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的墓志铭
康德：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
“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气势磅礴的名言之一，它就刻在康德的墓碑上，出自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提出了道德不是以符合个人或他人的幸福为准则的，而是绝对的，即人心中存在一种永恒不变，普遍适用的道德律。
头上的星空是宇宙论问题，心中的道德律是人类学问题；头上的星空是外在的必然，心中的道德律是内在的良知。因为仰望，所以看见；因为心中有美丽的道德律，才能看见头上美丽的星汉灿烂。
正是心灵中诚信的道德律，造就了头顶上璀璨的星空；不可否认，这样的星空日益变得云山雾罩。早在两年前，有专家在预测“中国十大风险因素”时，就将“信心和诚信问题”列为其中之一；这些风险因素。在这个信仰缺失、人心浮躁、急功近利的时代，还有多少人始终坚持对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的敬畏与追求？
伏尔泰：他的心存放在此，他的思想遍布世界
1778年5月最后的几天，伏尔泰就像一根快烧完的蜡烛，慢慢燃烧到根部直至全部化为灰烬。5月30日，这位老人终于与世长辞。
伏尔泰生病和逝世的消息使一些反对分子欣喜若狂，他们阴谋凌辱伏尔泰的遗体。伏尔泰的朋友们把他的遗体秘密地运到香槟省塞里埃隐修院。1778年6月2日，伏尔泰遗体的入葬仪式在塞里埃举行。人们将伏尔泰的遗体安放在祭台板下，并在祭台板上题了几个简简单单的字：“A1778V。”药剂师要了他的头发，心脏则由德·维莱特伯爵保管。起先，德·维莱特伯爵将伏尔泰的心脏保存在一只镀金的银盒子里，随后，他又让人建了一座大理石墓，专门用来安葬存放伏尔泰心脏的盒子。
在墓碑上，德·维莱特伯爵让人刻下了这样两句话：他的心存放在此，他的思想遍布世界。雨果曾评价说：“伏尔泰所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世纪。”他提倡卢梭所倡导的天赋人权，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由与平等的，一切人都具有追求生存、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天赋予的，不能被剥夺，这就是天赋人权思想。
《自为墓志铭》——张岱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疏莨，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常自评之，有七不可解。向以韦布而上拟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如此则贵贱紊矣，不可解一。产不及中人，而欲齐驱金谷，世颇多捷径，而独株守於陵，如此则贫富舛矣，不可解二。以书生而践戎马之场，以将军而翻文章之府，如此则文武错矣，不可解三。上陪玉皇大帝而不谄，下陪悲田院乞儿而不骄，如此则尊卑溷矣，不可解四。弱则唾面而肯自干，强则单骑而能赴敌，如此则宽猛背矣，不可解五。夺利争名，甘居人后，观场游戏，肯让人先？如此则缓急谬矣，不可解六。博弈樗蒲，则不知胜负，啜茶尝水，是能辨渑、淄，如此则智愚杂矣，不可解七。有此七不可解，自且不解，安望人解？故称之以富贵人可，称之以贫贱人亦可；称之以智慧人可，称之以愚蠢人亦可；称之以强项人可，称之以柔弱人亦可；称之以卞急人可，称之以懒散人亦可。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
初字宗子，人称石公，即字石公。好著书，其所成者，有《石匮书》、《张氏家谱》、《义烈传》、《琅擐（女字旁）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阙》、《四书遇》、《梦忆》、《说铃》、《昌谷解》、《快园道古》、《傒囊十集》、《西湖梦寻》、《一卷冰雪文》行世。生于万历丁酉八月二十五日卯时，鲁国相大涤翁之树子也，母曰陶宜人。幼多痰疾，养于外大母马太夫人者十年。外太祖云谷公宦两广，藏生黄丸盈数麓，自余囡地以至十有六岁，食尽之而厥疾始廖。六岁时，大父雨若翁携余之武林，遇眉公先生跨一角鹿，为钱塘游客，对大父曰：“闻文孙善属对，吾面试之。”指屏上《李白骑鲸图》曰：“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余应曰：“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眉公大笑，起跃曰：“那得灵隽若此！吾小友也。”欲进余以千秋之业，岂料余之一事无成也哉！
甲申以后，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白发婆娑，犹视息人世。恐一旦溘先朝露，与草木同腐，因思古人如王无功、陶靖节、徐文长皆自作墓铭，余亦效颦为之。甫构思，觉人与文俱不佳，辍笔者再。虽然，第言吾之癖错，则亦可传也已。曾营生圹于项王里之鸡头山，友人李研斋题其圹曰：“呜呼有明著述鸿儒陶庵张长公之圹。”伯鸾，高士，冢近要离，余故有取于项里也。明年，年跻七十，死与葬其日月尚不知也，故不书。铭曰：穷石崇，斗金石。盲卞和，献荆玉。老廉颇，战涿鹿。赝龙门，开史局。馋东坡，饿孤竹。五羖大夫，焉能自鬻？空学陶潜，枉希梅福。必也寻三外野人，方晓我之终曲。
章诒和曾说，若生在明清，只嫁张岱。说的就是这位好娈童好美食的风流人士。
张岱活在明清交替之际，出生仕宦，衣食无忧，其经历和文字都值得玩味。四十岁以前，他在读书与享乐之间“摇滚”“摆荡”。王朝更迭，命运逆转，中年的他立志修史，携带着浩繁的明史手稿，辗转于江南山林庙宇。在困苦的物质条件下和痛苦的精神状态里，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历尽繁华，也阅尽苍凉。
有人这样形容：哪里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哪里肯定有张岱；曲终人散，风冷月残，有人吹出一缕悲箫，那听客肯定是张岱。他的人生恰如一句话：人生不只有劳苦，还有诗意和远方。
司汤达：活过、写过、爱过
“米兰人亨利·贝尔，活过、写过、爱过。”
即使你不知道司汤达是谁，也一定知道《红与黑》这部享誉世界的作品。司汤达的一生并不长，不到六十年，而且他在文学上起步很晚，三十几岁才开始发表作品。然而，他却给人类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遗产，包括数部长篇，数十个短篇或故事，数百万字的文论、随笔和散文，游记。
值得注意的是，司汤达生前并不被承认，受尽了冷漠和诋毁。但他却依然要说：“我写过了。”即使世人并不认可他和他的写作，但她却还是坚持了自己的信念，依然就这样地“写过了”……这样的坚守和倔强，今天读来，仍然震撼有加。
那么，他“爱过”了么？是的，他是“爱过”的。他爱过一位女演员，爱过一位平民女子，爱过一位女革命者，爱过一位伯爵夫人……他爱得奋不顾身，却无一例外，全都无果而终，终生未婚。但他的确是“爱过”的。他有资格说出这句话。
关于“活过”，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说这句话。司汤达从小就有一种叛逆的性格，就有一种追求自由的精神，为此不惜与维护贵族专制统治的生父决裂，不惜与墨守封建教会教规的教父决裂，热情洋溢地参与到了民主、共和的斗争中去。
一个人，在茫茫人海与芸芸众生之中能够活出一个自己来，实在是太难太难了。司汤达，做到了。
傅奕：青山白云人也，因酒而死
《旧唐书·傅奕传》记载，傅奕活到85岁，临终前，自撰墓志铭：“傅奕，青山白云人也，因酒而死。”
在文人辈出、明星满天的隋唐时代，傅奕算不上著名的人物，但也博学多才。他精通天文历法，喜好老庄，生性放达，有《老子注》二卷等行世。唐太宗贞观年间，傅奕自感年老体衰，遂告诫子孙自己的后事应该从简。傅奕之“简”，倒没有省去撰写墓志铭，因为隋唐正是我国古代墓志铭盛行的时代。傅奕叮嘱的“简”，一是要求丧事从简，不得奢侈。甚至希望能像古人杨王孙那样裸葬；二是不想麻烦别人撰写墓志铭，自己早已准备好了。傅奕的墓志铭自撰于醉酒之际。某日，他大醉而卧，忽然又一翻身而起，写了一副墓志铭：“傅奕，青山白云人也。因酒醉死，呜呼哀哉！”（《旧唐书》卷八十三）“青山白云”反映了了他一生恬淡的性格，“因酒醉死”则不无调侃色彩。
后世文人多以“青山白云人”谓放浪形骸于青山白云间的旷达之士。蒲松龄《聊斋志异·黄英》中写：“异史氏曰：'青山白云人，遂以醉死，世尽惜之，而未必不自以为快也。’”
名人的墓志铭
隐士王绩的自撰墓志铭
“有唐逸人，太原王绩。若顽若愚，似骄似激。院止三迳，堂唯四壁。不知节制，焉有亲戚。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无思无虑，何去何从？垅头刻石，马鬣裁封。哀哀孝子，空对长空。”
王绩，唐朝第一隐士。他在朝廷里干不下去，回到家乡，听说附近有一个名叫仲长子光的隐士，“服食养性”，“非其力不食”，而且三十年间始终如此，立即动了心——这样的人可以结交为友！大约拜访过几次，后来也不管人家同意不同意，干脆搬了过去，结庐相近，与其为邻。那位脾性古怪的仲长子光先生终日不语，两人却饮酒甚欢。谁也不说话，举杯相碰，一杯又一杯，喝得很高兴，喝完了，种田的种田，弹琴的弹琴，写诗的写诗，或者想睡觉就去睡觉。这样的饮酒小聚，从内容到形式，可谓是奇怪至极。
每个人，都在寻觅自己人生仰慕的对象，都在追求理想的生活状态。有些人立志当官，于是熟稔官场规则，忝列其中。有些人刻意经商，不惜破译商贾秘密，求富于时。王绩的人生理想，是以远他三百年前的著名隐士陶渊明为楷模，成为陶的隔世弟子。应该说，王绩学陶渊明，是学得极为神似的一个。辞官、归隐、嗜酒、耕作、著书、弹琴、自作《墓志铭》……简直是一整套的学习。当隐士，其实真的挺难，必须放弃很多，忍受很多，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王绩立志将自己修炼成为一个隐士，他努力几十年，成功地做到了。
老舍：文艺界的小卒
“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作的一切，我确是做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上刻：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1966年8月24日，北京太平湖，一个疲惫瘦弱的老人因不堪凌辱投入了湖中，这位在作品中创造了无数鲜活生命，又给无数生命带来愉悦，热爱生活，懂得幽默的老人，就这样孤独绝望的走了。入墓之日，连一捧骨灰都无，投太平湖自尽后，火葬场将他的骨灰遗弃。北京市文联出具的证明函称：“我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老舍先生之死，留给了后人太多的沉思，这也是历史的悲剧。老舍先生是一位和蔼可亲、朴素自然、待人真诚、谈吐举止优雅大方，风趣幽默，丝毫没有作家架子的人。他对自己“文艺界小卒”的定位更是值得后来者学习。
“文革”结束后老舍获得平反，人们临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排了一个灵堂，桌上放了两个骨灰盒，其中一个盒前有一张老舍的画像，盒里有老舍用过的两支笔和一副眼镜，还有一两朵小花。
萧乾：度过平凡一生的一个平凡人
这又是一位自撰墓志铭的名人，不同的是，他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作等身的作家：萧乾。
“死者是度过平凡一生的一个平凡人。平凡，因为他既不是一个英雄，也不是一个坏蛋。他幼年是从贫困中挣扎出来的，受过鞭笞、饥饿、孤独和凌辱。他有时任性、糊涂，但从未忘过本。他有一盏良知的灯，它时明时暗，却从没熄灭过。他经常疏懒，但偶尔也颇知努力。在感情旋涡中他消耗——浪费了不少精力。中年遭受过沉重打击，如晴天霹雳。他从不想做官，只想织一把丝，酿一盅蜜。历史车轮，要靠一切有志气的中国人来推进，他也希望为此竭尽绵力。这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志向。他是微笑着离去的，因为他有幸看到了恶霸们的末日。”
这般篇幅的墓志铭实属鲜见，虽说长了些，但并不冗赘，也不乏味，相反，它似一位长者与后生的“对话”，娓娓而谈；如一位智者瞑目前的“自白”，款款而言。
萧乾一生可点可圈之处甚多，诸如：上世纪三十年代，主编天津、上海、香港《大公报·文艺》，为我国众多作家提供创作园地；“二战”期间，是活跃在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写下大量的脍炙人口的战地报道；错划右派平反后，他迎来了创作“第二春”，1990年，80高龄的他和夫人文洁若着手翻译英国著名意识流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萧乾内心确实“有一盏良知的灯”，尽管命运乖蹇，“时明时暗”，但他有一颗热爱祖国的拳拳之心，有一腔追求文学的殷殷之情，因此，“良知的灯”“从没熄灭过”。他却在墓志铭中淡淡地写上一笔：“只想织一把丝，酿一盅蜜”。这正印证了他曾说过的一句话：“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洛克：一个以自己的小财产过着满足生活的人
自由主义政治之父洛克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是：“停下你的脚步阿，路人！躺在这里的就是约翰·洛克。如果你想问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会说他是一个以自己的小财产过着满足生活的人。身为一个学者，他以追求真相为他学习的唯一目标，你可以在他的著作里发现这点，任何有关他的事物都写在他的著作里了，也都比本墓志铭对他的赞美还要真实。确实，他的美德，并不足以让他自己提出来炫耀、也不足以拿来给你做为典范。让他犯下的邪恶随着尘土被掩埋吧。如果你要寻求作人的典范，去从圣经里找寻吧；如果你要寻找邪恶的典范，希望你不会找到它；如果你要寻找死人（如果这能够帮助你的话），你在这里就可以找到一个、也可以在任何其它地方找到阿。”
曾有人说，没有一个哲学家比洛克的思想更加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精神和制度。虽然洛克一生中经历了王政复辟、伦敦大火、伦敦大瘟疫等许多历史事件，他仍没来得及在有生之年看到他的理念被实践。君主立宪制和议会民主制的发展在洛克的时代都还处于早期阶段。
他的一生以追求真相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为目标，而物质上，则“以自己的小财产过着满足生活”，值得我们学习。
冯玉祥：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讲阔
“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讲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旧志不懈，守诚守拙。此志不移，誓死抗倭。尽心尽力，我写我说，咬紧牙关，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点不错。”
冯玉祥，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948年出国考察途中，因轮船失火遇难。
冯玉祥自称是“大兵诗人”，把自己的诗称作“丘八诗”，一生写1400多首诗歌。他曾自谦地说：“我的诗，粗而且俗，和雅人们的雅诗不敢相提并论……”冯玉祥的诗真挚、朴实、通俗，自成一体，内容多反映民间疾苦和时事。周恩来曾评价：“丘八诗体为先生作倡，兴会所至，嬉笑怒骂，都成文章。”
冯玉祥不幸离世之后，由毛泽东主席亲自选址，葬于山东省泰安市泰山西麓。横跨西溪石峡两岸的大众桥是爱国将领冯玉祥于1935年所建。1940年5月30日冯玉祥写自题诗《我》，按其所嘱此诗被刻在泰山墓壁上。
启功：身与名，一起臭
1978年，正值66岁盛年的启功先生自撰墓志铭，以幽默的风格记述一生：“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他是清朝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他却不愿被称作爱新觉罗·启功。有人给他写信，上书：“爱新觉罗·启功收。”他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他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书画家。生病的时候，他在门上贴了“启功冬眠，谢绝参观，敲门推户，罚一元钱”的字条，可是只贴了一天，就被人揭走收藏。66岁时，他自撰墓志铭，自嘲：“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27年后，墓志铭最终“镌刻”在他的墓碑上。
九十三年的漫长人生，启功经历过怎样的坎坷，是今天许多人难以想象的。但是，良好的家教，丰富的阅历，广博的知识，还有乐观善良的性格，使他能够超然对待人世间的荣辱冷暖，始终保持着一颗纯净而又深邃的赤子之心。“经历了这么多，你为什么还这么乐观？”北京师范大学办公室主任侯刚是启功先生一生当中惟一的一名工作助手。他曾这样问先生。先生答道：“我从不温习烦恼。人的一生，分为过去、现在、将来。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很短暂，很快也会过去，只有将来是有希望的。”
诺贝尔：生平的重要事迹，无
诺贝尔成名以后，他的哥哥要他写自传，他没有答应，后来迫不得已，只好自撰墓志铭：“爱弗尔·诺贝尔——他那可怜的生命，当他呱呱落地时，本可断送于仁慈医生之手。主要美德：保持指甲干净，从不累及他人。主要过失：终身不娶，坏脾气，消化力弱。仅有的愿望：不要被人活埋。最大的罪恶：不敬财神。生平的重要事迹：无。”
今天的人们知道诺贝尔，多是因为用他的遗产所创立的诺贝尔奖。事实上，这个名字的伟大远远不止于此，他的299种发明专利中有129种发明是关于炸药的，所以诺贝尔被称为炸药大王。
诺贝尔一生未婚，没有子女。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忍受着疾病的折磨。他生前有两句名言：“我更关心生者的肚皮，而不是以纪念碑的形式对死者的缅怀”、“我看不出我应得到任何荣誉，我对此也没有兴趣”。多么质朴无华的语言！却道出了真谛。奢华的语言，包裹着华丽外衣的语言，有时候是不管用的。
1896年12月10日诺贝尔在意大利的圣雷莫去世，终年63岁。诺贝尔的墓碑是一座高约3米的灰色尖顶石碑，看上去很普通。石碑正面刻有“nobel”几个金字和诺贝尔的生卒年月，墓碑两侧刻有诺贝尔4位亲人的名字和生卒。碑上没有诺贝尔的肖像，没有浮华的雕饰，没有关于他在人类历史上写下的辉煌！每一个知道诺贝尔的人，站在他的墓前，都会感到这种朴素带给人的心灵震撼。
亚历山大大帝：现在，一抔土已使他心满意足
“曾经，整个世界对他说来都太小，现在，一抔土已使他心满意足。”
亚历山大大帝，十八岁随父出征，二十岁继承王位。他用13年时间征服当时欧洲视角的“已知世界”，在横跨欧、亚的辽阔土地上，建立起了一个西起古希腊、马其顿，东到印度恒河流域，南临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至药杀水的以巴比伦为首都的疆域广阔的国家。他是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马其顿帝国最富盛名的征服者，创下了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
他的志向如此远大，整个世界都显得如此之小，而死后，也不过是一抔土。正如有人说，任你风华绝代，艳冠天下，到头来也是红粉骷髅；任你一代天骄，坐拥万里江山，到头来也终将化成一抔黄土。尘归尘，土归土，万般繁华终究会如流水般易逝。
萧伯纳：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一定会发生
“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一定会发生的。”
萧伯纳是世界著名的擅长幽默与讽刺的语言大师。萧伯纳年轻的时候，便名声大噪了。美国著名舞蹈家邓肯有一次写信给他，说：“假如我们两个结婚，生下的孩子头脑像你，面孔像我，该有多好哟。”萧伯纳接到信，笑了笑，一本正经地给她回了一封信，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要是生的孩子，头脑像你，而面孔像我，那岂不是糟透了！”
与幽默的语言风格相似，他看待人生也颇为达观，视死亡如同叶落归根一样自然。
海明威：恕我不起来了
“每个人的生命都会以同样的方式结束，只是如何活着、如何死去的细节各有不同。”海明威曾经无惧无畏坦然豁达地谈论死亡，谈论生命的结束。一语成谶，多年以后，他践行了自己的这句话，用很特别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61年7月2日，欧内斯特·海明威在爱达荷州家里，用猎枪轰掉了自己的大半个脑袋。半个世纪以来，海明威以及他的巅峰之作《老人与海》，依旧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经久不衰而又兴致盎然，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关于文学的传奇。海明威被誉为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丰碑，他的墓志铭也充满了美式幽默的味道。
他惜墨如金，句子简洁短促，被称作“电报体”。有一个人写了封讽刺信给海明威，信上说：“我知道你现在的身价是一字一金。现附上一块钱，请你寄个样品来看看。”海明威收下那一块钱，然后回了一封信，信上只有一个字：“谢！”
他的幽默和简练，延续到生命最后一刻。
丘吉尔：我已经预备好去觐见我的造物主
“我已经预备好去觐见我的造物主。但造物主是否也预备好经受接见我时的巨大折磨，就要另当别论了。”
温斯顿·丘吉尔是英国有史以来最铁腕、最传奇的首相，是与罗斯福、斯大林并称二战“三巨头”的政治家，也是近代较长寿的政治家之一。他的碑文广为流传。如果说一个人的碑文就是一部微缩版的个人传记，那么通过上面这样简短的一句话，您又看到了一个怎样的丘吉尔？
丘吉尔波澜起伏的政治生涯塑造了他一代政治伟人的性格。与此同时，他身上所具备的一系列特性却并没有被他政治上的光环所遮蔽。譬如，他的幽默和豁达。丘吉尔性格豪爽，活泼幽默，享有“快乐首相”的美名。他竞选首相曾几次失败，但毫不气馁，最后如愿以偿。他待人十分宽厚，能够谅解他人的过失。虚怀若谷，使他摆脱许多烦恼。他胸襟坦荡，豁达大度，待人宽厚，能够谅解他人，是一位肚里能撑船的“宰相”。幽默与乐观伴随他度过了紧张而忙碌的一生，乐观主义精神也帮助他度过了紧张而忙碌的一生，乐观主义精神也帮助他茺过了无数艰辛的岁月，使他长期处于最佳心理状态。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夏尔·戴高乐
戴高乐，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创建者，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
戴高乐的遗嘱早在1952年就写好并密封起来，要求在他去世后才许启封。遗嘱写道：“我希望在科龙贝教堂举行我的葬礼。如果我死于别处，我的遗体务必运回家乡，不必举行任何公祭。我的坟墓必须是我女儿安娜安葬的地方，日后我的夫人也要安息在那里，墓碑上只写：夏尔-戴高乐(1890-？)。”
“葬礼要由我儿子女儿和儿媳在我私人助手们的帮助下安排，仪式必须极其简单。我不希望举行国葬，不要总统、部长、议会代表团和公共团体代表参加。只有武装部队可以以其身份正式参加，但人数不必很多。不要乐队吹奏，也不要军号。不要在教堂或其他地方发表演讲，国会不要致悼词，举行葬礼时，除我的家庭成员、我的解放功勋团战友和科龙贝市议会成员外，不要留别的位子。法国的男女同胞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陪送我的遗体到达它的最后安息之地，以给我的身后遗名增光，但我希望要默默地把我的遗体送到墓地。”
“我声明，我事先拒绝接受给予我的任何称号、晋升、荣誉、表彰和勋章，不论是法国的还是外国的。授予我上述任何一项，将违背我的最后愿望。”
杨一笑的冷幽默：自撰一良方，服之，卒
“杨一笑，号凌虚子，又号一瓢道人。生卒年不详，宋神宗时期人氏，自云春分时所生。其人高逸不凡，狷狂放达，学识博杂，行事怪僻，每多奇谈异论。时人以之为异，是以为作传以记之。后杨一笑殁，葬云梦泽西鹿鸣山，其碑志曰：初从文，三年不中；后习武，校场发一矢，中鼓吏，逐之出；遂学医，有所成。自撰一良方，服之，卒。”
史上是否真有杨一笑其人，已经完全不可考。但出自《杨一笑传》的这段文字为我们描绘出一个生动鲜活的形象。而“自撰一良方，服之，卒”更是被广为传播，明明是自杀，却丝毫不见其悲苦之气。面临生死大限，依然收放自如，调侃自己，这样的境界，这样的心境，今天，有几人能学得？
当时的人们都评价说，孔子见老子，回来后说“我今天见到老子了，龙一样的风采”。而杨一笑这个人，学究天人，才砾古今，有神鬼不测之机，夺天地造化之秘，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不就像龙一样吗？
阎锡山：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
1960年5月23日阎病逝台北，走完78年的人生路。遗嘱第六条是“墓碑刻日记第100段和128段”。有段日记是这样的：“义好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为做事之顺道。多少好事，因礼不周，言不逊，信不孚，致生障碍者，比比皆是。”
“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出自论语，意为，以道义为基础，依礼仪来实行，用谦逊的语言来表达，用诚实的态度来完成。这段话是阎锡山为人处世的一贯原则。
阎锡山是个很擅长学习的人。退守大连之后，他很扎实地想了一想，想清楚10年之内，在政治上无法跟蒋介石争雄。从大连回山西后，他提出“十年建设”的口号，想在经济上维持割据。他还向下属广泛征求意见，反省过去。跟幕僚开会，对他们的意见，阎总用两句话回答，一句是“你说得好”，一句是“你说得对”。
他生前曾作了一些挽联，嘱咐家人在他死后贴在墓地。其中一副道：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终究遗憾而去。
陈寅恪祭王国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提起陈寅恪（que）的大名，在史学界可是无人不知。他不仅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最为著名的国学大师，也是当时中国在世界上闻名遐迩的几个数得着的学者之一。
陈先生不仅知识渊博，通晓二十几种文字，能够用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文字撰写论文；而且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36岁时他即与梁启超、王国维并称“清华三巨头”。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还邀请其赴英作特别讲座。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这在当时是一种相当高的荣誉。史学家傅斯年曾如此评价道：“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然而，令后人钦佩的除了陈先生的学识外，还有其“思想不自由，勿宁死”的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其生命始终，无论是在日本治下，还是在中共治下。
1938年，西南联大历史系一堂课上，一位教授提出了自己的上课原则：“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这“四不讲”显示出的是何等的自负，而说出这段话的就是国学大师陈寅恪。他是“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他的课常常爆满，甚至吴宓、冯友兰、朱自清那样的名教授也被吸引来旁听……
陈寅恪一向推崇学术独立，尝语后学：“古今中外，哪里有作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作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作学问。”1953年，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准备请陈寅恪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在给中国科学院的正式答复中，陈寅恪明确表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陈寅恪坚决拒绝了所长一职。
1939年，陈寅恪一家在准备经香港前往英国牛津大学任教时，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只好暂居香港，被香港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先生立即辞职。此后日方持重金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被他坚决拒绝。1942年春，又有人奉日方之命，再度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予以拒绝。
中共占领大陆后，没有去成英国的陈寅恪受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博士之邀，任该校教授。此时的他业已双目失明。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他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并在此度过了他的最后二十年。
1953年，“喜欢历史”的毛泽东决定，中共中央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剪伯赞“红色学者”等组成，毛钦定陈伯达任主任。同年10月，在毛的提议下，历史研究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增设三个研究所：远古史研究所所长郭沫若，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
委任状下达后，郭沫若与范文澜均马上赴任，惟有陈寅恪不为所动。当时，不时有北京来客到广州说服陈先生，包括其高足、北大历史学系副教授汪篯。当时汪篯怀揣着两封信，一封是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写的，一封是副院长李四光亲笔所写。
业已被中共思想改造过来的汪篯劝说自己的恩师接受委任，但陈寅恪却表示，不再认同汪篯为自己的学生。他告诉汪篯：“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做学问，不应有'在某某主义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导下’这种定语，凡有这种定语的都不是真学问。”“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我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对于两位“大人物”的书信，陈先生请夫人唐筼执笔回复，提出了赴任的两个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即毛泽东)或刘公(即刘少夺)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当时，有学生劝说陈寅恪不要这样做，他却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我只想为学术领域留一块净土，自从我为王国维作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当然，对于陈寅恪所提的两个条件，中共自然是不会答应了。去北京赴任之事最终不了了之。
文革开始后，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而让他最为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大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先生曾在另一位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墓碑上写下如下之语：“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陈先生的一生亦实践了这个理念。遥想先生，当今有多少知识份子会有先生这气概呢？是做精神上的勇士还是被阉割的懦夫，先生已然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名人的墓志铭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陈寅恪
海甯王静安先生自沈後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於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後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於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於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金明馆丛稿二编》页246，三联书店2001年第壹版原载清华大学消夏周刊1929年第壹期）
胡适：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胡适墓志铭由知名学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壮为先生书写。
胡适先生是较早的把由主义引入中国的学者之一，在那个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始终高举的民主和自由旗帜，始终恪守的知行合一的处世风范，在120年后的今天，仍具有理论和现实的指导意义。也许在今人看来，胡适的民主思想、自由观念等都显得过于简化，也缺乏一种与现实中国政治对接的可能性，可是胡适的魅力不在于他建构一套缜密而宏大的理论，他不是一个伯林所谓刺猬型的学者，而毋宁是一个狐狸型的在诸多领域“但开风气不为师”的知识分子，更难能可贵的是胡适知行合一的生命实践，这种不但坐而论道，而且起而躬行的处世方式，对有公共关怀的知识分子而言，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蔡元培：皜皜乎不可尚已
1940年，蔡元培病逝香港，学校、商号下半旗致哀，送殡者5000人。香港、台湾国立北京大学同学会给他立的一个墓碑上面写着说，“昔曾子称仲尼曰，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当今之事惟先生足以当之”。曾子曾称赞孔子，像用江汉的水清洗过，又在夏天的太阳下曝晒过般洁白无暇，老师是无与伦比的，今天，唯有蔡元培先生当得起这句话。
今天回头再看，以孔子比蔡元培，恐怕有过之之嫌。但其人其行，璀璨依然，在文字和影像中闪光。
他说，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又说，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之地”，“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他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直至今天，依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陶行知：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陶墓位于晓庄师范原址劳山脚下，山名是陶起的，意为劳动之山。树木和杂草遍布墓区，不时有当地农民以草帽的方式出入其间。陶墓建于1946年12月，面朝东南，墓前有墓碑和牌坊。碑高2米，上刻沈钧儒题字——“陶行知先生之墓”，下署“中国五十三人民团体公葬”。牌坊立于1946年12月，高5米，宽4米，坊额刻有陶行知手迹：“爱满天下”；坊柱联语为郭沫若书写的陶行知遗教：“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人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陶行知这句话正是他为人类、为教育事业奉献一生的宣言。1939年，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育才学校是陶行知创办的成绩最大的学校，学生主要是保育院的难童，对学生不收学费和生活费，因而经费非常困难。有人问陶行知“你何必背着石头过河呢？”陶先生说“我背的不是石头，是爱人”。
陶先生有四个字“爱满天下”。不仅爱人类，而且爱生物，反对把生物弄死来做标本，把生物学变成死物学，这是人世间最伟大的爱。推广这样的爱，可以教导人们不再互相残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小仲马：生有时限，死无穷期
写了名著《茶花女》的作家小仲马，死后被安葬在巴黎附近的蒙马尔特公墓中。这像凉亭的陵墓，别具一格，亭顶上刻着小仲马写的墓志铭：吾寓于生，吾寓于死。吾固重生，尤重于死。生有时限，死无穷期。这些有玄妙，又有些哲理的语言，是小仲马的生死观。
他想表达的是，生只是时间的一部分，而死亡却属于永恒。如此平和的面对死亡，值得我们学习。
类似的还有赫瑞斯的墓志铭，在他提前为他撰写的墓志铭里，这样写道：这是个快乐的人，而且是个独乐的人。这个人可以说今天是他自己的，内心无忧无虑的人，能够说,让他们明天倒霉去吧，反正我活过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