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里打拼，记得多点杀气，也多点温柔，这句话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每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和想法都是不一样的，下面这篇文章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无论走到哪里，
总有些痛苦到想抱着酒瓶哭一整夜的时候，
总有些再也不想打交道的人。
可是，哭着说要放弃之后，
还是会对着镜子把眼泪擦干，
说没事，总会好起来的。
让这个凶狠的世界里打拼，别忘了提醒自己：
再女人一点，再美一点，
再无情一点，也再多情一点。
我有个习惯，无论去南半球还是北半球，无论去出差还是旅行，我的旅行箱里，一定会有一双高跟鞋。就是那种尖头的，细跟的，简简单单的款式。
甚至在Skype上和世界各地的教授开会的时候，尽管他们看不到我的全身，我每次还是会换好衬衫、裙子，穿上一双好看的高跟鞋。
这是我曾经的一次“狼狈”，教给我的事。
毕业后，我来到一所大学的播音专业做老师，一做三年。工作渐有起色，我参与编写的第一本书即将出版，教研室负责人的工作也逐步走上正轨，第二年就要跻身副教授。
一切都在慢慢好起来，而我在这个时候，被派了一份交流活动的活儿。
这个活动听起来还挺简单的，我负责带队，带几位老师去北京的高校和媒体看一看，学习一点新东西来丰富教学；北京行程结束之后，我再去上海参加一个行业峰会，我们的一位教授会做份量很重的演讲，我只要跟着感受下，再拍两张照片就可以了。
却没想到，实际的行程状况频出。
首先是主持人临时有事，我焦头烂额地在陌生的城市狂打电话、四处求援，最后还是靠着点小运气，联系上另一个节目组，解了燃眉之急。
接着是我们此前未考虑到的交通问题。因为高校的报销制度特别严格，在能使用公共交通的情况下，是不能打车的，我也因此有幸感受了北京地铁早高峰的盛况——我们五个老师，等了三趟地铁，只有最瘦的一个女老师挤上去了，但是几秒钟之后，她又被挤了下来。
我给我的直系领导打电话，请示他在帝都可不可以特事特办。他用被窝音戏谑地说，“不可以打车哦，一律不给报哦。你们真是悠闲惯了，不知道赶早一点的地铁吗？”我看了一眼时间，那时才不到早上7点。
三天时间里，我们要跑十几家媒体还有两所高校。行程太紧，交通太差，大家只能将时间压缩到极致，甚至晚上时，都是一边上传当天的录音和采访笔记，一边随便吃点东西的。团队里都是女老师，她们都特别给力，吃得住得差一点，大家也都谅解我这个带队的，只是很拼地与我一起，把事情做好。
总算挨到北京之行终于过去，就在我以为快要解脱的时候，另一个突发事件砸了过来：那个原定与我一起去上海参加峰会的教授临时有事，无法去参加了。
但是他的发言举足轻重，直接关系到整个大会的专业度，这个发言环节也不能直接取消。主办方和教授直接联系过后，双方商讨出了一个解决方法：让我来发言。
我听到这个方案的时候，在中传后身的西街上，惊得手里的肉夹馍都掉了。
要知道，这是一次规格很高的行业峰会，届时商务部和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几位司长均会出席并发言，除此以外，参与的还有行业内几家龙头企业的老总。以我的资历，无论如何也是站不到演讲台的。
然而主办方和教授的理由也很充分：教授计划演讲的内容是行业分析报告，他也正在编写一部相关内容的著作，而这本书是由我们两人来合作的。书稿当时已经完成了大半，即将于次年出版。由我代替教授发言，转达他的主要观点，再合适不过。
而且，这个时候离演讲只剩不到30小时，也确实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代替了。
在北京工作结束的第一时间，我把资料和设备交给团队的其他老师，就踏上了去往上海的班机。
傍晚时分，我拖着行李箱到达会议所在的酒店时，SMG的数辆大型直播车已经到位，大摇臂正在搬运，记者和编导紧张地商量着第二天报道的内容。挂着会议工作证的人在酒店大堂走来走去，他们端着咖啡或红酒从我身边走过，用韩语说说笑笑。一切都像极了韩国偶像剧里面，为了烘托男一号出场而安排的场景。
我来不及感慨，来不及吃会议安排的欢迎晚餐，就钻进房间，准备第二天演讲的内容。
教授此前只是大致说了他的看法，具体的内容还需要我自己来组织，以及还需要一份PPT来配合演讲。
时间已经只剩下十几个小时了。我把和教授合作的那本书的部分内容（大概有7、8万字）全部打印出来，飞快地扫一遍，根据他提示的框架，把相应部分的内容填充进去。由于书稿是用英文写作，我还需要把它们翻译成中文，语言也要调整成演讲的风格。
为了突出前沿性和专业性，一些数据还需重新更新成最新的版本。最后再根据文稿的内容，快速设计了一份PPT，发给大会组委会。
这些全部忙完，已经晚上9点多了。
此时的我因为连续的高效工作，整个人疲累不堪，额头像是过度运转的CPU一样滚烫。我打算休息下，下楼找点吃的，再回来把发言顺一遍。结果刚走到楼下，就接到了我的直系领导，突然打来的电话。
他用咆哮体将我一顿痛斥，起因仅仅是由于，我给教研室的老师发通知时用了微信，而不是电话。
“你只知道参加这种抛头露面的会议，回来后等着被撤职吧。”他在电话那边叫嚣着。
那时的我正经过SMG直播车，看着车窗玻璃里的自己，蓬头垢面，还穿着从北方带来的棉衣棉裤，休闲鞋。在上海深秋依旧20多度的气温里，我活像一个看不出性别的小丑。
我走了很多路，挨过了很多时刻，挑过了很多关卡，可是那一个瞬间，我感觉自己快要撑不下去了。
我对领导说：“It is up to you.”然后就挂了电话。
我先去了酒店附近的发型工作室，请发型师帮我打理了一个简单清爽的发型。
然后我给在魔都工作的一个小姐妹打电话，问她借一身演讲的衣服。因为要同时去两个地方，考虑到走路会比较多，我其实只带了轻便的休闲鞋和休闲装，这时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的错误。
闺蜜家里有一些日常的通勤装，我挑了一件白色的衬衫，一条灰色的裙子，配了双平底鞋（她平时只穿平底鞋）。这身打扮出入写字楼很得体，但如果是会上发言，气势上总是弱了些。
那时已是深夜10点，商场已经关门，我根本没有时间再去买一双鞋子了。
闺蜜把手机里存的所有做服装的朋友都联系了一遍，终于有人愿意帮我一个忙，深夜10点让我去挑鞋。我们两个人打车半小时去那家小工作室，挑了一双高跟鞋。
那是一双尖头细跟的鞋子，拼接面料，脚面是酒红色麂皮，后跟是米色牛皮。凌厉的细跟大概8公分，走起路来却是稳扎稳打，在软软的地毯上也可以脚下生风。
怎么形容呢？就是那种特别狠，又特别温柔的气质。
我闺蜜评价我：确实有点像个女人了。
女人果然不能没有高跟鞋。一身简简单单的通勤装，也可以被修饰出经得起大摇臂特写的气势。
第二天，在诸位司长和董事长发言之后，我走上讲演台，在多台机位的拍摄下，在数百双眼睛的注视下，完完整整展示了属于我的20分钟。
演讲出乎意料地成功。茶歇的时候我收到了上百张名片，几十家企业要和我们合作，中央电视台的一个频道总监希望和我们合建实习基地，合作办学。
我在去火车站的地铁移动TV上看到了大会的报道，看到了自己的演讲。我提着行李箱，素面朝天地看着屏幕里面的那个我，有种恍恍惚惚的感觉。
原来，有些难到想哭的关头，咬咬牙也就过来了。
回到学校后，我的领导言出必行，果真给学院打了报告，细数了我的各种所谓“罪状”，要求学院对我降职。
但在那之前，我已经申请到了另一个项目，主动提出了暂时离开。很多人觉得我疯了，我却特别踏实地知道，这就是我想要的。
还记得在送别的时候，一位同事酸酸地说，“你真是个幸运的人啊。”
我其实当时愣了一下。幸运吗？我多得是碰壁碰到灰头土脸的时候，我走的弯路，可以从北半球一路延伸到南半球，从冬天走到夏天。
但这一切，又真的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个中的苦辣酸甜，可以再写几十个故事了。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走到哪里，总有些痛苦到想抱着酒瓶哭一整夜的时候，总有些再也不想打交道的人。可是，无论如何，哭着说要放弃之后，还是会对着镜子把眼泪擦干，说没事，总会好起来的。
我并不认为那次赶鸭子上架的演讲改变了我太多。毕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早早的就植根于我们的内心了呢。唯一不同的是，我会在每一次旅行和出差的时候，带一双高跟鞋。
完成这个故事最后部分的时候，我正在香港飞往墨尔本的航班上。十几个小时的航班，我特意穿了一双舒服的懒人鞋，但是小行李箱中有我喜欢一双尖头小高跟，那让我觉得无比心安。下飞机时是澳大利亚的早上6：35。等回去把行李放下，我就要穿着它，赶赴新的目的地。
某种意义上，高跟鞋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态度了。它让我在这个凶狠的世界里，在打打杀杀的时候，还能提醒自己：
再女人一点，再美一点，再无情一点，也再多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