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茂公的忠义与圆滑
李勣忠义可嘉，圆滑则不可取。然其圆滑也是环境所迫，不得已而采取的保身之道。
在《隋唐演义》中，徐茂公能掐会算，料事如神，类似智多星吴用的角色，不过，这只是小说家的杜撰。其实，徐茂公原型即隋唐名将李勣，原名叫徐世勣，因字懋公，故民间传说称他为徐茂公。投唐后，李渊给他赐姓，改名为李世勣。贞观年间，为避李世民的讳，又去掉“世”字，就叫李勣。仅就改名一事，就可见他一生的不平凡。
李勣出身种田为业的大户人家，虽然家道殷实，但他不安于富足安逸的生活，十岁出头开始结交江湖豪杰，过上了刀口舔血的日子。大业七年（611年），翟让在瓦岗寨聚众起义，李勣前来投奔，成为瓦岗寨一员虎将。翟让是目光短浅，容易满足的人，守着瓦岗寨，不图进取。李勣就给他建议道：瓦岗寨是本乡本土，人也乡里乡亲，不好长久在此劫掠。荥阳控扼漕运要道，官船商舶甚多，若移师此地，劫掠财货，不愁粮饷不继。翟让听从李勣的建议，果然瓦岗寨财源广进，兵强马壮。后来，李密也入伙瓦岗军，并取代翟让成为新首领。翟让在火并中丧身，李勣也被“斫之伤颈”。李密竟在李勣伤未痊愈之际，派他出镇黎阳，名义上委以重任，实际是疏远他。
唐武德元年（618年），李密在北邙山被王世充击败，率残部投奔李渊。此时，李勣控制着黎阳以东的广袤辖地，并拥有一支军队和一大粮仓。他得知李密下落，对长史郭孝恪说：“魏公（李密）已归附大唐，现在这里部众、土地都属魏公所有，我不能献地邀功。”说罢，他将所占州县户口造册，派郭孝恪出使长安送交李密，让李密自己献给李渊。李渊听说李勣使者到来，无表上奏自己，倒有一信给李密，感到非常不理解。当郭孝恪把原委说明后，李渊叹息道：“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实在是一个纯臣呀！”于是授李勣黎阳总管，赐国姓李氏。应该说，李勣的举动完全投合了李渊的心思。在群雄纷争，天下未定之际，君王最看重的是臣子对自己的忠心不贰。
不久，李密因不满归唐后所受冷遇，出逃叛唐，途中被唐军斩杀。李密的首级送到长安，高祖李渊即派人转送给李勣，并传谕李密谋反罪状。李密既投唐，又叛唐，他为自己的错误埋单。对于李密的叛唐，李勣毫不知情，所以也不担心受到株连。因此，当他见到李密首级时，念及故主之情，悲从中来，不禁嚎啕大哭，不能自已。随后，李勣上表李渊，恳请收葬李密。李渊被他的忠义所感动，下令送归李密的尸身。李勣以君臣之礼将李密安葬。送葬那天，他动员瓦岗军旧部都去送行，全军上下缟素，场面感人。李勣对李密的态度与丧事处理，表现他为人忠心不贰，从而博得大唐朝廷一致赞许。
单雄信也是瓦岗寨一员虎将，早在瓦岗寨聚义之时，就与李勣结义为兄弟，成为翟让的左膀右臂，后又归附李密。李密归顺唐朝后，单雄信投降王世充，李勣则归附唐朝，二人分道扬镳，各为其主。王世充兵败后，单雄信被唐军擒获，论罪当死。李勣急忙向李世民求情，称单雄信武艺绝伦，堪为朝廷使用，并以自己官爵为单雄信赎罪。不知何故，一向宽宏大量的李世民竟然没有答应。李勣无能为力，单雄信误以为他没有尽力帮忙。李勣涕泣而言：“我不惜余生与兄共死。但我以身许国，事情就无法两全。再说，若我死，谁还能照顾兄的妻儿。”说罢，举刀割下股上一块肉给单雄信吃，说：“这块肉随兄入土，也不负我们当年誓言啊！”单雄信听了，感激而泣，与李勣执手相别。这样感人的场面，在真实的历史舞台上确实不多见。
隋末，群雄割据，世事无常，人情反覆。李勣崛起于草莽，对故主忠心不贰，对故友肝胆相照，“忠义”是他人生中一大亮点。李勣归附大唐政权后，逐渐褪去草根的本色，完成了由沙场宿将到元勋重臣的角色转换，在大唐官僚体制内游刃有余，更多的是展示他性格中圆滑的一面。
李勣在宫廷派别斗争中明哲保身，始终采取不积极参与，不偏不倚，两边观望的策略。他的精明之处还在于对人主心理准确把握，而作出正确的判断，在最关键时刻做最恰当的举动。李勣跟随李世民征战时间长达两年之久，在这样长的时间里，李世民是有很多机会拉拢李勣的。而李勣虽然忠心于李世民，效命疆场，却没有加入秦王府核心集团。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前曾向李勣征求意见。但李勣不愿意介入李氏兄弟权力之争，表明自己中立的态度，对此，李世民也没多加责怪。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控制朝政，八月逼迫李渊退位，自己登上皇位，是为太宗。十月，太宗大封功臣。李勣位列五等，在43人的名单中排列第14，位置不靠前，恐怕与他没有参加“玄武门之变”有关。
太宗晚年，宫廷争端又起。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子李承乾谋逆被废。究竟立谁为太子，朝中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立魏王李泰，持此议有中书侍郎岑文本、黄门侍郎刘洎。另一种意见力挺晋王李治为太子，司徒长孙无忌、褚遂良主之。最终太宗决定立李治为太子。李勣虽然参预立李治为太子的决策，但他并不建言，也不介入两派之争，只是看太宗眼色行事。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病入膏肓，来日无多，虽然安排了接班人，又担心辅政大臣长孙无忌的权力过大。而李勣是军界元勋，为人忠心不贰，又是出身山东庶族寒门，家庭背景与长孙无忌完全两样。看来，李勣才是制约长孙无忌的不二人选。想到这里，太宗便对李治说：“你无恩于李勣。我将他贬黜到地方上，待我死后，你再授他仆射之职，他一定会死命效忠你。”太宗还特别交代，如果李勣不服从命令，徘徊观望，即当杀之。太宗贬黜李勣的目的，是为了让李治即位后再重新提拔李勣，使李勣对李治感恩戴德，矢志效忠。
这种突如其来的安排，无疑是对李勣政治智慧的考验。他处理得好，将来可以复出，行情看涨，若处理不好，即有杀身之祸。聪明绝顶的李勣，接到诏书后竟然连家也不回，径直到叠州赴任。应该说，李勣对太宗为人非常了解，对他晚年心态也拿捏得十分到位。
高宗李治即位后所做第一件事，就是先将李勣由叠州都督调为洛阳刺史，留守洛阳宫，后又授他尚书左仆射之职，完全实现了太宗生前的意图。辅政大臣长孙无忌专权朝政。李勣素与他不和，又不愿意与他冲突，任职不久便上表恳请辞去左仆射之职。高宗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他的请求，但仍令他以开府仪同三司身份参加执政。
永徽六年（655年），高宗认为册封武则天为后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召集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尚书右仆射褚遂良四位重臣入内殿议事。褚遂良估计到议事内容，认为长孙无忌是皇帝母舅，李勣也是朝廷开国功臣，不能让皇帝留下降罪母舅、功臣的恶名。而自己既无汗马功劳，又受先帝顾托之命，理应打头阵劝谏皇帝。李勣打心眼里就不愿意介入这场斗争，巴不得这愣头青冒头，干脆回府泡病，避开尴尬局面。
果然，高宗一见面就说：“王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朕欲立武昭仪为后，公等以为如何？”话音刚落，褚遂良马上说：“皇后出身名家，是先帝为陛下娶的媳妇。先帝临终时曾拉着臣的手说：‘我的好儿佳妇托付给你’，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屈从陛下而负先帝遗命。”高宗见他打着先帝的旗号，很不高兴，挥手让他们退下。
第二天，高宗再次召集他们四人商议，李勣仍然称疾不至。褚遂良再次劝阻，他说：“陛下如果一定立皇后，那么当选望族之女。武氏服侍先帝，世人皆知，陛下岂能掩天下人耳目？臣忤逆陛下，罪该万死，但只要不负先帝，死也甘心。”说到动情时，把笏往殿阶一放，接着解下头巾，叩头流血。高宗见褚遂良态度如此顽固，勃然大怒，喝令来人把他拉出去。
两次商议废立皇后，李勣都没参加，这使高宗心里颇感蹊跷，也使他急于想知道李勣的态度。于是高宗单独召见李勣，径直问道：“朕想立武昭仪为皇后，褚遂良固执不从。他是顾命大臣，事情该怎么办？”李勣早就对长孙无忌等人飞扬跋扈、把持朝政不满。他不愿出面，主要是朝中形势还没有明朗化，贸然表态，就没有退路可走。现在高宗询问，该是表态时候了，但也不能说得太露骨。于是他微微一笑，轻松地说：“此乃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这句话很圆滑，看起来好像没有表态，实际上暗示不要理会那一伙老人，皇上尽可按自己心思办。高宗终于在重臣中得到支持自己的关键一票，精神为之一振，再也不顾反对派大臣一再劝谏，把自己愿望付之实施。
永徽六年九月三日，高宗下诏将褚遂良贬为潭州都督，给所有反对派一个棒喝。十月十三日，下诏废黜王皇后、肖淑妃为庶人。十月十九日，下诏立武昭仪为皇后。十一月初一，在长安太极殿举行隆重册封皇后仪式。李勣被任命为册封礼使，他将皇后玺绶恭敬地捧献给武皇后，而新皇后微笑颔首，对他报以深深感激之情。这份恩宠羡煞朝中新贵。
公元669年，李勣寿终正寝，享年七十六岁。高宗为他罢朝七日，将他下葬昭陵。下葬那天，高宗登上高楼，遥望灵车涕泣，并派皇太子护送灵柩，可谓极尽哀荣。李勣历事高祖、太宗、高宗三代皇帝，安享尊荣，始终笼罩在风光无限的光环中。然而，谁能想到，在李勣死后十五年，他的孙子李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兵败自杀，祸及亲属族人尚且不说，连死去多年的李勣也被开棺焚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