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节气是依据太阳在黄道（即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的位置来划分的，它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农民种地是以它为依据，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它就是人们心中的密码本。
依照农历，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雨水”。雨水为正月中，春属木，木赖水而生，故东风解冻，温润散为雨水。雨水节气一到，树梢轻拂少女微风，树间阳鸟起伏和鸣，春雨至矣。飞雨入阶廊，风羞雨轻，有雨必有云，春云淡冶如笑，春雨便苍翠如滴。在春雨脉脉含情中，柳丝才开始含烟，待柳烟成阵，便春色撩人了。
“雨水”包含着三个“物候”：一候獭祭鱼、二候候雁北、三候草木萌动。雨水之日“獭祭鱼”，獭是一种水生动物，又名水狗，鱼感水暖上游，水獭捕食，往往吃两口就扔于岸上，古人认为是陈列祭水。雨水后五日，“候雁北”，雁为知时之鸟，热归塞北，寒去江南，它感知到春信，即刻北飞。再五日，“草木萌动”，雨媚风娇中，草长莺飞了。
雨水的雨的古字，上面的一横象征天；横下面是个穹窿象形，象征云气升腾；说明“无云不成雨”。风流云散，别而为雨，由此，穹窿下面有四行雨点，每行三点。这个象意，四是四方，思维；三是雨露滋润，天地气和而成甘霖，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现在的简体，穹窿变成三，雨点变成四，把意思颠倒了。
二十四节气，这是中国人在大自然中生息存亡的心灵密码本。
据史料记载，淮南王刘安在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献给汉武帝的《淮南子》中，就已经有了二十四节气的记载。再之前，《尚书·尧典》中已经有了春分、秋分、冬至、夏至的记载，只不过叫日中、日永、宵中、日短。“日中”是春分，“宵中”就是秋分；“日永”是夏至，“日短”就是冬至。古人以星座在黄昏时出现来定位春夏秋冬，有一套星相学知识，两至两分确立后，加上两启（立春、立夏）、两闭（立秋、立冬），就有了八节。这八节每节三气，就成了二十四节气。
《淮南子》成书至今两千多年。两千多年来，它一代代承袭，不断发展丰富，其中包含了不少神秘主义元素及不断扩展的民俗文化内涵。比如，古人以为，天地之间，天道是圆，地道是方；方主幽含气，吐气为施；圆主明吐气，含气为化；天偏气就怒而为风，地含气就和而为雨；天地之气冲突就感而为雷，乱而为雾。再比如一年四季的十二月对应着天干与地支、对应着周易中的卦象、对应着古乐的十二音律，每一种解释都涉及对天地人关系的认识，深入去琢磨，就回味无穷。而相应的民俗元素，比如新年爆竹、元宵灯火、端午粽子、中秋月饼，背后都有着丰富的形成史。再深入，历代骚人墨客用各种形式，不断丰富对它们的理解与感受，其感受则延展至草木鱼虫、天地万物，使我们在每一季每一时刻，各种各样的天气条件下，都能有一种幸福感与满足感。如果真能把这些都集中起来，就是一本中华民族生存方式、生存智慧的百科全书了。
再往深里拓展，二十四节气，其实也是中华文明的一种表征。文明究竟是什么？一旦以追问的姿态探究历史长河，一定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事实。因为世界本一体，人类诞生前、诞生后，这世界本四通八达，一直在无法阻挡地四处流通。应该说，所有的物种，所有的认知方式，一定都是彼此影响的结果。由此就很难说，有什么孤立的本土的文明。只不过，正如近代史的西方主义遮蔽东方对西方的实际影响一样，早期强盛的东方文明也同样遮蔽着西方对东方实际的影响史。
节气是一个大框架。古人用时节对应生命的气度，节是节制，是法度。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就说：“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八位指八卦之位，十二度指日月、五星运行的轨迹。“四方无虞”，才予人以宁。
有意思的是古人在这二十四节气中，顺应天时地利，一代代传承出一整套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的生活方式——相传黄帝之子少皞就“以鸟名官”：玄鸟氏司分，赵伯氏司至，青鸟氏司启，丹鸟氏司闭，以鸟确定四季关系。玄鸟是春分来秋分去，伯劳是夏至来冬至去，青鸟是立春来立夏去，丹鸟是立秋来立冬去，因此就逐渐衍生出类似“玄鸟双双飞，杏林初发花”“杨花雪落覆白萍，青鸟飞去衔红巾”“伯劳飞过声局促，戴胜下时桑田绿”这样美的诗句。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它是历代文人认识四时关系的升华，这套诗意化生活方式实际是一套最受用的教科书，它一直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它是我们生生世世能浪漫生长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