公与伋白旄作为标志事，而《史记》则载太子伋持白旄作为标志；《左传》载卫宣公嘱强盗在卫国莘地截杀急子，而《史记》则易为卫国边界；《左传》中的“急子”，《史记》写为“太子伋”。

3写秦汉史多利用皇家馆藏的档案史料，难能可贵地客观反映时代真实原貌。

司马迁、父亲司马谈均为掌管皇家档案图书、撰写历史的“太史令”之家，接触、查阅秦汉皇家历史档案非常方便。在撰写秦汉历史时，司马迁引用了大量珍贵、翔实的皇家档案资料。

司马迁生活在汉朝由盛转衰的时代，与孔子时代的历史条件不尽相同，因此《史记》与《春秋》单一的批判主题不同，而是既批判又有歌颂。汉武帝前期国家经济繁荣，国力高涨，杰出将领卫青霍去病在讨伐四夷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大汗版图得到空前的拓展，许多蛮夷游牧民族先后归附于中央王朝。对此，司马迁像当时所有官绅士大夫一样，怀着无比激动和喜悦的心情，《史记》的一部分文字即是呕歌这个伟大时代的。

然而，由于汉武帝一味穷兵黩武，滥用民力，社会矛盾激化，不得已而重用酷吏，狂捕滥杀，与民争利。司马迁以高度的责任心，真实记录了彼时政治中的诸多弊端，如《封禅书》、《平准书》、《大宛列传》、《酷使列传》都是充满批判锋芒的篇章，生动折射出了一个史学家的学术良知和道德准则。

二、汉代的“徐霞客”（司马迁）广为游历，行遍天下，在“社会实践”中搜罗、积累丰富史料素材。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司马迁20岁开始开阔视野、游历天下，遍访河山去搜集遗闻古事，网罗放失旧闻。

司马迁从帝国首都长安出发东南行，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对上古许多故事、人物、传说、古迹进行了系统、直观的实地考察和资料搜集，其人生阅历和历史见解有了一次空前、可喜的大超越。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

武帝时期朝廷外伐西夷，司马迁又奉命出使西南夷。在陪同皇帝巡游期间，其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海角天涯。太史公到过西南的成都、重庆、西昌、汉原、云南的保山、腾中、顺宁等地；南边，他到过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东边，他到过圣人家乡山东曲阜，登过“一览众山小”的五岳之首泰山。

"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

"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史记·孔子世家》）

司马迁采访过“战国四公子”孟尝君的故居，考察过曾经风起云涌的楚汉战场；西北，他到过甘肃；北边，他到过“逐鹿中原”的古战场逐鹿，登过万里长城。他四处参观历史古迹，搜访古老传说，将其与书本上得来的材料知识相互印证、去伪存真。

游学天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使得司马迁比一般人有更丰富、更深刻的人生体验、社会阅历。

"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史记·河渠书》）

三、来自家学渊源和职务便利，司马迁得以长期浸淫、遨游在古代历史典籍宝藏的浩瀚海洋，汲取了大量的知识营养。

西汉王朝建立后，废除了“扶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到汉武帝时期，更加注重文化事业，

“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

可以想象，彼时西汉皇家图书馆的天量藏书无疑是极为丰富、齐全的。而司马迁父子相继为太史公，当时的太史公等于兼任国家图书馆的馆长，如此读书条件堪称得天独厚，无人能比。

“百年之间，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父亲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这些学术渊源都被司马迁全盘继承下来。良好的家学和阅读成长环境，让司马迁废寝忘食、通宵达旦，阅读了大量的珍贵古代图书典籍，积累了学富五车的渊博学问。

“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迄于天汉。”（《汉书·司马迁传》）

事实上，司马迁读书远远不止以上几种。《史记·太史公自序》称《史记》的著述宗旨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说明司马迁所读的书分为六经异传和百家杂语两大类。

1 六经异传部分。

据史学家考证，司马迁认真阅读过《鲁诗》、《左氏春秋》、《谷梁春秋》、《公羊春秋》、《铎氏微》、《国语》、董仲舒《春秋灾异之记》、《春秋繁露》、《今文尚书》等29篇，《古文尚书》10余篇，《书序》、《士礼》、《汉礼仪》、《周官》、《周易》、《礼记》、《孝经》、《论语》、《周书》、《春秋杂说》等等。

2 百家杂语部分。

司马迁系统研读过《管子》、《晏子春秋》、《老子》、《老莱子》、《庄子》、《由子》、《韩非子》、《商君书》、《孟子》、《荀子》、《虞氏春秋》、《吕氏春秋》、《太公兵法》、《孙子兵法》、《吴起兵法》、《魏公子兵法》、《禹本纪》、《山海经》、《汉律令》等等，可谓纷繁浩瀚，不一而足。

司马迁依靠家学渊源和西汉皇家图书馆的优越条件，又经过有目的长期亲身实地考察，构造了天地古今广阔领域的庞大知识体系，成为彼时知识见解最为博学的大学者，为其创作鸿篇巨著《史记》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人们不难想象，在两千年前的无数个难忘夜晚，一个勤奋的好学青年时时在汗牛充栋、车载斗量的知识殿堂秉烛夜读，滋滋有味吸收知识养分的动人情景！此时的司马迁犹如一个锲而不舍、孜孜不倦的“书虫”，又象如饥似渴、不知疲倦徜徉在知识海洋中的游鱼，他博采众长，古为今用，将这部惊世骇俗的史学名著一步步从虚幻骨感的梦境化为丰满立体的现实。

四、总结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孟子》）

1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

汉武帝中前期痛击匈奴、开疆拓土、帝国国力影响空前强盛，汉朝人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新的王道兴盛的伟大时代。按照天运每五百年来一次转机的规则，司马谈认为五百大运即将来临，他要写一部宏大的史书来继孔子《春秋》，表彰、弘扬这个难得一遇的伟大时代。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史记·太史公自序》）

然而遗憾的是壮志未酬便撒手人赛。司马迁子承父志，却以博大的胸襟非凡的见解，扩大了父亲心目中的史书著述规模，司马谈原来只想写从孔子《春秋》到汉兴这五百年历史，司马迁则将写作规模上推到夏商周的远古，构思一部上自黄帝下到当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浩浩荡荡之中华大通史。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承秦汉。”（《史记·太史公自序》）

《史记》编写的五种体例在司马迁之前都是零散地、孤立地淹没在史籍的瀚海之中，是司马迁把它们有机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彼此联系相互配合的空前庞大的史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本纪是大纲，世家则是辅佐天子的诸侯王传记，列记忠臣烈士，八书记载制度，十表排列年差史事。五种体例共同构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伟构思。

2 司马迁著书立传的有益启示。

为写好“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曾多次游历祖国大好河山、各地名胜古迹，收集资料素材，花费十八年的漫漫时间。

勤奋好学、治学严谨的杰出史学家司马迁利用西汉皇家图书的有利条件，秉承家学渊源，有计划、成系统地阅读了大量的六经异传和百家之书，并实地考察天下历史地理古迹，成为博览群书、名震一时的饱学之士。在此雄厚素材学识积累的平台上，他博采经传百家材料，自铸一家之言，既善于吸取又长于创造，写成了震古烁今、彪炳千秋的史学的宏篇巨制（《史记》）。

司马迁广泛搜集素材、资料写成史学皇皇巨著的经历启示后人，不仅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只有善于把书本上的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与人生感悟想融会升华，才能达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读书创作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