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难，守业更难，唐高宗李治算得上是一个称职的守成君主。
唐高宗李治作为一代圣君李世民的儿子和千古一帝武则天的丈夫，被后世人无休止地谈论着、评说着。但除此之外，人们似乎对他知之不多。
一、幸运儿：飞来的太子之位
李治是李世民的第九个儿子，当他还是晋王的时候，有人在太原发现一块奇石，纹理天成，呈“治万吉”三字，一时传为佳话。不过，当时李世民尚未有立李治为嗣的考虑，所以并未过多关注。随着形势的发展，瑞石之兆日益引起人们的兴趣，李世民也不得不认真考虑这件事蕴含的神秘意义。
更为走运的是，在李治登场之前，争储的双方已两败俱伤。大哥李承乾被废黜，政治生命已经结束。四哥李泰占有优势，但锋芒过露，成为众矢之的。再有，李治还拥有两个有利的条件，其一，当李承乾与李泰争储时，李治置身事外，虽没显示出多少才能，但也没引起非议，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如果说这位皇子给过人们一些印象的话，那便是他的“宽仁孝友”，这对亲身经历玄武门之变、又经历承乾与李泰争储的群臣而言，无疑是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筹码。其二，对握有大权的元老重臣而言，李治的“仁孝”更受欢迎，这不仅在于他们认为这是守成之主必须具备的美德，更在于他们需要一位易于摆布的君主以保证他们得到的权势和地位不被剥夺。
对太子的人选，李世民一时间也拿不定主意。他欣赏李泰的才能，却担心他容不下其他兄弟；他赞赏李治的忠厚善良，却不满意他的优柔寡断。就在李世民举棋不定时，李泰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利用李治平日与刚因反叛被赐死的汉王李元昌关系密切这样一个事实去恐吓李治，希望李治主动退出储君之位的竞争。遭此恐吓，李治变得忧心忡忡，魂不守舍。李世民察觉有异，经再三询问，李治向李世民吐露了实情。这让李世民对李泰很是不满。李承乾关键时刻的反戈一击彻底击破了李泰的太子之梦。他对李世民说：“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但为泰所图，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之事。今若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旧唐书·濮王李泰传》）此话倒也合情合理，同时也提醒太宗，一旦李泰做了皇帝，因为争储的仇恨，李承乾很可能性命不保。
为了避免兄弟相残的悲剧再度发生，李世民只得放弃李泰改立李治为太子。不过，在最后公布自己的决定时，为了避免再发生争执，他还是动了一番心思。李世民在太极殿召见百官，询问谁可立为太子，百官都认为李治仁孝，当立为嗣，于是李治在千呼万唤声中顺利地被拥立为太子。
也是这一天，李泰带着百余名随从前往太极宫，他似乎对形势的变化毫不知情，刚刚抵达太极宫西面的永安门就被撤去随从，带入肃章门，囚禁于北苑。后被免去一切官职，降为东莱郡王，安置于均州郧乡县（今湖北郧县）。
贞观十七年（643）四月初七，李治被正式立为太子。李治之所以轻轻松松被立为太子，主要是他的两位兄长斗争到两败俱伤的结果，与他本身的才能似乎并没有多少关系。“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多少这样的偶然。
二、学做天子：李治的储君岁月
16岁的李治登上了太子之位，但“柔弱”的储君似乎并不能令李世民满意。为把李治培养成理想的天子，老皇帝采取了种种方法强化对李治的教育，年轻的太子李治度过了六年学做皇帝的岁月。
就在正式宣布册立李治为皇太子后的第四天，李世民就为他选定了一个包括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刘泊、马周、褚遂良等人在内的、阵容强大的“辅佐”班子。李世民指定这批人辅佐李治，显然经过了多方面的权衡，可谓用心良苦。长孙无忌勋戚旧友，房玄龄明敏善谋，李勣忠诚信义，马周机变过人，褚遂良直言不讳，刘泊刚强决断，这些人的才干不仅可以影响李治，还可以为他所信赖依靠。这批人之中，既有元勋硕望，又有时政中坚；既有武将，又有文士，对于政权的巩固和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组成强干的辅佐班子，并没能让李世民完全放心。在李治刚刚被立为太子之时，他就“令太子居寝殿之侧”（《贞观政要》卷四《尊敬师傅》），以便朝夕相处，随时亲自教诲。他改变了传统教育方法，采取“遇物必有诲谕”的生动教学法，当李治端起饭碗时，就对他讲解“稼穑艰难”的道理，进而告诉他为了“常有此饭”，必须“不夺农时”，从平常的家常便饭引申出重农政策。贞观二十二年（648），李世民亲自撰成《帝范》十二篇，颁赐李治，作为效法的榜样。
除训诲之外，李世民还命李治参与讨论军国大政，以增长其政治才干。史载：“太宗坐朝，常令太子侍立，百司奏事毕，留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太宗因为太子陈说孝道，论及政事，或时有决罚，令太子评其可否，商榷辩论，深达政要，群臣莫不叹服。”（《册府元龟》卷四六《帝王部·智识》）他还常令李治监国理政，这样既可以使李治懂得治国的关键在于赏善罚恶、大公无私，并在政治实践中努力奉行；也可以让天下人领略李治的风采与才能。李世民开始不失时机地为李治播扬声名，与李治有关的诏令中，无不充满褒奖、赞赏之词。
在李世民的悉心培养下，李治不仅增长了许多政治经验，而且“文章笔札，群艺日新”。对李治的进步，李世民虽未完全满意，倒也时感宽慰，甚至对群臣表示：“太子，宗社之本，四海所系。而治天资仁孝，内外倾服，朕之此举，无愧于人神也。”
李治“宽仁孝友”的天性，在被立为太子后得到更充分地展示，这为他带来无尽的赞誉。贞观十九年（645），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命李治监国，由高士廉摄太子太傅。出于对高士廉的尊重，李治请他与自己同榻视事，后来，还专门为其设定座位，高士廉坚辞不就，李治才作罢。最让李世民感到安慰的是李治对两位胞兄表现出的手足之情。册立太子后不久，李治便上表陈情：“承乾、泰衣服不过随身，饮食不能适口，幽忧可愍，乞敕有司，优加供给。”（《资治通鉴》卷一九七）李世民看后，十分感动，当即准奏。
李治与李世民父子之间，感情尤为深切。李世民要亲征高句丽，李治担心父皇安危，整日悲伤哭泣，依依难舍。他要求飞驿递表，时时传送李世民起居情况，每当得知李世民亲临敌阵，便彻夜不眠，忧心忡忡，涕泪横流。李世民班师回京，李治亲到幽州迎接。回京途中，李世民身上长了脓包，李治竟用嘴吸脓。因为担心李世民的身体，李治既不坐车，也不骑马，坚持跟在李世民的轿子旁步行了好几天。抵京后，李世民病体未愈，命李治继续处理政务。李治隔日在东宫听政，闲暇时就进入西宫照顾李世民，医药膳食，都亲自过问。李世民晚年病重期间，李治日夜伺候在身边，甚至多日吃不下东西，连头发都白了许多。
但时光并没有留给李治太长的时间来学做皇帝。李氏父子最后的诀别时刻还是无法阻挡地到来了。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一代英主李世民在终南山翠微宫与世长辞，终年52岁。六月初一，李治完成即位大典，大赦天下。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三、贞观遗风：发展仍在继续
命运似乎还要考验这位以“仁孝”闻名的新君。李治即位当年的八月，河东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晋州尤其严重，一次致死5000多人；也在这一年，天下诸州，水旱相继，关辅之地，又遇蝗灾。并且，晋州地区的地震竟断断续续持续了两年之久。灾祸频仍把新皇帝置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更何况李治还是以晋王的封爵被立为储君而得天下的呢。他除了妥善安置外，第二年（650）五月，还在朝堂上公开表示是自己的失政导致灾害频发，由此可见李治非同一般的胸怀。
在位期间，李治多次下诏求贤。即位当年的九月，便颁布了第一道求贤诏，命京官及诸州荐举贤良。除频繁颁发求贤诏令外，他还对那些享有盛名的隐逸之士厚加礼遇，京兆华原人孙思邈医术精湛，誉满海内，隐居于太白山，绝意仕途。隋文帝杨坚为北周宰相时，曾召他出任国子博士，坚辞不就。李世民召他进京，授以官职，还是坚辞不受。等到李治在位时，孙思邈已是百岁左右的老人了，李治仍把他请到京师，授以谏议大夫之职。后来，孙思邈执意辞职回到隐居之地，李治特地赐给他良马，并把鄱阳公主邑司赠给他居住。
李治虚心纳谏、勤于政事。永徽五年（654），天下大旱，他亲下诏书命令在京九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各进封事，极言阙咎”。九月，他又对五品以上的官员说：“先前我侍奉先帝时，见你们屡屡上书言事，终日不绝，现在为什么无人上书呢？难道真的是天下无事吗？从今往后，大家仍要勤于进谏，假如无法当面奏闻，可以随时呈递文本。”李世民自贞观十三年（639）十月以后，至贞观二十三年（649）病重以前，每三日一临朝，而李治即位后每天都临朝理政。直至显庆二年（657）五月，在宰相奏称天下无事，要求改为隔日上朝理事的情况下，才改为两日一临朝。可见，李治的勤勉要超过乃父。
显庆元年（656）二月，有人上疏称：“去年庄稼歉收，百姓有吃糟糠的。”李治听后，马上派人实地查看，得知所言非虚后大惊失色，立即下诏减掉自己日常饮食的三分之二，李治的这次减膳行为一直持续到三月份天降大雨后才在群臣的强烈要求下恢复了常膳。李治的爱民之心还表现在对民众的救助上。总章二年（669）七月，四川大旱，19个州40万户农民绝粮，李治派人员前往慰问，并加赈贷。上元三年（676）八月，青州（今山东青州）遭风灾，损毁民房5000多家；齐（今山东历城）、淄（今山东淄博）等七州遭水灾，李治下诏，赈济贫乏，赐死难者家属财物，并替受灾者建造房屋。
李治曾派宦官至长江沿岸采办异竹，准备移植于园圃之中。不料，这名宦官乘机作威作福，所到之处，横征暴敛，滋扰百姓。后来，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苏良嗣将他囚禁起来，并上疏朝廷说：“远方求珍异以疲道路，非圣人抑己爱人之道。又小人窃弄威福，以亏皇明。”（《旧唐书·苏世长附苏良嗣传》）李治看到奏疏后，当众赞扬了苏良嗣的忠直，并立即让人把采得的竹子抛入江中。
经过贞观年间的恢复，到永徽时，唐朝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户口数大幅度增加，物价也相当便宜。初唐户口，武德年间为两百余万户，贞观时不满三百万户，永徽三年（652）增长到三百八十万户。永徽五年（654），粮食大面积丰收，洛州地区粟米每斗两钱半，粳米每斗十一个铜钱。麟德二年（665），由于连年丰收，一斗米才卖五个钱，麦子、豆类上市都无人问津。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高宗的统治都是贞观政治的继承与发展，时有“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的评价。不能否认，这位以仁孝著称的君主对政治并没有特别独到的见解，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出色的守成君主。开创之功固然需要胆识与才干，而遵行旧轨并非不需要能力。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成功的君主未必一定要大刀阔斧地推陈出新，恰恰相反，遵循旧制、循序渐进，往往更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
四、大版图：“柔弱”君主的盖世武功
人，无疑是世间最难以揣摩的。一向老老实实、以“仁孝”示人的李治似乎在忽然之间迸发出惊人能量。他多次对外用兵，开疆拓土，把葱岭东西尽纳入大唐帝国的版图，使大唐的国界推展至乌浒水域，高宗时代也成为唐代疆域最广阔的时代。历史总会以其不经意间的惊鸿展示使其充满了迷人的情趣与色彩，唐太宗这位英武君主一生对外征伐无算，但其孜孜以求的事业最后却在“柔弱天子”李治的手中变为现实，也真够吊诡的。
李治即位之后完成的第一件伟业是用兵西域、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的叛乱。为了平定这场叛乱，李治用了9年时间，发动了三次远征。平定贺鲁后，李治在西突厥故地设濛池、昆陵二都护府，唐朝的势力进一步越过葱岭、碎叶川，正式进入中亚内陆腹地。濛池、昆陵二都护府位于中亚碎叶川（今中亚的楚河）东西两岸，下辖许多羁縻府州，于阗以西、波斯以东，以及乌浒河（今阿姆河）以北昭武九姓之地都归其统辖。
李治在对西部边陲用兵的同时，一刻也不曾放松对东疆朝鲜半岛的关注。隋唐皇帝之所以乐此不疲地对朝鲜半岛大动干戈，既有拯救汉民、声讨弑逆的目的，也有恢复旧疆的意图，更有攫取东北亚地区控制权的利益之争。但隋文帝、炀帝父子，甚至唐太宗都未能取得对朝鲜半岛高句丽征伐的成功，又是这位高宗皇帝用了十余年的时间，多次发兵，直到总章元年（668）才灭掉高句丽，成功解决了困扰隋唐两朝、四位君主的朝鲜半岛问题。后来，唐高宗分高句丽为五部，设九个都护府、四十二个州、一百个县；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由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率兵两万，镇守其地。
东疆战火刚熄，西南边陲再起狼烟。唐与吐蕃之间的征战开始了。在太宗朝，依靠和亲的纽带，唐与吐蕃建立了相对和平的双边关系。但和亲却无法从本质上消除唐朝皇帝“天可汗”的豪情和吐蕃赞普冲出高原获得更多财富、土地和奴隶的野心，唐蕃和好局面很快随着唐太宗和松赞干布的先后去世终结，唐蕃持续数百年的战争在高宗朝拉开序幕。
高宗朝与吐蕃的战争，虽然败多胜少，但在探索采取何种手段对付吐蕃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在永隆元年（680）的那次失败之后，唐高宗似乎逐渐找到了对付吐蕃的方法，开始变主动进攻为积极防守，在边境地区驻扎军队，严密防备，不再轻易主动出击。他提升对吐蕃战争屡有斩获的百济人黑齿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此后，黑齿常之开始致力于经略河源，增设烽火台戍守点70余处，开屯田5000余顷，每年收获粮食500余万石，从此战争和防守都有了足够的粮食贮备。事实证明这种主动防守战略对吐蕃是行之有效的，此法被后来的武则天和唐玄宗继承与发展，成为对付吐蕃的良策。
教训也是历史的组成部分，正是从惨痛的教训中汲取了经验，才推动历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