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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的12月1日，一场全世界瞩目的世纪婚礼，在中国的上海大华饭店隆重举行，美丽的新娘正是宋美龄。这时，她已经是29岁的成熟女子，如果，她是一个旧社会的女人，她可能早在10年前，就在媒妁之言下出嫁；如果，她是一个讲究生活的新时代女性，她应该已经有过十分浪漫的爱情经验，可是，她却碧洁光鲜地出现在婚礼现场，倚偎在当时中国的新强人——蒋介石的怀抱里。当年，一些好奇的作家和新闻记者，开始默默挖掘有关宋美龄早年恋情的相关讯息，并且无声无息地记载下来，这些吉光片羽的记录，也就成为日后一些作家玩味的主题，究竟这位中国当时最大资本家的掌上明珠，在她结婚之前，到底有没有初恋情人？我们不妨来看看一些著作或是报导，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
希格瑞夫·史特宁写的《宋家王朝》，可以说是海内外一些关于宋美龄家族内幕写得最“淋漓尽致”的一本书，当然，这本书当中或有若干是误传的内容，但是，一直到今天，仍有许多史家，特别是大陆的作家，喜欢拿这本书作为参考的样本。就宋家的观点来说，希格瑞夫的著作可说“流毒甚深”，然而，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是，由于宋氏家族长期以来，不愿或不屑去为这本“蜀犬吠日”的书，作任何长篇大论的反驳(对若干问题提出辩白是有的)，所以，这本由美国人写的讨论宋家的专书，依然成为若干人心目中的“经典之作”。
《宋家王朝》书中说：“从1913年的秋天，到1917年的夏天，她(指宋美龄)都在卫斯理学院(按：即魏斯里大学)念书，4年的时间，使她从一个嘟嘟的女孩，长成为丰姿绰约的少女，……经常有男孩来到‘木村’的台阶上，约美龄外出，他们大部分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也都是宋子文的朋友，对于这些来访的中国人，其他同学只记得什么张先生、李先生、王先生等等。当她听到庆龄在上海法租界发生的事，她害怕自己回国后，也会被家人安排她的婚事，所以，不久之后，她宣布和一位来自江苏省的哈佛留学生彼得·李订婚。当她的焦虑消失后，就又自行取消。这项婚约，只维持了几个星期。”(见希格瑞夫·史特宁著《宋家王朝》，第124～125页，台北，未注明刊行之出版社)
另一位美国作家爱米·哈恩(EMILYHAHN)在其著作《宋氏家族》中，也提到：“有一次，美龄在绘图室等待子文(宋美龄的哥哥)的时候，一位中国留学生看见了她。这个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祖国的学生凝视着这位年轻的姑娘，不禁陶醉在今后生活的遐想之中。那时，美龄体态十分丰满，肤色异常健康，一条辫子垂在身后……”
她的一个朋友说：“总有一两个漂亮的中国青年停留在美龄住所门前的石阶上。”
美龄害怕回国后父母为她包办婚姻，因此在魏斯里大学上学期间，就和一个中国学生订了婚，当然，后来这门亲事并未成功。(中译本见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出版之《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第103～105页，李豫生、靳建国、王秋海译)
类似这样含混其词的讲法，还有许多著作，像一本由美国人ROBY·EUNSON著的《宋氏三姐妹》也说：“美龄害怕庆龄的婚事将使父母坚决要为她包办婚姻，因此下定决心要防止这类事情发生，她在离美之前准备订婚，以便保证自己。于是，她相中了一位向她求爱的中国学生，并且答应在某个不确定的时候结婚。这完全可能是一个空口诺言，因为她并没有同他结婚。”(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出版之《宋氏三姐妹》第49页，MR.ROBY.EUSON是前美联社副社长，曾在亚洲和欧洲采访新闻多年)
综合上述几种著作的说词，都异口同声说，宋美龄在美国学生时代，追求者已经有如过江之鲫，可是，除了一位自愿和她玩一场订婚游戏的“李先生”之外，并不曾交待任何确切的人称得上是宋美龄初恋情人(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宋美龄在事实上绝对没有任何的初恋情人)。
然而，另外有一些中外著作，却十分赤裸裸地指名道姓说出宋美龄的那位意中人。
例如，一本以爱米·哈恩著作为蓝本的《宋美龄传》(龙流编译，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8年出版)，叙述蒋介石在1923年前后对宋美龄做长达5年的热烈追求的时期，宋美龄早已有了一位要好的男朋友，书中说：“5年来，蒋介石不管宋美龄已与当时上海市市长刘纪文订婚，他仍不断地追求她，向她提出结婚的要求，但是宋美龄没有答应，原因是宋老太太一直反对蒋成为她的女婿。”(龙流编译，第87页)(另按：上述书中所提及之刘季文疑为刘纪文之误，而且，上海市长也没有一个叫刘季文的人，上海市长亦可能为南京市长之误，因刘纪文曾经二度担任南京市长职务也。)
台北出版的一本《宋美龄传》，也有类似的记载和说法。(参考台北天元出版社，李桓编译之《宋美龄传》，1985年8月15日初版，第87页。)
台湾高雄一家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一本《宋美龄前传》上集有一段记载，书中指出，蒋介石为了追求宋美龄，对她作了一番调查，结果发现“她(指宋美龄)住在霞飞路二十一号。她还有两个漂亮的姐姐霭龄和庆龄，都嫁给了中国的政界的人物。另外，蒋介石还打听到宋美龄有一位情人，名叫刘纪文，是宋在美留学时的同学。……”(见陈廷一著之《宋美龄前传》上册，第六章)
据查证，前二部著作的“刘季文”应该是“刘纪文”之误，但是，如果，硬把宋美龄和刘纪文扯在一起，事实上存在着许多疑点和笑话，吾人可以一一加以点破。
其一，据香港波文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四千名人录》的记载，“刘纪文，广东东莞人，日本及英国留学生，历任广东金库监理、广州市审计处长、陆军部军需司长、大元帅府审计长、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厅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经理处长、南京特别市市长、江海关监督、国民党三届中执委、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国大’代表、‘总统府’国策顾问，死于1957年4月13日。”(香港波文书局《当代中国四千名人录》)以刘纪文这样的背景资历，如果他真是当年宋美龄的意中人的话，还何劳蒋介石去作什么调查，恐怕早就是上海报纸津津乐道的话题了，更何况，根据刘纪文的生平资历，青少年时代可说都一直跟着孙中山搞革命，这样有名望的人，蒋介石如此孤陋寡闻，还要请包打听去查访，如此，蒋介石未免也太逊了点吧！
报道又指出蒋介石在接受日本和中外记者访问时说：“余回顾过去一年间在战场上之光景，令人感慨无量，今日能优游于云仙快乐之乡，荡涤战尘，胸襟不觉一快，至于漫游欧美与否，现未决定，与宋女士结婚问题，今日亦不能对各位表白，请诸君推测可也。”
据后来包括《宋家王朝》在内的书中都认为蒋介石这趟去日本，多半是为了去说服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以便让她的女儿嫁给他(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和当时国民党正在闹宁汉分裂有关)。
明白乎此，就可以知晓，如果刘纪文和宋美龄已有情愫的话，为什么蒋介石还会带着刘纪文这个“情敌”，去日本洽谈自己和宋美龄之间的婚事，这简直是滑稽突?。况且，就算蒋介石有这样的“雅量”，难道刘纪文就有这样的“雅兴”，为“情敌”铺婚礼的红地毯？这是相当值得推敲的一个问题。
再回过头来，我们再来审视一下刘纪文的求学背景。许多海内外有关宋美龄的书说，宋美龄在美国念书时认识了刘纪文，但是，根据刘纪文本身的求学过程资料显示，刘纪文从来不曾留学美国，他是日本和英国的留学生，曾经在1923年奉派去欧美各国考察市政，然而，有趣的是，宋美龄早在1918年就已经学成归国，她不可能和刘纪文隔着一道太平洋“神交”吧！因为两人根本没有在美国交往的时间，刘、宋两人如何能够成为“留美同学”？
紧接着1927年11月14日《民国日报》报道，包括蔡元培在内的一些党政首长、学界人士等等，参加了13日上午举行的罗家伦和张维桢两人的婚礼，从日本回来有些时候的刘纪文也出席了这个婚礼仪式，在婚礼上，各个要人分别发表对婚姻的看法，结果，刘纪文也起来讲了一席话，这则报道说：“并有刘纪文君报告蒋宋之姻缘……”
我们以常情判断，假如刘纪文真的和宋美龄有过一段恋情的话，刘纪文怎么会有面子在这样的大庭广众面前，脸不红气不喘地作什么“报告”？一个情场败将会心甘自我堕落如是？这又是一个指刘宋夙有情愫之流言不近情理的间接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