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是个被高度符号化的人物。在过去，他一直被当成昏君暴君的代表，简直没有哪个皇帝比他更坏。在《隋书》《资治通鉴》这样的正史里，他的形象已经够坏的了。在野史里头他更是从《开河记》一路坏到《隋唐演义》，坏得非常细腻，非常淫秽，给人的感觉就好像他占据着大隋天子的岗位，却一直干着加藤鹰的工作。
后来也有人做翻案文章。有的翻案文章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当然了，做翻案文章往往容易极端，以强调其观点的颠覆性。这一点可以理解，但有些说法确实太过分了。比如有人说隋炀帝不仅功大于过，而且是“伟大人物”“雄主英主”，大大的明君。但这很难解释这个问题：这么一个大明君，为什么干了十四年就把一个国家给干倒了？
隋炀帝的野望
隋炀帝是个失败的君主，有时候还很残暴，缺少亲情，但他并不昏庸，对女色也并不特别沉迷，把他描述成一个贪图享受的色情狂是不对的。他的性格没有这么庸劣。相反，他骨子里有一种强烈的文青气质，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他的诗歌写得非常好，就像《野望》：“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消魂。”笔力不输唐宋名家，有几个帝王能写出这样的诗？不光是写诗作赋，隋炀帝的文学气质随时随地都会流露，比如他甚至还一本正经地下令将茄子改名“昆仑紫瓜”，我承认这个名字有点傻，但其中的文青气息是不容否认的。
隋炀帝确实喜欢炫耀性的奢靡，正所谓“二百里海山开胜景，十六院嫔御斗豪华”，但公平地讲，他所处的中古时代，平民文化还没有占据上风，所以具有强烈的贵族色彩，崇尚奢靡鄙视俭朴。隋唐就是一个大开大合、浓烈华丽的时代，这不是隋炀帝一个人的问题，后来的武则天、唐玄宗也都有同样的倾向。
隋炀帝不是陈后主，他喜欢奢靡生活，不过，并没有沉溺于享乐。相反，他精力充沛得惊人，总是在热心地从事某种事业，很少有安静的时候。在位十四年，他出外巡行不下十次。其中固然有游览江都的轻松之旅，也有相当艰苦的旅程。比如大业五年，他西巡青海，部署对吐谷浑的围剿，一路翻雪山穿峡谷。返程时在大斗拔谷翻越祁连山，队伍必须赶在天黑前穿过山谷，而偏偏风霰冥晦，行进艰难，结果队形大乱，隋炀帝一行几乎遇险。据史家推测，他的亲姐姐杨丽华就死于这次跋涉。翻越祁连山后，隋炀帝没有停止，接着一路西行，一直走到玉门关。此前帝王中，还从未有人到过如此靠西的地方。《迷楼记》或者《隋唐演义》里的那个满脑子享乐的昏聩皇帝，是不可能做如此艰苦旅行的。
但是话说回来，如果隋炀帝是个只知道享乐的昏君，也许隋朝倒不会在他手里垮台。问题就出在他满腹宏图大志，充满理想主义上。他将年号定为“大业”，就想追踪秦皇汉武，创不朽事功，做一代雄主。
可他偏偏没这个本事。
隋炀帝太过一帆风顺，刚二十岁就做挂名元帅，平灭南陈，可以说没有遇到过什么真正挫折，他也就把天下事想得太过容易。可以说在他字典里就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从他登基伊始，就急吼吼地开始一项又一项的大行动：建东都、开运河、修长城、巡突厥、开西域、灭吐谷浑、征高丽??但是人世间的力量终究有其极限。而隋炀帝又实在志大才疏，缺乏统筹规划的才能，就像《剑桥隋唐史》里说的那样，归根结底是个“政治美学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挺像当年那位一心开创全新世界的王莽。王莽、隋炀帝这样干劲十足的美学家皇帝是最可怕的，他们在十几年内，就能起早贪黑干完几代昏君积攒的工作，折腾垮一个庞大帝国。
但是隋炀帝和王莽毕竟不同。王莽的事功及身而灭，隋炀帝却留下了一个重要遗产：大运河。这条河深深地影响到以后各个王朝的命运，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
帝国与运河
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河流几乎都是东西流向，南北方向没有大的河流，因此各个水系缺乏连接，不能形成完整的水运系统。
现代人习惯了公路铁路，已经很难想象水运的重要性了。水路就像帝国的血管，将营养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一旦脱离了水路，就会发生阻塞。这是因为陆路交通实在太贵。长距离的陆运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就拿隋炀帝东征高丽来说，虽然他有了一条大运河，但是这条大运河只到涿州为止。从涿州到前线还是有一段漫长距离，这一段必须走陆路。没办法，隋炀帝征发了六十万人从涿州往大凌河运米，每两个人推一个车子，上头装三石米。可是这三石米还不够两个车夫路上吃的呢。车夫们一路走一路吃，到最后推着一个空车子到前线，如何交差？只能逃亡。如果能通水运，哪会有这种事情？
此外，王朝政治中心也需要大量粮食。首都规模越大，距离粮食供应区越远，交通问题就越加凸显。各个王朝对此的应对策略不尽相同，而这种策略选择往往影响到了王朝的最终命运。
秦汉时期首都在关中，主要产粮地在黄河中下游，粮食只需要逆黄河而上就行，交通运输问题还不太明显。当然也有麻烦。一个是从长安到黄河的这段漕渠，特别容易堰塞。就像一个死循环一般，通了堵，堵了通。这个问题毕竟还可以靠勤快来解决，可另一个问题是根本无解的，那就是从洛阳到长安，需要过三门峡的砥柱。这个地方非常危险，《水经注》里说它是“水流迅急，势同三峡，破害舟船，自古所患”。这段路程只能改走陆路，绕过砥柱后再恢复水路，如此一来成本大增。
不过秦汉时候也有了一些很重要的运河，比如鸿沟。它曾是历史上的“楚河汉界”，非常有名。它不是一条单独的运河，而是一个复杂的运河系统，沟通了黄河和淮河水系。鸿沟的地位极其重要，甚至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布局。但是在汉武帝时期，出了一件大事。黄河决口，发生了大改道，一直灌进了淮水。汉武帝一度没怎么管，就让它这么流着。直到二十多年后，这个决口才被堵上。结果黄河的泥沙冲入鸿沟系统，淤积起来，鸿沟就此堰塞。后来的皇帝们拼命修补，鸿沟也没能复原，只抢救出了一条运河：汴渠。这条渠道远远比不上昔日的鸿沟，存在诸多问题，但也聊胜于无。
东汉瓦解后，经过几百年的战乱，到了隋朝才再度出现大一统帝国。这个帝国面临着新的形势。它规模更大，精力更加充沛，需要更多的粮食，而产粮地已经开始渐渐南移。光靠黄河中下游已无法供给庞大的帝国中枢。所以，对于交通问题，隋唐帝国需要一个新的答案。而隋炀帝提供的答案就是大运河。
千里长河一旦开
隋炀帝登基三个月之后，就宣布营建洛阳东都。从此，洛阳就取代了长安，成了隋帝国的真正首都。关于隋炀帝这么做的动机，《资治通鉴》上有个解释。据司马光说，有个叫章仇太翼的神棍跟隋炀帝说：“陛下是木命，而关中是木之冲，不可常住。”隋炀帝觉得很有道理，就决定搬迁到洛阳。这个说法出自野史《大业杂记》，把隋炀帝说得像个傻子。司马光非常讨厌隋炀帝，凡是对隋炀帝不利的材料，司马光很少会放过。但这个说法根本靠不住。综合看隋炀帝一连串的举动，他明显有一个庞大的战略计划。迁都洛阳，就是这个战略计划的第一步。
紧接着，他就开始了大运河计划。大业元年三月，隋炀帝征发上百万民夫，开挖通济渠。五个多月后工程即告竣工。这条运河引黄河入汴水，引汴水入泗水，最后经泗水入淮水，沟通了黄河和淮河。工程时间好像太短了，所以很多人怀疑它用的是汴渠古道。但后来经过考察，专家们倾向于认为：通济渠和汴渠有部分重合处，但却是一条新运河。它比汴渠要直得多，而且相当宽阔。堤坝大约高3到5米，宽大约35-40米。隋堤两岸铺设大道，遍种杨柳，其景象就像白居易的诗中所写：“大业年中杨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至黄河东至淮，绿影一千三百里。”恢弘程度远远超过以前的汴渠。
这么短的时间内挖出这样一道运河，可以想象当时的紧张情形。在古代的条件下，导致的死亡人数一定非常庞大。当然，隋炀帝的“政治美学”是不考虑普通人的死活的。自古以来凡是注重“政治美学”的君主都是如此，可能是因为普通人没有美学价值吧。就像后来的斯大林所说的，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而成千上万人的死亡不过是个统计数字。据《开河记》里说，“下塞之处，死尸遍野”。当然野史不可信，但是在安徽泗县的运河边上，就有为纪念隋炀帝开运河的镇名“哭孩头”，一直到民国也还叫这个名字。
民间坚信隋炀帝开通济渠是为了淫乐。隋炀帝确实顺通济渠南下，巡幸江都（即扬州）。一路上气派很大，据说在通济渠上“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整个船队以及两岸士兵总计二三十万，简直就是个移动中的都市。记载中说，最大的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司马光对这个数字不满意，一使劲变成了二百丈。二百隋丈超过一华里。这就大得有点缺德了。一里多长的大船在运河里开，想来也是壮观，但我想司马光一定没有开过船。
隋炀帝南下江都，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好的素材。不增加些猥琐淫秽的细节，写实难餍后世文人之心，他们创作了各种匪夷所思的故事。比如野史里就说，隋炀帝专选一千名吴越少女拉自己的龙舟，又选了“一千只嫩羊”陪着少女一起拉船。还有艳诗为证，“一千条锦缆牵娇，五百只纤腰挽媚”云云，据说隋炀帝看后“欢喜无限”。隋炀帝欢喜不欢喜难说，但作者那副恨不得从书里爬出来挤到龙舟上替隋炀帝“欢喜”的样子，倒是跃然纸上。
隋炀帝着急开通济渠，确实有顺便游览的想法，否则工期多半不会定得这么紧。但要说搞这么大一个工程，就为了在上面划船，这个实在难以置信，而且也不符合隋炀帝的性格。况且通济渠只是一个开始。紧接着，隋炀帝又开始整理邗沟。邗沟长三百里，沟通淮河和长江，最早是吴王夫差所开，中间经过多次整理。隋炀帝这次整理则是最彻底的一次，缩短了迂曲的路径，将邗沟变得更直。
大业六年，隋炀帝又下令开挖江南运河，沟通了长江和钱塘江。江南运河自镇江至杭州，全长八百里，宽十余丈。这条运河将江南富庶之地纳入帝国水道系统，意义非常重大，但是历史记载偏偏很少，也许是因为这条运河大量利用了原有古老运河，工程量较小的缘故。
隋炀帝的运河系统以洛阳为中心，通济渠、邗沟、江南运河三段环环相扣，直达杭州，打通了洛阳和南方的交通。但是这还不够，在北方还需要一条河道。因此在大业四年，隋炀帝又开了一条永济渠。这条运河全长近两千里，沟通黄河和沁水、淇水，然后一路向北连接漳水和永定河，先到天津然后又折向北京西南的涿郡。当然，所谓开永济渠，并非凭空挖出一条运河来，也要借助前人的运河系统。隋炀帝主要就是沾了曹操的光。曹操当年为了进攻袁绍，修了一条运河叫白沟。永济渠的南段就利用了白沟河道。但就算有曹丞相帮忙，这个工程量还是很浩大，动员民力上百万，男丁不够用了，连妇女都一起上阵。
至此，隋炀帝的战略部署已经非常清晰了。
世间恩怨本难明
他的规划是背靠西方，立足中原，面向东方。首先，他将帝国中心从长安移到了中原洛阳，然后他以洛阳为轴心，通过通济渠、邗沟、江南运河沟通南方，通过永济渠沟通北方，将南北打成一片，形成一个整体。
这当然有好处。原来首都在长安，由于三门峡砥柱的关系，漕运始终是个大问题，现在首都搬到了洛阳，供给问题就不存在了。随着大运河系统的完成，粮食大量涌入帝国中心，数量非常惊人。隋炀帝为了存这些粮食，修了好多粮仓，最大的洛口仓贮藏粮食两千多万石。后来帝国崩溃，瓦岗山的李密抢占了这个粮仓。靠着洛口仓，他聚集了一支庞大力量，几乎四面八方的穷人都来加入他的队伍吃粮食。当然，李密犯了一个战略错误。这个仓实在太好了，老鼠掉进面缸里，李密哪儿都不想去了，就守着这个仓慢慢吃。后来吃光了他也就垮台了。
但是缺点也很明显。首先是民力被用得太多。隋炀帝太喜欢折腾，性子又太急，工程一个又一个，而且定的期限又短，民力实在不堪。有人统计过，隋炀帝在八年间的22项力役共征用人力3012万余人。这个数字实在太庞大了。而且大运河的开通不仅耗费了大量人力，而且运输更方便了，诱使隋炀帝进一步折腾。如果没有永济渠，也许东征高丽就不会发生，即便发生也不会如此大规模。如果没有大运河，囤积在仓库里的粮食也许还散落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米缸里，让他们不至于沦为饿殍。“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膏脂是此河”，帝王眼中的运河，和普通人眼中的运河，并非一回事。
黄仁宇对此有过一种解释。他认为一个农业帝国，经济没有多元化，过多的粮食很容易成为累赘，因此隋炀帝的大工程，不失为解决过剩问题的一个办法。黄仁宇很尖锐地质问道：不然的话，“难道令大批人民失业不成”？这个说法看上去似乎能自洽，但可惜终究是胡说。这是拿纽约的职场去套隋朝的民工，才会忧虑他们“失业”的问题。其实那些民工不是高高兴兴到工地上“就业”去了，而是被朝廷拿鞭子赶着去的，如果有选择的话，大多数人不会愿意那样就业的。
此外，隋炀帝的政策还产生了一个致命问题。要知道，隋朝脱胎于北周。北周是当年宇文泰裹挟北魏六镇余兵入关所建，关陇军事集团是其力量来源。不仅北周，后来的隋唐也是如此，举个例子就能知其大概：北周、隋朝、唐朝，三代皇室祖上都是来自北魏六镇中的武川镇。隋炀帝最后逃到江都时，身边的卫士还是关中人，可见他何等依赖于关中的武力。但是隋炀帝依托大运河，步步向东开拓，和关陇军事集团渐行渐远，也就一步步走向末路。所以，李世民后来对隋炀帝有一个评价:如果他长处关中，岂有倾败？
大运河的影响所及，当然远非隋炀帝一朝。后来的唐宋，也都和这条河纠缠不清。隋朝倾覆后，唐朝采取了折中策略，放弃洛阳，立足长安，靠隋炀帝的大运河向首都运输物资，以东南财赋养西北甲兵。洛阳到长安那段水道有麻烦，但是李唐把它当成一种必要成本忍了下来。到了唐朝后期，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长安朝廷完全靠江南养活，通济渠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成了皇朝的生命线。
大运河催生出了许多繁华都市，最重要的就是开封。开封位于通济渠的北口，是一个起承转合的关键点。五代时期，朱温的后唐就定都在开封，后来的宋朝几经犹豫后，也选择了这个地方做都城，其原因无非是贪图通济渠的便利而已。被金朝打残后，宋朝又跑到大运河的终点杭州建都，可以说，始终不敢脱离大运河一步。
定都开封，从经济上看是最划算的，宋朝的富庶和这个选择就有关系。但是从政治军事上看它有极大的弱点。各地的物资开始向腹地集中，停止了对西北的大规模输送，加剧了关中的凋敝，结果一个区区的西夏就能让北宋左支右绌，如果大运河依旧是以长安为目的地，西北的情形会好得多。
此后，中国经济进一步向东南移动，外患方向也从传统上的西北移到了东北，大运河的任务进一步发生变化。它不再把物资从东方输送到西方，而是要从南方输送到北方。隋炀帝的大运河系统以洛阳为轴心，现在就显得太偏西了。因此，元朝给运河做了一次大调整，变成了一条从杭州到北京的直线运河，也就是现在的京杭大运河。从此，隋炀帝的运河终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