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的人们学会伪装，有些事情或许并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个样子，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不易，接下来请大家跟随小编一起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吧，相信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感触。
前阵子，韦斯·安德森的《犬之岛》在中国上映，结果票房扑街了，但口碑良好。
不过，在我看来，这远不是韦斯安德森最好的作品，甚至可以说这是他的扑街之作。
影片延续了韦氏一贯的影像风格，将形式做到极致，但内容上却远不如几部前作，生硬的政治隐喻，与本体故事之间缺乏融合，乃至于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故事来隐喻那一段历史，更有种小学时候做阅读理解的感觉，被硬逼着从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上解读出所谓的中心思想。一个好的动物寓言应该是像《动物庄园》那样，故事的发展本身就能揭露隐喻的含义——猪上位后的转变，和马愚忠地累死，既是表面故事的发展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隐喻。而《犬》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
即使抛开故事背后的隐喻，这个单纯的汪星人故事也远不能让人满意。故事的主线之一是流浪狗cheif在与小林的相处中如何逐渐放下心防，慢慢接受对方。但整个故事之中，对cheif的转变刻画显然不够有力，乃至最后当cheif接受了哥哥的委托，答应当小林新一任的守护犬这个关键的一幕，都因为没有足够的情感铺垫，而缺乏打动人的力量，甚至有点突兀。
当然，我在这边吹毛求疵地批评《犬之岛》，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电影本身有多烂（天地良心，我看得挺欢乐的），而是导演前作珠玉在前，才让我感到失望。
关于时代和政治的隐喻，韦斯·安德森显然能够做得更好，比如他的那部《布达佩斯大饭店》。
《犬之岛》的故事发生在虚构的犬之岛上，而《布达佩斯大饭店》的故事发生在虚构的布达佩斯大饭店里，只不过，前者在日本，后者则是在欧洲大陆上一个虚构出来的牛茅共和国里。
牛茅共和国的国宝作家，留下了一本叫《布达佩斯大饭店》的书，讲述了自己年轻时听闻的一段欧洲往事。
1968年，年轻的作家下榻布达佩斯大饭店疗养身体。此时，曾经名倾一时的大饭店已经在走下坡路，失去了往日的优雅华丽，显得萧索荒败，只有几个孤僻的旅行者愿意入住。
就是在这里，作家认识了饭店的主人，一个身材矮小、穿着得体、眼神精明又形容哀伤的老人，Zero·穆斯塔法。
主人邀请作家共进晚餐，并向他讲述了自己年轻时在酒店当门童时的一段往事。
于是时间倒回到1932年，大饭店还风光无限的时候，影片的真正的主角古斯塔夫先生才正式出场。
古斯塔夫先生是饭店的经理，负责管理饭店，接待远来的客人。其中有大批客人就是专门为他而来的，而这些人的共同特征就是：她们是一群家财万贯、年纪老大、没有安全感、虚荣肤浅而且异常饥渴的老女人。古斯塔夫先生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靠自己的性魅力和性能力取悦她们。
当Z表示不能理解他为什么和一个84岁的老女人上床时，他解释道：年轻人只喜欢吃牛排，但年纪大了点之后，你就要学会接受那些比较便宜的部位，而且那些部位的口味还可能比较丰富。（虽然我听不懂，但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他一方面吃着软饭，跟这些老女人互相调情，互道我爱你，但转眼把人送走了之后，就把对方留给他用来替自己在教堂点根蜡烛的钱克扣掉一大半。
他永远衣着得体，举止优雅到甚至有点娘娘腔，就算发脾气挥手，都是用兰花指；他身上永远洒满香水，不论走到何地，总带着浓厚的香水味；他还喜欢念诗，哪怕没有人想听，他还是一有机会就充满感情地朗诵；他对生活的品味有着近乎强迫症般的追求，看到老妇人的指甲油不好看，就表示自己“生理上厌恶”，上火车前总要自备好酒， 因为不想喝火车上的“猫尿”；他热衷于表明自己的品味，看着名画发表见解和感慨，并表示要让这幅画永远陪伴自己，但下一秒就计算着怎么把它卖掉......
就像Zero说的，他和他的那些追求者一样，虚荣肤浅，欲求不满。
而就是这个虚荣肤浅的男人，凭借着自己的风流手段，赢得了一众老妇人的欢心，其中一个甚至在死后，将一副世界名画《苹果与男孩》无偿赠予了他。但也是这幅画，为他带来了一连串的麻烦......
这部《布达佩斯大饭店》上映于2014年，集合了裘德诺、拉尔夫·费因斯、艾德里安·布罗迪、爱德华·诺顿等大牌明星兼实力演员，可在片尾的字幕上，韦斯·安德森第一个报出的名字，却是一个不曾在影片中出现的真实人物：茨威格。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二战爆发后，远遁他方，来到巴西，写下了回忆录《昨日的世界》，缅怀那个旧有的欧洲世界，然后和妻子双双自杀。
陈寅恪缅怀王国维，说，当一种文化衰败之际，凡受此文化滋养之人，必感到极大之痛苦。
生长于旧日欧洲的茨威格，面对纳粹的铁蹄踏遍了欧洲大陆，旧有的欧洲文明因此分崩离析，心中的痛苦大概也不会亚于王国维。
这部受茨威格作品启发的电影，和茨威格那部回忆录一样，同样是在缅怀那个旧有的世界。所以有影评人说：这部电影是“一张寄往旧时欧洲的明信片”。
影片中的古斯塔夫先生，虚荣、浅薄、吃软饭、娘娘腔、爱贪小便宜，可以说相当猥琐与庸劣。可就是这个庸劣的人，却同时集合了那个时代最美好的品质。
确实，他吃软饭，还贪那些妇人的小便宜，但同时他又是真诚地在取悦她们、尊重她们。
在我们的传统里，那些浪漫多情、懂得如何取悦女性的男人都是西门庆式的流氓，而在欧洲文化中，浪漫与多情是值得赞美的品质，至少在这里，古斯塔夫用他的浪漫与热情真切地给予那些老妇人以快乐，即使在人已经死了的情况下，他也愿意趴在死者的棺材前，热情地赞美她，并给她一个吻。
他是爱慕虚荣的，未必真正懂自己口中念叨的那些诗歌，也应该不会欣赏那幅名画（否则就不会问门童画中人和自己是不是很像这种蠢问题了），他喜欢假装自己懂得美与艺术，和现在的女孩子挎个爱马仕或者男人戴个劳力士一样，只是一种显摆；
但就算是不懂得欣赏美，他也是真诚地热爱美，相信美的意义，当Zero在他的影响下，也开始用念诗的方式来形容对恋人的思念时，他是真切地为之感到高兴。
他为人浅薄，之所以热衷文明、随时随地都保持着彬彬有礼的姿态，可能和热衷在身上撒上“羽之味”香水一样，只是一种喜欢那种文明在身的感觉，让自己有一种优越感，所以当门童在他越狱后，忘了给他带来香水的时候，他毫不客气地指责对方来自蛮荒落后之地，不应该来到文明的欧洲城市，因为这不合适他；
可一听到对方原来是难民，因为战乱而不得已离开故国的时候，他又真切地为自己的“野蛮”感到羞愧，热泪盈眶地向对方道歉，觉得自己辜负了“布达佩斯大饭店”对自己的培养。
他还是个娘娘腔，一身的骚紫色，加上软绵绵的眼神与女性化的口吻语气，以及那个随时随地都会出现的兰花指，让他看起来缺乏男性气概，甚至被指责说是同性恋（顺便说一句，这是对同性恋的歧视，据我所知，很多同性恋都很man）；
但他永远都会在需要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在火车上遇到盘查，当军队警察因为移民问题，想将Zero带走时，他面对着荷枪实弹、势力庞大的军队，毫不退缩地站出来为之抗争：“你不能因为他是移民就逮捕他，他没做错任何事！”在遭到殴打时也毫不服软，大声咒骂对方的野蛮。
古斯塔夫当然不是一个旧欧洲文明的典型代表，他甚至可能从来都不能深刻地理解自己所热衷的那些文明行为背后的含义，从本性上来说，他与这些文明格格不入，可他却真真切切地把这些文明践行到底：待人守礼有节，一诺千金，尊重并追求美与真相，懂得取悦女性，面对不公与暴力，即使明知不敌也要勇敢抗争的骑士精神。
学者周濂有一篇文章叫《装装文明人》，里面谈到，自己在英国时，经常听到英国人给人道谢：——
办校园卡有带相片，就会得到一句“thank you very much”；填表格，请填这里这里还有那里，“thank you very much”；请坐，哦不坐，接着又是一句“thank you very much”。
然后他渐渐明白了，这种东西不能当真，虽然真诚的人很多，但也“有一些英国人假模假式，温良恭俭让的背后隐藏着根深蒂固的优越感”。
古斯塔夫先生大概就是这样，在他的所有文明行为背后，其实是他作为一个欧洲人深深的优越感，所以才会有他指责Zero野蛮的那一幕。
但周濂老师继续指出，文明本就是化性起伪——“装是文明开始的第一步，装啊装啊就信以为真了，就深入人心了，就大道通行了。”
人是环境动物，走在牛津的路上，不知何时就会飘来一句“早上好”“对不起”或者“谢谢”，逼迫我随时处于礼貌用语的待命状态，久而久之就很难总是摆出一张“烦着呢别理我”的臭脸，渐渐地学会走在路上目视陌生人，微笑，并道：“have a nice day！”
出于虚荣也罢，出于优越感也罢，古斯塔夫先生就是靠着自己的“装”，最后让自己成为了一个欧洲文明的传承人和践行者。
汉密尔顿在《希腊精神》中说：
文明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我们无法准确衡量的，它是对心智的热衷，是对美的喜爱，是荣誉，是温文尔雅，是礼貌周到，是微妙的感情。如果那些我们无法准确衡量其影响的事物变成了头等重要的东西，那便是文明的最高境界。
古斯塔夫这样一个猥琐的人物，却能够把“对美的喜爱”、“荣誉”、“温文尔雅”、“礼貌周到”、“微妙的情感”变成了“头等重要”的东西，这本就是“文明的最高境界”。
所以当这个文明在战争的浓烟中崩塌、陷落，不复存在，茨威格才会为之感到痛心，甚至不惜以死献身。
而在电影里，当战争爆发后，曾经优雅华丽的布达佩斯大饭店也渐渐变得萧索凄凉，甚至濒临破产。
作家问Zero·穆斯塔法，留下饭店，是否是为了保留自己与那个消失的世界的联系？
而穆斯塔法则说：早在古斯塔夫进入那世界之前，他的世界就已经消失了。他只是极为优雅地维持了那个幻像。
也许，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个文明昌盛、人人知礼守节的古欧洲，古斯塔夫相信那些文明，就像堂吉诃德相信曾经有过一些行侠仗义、勇斗恶龙的骑士一样虚妄，但就是这种相信，让他们散发出一种独有的人格魅力，让那个勇敢冲向风车的身影被永远铭记，让Zero在谈起古斯塔夫时充满了敬意与爱戴。
文明或许只是一种信仰或一个幻像，但失去这种信仰与幻像，我们终将沦为一个低等的生存动物，在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中重新长出獠牙，形容丑恶，心态野蛮。
而维持文明，是需要激励的，一个人愿意先试着“装”文明人，是因为文明能让他们得到某种认同，可以是虚荣，可以是优越感，也可以是一种更深刻的人性体验：
《辛德勒的名单》里，一个断了手的老人，坚持要面见辛德勒先生，因为他要感谢辛德勒先生给了他一份工作，让他不用被送往集中营。他不停地对旁边的史登说：“他是个好人，他是一个大善人，他救了我的命。”
他不知道，真正把他列入招聘名单的，并不是辛德勒，而是带他来感谢辛德勒的会计史登。
这时候，辛德勒坐在椅子上，听着这个老人发自内心的感谢，他脸上是无限的尴尬，不停地别过头掩饰自己的愧疚。
老人走后，辛德勒对史登大发脾气，告诫他不许再这么做了。
几天后，当一个女孩前来求救，要辛德勒将自己的父母安排进工厂的时候，他答应了。
即使是在那个最灰暗的时代，文明的光芒也无法掩埋，对善意的一点反馈，就能震撼一个冷酷的灵魂，让他愿意将文明、将善视为“头等重要”的东西。
而一个文明无法存续的年代是怎样的呢？
是我们再也感受不到文明能给我们带来尊严的时代。
今年年初，媒体人王利芬在微博上庆祝自己的公众号上面的第一篇十万加，而内容是报道八零后茅侃侃的去世。
在这个十万加为王的新媒体时代，面对生命的消逝，许多媒体人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个潜在的爆款，是一个能收割流量的契机，而十万加，有流量，才是这个功利时代能带给我们尊严的东西，因为它们能置换成现金：而成为富人是这个时代最大的主旋律，穷才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罪过。
我们曾经相信媒体人是无冕之王，曾经天真地营造出他们为民喉舌的形象，即使在现实中这种信仰太过天真，这种形象不过是种幻像。但人们依然勉力维持着这样的信仰与幻像，如同古斯塔夫优雅地维持着那个古老欧洲的幻像。
而在今天，人们甚至连这个基本的幻像与信仰都抛弃，将所有烦人的道德负担全部卸下，因为在这个成功学当道的功利时代，钱是唯一的信仰，赚钱是一个人能够得到尊重的唯一途径，而以前那些高贵的价值观，则变成了变现的负担，只有拉得下脸来，不再勉力维持一个写作者应有的道德，而投入到全国性的造富运动中，并且取得胜利，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世界给自己的反馈与尊重。
而这种心态，不仅仅是存在于新媒体行业，而是广泛地存在于整个社会当中。
我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一堆朋友在一起，谈论起以后的出路，一个做网络贷款的朋友，兴奋地谈起自己的收入，谈到他的某些客户，是一群大学的小女生，为了满足虚荣心而借贷买手机或包，从而背上高额的利息债务，顺便给他带来了收入。
他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失当，可能给一些懵懂的女学生带来的伤害，而是沉迷在一种猎物上钩的兴奋感中。
另一个朋友谈起，想要合伙，倒卖手机卡，而对象是那些“做手机诈骗”的。当我指出这种事不道德时，他的反应是：“我们就是卖卡而已，人家拿去做什么不关我们的事！”
另一个朋友说得更直白了点：“能赚钱就行了！”
我想到电影的最后，作家问Zero，古斯塔夫后来怎么了。
Zero说：“最后，他们枪杀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