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的背景和局势不同，总会有人想着去改变，改变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但是结果却不一定是好的，接下来就跟随小编一起来看一下这篇文章，请大家一起欣赏。
1968 年春天，全球各地的人们带着对美好生活的诉求走上街头，他们想象着世界的其他可能性并为此行动，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五十年后，我们“回访”了这场世界级运动中的部分年轻人的生平，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忧虑和期待放在今天也毫不落伍，甚至更加有效了。
“有些事情正在外面的街头发生——像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像是世界会因此改变的事情。”
在电影《戏梦巴黎》（The Dreamers）中，从美国到巴黎来的学生 Matthew 这样对他的法国朋友 Theo 说。那正是 1968 年法国五月风暴的时候，就连最迟钝的人都能从马路上的海报、电视里的新闻觉察到，有些什么大事正在发生。此时，在 Matthew 的故乡美国，民权运动和反越战抗议都达到顶峰。这年四月，马丁·路德·金遇刺杀身亡，惊动了全世界。
▲1968 年 4 月 4 日。马丁·路德·金遇刺后，他的同伴指向暗杀者所在的方位。
1968 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德国、捷克、日本、墨西哥、巴西……许多不同国家的人们走上街头，表达他们的诉求，以至于有人说，这是一个“全球造反”的年代。
这些抗议者大多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们对压抑的政治空气感到再也无法忍受，他们开始想象世界的其他可能性，并且，以强大的意志力和行动力，企图将其变为现实。
当然，他们在很多事情上还不成熟，有些时候甚至让人怀疑他们是否理解自己信仰的——或宣称信仰的——事物的意义。美国作家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回忆起年轻时参加“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简称 SDS）的最后一届大会、部分学生高喊起“胡、胡、胡志明！”的场景时，他说：“显然，新左派已经走在一条死路上了——很多年来我压根不愿意去回想六十年代，我为我年轻时候的幼稚感到羞愧。”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的激进派别“地下气象员”（Weather Underground）于 1969 年在芝加哥举办“复仇之日”（Days of Rage）游行，最终演变成一场暴动。
现在，五十年过去了，或许是时候再次“回访”当年的那些年轻人。我们从法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美国和墨西哥各自选取了一位在六八浪潮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梳理了他们的故事。他们当时都不到三十岁，甚至不到二十岁。我们想知道，那时的他们，各自面临怎样的境遇？他们在烦恼和忧虑着什么？他们怎样改变了六八年的世界？而六八年又怎样改变了他们？
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曾说：“下一个世纪的人们会像我们认识 1848 那样认识 1968。”此时“下一个世纪”已经到来，关于 1968，我们记住了什么呢？
法国
丹尼尔·科恩-邦迪（Daniel Cohn-Bendit），23 岁
（注：所标注年龄为人物在 1968 年时的年龄，下同）
上面这张照片可能是五月风暴最标志性的照片之一：当时 23 岁的学生领袖丹尼尔·科恩-邦迪，在巴黎索邦大学前，戏谑地朝他眼前的防暴警察微笑。在今年 5 月 10 日《纽约书评》的一篇对科恩-邦迪的采访中，政治学家、记者克劳斯·莱格维评价说，这张照片蕴含了五月风暴中所有对立的元素：上位者与下位者，陈腐的体制与充满朝气的青年，恶人与英雄，权力与反权力，秩序与无政府主义。
这张照片让丹尼尔·科恩-邦迪成为五月风暴最广为人知的青年领袖之一。不过，他最初进入媒体视野，却是在更早以前。1968 年 1 月，法国青年与体育部部长来到南泰尔大学（Nanterre University）参加新泳池的落成仪式，当时还是学校社会学系学生的科恩-邦迪打断了他的致辞，质疑他所在部门的白皮书为何对青年学生的“性生活”问题只字不提（科恩-邦迪意指当时广受诟病的男女分宿问题）。
若是脱离当时法国的语境，这样的质疑或许会显得可笑，也没有人会把这样看似琐碎的校园管理问题与后来的大规模游行、全国性工人罢工联系起来。但事实上，如果仔细追溯导向“五月风暴”的一系列事件，就会发现文化和思想在其中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以至于很多人在回顾这一年时，认为它最重要的作用在于观念上——而非政治上——的变革。
对法国六八一代而言，他们的启蒙读物是居伊·德波（Guy Debord）的《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和鲁尔·范内格姆（Raoul Vaneigem）的《日常生活的革命》（The Revolution of Everyday Life）。两位作者的共通之处在于，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腐蚀了人们对于生活的认知，将一切复杂而丰富的现实削减成商品与利益的附庸。
▲这张海报展现了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阐释的思想：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电视、电台所代表的娱乐产业已经“毒害”了个体认知世界的能力。
当学生们以这样的观念来审视他们所处的现实时，他们很快发现，大学无疑也是帮凶之一。用科恩-邦迪的话来说：“大学事实上已经成为一台香肠生产机，它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是真正有文化的人，也无法独立思考，他们只是这个高度工业化的社会里的经济体系的一个部件罢了。”因此，与其说学生们抗议的是大学管理的问题，不如说他们是感知到了这样日常性的压迫，从而把矛头指向其背后僵化的、威权主义的体系。
学生们大多沉浸在他们革命的幻想与喜悦中，雄心壮志地构建起新社会的蓝图，但大部分工人的诉求要实际得多。当法国共产党支持下的工人公会与政府达成协议（政府向工人许诺 10% 平均工资增长、35% 最低工资增长），并决定结束罢工时，不少参与罢课的学生都非常失望，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背叛。但工人或许不这么看——毕竟，工资涨了，假期还能有点闲钱出去旅行，何不见好就收呢？
因为“扰乱秩序”，科恩-邦迪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五月风暴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到过校园了。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后来成为绿党-欧洲自由联盟的联合主席之一。“我不想忘记六八——那是一段很棒的时光——但我们得向前看。”他在《纽约书评》的访谈中说。
德国
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28 岁
鲁迪·杜契克出生于东柏林，在东德长大。中学时代他就是个麻烦的人物，因为反对政府的黩武政策，他说服了他的一些同学和他一起拒绝应征入伍。因此，政府勒令他不得上大学。于是在 1961 年，柏林墙建起来的前一天，鲁迪逃到了西德。
1965 年，他加入了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与法国相似，德国学生运动最早的诉求也是大学的改革。但与法国不同的是，还有另一层阴霾笼罩在德国年轻人的心头：二战中的纳粹过往。
在当时的德国，战争与纳粹的往事是人们不愿提及的话题。政府似乎也打算让民众把注意力集中在战后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不是国家的耻辱历史。鲁迪的妻子 Gretchen Dutschke-Klotz 就曾回忆说，在那时的德国，有关集中营的电影都是被禁止放映的。可是，作为六十年代的年轻人，他们的父辈恰恰是二战的一代，关于战争的记忆依然鲜活。他们开始追问他们的上一代：纳粹时期你们都在做什么？你们为什么参加党卫军？为什么保持缄默？
与东德不同，在西德，不少前纳粹分子依然处在当权者的位置。鲁迪和他的同伴们所做的工作之一就是，调查并且曝光那些伪装成民主派的前纳粹分子。他们抗议一切战争、一切独裁政权。从越战，到伊朗巴列维家族的独裁政权。起初，他们都兴高采烈地上街，但不久之后，他们开始发现，这不是闹着玩儿的，真实的危险正在向他们逼近。
1967 年，26 岁的德国大学生本诺·欧内索格（Benno Ohnesorg）在参加抗议巴列维访问德国的示威时，被便衣警察枪杀。这是欧内索格第一次参加示威活动，他的妻子当时还有孕在身。事后，警察虽然受到了审判，却没有定罪。这起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对左翼学生而言，这更加印证了他们此前的观点：德国政府依旧是一个纳粹式的政府。
▲本诺·欧内索格受到枪击后被送往医院，但当晚即不治身亡。
作为学生联盟的发言人，鲁迪继续要求政府“去纳粹化”。他成为学运的象征，但这也引来媒体对他的大肆攻击，保守派的报纸将鲁迪描述成“公众的头号敌人”。1968 年 4 月 11 日——马丁·路德·金遭遇暗杀身亡一周后——鲁迪·杜契克在去药店为儿子买药的路上被连开三枪受重伤。
这起暗杀事件成为德国六八学运的重要节点。在那之后，大批愤怒的学生表示声援鲁迪·杜契克，但他们在如何抗争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一部分人从此走上暴力的道路，他们组成极左翼恐怖组织“红军派”（Red Army Faction），并在此后的三十年间，策划了多起暗杀，导致三十多人死亡。鲁迪·杜契克的辩护律师霍斯特·马勒（Horst Mahler）就是这个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值得一提的是，马勒后来加入新纳粹主义的极右翼政党，并且以否认纳粹大屠杀的言论闻名。反战游行催生出鼓吹暴力和流血的恐怖团体，曾经与反纳粹学生站在一起的人最终成为纳粹的支持者，从极左到极右也只在一线之间，这不得不说是耐人寻味的。
那么，鲁迪·杜契克呢？他最初似乎并不反对暴力斗争，但据他妻子的说法，他后来意识到“恐怖主义会毁掉六八所争取的一切”。七十年代中叶他返回到德国政坛后，积极地参与绿党组建的前期筹备工作。可是，他却没能看到它的正式成立。1979 年，绿党成立的前一年，长年困扰他的枪伤后遗症终于夺走了他的生命。
捷克
玛尔塔·库比索娃（Marta Kubi?ová），26 岁
“愿这片土地永远和平/愿愤怒、嫉妒、仇恨与恐惧都消失/人们啊，你们失去的掌控命运的权力，终会归还给你们。”
这是捷克歌曲《玛尔塔的祷告》（Modliba pro Martu）中的歌词。这首歌创作于1968 年 8 月，几天前，苏联派遣超过两千辆坦克进入布拉格。这首歌让它的演唱者、捷克歌手玛尔塔·库比索娃（Marta Kubi?ová），从此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反叛偶像。
这一年的一月，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ek）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书记。他立刻着手推行自由化改革，包括承认言论自由、减少国家对于产业的管控。他将这称为“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
“杜布切克上台以后，你真的可以感受得到自由的风正在吹来。那是令人难忘的。我们都感觉到，二十年来终于有些值得高兴的事情了，我们第一次真正能够呼吸正常的空气。”库比索娃回忆起“布拉格之春”时这样说道。那时，她所在的歌唱组合“金色孩子”（Golden Kids）被允许到西柏林、巴黎表演，而西方的唱片也能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这在此前是从未有过的。
可是好景不长。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一些人指责杜布切克的改革“过于激进”，另一些人则嫌他“不够激进”。同时，苏联也紧张地关注着这里发生的一切。勃列日涅夫担心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也会效仿捷克斯洛伐克的变革，这样苏联在冷战格局中的地位就很不利了。
七月，勃列日涅夫和杜布切克曾有过一次会谈，但显然进行得不太顺利。8 月 21 日，数千辆坦克和数百万华约军队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杜布切克也被带到莫斯科。
库比索娃这时却公开表示支持杜布切克，并且录制了上文提到的那首歌，《玛尔塔的祷告》。这首歌很快就被禁了。两年后，库比索娃被禁止进行演出，当局给她捏造的罪名是：拍摄情色照片。
她先是在家组装一些玩具维生，后来又到一个建筑公司当职员，但她没有改变自己的政治理念。1977 年，诗人、剧作家、后来成为捷克首任民选总统的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起草了呼吁人权与自由的《七七宪章》，她也是签署者之一。虽然出于对自己和自己女儿的保护，她只能秘密地和其他签署者聚会。
1989 年天鹅绒革命期间，在哈维尔的邀请下，她来到瓦茨拉夫广场再次唱起《玛尔塔的祷告》。她面前依然是挨挨挤挤的抗议人潮；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不会再失败了。
美国
汤姆·海登（Tom Hayden），29 岁
“我们这一代人，在物质条件得到基本保障的环境下成长，现在在大学殿堂中，不安地打量着我们继承的这个世界。”
这是《休伦港宣言》的第一句话，也是最被广泛引用的一句。《休伦港宣言》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 1962 年发表的一份宣言，后来成为代表美国“新左派”的重要文本之一。它的起草者，是美国著名的学运领袖、社会活动家汤姆·海登（Tom Hayden）。
中学时代，汤姆·海登的偶像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他在学生报社当编辑，还差点因此毕不了业，因为在毕业前夕的最后一篇评论文章里，他抨击了传统的爱国主义观念，而且故意藏了一句话在每段的首字母里：去死吧（"Go to hell"）。
上大学后他读了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并且像他一样搭便车来了场穿越美国旅行。在伯克利，他见证了针对“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因调查与共产主义活动有关的个人和组织而闻名）的抗议集会。在加州德拉诺的农场里，他看见墨西哥裔佃农是怎样像奴隶一样艰苦地劳作。他甚至前去采访马丁·路德·金。多年后，他回忆说：“与马丁·路德·金的会面完全改变了我。我握着铅笔，尝试去进行一次客观的采访。可我感到他的潜台词分明是：‘停下笔来，去行动’。”
回到校园以后，汤姆·海登建立了左翼自由派的学生组织。他到南方去，报道南方佃农的困境——这些佃农如果尝试登记成为选民，就可能会被农场主驱逐。他阅读加缪、奥威尔、约翰·杜威、还有赖特·米尔斯的作品。毕业以后，他成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一员。1961 年，在密西西比州的一场民权运动游行中，他和其他几人被捕。《休伦港宣言》的初稿，就是在监狱里完成的。
1968 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举办期间，他参与组织了反越战抗议活动。示威者和警方发生了暴力冲突，《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者 Mary McGrory 回忆说她当时走出酒店，看见“整条街都是鲜血”。汤姆·海登也因此被控“暴动罪”和“阴谋颠覆国家罪”，一审判决五年刑期，所幸上诉后原判被推翻。
▲1968 年 8 月，大批学生占领了芝加哥格兰特公园的标志性雕塑——为纪念约翰·亚历山大·罗根（John Alexander Logan）将军在美国内战中的贡献而建立的雕塑。
汤姆·海登的父亲是个保守的共和党人，在这件事之后，他有整整 13 年拒绝和海登说话。直到 1982 年父亲去世前，他们两人才和好。
也是在这一年，汤姆·海登被选为加州议会的立法委员。如同许多其他学生领袖一样，他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但他对于公正和平等的信念从未改变过。或许还是用美国记者 Jeff Greenfield 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到的话来总结比较合适（这篇文章在 2016 年 10 月 24 日发表于 Politico 杂志网站，那是汤姆·海登去世的后一天）：
“在《休伦港宣言》中，海登写道：‘我们将取缔因财产、特权和地位而产生的权力，并代之以由爱、自省、理性和创造力产生的力量与独特性。’是的，这话听上去无可救药地幼稚和滥情，但在我们这一代人选择前方的道路之时，这看上去像是一个合理的志愿。在汤姆·海登曲折而传奇的一生中，这一志愿一直是他的作品和生活的核心。”
墨西哥
帕科·伊格纳西奥·泰博（Paco Ignacio Taibo II），19岁
（照片摄于 2015 年）
六八年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抗议运动究竟有什么内在联系？多年以后，帕科·伊格纳西奥·泰博（Paco Ignacio Taibo II）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也没有什么联系。法国、捷克、墨西哥的年轻人们，在反抗的是完全不同的体制。唯一的共通点，或许是极具感染力的勇气与热情。但在墨西哥，这样的热忱遭到了最残酷的镇压。
1968 年 7 月，一群高中生在一场足球赛后打架斗殴，防暴警察出动，暴力平息了这场小的街头骚乱。几天后，中学和大学的学生发起罢课，指责警方滥用武力。抗议持续了几个月，直到 10 月 2 日，军队进入墨西哥城的特拉特洛尔科（Tlatelolco）居民区，随后是枪响、火焰、在恐惧与惊慌中四散逃跑的人群。政府估计的死亡人数是三十余人，但根据《卫报》记者 John Rodda 的调查，更接近真实的数字可能是两百多人死亡、一千多人受伤。
▲持枪的墨西哥士兵部署在特拉特洛尔科居民区外。
然而，与五十年后的现在一样，国际社会几乎没有怎么关注这起冲突。十天以后， 1968 夏季奥运会如期在墨西哥举行。
但很多墨西哥人都永远无法忘记。他们以各自的方式不断叙述、不断回顾这一天，帕科·伊格纳西奥·泰博就是其中之一。1969 年，他将自己经历的事情写下来，写满了三大本笔记本。他担心如果不写下来自己就会忘记。他还打算将这些笔记作为小说的素材。二十年后，他成为了知名小说家，但这本书他还是没有写成。
“我永远没有办法，把这样的事情写成虚构小说。” 他最终选择写下一本回忆录，就叫《’68》。
泰博的祖父是西班牙社会党的成员。泰博九岁的时候，全家为了躲避弗朗哥的纳粹独裁统治，逃到了墨西哥。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泰博从小就受到政治的熏陶：晚餐桌上，大家常常议论时政——而且不只是时政，还有文化、生活、事物的意义、他们在世界中的位置等等。
在同代墨西哥人中，同样来自西班牙流亡家庭是少数。但在进入大学以后，他们将这样的讨论带进了校园。在当时压抑的政治风气中，大学是唯一一片自由之地，只有在这里，学生们能看到被禁的电影、无所顾忌地讨论与辩论。因此，大学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抗议活动发起、组织的阵地。
但学生们绝不希望他们的影响力局限于象牙塔内。他们成立了宣传队，在所有媒体都被政府掌控的情况下，他们在墙上涂鸦、派发传单、在街头演讲，让他们的理念能够传达给更多的民众。他们还组织了很多“闪电会议”——在巴士上进行简短地演讲，然后拿着一个罐子收集募捐的钱，作为组织抗议活动的资金。
2009 年，泰博接受《国际社会主义评论》杂志（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采访时说，他觉得六八学运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一代年轻人从各自为政的观察者，到团结在一起成为社会的变革者。即便罢课结束，当他们走出校园，进入政治、商业、教育等等社会领域的时候，他们依然能够站在受屈辱受压迫的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力所能及地改善这个世界。
或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六八年在墨西哥发生的一切是悲剧的，但却不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