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向东、王增如夫妇合著的53万字《丁玲传》近期出版，该书还原了丁玲从出生到病逝的82年人生。王增如是丁玲最后一任秘书，夫妇二人多年致力于丁玲研究，曾出版《丁玲年谱长编》、《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等著作。王增如参与采集、整理了许多丁玲的第一手史料。
7月4日，“丁玲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丁玲传》出版座谈会”在清华大学召开。澎湃新闻对该书作者李向东、王增如夫妇进行了专访。2
丁玲是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知识分子与革命的重要案例。丁玲原名蒋冰之，1904年出生于湖南常德一个大家庭。父亲早逝，母亲为进步女性，与陶斯咏、向警予同学，独立抚养丁玲姐弟。丁玲从小受现代教育，与瞿秋白夫人王剑虹是同学。
1927年，丁玲在《小说月报》发表《梦珂》，开始了她的文学之路，次年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轰动文坛。这一时期的丁玲常被视为莎菲：她与后来的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同住，但心里爱慕着共产党员冯雪峰，同为北漂的湖南老乡沈从文还常去她家蹭饭。
丁玲最后选择了胡也频，但1931年1月，在他们的儿子出生三个月时，胡也频被捕牺牲。之后，丁玲开始负责左联刊物《北斗》并入党。
1933年春，丁玲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被羁押在南京长达三年。后中组部调查认为，此事因丁玲当时的伴侣冯达“供出了丁玲的房子”而起，而在被软禁的三年里，丁玲与冯达继续同居并生下一女，这与后来国民党每月给丁玲一百元生活费、以及丁玲为求脱身写过一张“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的条子，均被视为她的变节污点，在此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反复重提。
1936年，丁玲投奔延安。毛泽东为她赠诗“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亦其他有手书诗词相赠。丁玲那时热恋的是小她13岁的、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陈明。整风之前，丁玲最重要的三部作品是小说《我在霞村的日子》、《在医院中》和杂文《三八节有感》，在文学史论述中，这些文本常被作为革命话语出现的裂隙来观察。而在一些传言中，《三八节有感》正是引起文艺座谈会讲话的两篇文章之一。
整风中，丁玲因为南京问题和《三八节有感》被审查。到1944年2月，毛泽东承认审干过火，误伤同志。1944年，丁玲作品重见报端，但写作风格大变，开始描写先进人物与解放区。1948年，丁玲写成反映土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是她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在1952年获斯大林奖。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任《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宣传部文艺处长等。但1955年，她被定为反党集团，1957年定为右派分子。1958年，丁玲到北大荒劳动。1970年开始在秦城监狱关了5年。
直到1984年丁玲才得以恢复名誉。晚年她创办了《中国》杂志，本希望与她之前主编的报章一样，“讲真话”、展开争论、畅所欲言。1986年丁玲病逝。
李向东总结，丁玲身上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孤独、骄傲、反抗，“这成为她对革命飞蛾扑火的原动力，却也包含着革命所不容的个人主义内质。它们贯穿丁玲一生，是她大起大落境遇的内在原因。”2
对话
我之前没读过丁玲作品，但我有闻必录
澎湃新闻：
王老师是丁玲的最后一任秘书，当时是怎么被委任的？
王增如：
文革复出之后，丁玲有个愿望是回到自己原来去过的地方，一是延安，二是桑干河，三是北大荒。她在北大荒待过12年，用她自己的话说，1981年是回北大荒探亲的。当时我在黑龙江农场总局的党委宣传部工作，丁玲要回来，总局很重视，本来应该是由《北大荒杂志》接待，但因为他们没有女同志，临时把我从宣传部调过去接待。
当时一起待了20多天，（去了）她待过的三个农场和以前参观过的一些农场，也上我家去过。我是北京知青，但当时家安在了佳木斯。丁老问我：“你还想不想回北京？”我说不想，因为那时候北京的物质生活还不如农场呢。而且我的工作是黑龙江省直单位，我爱人是佳木斯广播电台的，在一个小城市也都比较稳定，我觉得挺好了。丁老也没说什么。
丁老回去之后，我也没跟她联系。1982年，我回北京生孩子，突然接到了我爱人的一封信，他说农场总局领导找他谈话：丁玲给农场写了一封信，要调我当秘书，但只能调我一个。领导问他同不同意。他说同意。现在说起来像神话一样，就陪她走了20天，之后没联系，借调也没跟我说，直接走组织渠道。后来好多人编故事，说我在文革中保护了丁玲，其实我到1981年才见到她。
澎湃新闻：
会不会是因为你说愿意在黑龙江，这种想法也比较符合她的性格？
王增如：
来了以后她跟我说：“有好多同志自荐来当秘书，也有好多老同志推荐人来，也给安排了大学生，我为什么选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她说有三点。“第一点是你在北大荒待了14年，比我还多待两年，有锻炼。第二个你不是文艺圈子里的人，我不想再找文艺圈子的人了。第三个你不想当作家，我这的事很琐碎，要给读者回信啊，接待啊，想当作家的人干不了，你倒可以踏踏实实干这些事。”
澎湃新闻：
给丁玲当秘书压力大吗？
王增如：
每天压力都很大。其实当时我只知道丁玲是个大作家，没读过她的作品，我是下乡知青，也没本科学历，压力确实挺大的。但我听话，我第一天去当秘书，张凤珠（丁玲之前的秘书）跟我说，你的工作就是有闻必录。所以我记日记、笔记，丁老跟人谈话的时候拿个本子在旁边记，包括录音，现在留下的东西，好多人看了觉得珍贵。
澎湃新闻：
在北大荒接待她的时候有记录吗？
王增如：
第一天我写了个日记，就是说我这么一个小青年去接待一个大作家挺忐忑的。那天是1981年7月17日，但在佳木斯火车站，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忐忑忽然间就没了。原来我想大作家得什么样子，结果就跟我们农场的一个普通老太太差不多，穿着朴素。但比普通老太太有知识分子那种劲头，说话很有水平。我们谈接待安排，她说千万不要说接待，就是探亲。
本来有一天安排“落实政策”，“文革”抄家，丁玲在农场的好多东西包括存折都抄没了，打算跟她谈怎么归还，她说：“坚决不能安排这个，我就是来探亲了。”到了她待过的地方，人家都叫她老丁，她也能把人名叫出来。而且她穿着相当专业，下农场时穿了双高帮农田鞋，我反而穿了双皮凉鞋。1晚年丁玲
丁玲说“没有人能够写我”
澎湃新闻：
冯达（丁玲第二任丈夫）曾说最合适写丁玲传记的是他和丁玲的女儿，但反而是你们完成了这部传记。
王增如：
丁老曾经说：“没有人能够写我。”我印象特别深，所以根本就没动过写《丁玲传》的念头。我本子上还记了，那是1983年4月11日下午，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来找丁老，找她推荐一个能写《丁玲传》的人，她说没有人。她说什么左联回忆录，真正有关系的人都没写文章，都是只有几天关系的人在大写特写。
现在我会觉得，我在丁老身边那些年对她的认识还没有现在深。当时我做记录员，忠于职守，但很多东西都没有思考。反而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的记录感触比较多，都理解了。
我有一阵子比较灰心，有些人把丁老说得特别可怕，我认为不是，但我人微言轻。1999年，王中忱说最近张光年有一个日记，提到丁玲给邓小平写周扬的诬告信，问我有这事吗。我说哪有的事，这事我清楚。那是作协一个简报，跟丁玲根本没关系。开完支部会，整理简报，给作协机关并转邓小平。
有一天中央办公厅来电话，丁老去香山了，我在家接的电话。电话说丁玲给邓小平写了封信，我说没有啊。对方说当然也不是丁玲一个人，上面还有谁谁谁，其中也有我。他说邓办需要我们把简报整理一下。我就给曾克打电话，曾克说谁也甭找了，咱俩去。我们就奔中南海。去的时候人家已经拿打字机把简报打出来了，让我们按观点整理，整理完他们再上报。
实际上这是作家支部这群老人借学习《邓选》，给作协提意见。我印象是舒群说了周扬分房子和政协委员的事情，丁玲根本就没提周扬。不知为什么张光年要说丁玲诬告，我觉得是他们小看丁玲了。王中忱就建议我把这过程写出来。我上作协去找简报，机要员说老作家提意见造成矛盾，简报给烧了。还好曾克那边有作家支部记录，我就把事情原原本本写下来。很多搞丁玲研究的看到了，就鼓励我把我所知道的写出来。2000年我爱人退休后，我俩就一块做这个事情。
澎湃新闻：
书里很多独家材料，主要来源是什么？
李向东：
好多专家都说这书材料多、材料新。主要是两大来源，一个是讲话录音，一个是写给丁玲的书信。1979年丁玲发表《在严寒的日子里》，12万字，1200块稿费，千字10元，当时可能是最高标准了。用这笔稿费买了一个很大的三洋录音机，1979年开始，丁玲跟别人讲话就有录音了。这都是非常珍贵、非常权威的一手材料，过去没有被很好地整理、利用，这次我们把录音都听了、整理了，写进书里。
王增如：
2004年前后有个事，巴金写给别人的书信被人拍卖，新闻炒得特别厉害。陈明（丁玲丈夫）很紧张，把我找去，问你们单位有没有碎纸机，赶紧把我那儿堆着的一包一包的信全给碎了，免得以后被炒作。他因为没时间整理，也怕里面有隐私，觉得还是碎了安全。我当时随手看了几封，其中有一封毛笔字写得挺好的，就说还是先拿回来看看。
结果回来一查，发现那封信是冯雪峰写的，用的笔名。这很重要，大家都知道丁玲给雪峰写情书，不知道雪峰也是有信的，里面感情也非常深沉，觉得还好保存下来了。后来陈明把这些材料捐给了现代文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