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北洋枭雄
在北洋集团内部，与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张作霖等元老级人物相比，官至陆军次长、国务院秘书长的徐树铮只是个小字辈。时人有“大徐”“小徐”之谓，前者指徐世昌，后者即指徐树铮。不过，“小徐”才气过人，足智多谋，是段祺瑞最信赖的智囊和助手，在段氏执政时期，呼风唤雨，权倾朝野，亲手导演了一桩桩在民国史上颇具影响的著名事件，引人瞩目。由于他飞扬跋扈，为所欲为，以致四面树敌，最终落得未能寿终正寝的可悲结局。
落第秀才投笔从戎
徐树铮(1880——1925)，字又铮，出生于江苏萧县(今属安徽)一个穷儒之家。父亲徐忠清早年科举拔贡，以设馆授业为生。母亲岳氏为宋代名将岳飞后裔。徐树铮天资聪颖，幼承庭训，6岁能读诗，13岁中秀才，17岁获岁试一等第一名。18岁赴南京乡试，名落孙山。从此厌倦科举，认为读书人只会钻研八股，于事无补，决心投笔从戎，沙场立功。
1901年冬天，22岁的徐树铮怀揣一篇洋洋数万言的《国事条陈》，千里迢迢赴济南投奔山东巡抚袁世凯，希望在袁氏手下谋个一官半职。几经周折，文章被递进巡抚府。袁世凯看罢，大加赞赏，得知作者是个年轻人，更觉得人才难得。当时袁正在守母丧，不便见客，便指派道员朱钟琪出面接待。朱一向以名士自居，目中无人，碰到自尊心极强的徐，话不投机，双方不欢而散。
回到投宿的旅店，徐树铮闷闷不乐，感叹自己生不逢时，壮志难酬。他打算尽快回老家另谋出路，可是身上所带的盘缠已所存无几，万般无奈，只好一面写信向家里求助，一面替人写字收点润格维持生计。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正当他走投无路时，却意外地遇见了时任山东武备学堂总办的段祺瑞。当时徐树铮或许还不知道，这次会面将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
那天，段祺瑞来旅店访客，正碰上一名少年在厅堂里书写楹联。时值隆冬，屋外寒气逼人。段见写字少年穿一件夹袍，气宇轩昂，丝毫没有一般读书人的寒酸相。观其书法苍劲有力，颇有灵气。他满心喜欢，便邀请少年到房间谈话。经询问得知，少年名唤徐树铮，江苏萧县人，来此地投靠无门，正等候家里汇寄路费。段有意考考对方，请其谈谈对时局的看法。徐树铮胸有成竹，侃侃而谈，将《国事条陈》的主要观点详加阐述，最后总结说：“国事之败，败于兵将之庸蹇。欲整顿济时，舍经武无急务。”徐的观点和段祺瑞扩充武备的思路不谋而合。段大喜过望，有心招其到麾下任职，便问道：“你愿意到我这里就职吗?”少年不亢不卑地回答：“值得就便就。”就这样，徐树铮跟随段祺瑞来到军营，出任总办记室(秘书)。
1905年，徐树铮被段祺瑞保送到日本东京士官学校学习。留学期间，他每天闻鸡起舞，钻研兵法。课余考察日本法政及规章制度，撮录纲要，悉心揣摩，以备回国致用。1910年秋，年仅31岁的他学成归国，被分派到段祺瑞军营当参谋。徐树铮自以为文韬武略，样样精通，踌躇满志地准备干一番事业。
果然，凭借精明强干的能力和超强的记忆力，徐树铮很快在军营里崭露头角。他常常于会客之际，一边阅批公文，一边接电话。尽管公文像雪片似的堆积案头，但他对所办文电内容过目不忘，处理得井井有条，从无差错。每逢段祺瑞询问，总能对答如流。段非常欣赏，称其为奇人。而徐亦知恩图报，对段忠心耿耿，尽力办事。
不仅如此，徐树铮运筹帷幄，妙计迭出，令段祺瑞更加刮目相看。辛亥革命时，段祺瑞在袁世凯面前的几次出色表现，都是徐树铮出谋划策的结果。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人拥护黎元洪为都督，宣布独立。10月27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全面节制陆海军。袁任命亲信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主持对南方用兵。当时局势扑朔迷离，是和是战，段祺瑞举棋不定。这时徐树铮敏锐地觉察到，袁世凯玩的是“一石二鸟”的把戏，便力劝段停止进攻武昌，先与革命党人议和，以便以北压南，以南制北。段祺瑞深以为然，立即派徐为议和代表，秘密渡江到武昌，与黄兴等人谈判，签订了逼清帝逊位，拥护袁世凯做总统等五项协议。次年1月，清廷几次御前会议，共和之议被搁置。26日，段祺瑞领衔拍发逼宫电报。一声霹雳，清廷慌作一团，宣统帝迅速颁布退位诏令。这篇电文就是徐树铮在一夜之间拟好的。
权倾朝野的陆军次长和国务院秘书长
袁世凯窃取总统宝座后，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成为北洋集团中仅次于袁的第二号人物。徐树铮由陆军部处长、司长擢升为次长，经常代段处理部务，大权在握。此后，袁世凯加紧推进帝制计划，北洋派文武官员投其所好，纷纷请愿、劝进，但段、徐却持反对意见。他们心里清楚，如果袁世凯当上皇帝，以后的天下就是其长子袁克定的了，而实行共和政体，以段祺瑞的地位和资格，极有可能登上权力的顶峰。袁世凯十分恼怒，知道段的主意多半出自徐树铮，便大骂徐该死。有一次，袁表示要把徐树铮调出陆军部，段祺瑞不同意，当面顶撞道：“请总统先免我的职，随后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说罢，竞拂袖而去。袁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下令罢免徐树铮的陆军次长一职，以示报复。
1915年8月，隐居西山的段祺瑞密召亲信徐树铮、曾毓隽谈话，对他们说：“项城(袁世凯)帝制自为之迹，已渐显露，我当年曾发拥护共和之电，如今又拥项城登基，国人其谓我何?且恐二十四史中，亦再找不出此等人物!所以论公，我宁死亦不参与；论私，我从此只有退休，决不多发一言。”徐树铮附和道：“第一，不论直接间接，积极消极，均反对帝制到底；第二，欲项城中途取消帝制野心，已完全失望，所以合肥(段祺瑞)还是称病不见为上。”段照此计策行事，冷眼旁观，拒不劝进。29日，袁一怒之下，罢免了段的陆军总长职务。不久，又将其软禁在旧陆军部。
袁世凯没有料到，他的这一做法帮了段祺瑞和徐树铮的大忙，不仅没有压服对手，反而使他们成为“反对帝制”的英雄。
帝制丑剧开演后，蔡锷在云南宣布护国讨袁，南方各省群起响应，北洋将领也纷纷宣告独立。在段祺瑞、徐树铮的策动下，冯国璋等北洋都督还联名发表“五将军通电”，劝袁取消帝制，以安人心。1916年1月，众叛亲离的袁世凯不得不请段祺瑞出面，收拾残局。徐树铮不依不饶，径直上书袁，要其立即取消帝制，并下诏罪己。3月22日，袁被迫撤销帝制。一个多月后，段祺瑞复任内阁总理，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教育总长张国淦向袁进言，要徐树铮当国务院秘书长。袁一听，当即不悦，说：“段总理军人，徐某亦军人，以军人总理而用军人秘书长，大不相宜。”张国淦婉言相劝，袁最后表示：“总理若以徐之才可用，不妨令其为陆军次长。”张国淦向段复命，言未毕，正在吸烟的段祺瑞猛地将烟斗掷于桌上，厉声说：“到了今天，还是如此!”
袁世凯死后，徐树铮审时度势，又帮段祺瑞策划利用黎元洪作傀儡，建立皖系专制统治的计谋。他对段说：“为今之计，宜请黄陂(黎元洪)继任总统，以安民心。而后吾公乃可组织责任内阁。黄陂为人忠厚有余，而威严不足，吾辈正可利用之，以厚植同党之势力，以展平日之政策，其有不附己者，则罢斥之、驱逐之。”
经过一番安排，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仍为内阁总理。段认为黎是自己一手扶上总统宝座的，打心眼里瞧不起他。徐树铮表现得更直接，对黎没有好脸色，还常常令他下不了台。官复原职后，段祺瑞又托张国淦转告黎元洪，仍让徐树铮做国务院秘书长。黎听后摇头拒绝：“我不能与徐树铮共事，我怕见他。见了他，犹如芒刺在背。”经多方劝说，黎勉强答应，但提出一个条件，说自己不想单独见徐，以后有事见面，要张陪徐一起来见。张国淦回来复命，段听说总统同意徐树铮任职，十分高兴，不等任命公文下发，就安排徐到国务院处理公务。
虽是个小小的秘书长，但徐树铮的权力大得吓人，几乎超过了总统和各部总长。段祺瑞曾公开宣布，总统府和国务院的“逐日文件，均由徐树铮躬递。该员伉直自爱，不屑妥语。其于面对时，凡有事明为祺瑞之言者，祺瑞概负全责”。于是，徐树铮手握先斩后奏的特权，专横跋扈，说一不二。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他便与黎元洪的亲信孙洪伊接上了火。其时，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与皖系广东督军龙济光争夺广东，官司打到北京。孙洪伊主张去电和解，徐树铮却提出闽、粤、湘、赣四省派兵会剿李烈钧。会议通过孙的主张，徐却擅自发电会剿。孙洪伊闻讯后找徐质问，徐强词夺理不肯更正，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对各部总长如此，对总统黎元洪也是这样。在徐树铮眼里，黎只是个盖印总统。有一天，徐树铮送一份公文进府盖印，内容是山西省更动三名厅长，黎元洪问原因何在，徐竟不耐烦地说：“总统但在后页年月上盖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黎大为不悦，愤慨地说：“现在哪里是责任内阁制，简直是国务院秘书长制。”
可是，黎元洪的亲信金永炎、哈汉章、黎澍和丁佛言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帮黎元洪成立包括国民党人在内的国会，制订扩大总统权力的新宪法，并选举冯国璋为副总统。随后，他们又劝黎联冯排段。徐树铮针锋相对，竭力劝段祺瑞联冯压黎。于是，双方你来我往，争斗不休，终于在对德宣战问题上酿成了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
1917年6月，在英美等国和西南各省军阀的支持下，黎元洪拒不批准段祺瑞提出的《对德参战案》，并下令罢免段的本兼各职。段祺瑞通电下野，带着亲信退隐天津。过了几天，徐树铮南上北下，四处活动，企图联合北洋督军拥段倒黎。不久，北洋督军在天津成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准备拥徐世昌为大元帅，建立临时政府和临时议会，推翻黎元洪为首的北洋政府，拥段上台。
缺乏武力依靠的黎元洪大为恐慌，遂“病急乱投医”，把希望寄托在驻扎徐州的辫子军首领张勋身上，频频电邀张入京调停。徐树铮认为机不可失，向段祺瑞献计：先纵容张勋复辟，必遭天下一致反对，再出师讨伐之，必将成功。段以为此计甚妙，便派徐参加张勋领衔主持的第四次徐州会议。会上，徐树铮穿针引线，联络北方各省督军，竭力教唆张勋复辟。曾亲口告诉张：“芝老(指段祺瑞)只求达到驱黎目的，一切手段在所不计。”会后，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说，徐树铮得意地回答：“张勋是复辟脑袋。先让他去做，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6月，张勋率辫子兵进京。7月1日，把12岁的溥仪再次推上皇帝的宝座，宣布取消民国，恢复大清，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谴责。7月3日，段祺瑞以徐树铮为参赞，在天津组织讨逆军西进。徐树铮认为，讨逆的重心在蚌埠而非北京，因为进京的辫子军只有3千余人，成不了气候。张勋的主力仍在徐州、海州一带驻扎，不可不防。于是，他率部进驻蚌埠，协助安徽督军倪嗣冲阻截辫子军主力北上增援。
事情果然不出徐树铮所料。困守北京的张勋孤立无援，很快便一败涂地。徐树铮乘机协助倪嗣冲收编徐州的张勋部队。7月14日，徐树铮随讨逆军总司令段祺瑞由津入京。段祺瑞再任内阁总理和陆军总长，重新掌握北洋政府大权。徐树铮也官复原职，就任陆军次长。
据说，徐树铮与张勋私交颇厚。张长期驻守徐州，对住在徐州的徐树铮家人多有照顾。徐树铮助段祺瑞将其打败，完全出于政治斗争、权力斗争的需要。1923年9月，张勋病故。徐树铮不忘私谊，送上挽联一副：“仗匹夫节，挽九庙灵，其志堪哀，其愚不可及也；有六尺孤，无一杯土，斯人已死，斯事谁复为之?”此联既有对故友辞世的伤感，也对其复辟行为有所批评，用典准确，入木三分，被公认为名联。
从秦皇岛劫械到枪杀陆建章
段祺瑞重掌北洋政府大权后，继续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徐树铮推波助澜，提出了重点进攻湖南以统一南方的策略。他说：“欲定大局，非谋统一不可；欲谋统一，非川粤同受政府节制不可。以川较粤，而粤宜急，粤定川或随之而定。我之争湘者，为图粤计耳。”段依计而行，以傅良佐为湖南督军，督率北洋军统一湖南，伺机进攻两广。又以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率军入川，窥视滇、黔。
但是，直系头子、代理总统冯国璋不愿看到皖系势力膨胀，主张“和平混一”。双方明争暗斗，势如水火。1917年11月19日，冯国璋下令免去段祺瑞、徐树铮本兼各职。后来，经徐世昌调解，又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但直皖矛盾依然尖锐。
次年1月，徐树铮侦知冯国璋从日本购买的一批军械将在秦皇岛上岸，然后分批运京装备直系部队，立即向段祺瑞报告，并建议乘机引张作霖的奉军入关以牵制冯国璋。段祺瑞表示赞同，嘱徐迅速北上。徐树铮以支持张作霖出任副总统和瓜分军械为条件，说动张答应联段倒冯。进入关内是奉系头目张作霖蓄谋已久的计划，苦于找不到借口，这次受到皖系的主动邀请，自然不肯错过机会。双方一拍即合，并约定，截得军械后，四分之三给张，四分之一归段。奉军入关进驻天津、廊坊一带，迫使冯国璋恢复段祺瑞的职务并支持“武力统一”政策。随后，张作霖命令部属杨宇霆、张景惠率两旅人马迅速南下。
2月1日，徐树铮返回天津，密电段派督军陈树藩、阎锡山等，布置引奉军入关驱逐直系势力的计划。过了几天，冯国璋购买的军械陆续运抵秦皇岛，共计步枪2万7千多支，大炮若干门，足足可以装备4个师。25日，奉军杨宇霆等手持徐树铮提供的陆军部信函，武力接收了全部军械。紧接着奉军5个旅强行进驻平津地区。张作霖在天津军粮城设立奉军司令部，自任司令，徐树铮为副司令，代行司令职权。在此情况下，冯国璋被迫同意段祺瑞组阁，并下令直系曹锟、张怀芝部进攻湖南。
4月3日，徐树铮得意洋洋地赴京会晤段祺瑞，商讨对南方的用兵计划，决定进攻川粤，实现南北统一。他致电亲段的张怀芝：“粤事一切均赖我兄持以坚定，乘胜直进，伟业立奏。”
秦皇岛劫械后，奉系用分得的军械装备了2个师和7个旅，实力大增，成为北方最强大的武装集团。徐树铮也装备了4个混成旅，占据华北大片地盘。支持冯国璋的北洋将领，迅速形成了以冯为首的直系集团。直、奉、皖互相对峙，在北方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割据局面。
如果说，秦皇岛劫械使徐树铮成为直系的眼中钉，那么，枪杀北洋将领陆建章导致他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安徽蒙城人陆建章，由小站练兵起家，成为袁世凯的亲信将领。1914年，陆任陕西将军，段祺瑞依徐树铮之计，策动陕军旅长陈树藩驱陆自代。从此，陆建章对段、徐怀恨在心，四处奔走，策动北洋实力派倒段反陈。
1918年6月11日，直系军阀曹锟主持召开天津会议，讨论对南方作战和选举总统等问题。会上，主和的空气相当浓厚。徐树铮又一次代表段祺瑞赴津，力图扭转对段不利的形势。这时，陆建章从上海到天津。有人说他是受冯国璋之托来做曹锟的工作，通过倡言和平迫使段内阁垮台。陆建章是直系重要的幕后军师，冯国璋的得力助手，他的到来，使徐树铮感到皖系将受到极大的威胁，决定采取强硬手段。
陆建章刚到天津，便接到徐树铮的邀请，要他到奉军司令部晤谈直皖合作事宜。次日，陆建章如约前往。徐树铮在门口迎候，十分友好，徐殷勤地请他到后花园密室中谈话。当陆建章走进花园时，徐树铮的卫士突然从后面开枪，陆应声倒下。事发后，徐树铮满脸杀气地对在场的人说：“陆建章犯了煽惑罪，已就地正法，大家不要慌，该干什么干什么。”当天，他让总统府秘书长方枢拟了一道命令，请冯国璋盖印发表。命令说：“陆建章在山东、安徽、陕西等地勾结土匪，煽惑军队，在天津煽惑时被奉军副司令徐树铮拿获枪决，陆建章着褫夺军职、勋位、勋章。”
消息传到北京，段祺瑞大为震惊，对亲信曾毓隽说：“又铮(徐树铮)闯的祸太大了!现在这样罢，你先到总统面前探听他的口气如何。你就当作我还不知道。”曾毓隽急忙跑到总统府，未等开口，冯国璋便问道：“你是为又铮的事情来的吗?”曾回答：“是，我来请示总统，这事怎么办?”冯国璋虽然内心十分不满，但嘴里却说：“又铮在芝泉(段祺瑞)左右，一向是为所欲为。今天这事未免太荒唐了。所好是责任内阁，你回去告诉芝泉，他怎么办，我就怎么用印好了。”
身困京城的冯国璋考虑到自身的安危，被迫默认了这件事，但拥兵在外的直系将领却不答应，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质问谁给了徐树铮擅杀北洋元老的特权。张作霖害怕引火烧身，也向北京打电报，斥责徐的荒唐行为，下令撤销其奉军副司令的职务。
段祺瑞向陆建章的家属赠送5千元表示北洋袍泽的旧情，还让陆的外甥冯玉祥出任湘西镇守使，外带授勋，意在安抚。冯玉祥是很讲策略的人，深知自己势单力孤，以卵击石，不仅会坏大事，而且有性命之虞。于是，立即发电报给徐树铮，表示自己只关心舅舅的身后之事，其他一概不计。这让徐树铮悬着的心落了地，也马上复电慰问，表明对陆的身后之事当悉心筹办。
徐树铮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一位现任将军。酿成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让世人更加厌恶皖系，同时也为自己日后落得同样下场埋下了伏笔。
安福系的二老板
冯国璋当上总统后，与皖系大唱反调。段祺瑞和徐树铮策划控制国会，和平倒冯。
1917年8月，段祺瑞与徐树铮、王揖唐等人商量对策，徐树铮说：“民元(1912年)以来，政府办事，国会捣乱，往往事情办不成，还闹得天翻地覆。因此，不如我们搞一个组织控制国会，就像编练子弟兵一样，可收指臂之功。”段祺瑞要他们尽快筹办，并答应从对日借款中拨出80万元作为筹备费。不久，徐又私自从奉军司令部提款150万元充作开办经费。
开始，徐树铮让王揖唐、曾毓隽二人出面办理，自己躲在幕后指挥。在他们的积极活动下，这个组织迅速发展，由10多人增加到近百人。因聚会的地点在北京西城安福胡同，故名安福俱乐部，又称安福系。
翌年，安福系势力渐增，其成员遍布各省，形成了王揖唐主外，曾毓隽主内，徐树铮指挥一切的格局。一次，徐树铮对骨干训话：“安福系以效忠老总(指段祺瑞)为目的。”言外之意，段是安福系的大老板，他俨然是二老板。
安福系成立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操纵1918年的参、众两院选举。这年夏天，按徐树铮的旨意，俱乐部成员各自返回本省，代表安福系进行选举。他们以金钱和政治势力兼施并用，演出了一幕幕令人作呕的丑剧。王揖唐派侄儿王丙坤去湖南任湘江道尹，企图包办选举。结果大出所料，候选人未能全部当选。最后湖南督军张敬尧无计可施，竞使用伪票来达到目的。直隶、京兆两地选举，安福系深怕对手获胜，想出了一条“妙计”，声言：“奉监督谕示，京兆选票须包车送到北京，在京兆尹署开票。”事实上，他们将票箱包车送到北京后，连夜将票箱封条打开，从中换去一些选票，又加上另一些选票，然后用事先备好的封条重新封好，第二天早上送往京兆尹公署。江苏省江宁县的选举更绝，县衙干脆命令全城公立小学停课一天，让小学生前门进，后门出，循环往复地投票，以增加候选人的票数。为保证皖系人员当选，有些地方皖系以每票400元、800元、1200元不等的价格，公开收买选票，其中最高的竟达5000元一张。结果用于选举的费用竟达1000万元之巨。这年8月，新国会在北京召开。当选的400多名国会议员中，安福系竟占380余名。
徐树铮控制的安福系不仅与直系、奉系争斗，而且与同属皖系的靳云鹏等人也不和。靳云鹏是段祺瑞的老部下，一向对段十分恭敬。他为人谦和，且有勇有谋，也颇受段的器重。可是，徐树铮一贯敌视靳，两人争风吃醋，貌合神离。有一次，靳云鹏在司令部办公，徐树铮到他的窗外向里窥视，不进屋而离去。靳云鹏当即到办公室门口，破口大骂：“徐树铮你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尽出坏主意!”徐假装没听见，快步离开。
1919年2月，总统徐世昌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已无战可参为借口，命令将徐树铮指挥的参战军移交给陆军部。从徐手中夺走军权，自然受到陆军总长靳云鹏的拥护。但是，以徐树铮为首的皖系主战派却不答应。于是，段祺瑞下令将三师参战军改名边防军，仍由徐统率。靳云鹏十分不满，便暗中勾结张作霖、曹锟、吴佩孚等拆段、徐的台。
不久，在徐世昌等人的支持下，靳云鹏出任内阁总理。徐树铮鼓动安福系三总长曾毓隽、李思浩和朱深公开倒阁。曾、李、朱有时在阁议时故意刁难靳，有时干脆拒绝出席会议，还在报刊上公开攻击谩骂，致使靳内阁一事难成。段祺瑞也常常因小事对靳严加训斥，动辄在公文上批“交靳总理核办”字样，俨然以太上政府自居。
1921年2月，在徐树铮的鼓动下，段祺瑞逼迫靳云鹏任命皖系大将吴光新和安福系骨干王印川为河南督军、省长。目的在于控制河南，阻止直军北上。徐遥控指挥，让安福三总长逼迫靳内阁通过这一议案。段、徐此举，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等人的强烈反对，靳云鹏左右为难，便去找总统徐世昌商议，徐亦表示支持吴。他回来告诉段：“总统不肯答应。”段闻言大怒，当面骂靳：“没有用的东西，如何配做总理!”靳云鹏气愤不过，于次日提出辞职。后经吴佩孚等人挽留，才收回辞呈。
3月14日，张作霖派人携带其亲笔信赴京，劝段祺瑞支持靳云鹏。段阅信后很不高兴，既恨张多管闲事，又恨靳里通外人。刚巧，靳云鹏来请示汇报。段一气之下，让靳吃了个闭门羹。以前，尽管徐树铮经常说靳“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段祺瑞总有点不相信。这次人赃俱获，段怎能咽下这口气。第二天，靳又来段宅请安，不待通报直闯内室。段祺瑞不等靳解释，便将他臭骂一顿，骂他“目无长官”、“背恩欺师、私结外援”。靳云鹏慌忙辩解，矢口否认。段不愿听他罗嗦，将张作霖的信猛地扔在地上，忿忿地说：“你看，这是什么东西!”接着，又将靳大骂一顿。靳云鹏站立不安，有口难辩，只好悻悻退出。当天，徐树铮策划安福系的《公言报》刊登文章，捏造靳派张志潭直接交涉山东问题的消息，指责其“阴谋卖国”。19日，徐树铮召集皖系督军开会，商量倒靳事宜。会议列举靳三大罪状，要各督军立即致电本省，“团结北洋派真正团体讨靳”。靳云鹏自知不是安福系及其幕后老板段祺瑞、徐树铮的对手，只得再次辞职，以养病为名避居北京西山。
命丧廊坊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战败。11月，召开天津会议，冯玉祥、张作霖拥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并在北京就职。
次年1月，为寻求列强的支持，段祺瑞任命徐树铮为考察专使，出访欧美日本等国。12月，徐考察结束回到国内。当时，国内局势异常复杂，北京及其周围地区已被冯玉祥统率的国民军和张作霖的奉军控制，皖系势力仅盘踞在安徽、山东等地，实力已今非昔比。段祺瑞主政北京，名义上是国家元首，但军国大事都得看冯玉祥和张作霖的脸色行事。对这些情况，徐树铮似乎并不在意。刚回到上海，不甘寂寞的他就发表意见说，目前的局势下，北洋派要实行大团结，应拥段祺瑞为唯一领袖，实现直、皖、奉三系的大联合。第二天，又去游说直系的后起实力派孙传芳。他的这种主张虽不是明着对付国民军，但他所倡言的局面一旦形成，国民军将无立足之地，加之徐曾杀害过冯玉祥的舅父陆建章，因此冯玉祥对徐的再次活跃极为不满，决心找机会除掉他。于是，拍电报欢迎徐树铮北上。
徐树铮对冯玉祥不能说没有戒心，但他想事情已经过去多年，冯大概不会再计较这陈年老账，而且冯已表示将保证他的安全，段祺瑞又在台上，因此他觉得不会有危险。12月19日，徐乘车北上天津，准备回京复命。
段祺瑞顾虑冯玉祥和徐树铮的旧仇，曾派人去天津劝阻徐树铮不要进京，徐不以为然，还请来人转告段，他不仅要立即进京，而且还要以专使的身份晋见执政。26日，徐树铮到京，入住无量大人胡同友人的私宅，随后直奔南仓门段公馆。段、徐见面，相对跪拜，抱头痛哭。当晚，徐树铮留宿段宅，两人挑灯夜话，感慨万千。次日，段祺瑞一方面责备他不该如此轻率，一方面又以国家元首的身份郑重其事地进行一次公开会见，借以确认徐作为他私人专使的地位，也是有意保护他的一种措施。
当时，冯玉祥和张作霖的关系已经恶化，双方都在做战争准备，局势非常紧张和复杂。段祺瑞一再要求徐树铮离开北京，并直接命令交通总长龚心湛安排一列专车准备送徐出京。徐树铮此时仍不在意，29日这一天，他上午遍访各国公使，还出席国务会议报告自己考察各国的情况；下午出席他自己所办的成达学校举行的欢迎会，无所顾忌地招摇过市。在段祺瑞派人催促下，下午6时才姗姗登车出发，准备南下上海。
徐树铮要出京的消息为国民军将领、北京卫戍司令鹿钟麟侦知，他用长途电话向驻在张家口的冯玉祥报告，冯当时没有发表意见。过了两个小时，冯玉祥打电话告诉鹿钟麟，“处置徐树铮的办法，就是逮捕枪决”!鹿有所顾虑，说：“这个问题太大了吧?”冯玉祥厉声答道：“天塌了有柱子接着!”此时，徐树铮的专列已由北京开出，鹿急令参谋处与丰台车站联系，准备在丰台拦住徐树铮，丰台车站答复：“车已过丰台，目前尚未到廊坊。”鹿又以电话向冯报告，冯这时有些犹豫。鹿钟麟说：“小徐一走，从此多事，如决心干掉他，可用电话令张之江执行。”冯玉祥同意这个办法，即命鹿转达。鹿又用电话对驻廊坊的国民军将领张之江传达冯的意见，要张执行这个任务。张之江说：“此事重大，不宜鲁莽。”鹿说：“这是命令!”张之江随即派参谋长率卫队驰往车站守候。
徐树铮的专车行抵廊坊，听到站台上有欢迎之声，接着，张之江的参谋长持张的名片登车，称张司令请徐专使下车一叙。徐树铮恐有意外，拒绝下车，参谋长声色俱厉，命令随行的士兵将徐强行押下车，其随员也均被赶下车。到张之江的司令部后，徐树铮要求见张司令遭拒绝。一会儿，随行人员都被押人马棚。约一小时后，突然听到几声枪响，于是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当天夜里，鹿钟麟按照事前的计划，立即派人把住在天津的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送到廊坊，让他扮演为父报仇的角色，以便让国民军免去与此事相关联的麻烦。
段祺瑞闻知徐树铮的死讯，放声大哭。徐树铮对他忠心耿耿，鞍前马后，竭力辅佐。尽管徐恃才傲物，得罪了许多人，但他对段是百分之百的忠诚，段对他也是深信不疑，两人的相互信任和感情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天，段祺瑞在私宅为徐树铮设置灵堂，并率子女悼唁。随后，又购置一口上好棺木，将徐的灵榇暂厝北京西山，以备日后厚葬。他还亲笔书写了《徐君树铮神道碑》，赞扬其“杀身成仁”、“功在简册”。
徐树铮的死对段祺瑞打击太大了。他后悔自己没有能采取有力的措施使徐逃过此劫，只能哀叹自己的势力已江河日下，不得不接受这个大势已去的信号。段明知此事幕后的实情，却无可奈何，只好把这颗苦果默默地往肚子里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