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三无科学家”，凭什么斩获诺贝尔奖？
孙建勇
2015年10月5日，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和两名外国科学家，因在疟疾治疗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屠呦呦，这个名字我们并不陌生，2011年9月，她曾获得国际生物医学大奖拉斯克奖。她是一位用一株小草改变了世界的女科学家。那株小草，就是青蒿，在中国民间又称臭蒿或苦蒿，属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屠呦呦就是从这样一株小草里，萃取了一种名叫青蒿素的物质，为全世界亿万疟疾病人造福。
不过，做出如此贡献的屠呦呦，既没有博士学位，也没有海外留学经历，没有中国两院院士光环。她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植物化学研究人员。”
那么，一个“三无”教授为什么能够成就今天的辉煌呢？答案只有一个，那便是：踏实+勤奋。
踏实和勤奋，是屠呦呦打小就养成的品质。1930年，她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呦呦，意为鹿鸣之声，取自《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一句。学生时代的屠呦呦因为踏实和勤奋，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25岁那年，她以优异成绩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毕业，被分配到卫生部直属的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从此，她埋头从事生药、炮制及化学等中药研究，一干就是半个世纪。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研究院条件非常艰苦，设备极为简陋，只有用于土法提炼的七口大缸和几间平房，但是，屠呦呦从不抱怨，一心扑在工作上。那时，她身患结核病，仍然坚持去野外采集标本，认真实验，从不耽误。短短几年里，她的半边莲和中药银柴胡两项生药学研究成果，相继被收入《中药志》。
1969年1月21日，中医研究院任命屠呦呦为科研组组长，参加全民抗发疟疾“523”项目。作为科研组组长，她带领团队成员，从系统整理历代医籍入手，四处走访老中医，先后调查了2000多种中草药制剂，选择了其中640种可能治疗疟疾的药方，最后，从200种草药中，得到380种提取物，进行小白鼠抗疟实验。
然而，实验进行了190次，始终没有获得满意结果，研究一度陷入绝境。面对这种情况，屠呦呦没有气馁，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她想，当年爱迪生发明白炽灯，仅植物类的碳化实验就达6000多种，经历了约10000次失败，自己这190次失败又算得了什么？
有一天，屠呦呦一部接一部地翻阅着古代医药典籍，以期获得一点线索或灵感。翻着翻着，她突然眼前一亮，一行文字令她激动不已。那是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的一句话：“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她注意到，这里记载的取汁方法与常规法不同，不是煎熬，而是“绞取”——这是否意味着青蒿里的有效物质不能高温煎熬呢？想到此，屠呦呦立即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进行实验，在60摄氏度下获得了青蒿提取物，发现其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
190次实验，190次失败，190次从头再来，屠呦呦终于在第191次实验中取得了成功！
成功属于有准备的人，显然，屠呦呦就是一个有准备的人，她用踏实与勤奋，为自己赢得了成功。数学家华罗庚曾说：“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搞科学研究工作就要采取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有半点虚假浮夸。”用一株小草夺得诺奖的屠呦呦，正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这一次屠呦呦又得罪了大领导
洪巧俊
屠呦呦是独立特行的，就是到了今天她这个85岁的高龄，她也是依然如此，或许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就需要这种风格。但这种风格往往是领导不受见的，甚至是很讨厌的。
这一次屠呦呦又得罪了大领导，你去领奖，为何一个人悄悄登机，而把前往送机的领导凉在一边，让领导干等？
昨日下午，屠呦呦乘机飞往瑞典，接受诺奖。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国强等前往送机。卡罗林斯卡学院院长兰达，诺奖参赞威克斯将亲往机场迎接。登机时，屠呦呦一人低调地走了普通通道，留下一堆记者和其他领导在VIP厅干等。(2015年12月6日中国日报)
这篇新闻很短，但含的信息量却重，引来网友的高度关注。国家卫计委副主任是副部级官员，如此级别的官员前往送机，这规格、这待遇可谓之高，这也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如此级别的送机，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可屠呦呦明知领导会在VIP厅等候，她老人家就是“不买帐”，硬是一人低调地走了普通通道，留下一堆记者和其他领导在VIP厅干等。这也再一次凸现了屠呦呦是独立特行的性格。
之前莫言获诺奖，今年屠呦呦获诺奖，在中国就这样凤毛麟角。中国获诺奖为何如此之少？因为在这块土壤的科学家，缺少的就是屠呦呦这种独立特行的精神，耐不住寂寞，守不住清贫，追求的是名利、是金钱，有的连论文都抄袭，这样的科学家还能有什么钻研精神，还能研究出为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科技成果？这也是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科研队伍，每年的科研论文发表量位居世界第一，科研经费逐年递增，但科研成果乏善可陈，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少的根本之因。
屠呦呦一生都很低调，不论是面对如今的“火爆”，还是多年以来同行之间的争议，屠呦呦都只做一件事——沉默。其实屠呦呦的名字并不“沉默”，呦呦，是鹿鸣的声音，典出《诗经》。屠呦呦就是这样在沉默中创造奇迹。在屠呦呦的身上，看到的是不趋炎附势的秉性，是科学家独立特行的品性，是为了科学勇于献身的精神。
当然在这个集体主义精神主导的社会，个人主义是受到打压的，所以，独立特行，在这块土地上往往很难走出一条路来。在我看来，无论是莫言也好，还是屠呦呦也好，是长在奇葩中的奇葩。如果你要在这块土壤中获奖，你必须与领导保持良好的关系，发表获奖感言时别忘了这句话：“这是在领导的关怀和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下…”否则你未来就要与获奖绝缘。当然，屠呦呦获得的拉斯克奖、诺贝尔奖这些外国奖项除外。
还记得李娜不“感谢国家”的争论吗？李娜夺得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冠军，成为亚洲第一人，她在获奖感言里没有说“感谢国家”；2014年度的开年的一项大满贯赛事澳网女单决赛落下帷幕，李娜顺利夺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澳网女单冠军，也是她的第二座大满贯奖杯。
随后的颁奖仪式上，李娜的幽默发言让全场爆笑，感谢团队让自己更富有，称丈夫比自己更有名，获得了现场观众的口哨和雷鸣掌声，但是在国内却是口水不少，甚至是辱骂声。在我看来，作为已经“单飞”的李娜，获奖感言不“感谢国家”合情合理；反过来，“国家”倒应该感谢李娜，是她为国家争得了荣誉。所以说，这种总喜欢“上纲上线”凡事都要上升到国家层面的习惯也该改改了，这种取得成绩就是“在领导的正确领导下”也该改改了，改了，才能让更多的人去“单飞”，去独立特行，去获得这样的大满贯奖杯，去获得更多的诺贝尔奖。
获奖了，感谢国家的培养，感谢领导的关怀，感谢同志们的大力支持；那失利就是对不起国家的培养，对不起领导的关怀，连那为他做饭炒菜的厨师、清扫卫生的大妈都对不起了，这压力是不是犹如一座大山？
屠呦呦是独立特行的，所以她是一个得到自我价值最大实现的人，也是一个能在人类医学发展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人。她的这种让“领导干等”的行为，颠覆了公众对科学家的认知，同时也让人看到了独立于权力之外的科学精神。
也许在屠呦呦的影响下，未来中国独立特行的人多了起来，诺奖或许也就多了起来。
屠呦呦：荣誉属于中国科学家
付雁南
（本文发表于2011-11-29《青年参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屠呦呦隐藏在巨大的“集体”中。9月23日，在纽约举行的美国拉斯克医学奖的颁奖大会上，这位满头鬈发、戴着眼镜的女科学家将金色奖杯高高举起时，在地球另一侧，好奇的中国民众才第一次看到这张陌生的面孔。
可她却是第一个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肯定的中国人。作为美国最有声望的生物学奖项，至今获奖的300多人中有80余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因此拉斯克奖也被誉为“诺贝尔奖的风向标”。无怪乎外界评价她为“距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女人”。
当这位8l岁的老人凭借40多年前的研究成果，第一次被推到幕前时，她的感言仍带着集体主义的烙印。
“荣誉不是我个人的，还有我的团队，还有全国的同志们。”她说，“这是属于中医药集体发掘的一个成功范例，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
一场“军民联合的大项目”
如今屠呦呦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年参与的是一场“军民大联合的项目”。来自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名科研人员投入其中，屠呦呦是其中一员。
疟疾在人类历史中是一片挥之不去的阴影。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显示，目前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大约33亿人处于罹患疟疾的危险之中，每年约发生2.5亿起疟疾病例和近100万例死亡。20世纪50年代，WHO启动了一场旨在根除疟疾的计划，但进入60年代，很多地方的疟原虫产生了抗药性，疾病治疗陷入困境。
1964年美国出兵越南后，越美双方都因疟疾造成严重减员，双方都开始寻求治疗疟疾的全新药物。美方联合英、法、澳大利亚等国的研究机构研究新药，越方则寻求中国帮助。1967年5月23日，代号为“523”的绝密项目应运而生。
1969年，当时还是中医研究院初级研究员的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研究组的组长。
“523项目”分两个组开展抗疟药开发工作：西药组和中药组。1970年后。由于中国已能生产并向越南提供复方化学抗疟药，生产供应不再紧迫，项目重点遂转向了中草药。
屠呦呦开始查阅古代医书和民间药方，“几乎把南方的老中医都采访遍了”。青蒿就是在这时进入了她的视野。这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在两千年前的古医书中就有记载。
屠呦呦的研究组收集了2000多个类似的药方，从包括青蒿在内的200种草药中获得了380多种提取物。
所有研究者都隐去了名字
直到今天，西方科学界对这个40多年前的研究项目仍然充满好奇。在与中国“523项目”同期的研究中，美国科研人员筛选了20多万种药物，始终没取得新发现。不过因为特殊的历史，“523项目”只有少数几篇相关论文得以发表，很多研究细节至今仍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中。
当时，一些对疟疾有疗效的提取物，或者毒性大、副作用剧烈，或者治疗不彻底，都不够理想。屠呦呦把目光转向了青蒿。大量实验发现，一开始，青蒿对疟疾的抑制率相对较高，能达到68%。可在之后的实验中，这一药效却未重复出现。
古人的记载中没有采用传统的煎煮方法，而是将青蒿泡在水中后“绞取汁”，屠呦呦突然意识到，高温煮沸可能会破坏有效成分的生物活性。她重新设计提取过程，将水换为沸点较低的乙醚，这才获得了更有效果的提取物。她和研究组的成员甚至充当了第一批志愿者，“以身试药”。
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屠呦呦的小组成功获得了提取物结晶“青蒿索II”。山东寄生虫病研究所与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合作提取了抗击疟疾的有效单体“黄花蒿素”，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也获得了同样有效的“黄蒿素”。
1979年，关于青蒿素的第一篇英文报道发表时，所有作者和研究人员都隐去了自己的名字。
“当年就是这样，只要事情做成了就很欣慰。”屠呦呦说。
“荣誉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
屠呦呦个人简历上的信息只有寥寥数语：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后分配工作至卫生部中医研究院，1979年任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副研究员，6年后，55岁的她成为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
在老同学的回忆中，人们才能找到这位科学家更清晰的形象。她小时候长相“蛮清秀”，生活上却特别粗线条，箱子常常收拾得乱七八糟；婚后不太会做家务；有一次坐火车出差，她在中途停靠时下车走走，竟忘了按时上车，被落在了站台上。
即使青蒿素的研究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并在中国香港和泰国都获奖，也很少有人去探究“集体荣誉”背后每一位研究人员的努力。拉斯克医学奖的评选却将这位年迈的科学家第一次推向了幕前。评选结果刚刚揭晓时，记者们在很长时间内竞完全找不到这位从未引人注意的学者。
北京时间9月24日凌晨，屠呦呦登上了领奖台。她获得的，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得到的世界级最高奖项。发表获奖感言时，屠呦呦摘下老花镜，认真地说道：“在青蒿素发现过程中，古代文献在研究最关键时刻给予我灵感……相信努力开发传统医药，必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治疗药物。”
《纽约时报》援引WHO的评论，称赞青蒿素是消灭疟疾的“首要疗法”；著名学术期刊《细胞》则指出，在基础生物医学领域，许多重大发现的价值和效益并不在短期内显而易见，但也有少数，它们的诞生对改善人类健康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立竿见影的，“由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一起研发的青蒿素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当然也有争议随之而来，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者”说，将集体功劳归于一人“不公平也不合理，与历史不符”。
讲集体的时代已经过去，可对于屠呦呦，似乎并非如此。“这个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她说，“这是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项荣誉。它属于科研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