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的故事
1912年2月12日清晨，18岁的叶圣陶离开在悬桥巷的家，前往草桥中学。
又是一个晴天。阳光越过巷角的高墙，铺在石板路上，巷子干净而明亮。平江河畔的雪已经融化。上月底，曾飘过一场数年未见的大雪，此后十多天，苏州城一直晴空寥廓。
下雪那天，吃毕晚餐，叶圣陶在灯下摊开《革命军》，从头到尾诵读了一遍。“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邹容的呼喊，犹如龙泉宝剑的夜鸣之声，让他“有力”，久久不能入眠。
革命确实发生了。在过去的大半年里，学校停课，战事频传。他看报，交谈，参与民团维持治安，他的期待、兴奋、狂喜、失落、愤怒、思考，无一不与革命息息相关。
但他今日出门，既不是“磨吾刃，建吾旗”，同清王朝“驰骋于枪林弹雨中”；也不是办报纸、写文章，开启民智，激励革命；而是去草桥中学等待几位同学，然后一同去民政署报到，成为一名小学教员。
理想
就在半月前，1月28日，叶圣陶参加了草桥中学的毕业典礼。袁希洛校长在致辞中说：经营和改造当今之中国，确实非常艰难，但是掌握一个国家发展趋势的，是“中等社会人”，“君等由中学毕业入社会，自必进入中产社会，可不勉之”。
鼓掌的学生中，有叶圣陶的终身好友顾颉刚。改造国家，救亡图存，求得“文明之幸福与快乐”，是过去五年中，他们所受教育的主旨。多年之后，顾颉刚仍然难忘1910年夏天，袁希洛“脱冠立于赤日”演讲的情景——顾和同学们惊奇地发现，原来校长的头发早已剃去，发辫系在帽子上。
袁希洛是清末秀才，后去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1910年归国不久，担任草桥中学校长。当时，新式学堂流行军国民教育。袁希洛模仿秋瑾在大通学堂的做法，想把学生训练成为革命军队。他向抚台衙门借了五十枝新毛瑟枪，请武备学堂毕业生魏旭东担任教员，在王废基训练（王废基在草桥中学东南，旧平江府治，元末明初为张士诚的皇府，太平天国时为季王的宝殿，后遭兵燹惨劫，成为废墟，苏州人称它叫做“王府基”或“王废基”）。
学生们两人共用一支枪，训练队列、跑步、冲锋、埋伏等。开始每日训练一两个小时，后来逐渐增加到三四个小时。除军事训练外，体育也是学生们必修的课程，主要科目有体操和远足。远足是学生们最喜爱的。一路上完全是正规军队的模样：掮枪，束子弹带，还向军营借了粮食袋和水瓶；有“军法部”，各级小队长；步伐、归队、散队、吃饭、早起、夜眠都听军号。
这些训练让叶圣陶和顾颉刚受益。顾颉刚从小体弱多病，“不知人间有体育之事”，但几年训练下来，他的身体素质大为好转，简直与幼时判若两人。叶圣陶也是从小“体孱”，军国民教育不仅锻炼了他的体质，也让他开始养成务实的品质。
对这些十几岁的少年而言，军国民教育的意义绝不限于身体锻炼。跑步、冲锋、射击、露营、远足、吹号、唱军歌，这种带有浪漫意味的教育方式，点燃了青春热情，让他们领略到生命绽放之初的美丽与激越。宣扬救亡图存、自尊自信的民族主义也是国民教育的题旨。当燃烧的青春激情遇上炽热的民族情感，人生的图景仿佛被一下子拉远、拉长，更为开阔、壮美。
有一天，在山中远足，叶圣陶带领大家唱起《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翼翼长城，天府之国，取多用宏。黄帝之胄神明种，风虎云龙，万国来同，天之骄子吾纵横。”唱着唱着，他只觉“身上的血和天地同流”。
这绚烂的青春之光，显然与暮霭沉沉的老大帝国格格不入。他们，是新时代中成长起来的崭新一代。这个新时代，后来有历史学者称之为“后甲午”时代。如果将出生时间仅仅限定在1893年至1895年，可以发现，这代人中有叶圣陶、顾颉刚、梁漱溟、晏阳初、金岳霖、蒋廷黻、林语堂、冯友兰、邹韬奋……这个名单可以列得更长，其中名气最大的那位叫毛泽东。1894年10月28日，叶圣陶出生之时，甲午战争的硝烟正浓。这场彻底改变中国近代历史的战争将彻底改变他和这代人的命运。
他们尚在襁褓之中，甲午之败已将旧帝国推上了改革的单向道。器物之利终归有限，中体西用已到尽头，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他们的童年记忆里，肯定有父辈们或民间流传的戊戌年的“百日维新”的故事，也有庚子年北京城的洋鬼子和那场大火。到了读书年龄，他们已不必像父辈那样，整日背诵四书五经，梦想着金榜题名，入仕为官。他们要学习的不再是“子曰”“诗云”，而是“声”“光”“电”“化”，是英语、日语、音乐、美术。他们以飞快的速度，吸收着西方的知识和学说，“民权”“宪政”“华盛顿”“欧罗巴”……成为他们的口头禅。读报也逐渐成为他们的爱好，梁启超、林纾、苏曼殊、邹容成为他们的偶像，“棉铁主义”“宪政内阁”“民权革命”“实业救国”成为他们谈论的新名词。
就这样，他们与旧帝制渐行渐远。与父辈们相比，他们与旧体制的决裂更为自然、坚决。对喜爱读书的叶圣陶和顾颉刚而言，他们的理想不再是入仕为官，而是远离那个肮脏的旧体制，像他们所尊崇的于右任先生那样，创一家报馆，激荡文字，唤醒民众，拯救中国。
激情
从辛亥年八月，即阳历1911年9月开始，事态就有些不寻常。这一月，叶圣陶多次听到袁希洛校长在全校大会上告诫学生，清政府已经腐败不堪，主政者已不足恃，国家的希望在于你们这些少年人，你们要切记“宦途不可入，虚荣不可慕”，要振作精神，力求进步。
连绵的秋雨致使水灾肆虐，秋收将近绝望。在这个月的报纸上，叶圣陶经常看到各地的掠米抢薪暴动。更大的事情发生在四川，争执已久的铁路国有事件，在这个月演变为暴力流血。得知“成都血案”的消息，他愤怒异常，在日记中写道：“要知此不良之政府，此万恶之政府，此犬羊之政府，断乎其不可恃矣！”此时，他或许没有想到，这个他如此憎恶的政府，马上将迎来它葬身之日。
事态发展之快的确超出众人的想象。就在下个月的10月12日，下课后的叶圣陶在报纸上读到这样一条消息：“武昌已为革党所据，新军亦起而响应，推黎元洪为首领，则协统也。无耻凶恶之官吏亦杀去无数。”这条消息让他无比振奋：“武昌据天下上游，可以直捣金陵，北通燕赵。从此而万恶之政府即以推倒亦未可知也。自由之魂其返，吾民之气当昌，其在此举矣。望之望之。”
从这天开始，学习不再是叶圣陶和他的同学们的生活中心，他们每日“天大的一个任务是看报”。上海的报纸，每天下午一点左右运抵苏州。于是，下午两点时分，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身高腿长的少年急匆匆奔出草桥中学，前往附近的宫桂巷芳阁茶馆买当日的报纸。这位少年就是顾颉刚。他受同学之托，发挥其走路快的优势，在十分钟的课间休息时间内买回报纸，然后在教室内高声宣读、讨论。课余时间，他们就在观前街茶楼或家里读报，主要是《申报》《民立报》和《天铎报》。这些报纸大都不遗余力地盛赞革命，极力鼓吹革命军之所向披靡。
自此，革命的进展和战事的胜负日日牵动着这群少年的心，他们为革命军的胜利欢欣鼓舞，也为革命军的困境担忧焦虑。
10月20日，几家报纸对战况的报道各不相同，不知革命军是否获胜，叶圣陶忧心忡忡，以至“上堂受课亦若充耳而未有所闻”。次日，得知革命党胜利之消息，学生们在课堂上即暗语相告，喜形于色。“是课毕，同级人出以告众同学，则顿闻至响至宏之欢呼发于自习室中，是真爽快欢乐哉。”
10月28日，得知杭州兵起事，回家后“心中思潮起伏，欲读书而不能矣。”在叶圣陶这段时期的日记中，此类描写屡屡出现。这种每天茶楼和学堂里靠阅读“纸上革命进程”而产生的高峰情绪体验，是很多青年学生在辛亥革命中的主要经历。
11月5日，苏州“光复”后，叶圣陶和顾颉刚参与学团和巷团，背着枪列队出巡，以维持地方治安。这也算是为革命“务了实事”，让他们颇为自豪。也有个别同学赴上海参加学生军。
但对多数青年学生来说，辛亥革命终究是“纸上的革命”。恰恰是因为不见现实之残酷，不知流血之痛苦，“纸上的革命”往往更加理想化，更能激发年轻人的憧憬和激情。就连从小就“喜欢钻故纸堆”的顾颉刚，也“受不住这强烈的刺激”，打算放弃研习了五六年的国学，准备投身革命，拯救中国。14年后，他不无感慨地回忆道：“我们这一辈人在这时候太敢作奢侈的希望了，恨不能把整个的世界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彻底地重新造过，种族革命之后连着政治革命，政治革命之后当然要连着社会革命，从此可以知道无政府无金钱的境界了。”
叶圣陶又何尝不是如此？就在1911年12月20日，他还修书一封致《天铎报》主编李叔同先生。他认为革命所遇之重重阻力，中国所遇之重重困境，其根源在于人心。当今时代，“固执者尚其大半，无定者亦非少数，似此任之不顾，终难构成此大民主国。”因此，他请求李先生以“文豪”之身份振臂高呼，提倡人心之改革。
数日之后，两位好友还一起加入了中国社会党，欲为实现同胞之“绝对的平等”和“绝对的自由”而奋斗。那时，还是民国元年元月21号而已，新时代的幕布刚刚拉开。
苦闷
革命确如燎原之火，燃遍九州。叶圣陶也曾踌躇满志，想要改造社会，建设国家，凭借革命的洪流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窘迫命运。如今革命初成，民国建立，他的个人际遇并没有丝毫转机。
去年年底，家中困窘到极致。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我家无半亩田一间屋，又无数十金之储蓄，大人为人作嫁，亦仅敷衣食。今年水患，农田收租减色，又且征军饷于田亩。我家所入定致不敷。就目前观之，竟将致不能举火。大人日夜忧叹，谓将冻饿及身也。”这让他无限惶恐，但又无能为力。家中已无值钱之物可当，也不知可向何人借贷。
这年冬天，年轻的叶圣陶开始明白贫穷“足以抑人”。这段日子里，他心情极为落寞，在赠给好友顾颉刚的诗中感慨道：“我欲向天一诉恨，风云时势负斯人”。
风云时势似乎也曾给他提供过机会。因苏州没有像样的报纸，军政府在1911年9月聘了张昭汉女士（默君）到苏州办《大汉报》，宣传革命。一直以办报为夙愿的叶圣陶便伙同顾颉刚，请愿到报馆中当编辑。无人介绍，他们就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作为自荐书。结果大失所望，他们只得到一张回执。
苏州报界无机会，因家中困窘，没有盘缠，上海报馆提供的机会他也无法抓住。无奈之下，他与几个同学联名求助于袁希洛校长。于是，1912年2月12日，18岁的叶圣陶成为一名小学教员。
或许他也曾想安安分分地做一名小学教员，如袁希洛先生所望，进入中产社会，既无冻馁之忧，亦可以教育改造人心，进而改造社会和国家。然而，就像一年前那样，时势变化之快让他猝不及防。
清帝的退位消息，对叶圣陶没有多大影响。在他看来，这是必然趋势。他所关注的只是要实现众人平等，反对优待退位的皇帝。几天后，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消息，仿佛一盆冰水，劈头盖脑地浇灭了他对民国的希望。他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以专制之魔王而任共和国之总统，吾不知其可也！如火如荼之革命，大雄无畏之革命家，竖自由旗，策国民军，血花飞舞，城市灰烬，乃其结果则为不三不四之和议，为袁世凯任大总统。呜呼！吾希望者已失望矣，奈何!”
一开始，他还经常参加中国社会党苏州支部的活动。后来，支部党员们似乎逐渐失去了往日活力，更有甚者，开始在支部内打情骂俏。对中国社会党一直抱有很大激情的顾颉刚开始意兴阑珊。他也很少参加社会党的活动。这年九月，黎元洪下令逮捕中国社会党领导人江亢虎。叶圣陶愤然写道：“时事仓皇，妖魔昼现，……（黎元洪）此贼不杀，害将无穷……人物类多如此，可叹。”
苏州城并不太平。这年3月27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兵劫。是夜，千余名士兵连放排枪，将闾门马路及上塘街、下塘街、山塘街、南壕街各商铺及民家尽行抢完，寸草不留。毕后又在各处放火，延烧竟夜，至清晨尚未熄灭。昔日车水马龙、十里楼台的闾门马路，一夜间变为废墟。面对凄惨景象，人心、政治、阶级……凡此种种，都让他感到厌倦。“余本热心人，乃欲作厌世观矣。”
工作也让他颇为郁闷。这个18岁的少年并不适合与小孩子打交道，对于那些天性顽劣的孩子，他只能训斥或不理，无法加以引导，这让他觉得未尽职。小学教员的工作并不轻松，那些访友、读报、观园林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课程太多的时日，他甚至无暇回家吃饭。这样繁忙的工作并没有让他感到充实，他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所在。国家满目疮痍，他却在一天天地耗着日子，空口白话，既不能像战士那样驰骋疆场，也不能像商人那样经营实业。总之，一切都是空虚的，像这个乱糟糟的时代一样，找不到出路。
他越来越讨厌上课。“上课越觉无精神”“到校上课殊视为畏途”“勉力敷衍”“如坐针毯，时思引去”，再后来，甚至达到了“见诸生如见鬼魔”的程度。“阅世几月，已觉曩时所抱无穷之希望渐就消磨。希望虚悬而不达，徒增苦楚耳，为之一叹。”
事实上，这样的苦闷生活，在他成为小学教员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1912年2月12日，那天晚上，与几个同为小学教员的同学聊天，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初志断不在小学”，未来“未可限量”。不知道叶圣陶在孤身一人走回寂静的悬桥巷时，想到这点，会不会觉得有些落寞和无奈。直到十多年之后，1923年，他入职上海商务印书馆，才真正找到人生的“第一职业”——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