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周恩来年谱》中还记载有，周恩来在沪期间“秘密会见中共上海地下党同志”，看来中共地下党技高一筹，逃过了戴笠的严密监控。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6年2月1日16版，作者：佚名，原题为：《西安事变后戴笠密切监视周恩来》
台湾“国史馆”近两年解密“戴公遗墨”，戴笠的亲笔文件显示了“西安事变”一些尘封的细节。
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后，各方各地各界均有“讨张宣言”发表，黄埔军校全体毕业生的“讨张宣言”即出自戴笠之手，此文在“戴公遗墨”中有完整保留：张学良劫持革命领袖蒋先生，我全体七万余同学闻之发指眦裂。窃以九一八之变，张逆一夕之间失地三省，全国哗然，独我领袖能谅之。回国之后，彷徨末路，人不能容，独我领袖优遇之。此两次之经过，我领袖代受朝野之攻击，为何如乎……
除了公开讨张外，“西安事变”发生十一天后，戴笠更涉险入西安策划营救蒋介石，“戴公遗墨”中保留着一封他当年的绝笔信。这封写于地下室的绝笔信，用钢笔写在一张有竖纹的纸上：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目前所见对于“西安事变”后国共和谈的记载一般都称，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与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在西安谈判一月无所进展，3月12日、13日，中共中央指示在西安的周恩来，“可声明在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
实际上，根据已刊布的中共中央档案来看，在3月12日前，蒋介石已提出与周恩来当面谈判的建议。1937年2月4日，潘汉年就致电周恩来转告了蒋介石的这一邀请。1937年3月中旬，周恩来按照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要求，飞抵上海，谋求与蒋介石当面谈判。在“戴公遗墨”中有一份戴笠发给蒋介石的电报，记载了周恩来在沪期间活动和国民党对周的监视情况：“对周行动已严密布置监视矣。周寓北四川路新亚酒店，该店常有日人寄寓，殊觉不妥。闻张冲同志已赴牯晋谒钧座，请示见周地点与日期，周似在沪候命也。查周到沪后外出尚少，其在外活动者系潘汉年。”
《周恩来年谱》等对于周恩来到上海以后的活动均无记载，“戴公遗墨”中保存的这份电报增加了我们对周恩来和潘汉年在上海期间活动的进一步了解。在《周恩来年谱》中还记载有，周恩来在沪期间“秘密会见中共上海地下党同志”，看来中共地下党技高一筹，逃过了戴笠的严密监控。（摘编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