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光斗与史可法的故事
胡榴明
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从朝廷革职回乡的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等人在无锡东林书院发起东林大会，后人称为东林八君子，明末东林党由此始。
前面的文字谈到，明东林党人和唐宋文人圈不同，不是文学爱好者的聚合而是思想异见者的聚合，参加者多是在朝或革职的官僚以及江浙地区大地主和大工商业者（明末江浙手工作坊兴起旺盛），议论时事经济并以各种渠道发表议论，宣扬他们的政治主张，抨击朝廷政策举措，公开与明神宗以及后来明熹宗的国策主张对立，因其锋芒所向，促成敌对党形成，从朝廷到地方，党争愈演愈烈，明熹宗时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因为魏忠贤的介入。
关于东林党，历史上正负评价都有，似乎是一段很难说清青红皂白的史实，其实清者清浊者浊今天应该有一个公允的定论了。
东林党很多政治主张，例如反对宦官专权乱政，主张开放言论“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主张重视农业的同时也要重视工商业，要求朝廷惠商恤民减轻赋税等等，拿到今天来说也是很有道理很具时代积极意义的建议，当时的确大快人心鼓舞民心，尤其受工商业者和读书人的欢迎……但是，因为权势太大造成的声势和影响太大，其间做法欠稳妥的地方必然遭遇政敌攻讦，譬如出言激烈、攻伐失当，容易树敌，或说是故意树敌，低估了政治敌对方黑暗凶险的程度，以至于最后全军覆灭牺牲悲惨。
凡中国文人，无论古今，没有不痛恨魏忠贤的，虽说这个人离我们今天这么远（网上有今人为魏氏翻案文章，真可谓为做奴才而不得的“变态”）。人类社会，文人很弱势，文人也很可怕，你可以让他今生生不如死，他可以钉你耻辱柱上千百年。
明熹宗无为而治，纵容了魏忠贤这种特例的恶人。
出身市井无赖的魏忠贤，进宫后采取千百种手段，谄媚主上、残杀异已同时并举，取得少年皇帝朱由校宠信，逐渐把持朝政权倾朝野，营造宦官揽权到极致的明王室黑暗血腥政治史。
开头，魏氏并不想与东林党朝官为敌，那样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虽然他没文化但是他深知文人官员的威慑力，于是取两党间平衡立场。这样状况没能够持续多久，受东林党人打压当时已成劣势的朝中另一党官员，看准当今帝上和宦官相互依赖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前来魏氏门下投靠逢迎，恶与恶两两勾结，利益相通，目标一致，由是魏党（也称阉党）形成。
东林党人在完全没料到敌人有多强大的情况下发起对魏氏及魏党的猛烈攻击。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项罪，左光斗弹劾魏忠贤三十二条死罪，此后六个月时间内，从朝廷到地方各级官员七十余人弹劾魏氏的奏章一百余份，国子监师生一千余人联名上疏恳请朝廷追究魏氏二十四项大罪，请求皇上效仿明武宗（正德帝）诛杀刘瑾之先例诛杀篡权乱政的魏忠贤。
明熹宗深宫继续玩他的木匠活全然不予理会。
第二年，天启五年，魏忠贤开始疯狂报复，抓捕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顾大章、周朝瑞六位在朝或在野的官员狱中酷刑折磨致死，即“明末六君子冤狱”，接下来全面扫荡东林党势力，先后抓捕敢于公开表达政见的文职官员高攀龙、周顺昌、周起元、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狱中残害致死，即后世所称“东林七君子“。
锦衣卫在抓捕辞官归乡的周顺昌时，引发当地民愤，五位苏州市民残遭杀害——详见张溥《五人墓碑记》。
天启六年，魏忠贤下令拆毁东林书院，从中央到地方，从文职到武职，凡是和东林党有交道有交情的，或“骈首就诛”，或罢官革职，以最血腥暴虐的手段完成对政坛敌手最彻底的打击，一切在明熹宗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纵容之下。
左光斗一生坚持正统儒学思想，为官清正，性格刚直，以为国家兴利除弊为己任——今天人看来太天真的想法和做法，当时人不惜拿生命去捍卫的道义准则——在家乡桐城被捕时“父老子弟拥马首号哭，声震原野，缇骑亦为雪涕（连前来抓他的锦衣卫都感动得痛哭流涕）“（《明史》）。
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写左光斗和史可法两个人的故事，黑暗血腥历史大环境下两个人忠贞不渝生死与共的友谊。
左光斗和史可法相识很偶然。京城，寒冷风雪夜，一座古寺的厢房，一位身居要职的官员在外出巡视中遇见一位学习用功文章出众的贫寒年轻人，提拔他进入仕途，从此开始他们死生相依的友谊。
曾经，左光斗对夫人说：“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者，惟此生耳”。此生，史可法。
“东林六君子“事件发生，左光斗被捕，历尽酷刑，史可法冒死入死牢，被老师一番怒斥赶了出来……
“（左光斗）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眥，目光如炬，怒日：‘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方苞《左忠毅公逸事》。
魏忠贤一帮阉党把持下史无前例的宦官专权的明皇城，东林六君子羁押处，东厂锦衣卫岗哨密布特务横行，京城官吏百姓噤若寒蝉无不避而远之，任何一个轻率之举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不是午门堂堂正正的行斩而是如对杨涟等人那样黑狱凌虐致死，所用刑法酷虐令人毛骨悚然，暗黑如地狱的后果身为朝廷官员的史可法绝对清楚，进到牢里来本来就没想再出去，和老师死在一起，视死如归的心并不是后来扬州保卫战时才有，对朝廷的绝望和对老师的爱和感恩都让他有毁弃生命的决绝……但是，左光斗不允许。
左光斗不忍史可法受冤狱牵连而死，希望他珍视生命，不要为感情所左右，一边骂一边驱赶一边告诉凶险的现实，一边嘱托身后的事业——这一时刻，大义也好天下也好，只是给他的学生一个活下去的精神撑柱。
自从那一天，史可法的生命已经随老师去了，“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表面上看来心如铁石，见到最喜欢的弟子也没有流露出一丝柔情，满腔血液沸腾的爱压在心底——史可法理解了承受了但是心有不甘，之后很多年，即使明思宗朱由检（崇祯皇帝）处死魏忠贤彻底铲除阉党为东林党人平反以后，他也为当初没能够随恩师一同狱中赴死而心痛如焚。
全祖望《梅花岭记》中与城共存亡的明王朝孤臣孽子其实只是一具心如死灰的躯壳。
“顺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今江苏扬州）围急。督相史忠烈公（清福王赠史可法的谥号）知势不可为，集诸将而语之曰：‘吾誓与城为殉，然仑皇中不可落于敌人之手以死，谁为我临期成此大节者？”
“知势不可为“，明知扬州城守不住还要坚持死守不放，以身赴死，为明王朝殉葬，追随死去的老师兼挚友左光斗，全然不顾惜扬州百姓的生命，将对朋友的忠贞和对朝廷的忠贞置于一切之上——史可法的忠烈之举后人评价不一。
明末王秀楚《扬州十日记》一书详述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军大举南下攻至长江北岸，明王朝兵部尚书史可法坚守扬州十天誓死不降，破城后满清大将军多铎下令屠城十天，屠杀平民四十余万（此书记述扬州百姓被杀人数八十万被认为有夸大），尽毁扬州城。
后来的南京保卫战是扬州保卫战的重演，“忠义爱国“几个字可以忽视的人的生命。如果说，明末史可法与扬州城共存亡最后慷慨赴死从人性上来讲并不值得提倡，那么数百年后弃南京城十万守城军人于不顾只身渡江逃亡的城防部队指挥官更应该受到指责。
“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史可法死前四天写给妻子的信。一心向死一心求死并不是从清兵入关后明王朝江山毁掉一半之后才有的想法，早就有了，只是在寻找一个适当的机会还报左光斗临死前的重托。
“天下事谁可支拄者？”
死在扬州，拉全城军民一起陪葬，“天下事”竭尽全力，但是天道如此时运如此回天无力，不可能“支拄”明王朝头顶上一块塌陷下来的天，只能以死明志，用生命表达对师长对家国的始终如一和无可奈何。
生死之交不一定同生共死，不一定死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方，友情深厚，精神合一，一个人死了，另一个人的神魂追随而去，例如史可法对左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