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我们常听到有一些生活阅历的长者、老人劝你，“年青人，不要太锋芒”“小伙子，不要这样，要……”。我们还时常可以在电视栏目上听到主持人这样说，“在火车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要……”这样的格式，几乎成了教导他人的格言，而且有意思的是这种言论多是劝人的，告诫他人应该怎么“做人做事”。
遇到小偷，“劝忍百箴”的大师们会告诉你，“你应该把自己的东西看管好”“应该用更保险的东西保管，或是放在更安全的地方”；遇到抢劫犯，他告诉你的是“不要保护自己的东西，把东西给他”；遇到不公平，不要站出来说话，让别人去说，你做好你自己就好了……于是乎，我们就看到了于丹这样的心灵鸡汤大师，她总是告诫大家，“遇到不公平，你忍一忍、让一让，一切事情就没了，只要你的心灵美，生活就愉快、开心”，更有甚者，网络上流传于丹大师的“遇上雾霾，关好门窗就好了”的言辞。
坦率地说，深受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的影响，对权利的争取是我始终如一的原则，因为这是完全符合自然法精神的，也是社会契约论的基础。假如你生活中没有这项权利，你就该思考“我为什么没有”，而不是像于丹那样的说教――忍忍吧，只要心灵美一切就快乐。
应该说，于丹式的心灵鸡汤说教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却是中国人广泛性的现象，这就是一种民族性的思维和习惯。若要去追问这个思维和习惯的来源，我认为它是与宋明理学有关，与佛教有关。这种思维，就是不断地有人站出来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人，应该怎么处世”。
同时，由于中国于公元前221年由秦始皇确定帝制社会，这个帝制社会的政治架构就是以皇帝为中心的金字塔官僚结构。而且，确定这套政治社会结构的法家思想，它本身就是“霸道”“霸政”，即由权力来说话，谁的权力大就听谁的。
帝制社会2000多年，中国的社会秩序就是在帝制社会基础上确立的。宋明理学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出现的，它既包括了法家确定的帝制社会结构，又含有佛家的劝世良言，还有儒家的等级秩序。当然，程朱理学还含有道家的某些内容。因为这几个元素，所以宋明理学总体上说是“告诫大众该怎么做人处世”，“存天理，灭人欲”就是一个典型。
随着宋明理学的深入，中国人的习惯就逐渐改变，宋明理学的主张和思维也就不断地被植入到整个社会。它就是表现为“年青人，你要这样，不要那样。……不要追求太多的想法，要把修齐治家的儒家原则当做第一位。”这种心性儒学，在程朱理学获得尊崇以后就开始了，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人的习惯，也是人们不自觉地在生活中会反映出来。比如，这次大年初二发生的宁波老虎咬人事件，某些民主鸡汤大师就说，“穷人看什么老虎”“做人该遵守本分”。
在宋明理学思维的影响下，某些所谓的启蒙者，他们就是像于丹那样告诉大众“应该怎么做人做事”，而不是告诉大家“你有什么样的权利”，“你如何在权利的边界线上遵守契约法则”。
毫无疑问，宋明理学思维的人，像于丹这一类，他们劝人如何“被动”“守”，认为自己卷成一团就没事了，就可以“明哲保身”了。而像英美文化的“权利说”“社会契约论”的思维，它则是大众处于“主动权”“进攻”的状态，并告诉大家在“权利的边界”上就是契约的基础，就是社会秩序，就是自然法精神的政治社会秩序。
这就是对比，也是两种不同思维的格局，甚至可以看出这两种思维的政治态度或政治原则。显然，在宋明理学思维的人那里，他们是在承认现有制度、秩序的前提下说话、做事，因而他们所谓的“做人做事”都是做奴隶或奴才的遵命。相比之下，英美文化的“权利说”“社会契约论”却不同，遵照自然法精神，自然法高于制定法，当现实的某些规则不符合自然法，人们只需要遵从自然法精神，而不需对制定法负责，而且这个时候恰好是社会突飞猛进变革的时期。
我以为，以目前大陆地区的社会环境，中国人要想真正进步，就必须改变现有的观念和秩序，也就必须是大众主动去争取自己的权利，选择自然法精神，抵触、抵制像于丹式的鸡汤，不要受宋明理学的思维禁锢了你自己的前进步伐，更不要被那种民主鸡汤大师的言辞诱导了。我们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对自由和权利负责，要求更广泛的平等权利。假如我们遵照宋明理学思维的鸡汤文说教，那就没必要去“争自由、要民权”，因为“忍一忍就好了”“做人守住自己的本分”。
假如民主鸡汤大师自身都没有摆脱于丹式的思维，那嘲讽于丹就是一个笑话，就是做了另外一种于丹。因为心性儒学暂时还不是时候，在权利还没获得之前谈忍让迁就，这就是放弃自己的权利。
不言而喻，你的权利你不去争取，谁给你争取？你遵守强势方都不遵守的规则，谁给你自由、权利和平等？显然，所有的人在自然法精神之下，每个人都必须遵守法律，遵守统一的秩序和规则，而不是社会被不同的规则撕裂成不同的群体，进而演变成严重的贫富对立对抗。
告别宋明理学及其思维，告别鸡汤大师的“劝忍百箴”，选择“自然法精神”“契约论”和“权利说”，这才是进步，才是真正助推中国人前进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