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艳：联合国的女性高管
每年的10月24日是联合国日，是世界和平、社会发展的重要纪念日。
杨文艳，联合国社会政策和发展司社会发展社会视角处主任处长杨文艳。作为联合国内部罕见的中国女性高管，她神采奕奕，侃侃而谈，常年健身的她身材苗条，就像很多成功女性一样。从小到大，她从来没有过什么新衣服。但是，要去北京大学之前，母亲用卖鸡蛋的钱做了一件新衣服，表姐送她一条新裤子，这也是这么多年以来她少有的一身新衣服。父亲告诫她，“听说北大校风很正，不会因咱穿戴差而被人家瞧不起，学习不好才会被人看不起。”
北大女孩儿杨文艳
“你要好好学习和读书，如果书都会读了，做饭也就一学就会了。”
1978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在河北的农村，杨文艳的母亲这么告诉她。
16年前的一个冬天，她出生在河北赞皇县南街的一个农村家庭，她还有两个弟弟。家庭条件异常艰苦，但是她的父母却毅然决然地把姐弟仨送进了学校。
7岁那年，她上了小学，5年后小学毕业；然后上村办初中，两年毕业了。
当时正值“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年代，整个国家被极左的思想笼罩，因为家庭出身原因，她没有和其他同学一起升入高中，被放在“另册”，一直是好学生的她第一次感受到了无学可上的痛苦和无所适从。
有一天，南街学校校长卢瑞英老师问她，愿不愿意再上学，她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两个字“愿意”。老师告诉她，因为她一直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于是经老师们联名向公社管校负责人推荐，争取到了一个高中名额。她还没有机会说出感谢，眼泪就已经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1978年，她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经济学系。那一年她16岁。
不久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附近的日本料理店里，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了她——联合国社会政策和发展司社会发展社会视角处主任处长杨文艳。作为联合国内部罕见的中国女性高管，她神采奕奕，侃侃而谈，常年健身的她身材苗条，就像我采访过的很多成功女性一样。令我印象深刻的却是她对自己过去的坦诚，包括对一个她第一次见面，并要采访她的年轻人。
杨文艳告诉我，从小到大，她从来没有过什么新衣服。但是，要去北京之前，母亲用卖鸡蛋的钱做了一件新衣服，表姐送她一条新裤子，这也是这么多年以来她少有的一身新衣服。父亲告诫她，“听说北大校风很正，不会因咱穿戴差而被人家瞧不起，学习不好才会被人看不起。”
同为女性，这令我非常感动。
她带我重新思考和回顾那个时代和“杨文艳们”。
1977年恢复高考引发了全社会的读书热，很多青年人的求知欲、读书欲被唤醒，被激活。有一张历史老照片：恢复高考后上海图书馆门口，一大清早，图书馆还没有开门，青年人就已经在门口排起了长队。
每天早上，上海图书馆门口6点多就开始排队了，到了开门时间，读者像潮水一样涌入。挤进图书馆的人基本就不出去了，一旦出去位置也就没了。令老员工至今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涌入的人群竟然把门玻璃给挤碎了。那是英国人建造的房子，门很厚，玻璃也是很厚，要把那个玻璃挤碎的话不是一两个人能做到的。开铁门的工作人员被挤到了门边贴在了铁门上，只得大声提醒：“轻一点，轻一点，不要受伤！”
人们在图书馆里废寝忘食地看书学习，他们中为数不少的人在做《数理化自学丛书》中的习题——那也是当时最热门的一套书。
许多读者早上进来，带几个大饼，图书馆里有开水供应，一直到晚上图书馆关门再出去。因为人太多，所以窗台上也坐满了人，许多人连窗台位置也坐不上，只能坐在地板上，甚至室外的阳台上。当年有一句非常激励人的口号，就是“要把‘文革’十年所失去的时间给补回来”。
多少年过去了，人们都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少有的一场读书热潮。
杨文艳和她的同学们，也都是这些相信读书可以带来改变的人们。60个人历史的幸运儿们，走进了北京大学，成为了恢复高考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
那个时候经济系还不是一个大家都搞得很明白的专业，到底学什么也并不明白。只是她的高中班主任老师和她说，“你的数学好，应该去经济系，而且将来国家建设应该能用得上。”
60个人的班上有8个女生，而同学们有的曾经是老师，有工人，有军人，有插队知青；年龄最大的同学是年龄最小的两倍，杨文艳是班上年纪最小的。
于是同学们就成了她的大哥，二哥，大姐，二姐……，像一个大家庭。他们从上海给她买来了红头绳，她就这么直接系在了头上。他们一起借下乡社会调查之机去南方流浪，胆小敏感的她，在上海商场里面，看到一条特别特别漂亮的格子裙子，尽管没有钱，但是并不妨碍她想象着穿上这件裙子的样子。突然，旁边的兄长说，“这件裙子适合高挑的女生穿。”她顿时觉得自己矮小，瘦弱，实在是不适合这件裙子。时过境迁，当同学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她还不觉地提起这个故事。她给我看过去自己的照片，总会笑笑，想起青葱时代，不懂得装扮，更为重要的是那么不自信。
杨文艳笑着说，“我想告诉所有年轻的女孩子，享受青春和青春带来的那份自信。”
“这批同学们现在成了政府部门的官员、国企的负责人、大学的教授、跨国公司的老总，是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弄潮儿。从上学起，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我的榜样。就拿我上铺的女生来说，来北大之前，她在工厂里面当了三、四年的车工，对很多问题都很多见地。比如，国家还未对右派平反，她就对我说右派们不是坏人，很多都是很好的人，他们并不反党。新中国的很多事情需要重新反思。”
对于一直自称自己是一个“农村小姑娘”的杨文艳来说，上大学让她认识到分数并不算什么，尽管她经常考满分和得第一，她逐渐开始意识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这样的话题，同学们总是在讨论和思考，很多话题都很前卫，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包产到户等等等等，“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