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前，虚骄自大的清王朝自诩为“天朝上国”，除了与周边一些国家如朝鲜、硫球等，有着传统的宗藩即保护国与被保护国的关系外，对其余的外部世界尤其是日益强盛的欧美国家漠然置之，不愿与其来往。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打破了清王朝的幻想，迫使其不得不接受欧美列强的要求，接受外国公使派驻北京的现实，并相应派出中国的驻外使节。而在当时守旧观念浓烈的态势下，在众多清朝官员的眼里，这绝非美差，多视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但又必须有人出使西洋，这项使命最后落到了郭嵩焘的身上，他也因此成为近代中国的首任驻外公使，代表中国走上了世界外交舞台。
郭嵩焘：近代中国首任驻外公使
理藩院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清代前期，中央政府没有办理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外国使节来华，俄国使臣循例由理藩院接待，其他国家则由礼部迎送。鸦片战争后，清廷设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对外通商和交涉事务，先后由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
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北京设立，它实际上是清中央政府一个重要的决策机构，权限不止于对外事务。其职官设置，大体仿照军机处的体制，主要分大臣和章京两级。大臣无定额，均由皇帝从内阁和各部院大臣中选任，内设首领1人，由亲王等皇族和军机大臣兼领，首批大臣共3名，后有增加，系由各部院保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各大臣、章京，仍兼任原有职务。其中章京负责办理具体事务，分英、法、俄、美、海防等五股。通商、海关事务属英国股，传教事务属法国股，陆路通商、边防、边界属俄国股，华工等事务属美国股。其他各国交涉往来，分属以上四股。海防股系于1885年添设，南北海防、长江水师、船厂、炮台，购买枪、炮、军舰，开矿、修路等事务由其办理。
摈弃理藩院，改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清朝政府对外关系的一大变革，以后又有驻外公使派遣之举。晚清首任驻外公使是郭嵩焘。
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晚年自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他自幼随父亲诵读诗书，17岁考取秀才，18岁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与刘蓉、曾国藩换帖订交，过往甚密。后又结识左宗棠、江忠源、罗泽南等人，交游很广，亦小有文名。
20岁以后，家境中落，曾去辰州(今湖南沅陵)任塾师。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他以幕僚身份在浙江学政罗文俊处，参与海防事宜的筹划。战争的失败，促动他思索“洋患”的问题，注意了解外国的情况。1847年得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1849、1850年，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他守制在家。
1852年，太平军出广西，过湖南。曾国藩奉旨办团练，组湘军，与太平军交战，郭嵩焘作为曾国藩的密友和幕僚，鼎力相助。1853年11月，得授翰林院编修。以后三年，他曾先后在湖南、浙江等地办理捐务、盐务，为湘军筹措军饷。其间，郭嵩焘曾游历上海，会见英、法等国领事，参观利名、泰兴等洋行和火轮船，访问外国传教士主办的墨海书馆，亲身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思想颇受触动。后曾任署理广东巡抚、福建按察使等职。
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官马嘉理在云南被杀，引起中英交涉，中国被迫应允派大员赴英“谢罪”。清廷遂于同年8月命郭嵩焘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赴英国赔礼道歉，旋又被任命为驻英公使，是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消息传出，郭嵩焘顿遭众人奚落，有一首对联嘲讽他道：“岑毓英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郭嵩焘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汪康年：《汪穰卿笔记》，第141页)。其中，上联提到的岑毓英，是负责处理1875年马嘉理案的清朝官员。一些守旧的官僚，甚至把愿意出使英国的郭嵩焘视为“汉奸”(孟森：《清代野史》，第318页)。
郭嵩焘奉命出使
郭嵩焘一度有些犹豫，于是便有慈禧太后亲自召见，为他鼓劲打气：“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生公忠体国，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又劝慰说：“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看此时兵饷两绌，何能复开边衅，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郭嵩焘日记》第3卷，第49、50页)。
有了慈禧太后的撑腰，郭嵩焘不顾旁人的诟骂，于1876年12月由上海起航赴英。途中历经香港、新加坡、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地，游览了各地名胜古迹，参观了学校、官署，对当地的社会现状有了真切的了解。他逐日详记所见所闻，写成《英轺纪程》(亦称《使西纪程》)一书。他在书中称赞西洋“政教修明，具有本末”，批评中国士大夫不明时势，只知一味负气自矜，虚骄自大，无补于世。此书寄回国内后，遭守旧派群起攻之，被毁版停印。
1877年1月，郭嵩焘抵达伦敦，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不久，他又奉命兼任出使法国大臣，常往来于伦敦、巴黎之间，但以驻英时间为多。他以浓厚的兴趣，走访英国的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和各种学会等，结识了不少数学、化学、天文、地理、海洋、测量、植物、医学等方面的科学家。他因自己不懂英语，译员亦不能胜任而深为抱憾，虽年已六旬仍孜孜学习英语。
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出使英、法期间，尽其所能维护中国的权益。他目睹海外华侨备受欺凌，得不到祖国的保护，上疏清廷要求在海外设立领事，保护侨民。这项建议被清廷采纳，1878年中国第一个驻外领事馆在新加坡设立，以后旧金山、横滨、神户等地又相继设了领事馆。在太古洋行趸船移泊案、厦门渔民被英商残害案、英轮撞沉华船赔偿案、英商虐待华工案等项交涉中，郭嵩焘都能据理力争，维护或挽回了一些民族权利。
郭嵩焘在北京受命出使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不顾他的反对，硬是委派一个反对西学的刘锡鸿担任副使，随同赴英，以致日后郭嵩焘时时受制，甚至连他在英国学外语、穿西服、起立迎客等举动，都被刘锡鸿视为有辱天朝威仪，报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国内守旧官员也继续攻击他，要求将他撤职。
在这种情形下，郭嵩焘势单力孤，只得自行引退，奏请因病卸任。1878年8月，清廷诏命撤回郭嵩焘，以曾纪泽继任出使英、法大臣。次年1月，郭嵩焘出使未满三年，就被迫卸职东归。
回到国内后，他不愿赴京，托病辞官，径回故乡。时湖南守旧风气很盛，上至巡抚，下至地方士绅，皆视他勾通洋人，对他持有敌意。郭嵩焘就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于1891年7月在湖南老家病逝。（文/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晚清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