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法去评论别人的生活，但是也请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些比你不幸的人是怎么样面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小编给大家带来了一篇文章，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感悟。
本来离婚是一件寻常的家务事，但是命运的运转里，它被放大了放到人们面前。人们说我有名气了就离婚，忘恩负义。这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人们要观看我的生活。我总是怜悯地看着对我议论纷纷的人，他们有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生活？”
“离婚后，生活有什么变化吗？”这次从湖北省钟祥市横店村来到北京，为自己的新书——首部散文集《无端欢喜》做宣传，余秀华再度面对这类话题，露出了不愿再做过多说明的神情。
在全国人民的见证下，恢复了单身的余秀华，看似过上了一种喜欢的生活方式——“宁静的没有争吵没有猜忌的日子：一个人的日子”。但来自生活盘根错节的考验并没有从此偃旗息鼓。
离婚后的这两年多时间里，余秀华的生活发生了诸多变故。母亲罹患癌症去世，她则和父亲、儿子离开了住了几十年的老宅，搬进了楼房，眼见着“一种传统、一种习俗，一种简单而质朴的文明正在失去，而且不可扭转”。
同时，关于她的争议依然不断。今年年初，“朦胧诗”鼻祖、诗人食指在自己的新书发布会上指责余秀华“不关心人类命运、祖国未来、农民痛苦”，再次把她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这个曾经因为一首《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诗歌而走红的诗人，似乎自被人们认识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她的“热搜”体质。
在余秀华还是以素人身份写诗的时候，为了制造某种反差感，很多人习惯在她“诗人”的称呼前，再加个前缀，诸如“脑瘫”，诸如“农妇”。而现在无论是媒体还是各方，已无需这么麻烦，因为“余秀华”本身已是一个有关注度的名字。
在诗情与现实、欲望和清明、万众瞩目和众声喧哗之下，余秀华在着力寻找一种恰如其分的自处方式。
“你可知道我多爱你”
在新书里，余秀华写道：“又一个夜晚，万物沉默的时候，回想起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谁的决心已经搁置了起来”，“我恨我这么快就丧失了这样的决心”。
她咧着嘴笑着对本刊记者说：“过去我是为了对抗那段婚姻，偶尔去对抗他一下，我觉得这种小小的背叛太痛快了。婚姻解决了，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不用想着去搞那些事了。”
2015年12月，余秀华以15万元人民币和新农村里的一栋房子为代价，和结婚二十年的丈夫尹世平离婚。关于她的离婚一直争议不断。
但余秀华自己想得很清楚，丝毫不为外界所动。“本来离婚是一件寻常的家务事，但是命运的运转里，它被放大了放到人们面前。人们说我有名气了就离婚，忘恩负义。这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人们要观看我的生活。我总是怜悯地看着对我议论纷纷的人，他们有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生活?”
因为身体残疾，余秀华19岁就被父母安排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外地男人尹世平，尹世平常年在外打工，夫妻二人没有共同语言。“经济是其次，这个可以互补，但是精神的就没办法互补：两个人都在农田里干活，一个人说野花很漂亮，一个人说他自作多情，这就不好办。”
离婚让她如释重负：“对某些男人，（离婚）也许就是甩掉一件旧衣裳。对一个女人，她就是甩掉一个制度，呼吸的空气和从前也是不一样的。”
她的诗歌常常有浓烈的感情，她也常常在网络上向人表白。“我有时候想为什么自己想要爱情呢？就是因为自己够不到它。比如你头上有个苹果挂在那里。就差那么一点，你抓不到他，你始终不甘心，想我下次再跳高一点，这就是一种得不到的诱惑。”
不过，尽管文字大胆，但余秀华却说自己面对感情，是一个“十分没有本事的人”，“人多的时候撩一下，人少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在《无端欢喜》的最后一章“你可知道我多爱你”中，收录了余秀华写给几位男性朋友的“情书”。“我记录的都是一种朦朦胧胧的好感，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对哪个男的直接说，谁谁谁，我好喜欢你。我们明天去哪里怎么样。那个后果会非常严重。”
她永远乐于记录爱情刚萌芽的阶段，暧昧之后，戛然而止。“比如我今天见到这个男人，和他这个人相处不错的话，好感很容易就产生了。我的这些诗歌很多描绘的都是爱情刚刚产生的时刻，等后续好感消失了，我就没写了。”
前几年，余秀华对自己的一位诗人朋友产生了一些好感，她的一位男闺蜜却告诉她“这个人不行，人品不行”。“我并不知道这个人真的是人品不行，还是假的不行，就想着那就算了吧。消失得是不是好容易？消失得和产生得一样快，禁不起一个稍微的推敲。”
余秀华说自己现在对待这种“快消式”爱情的做法是坦然地让它产生，再坦然地让它消失，在这个过程里，尽量不发生两个人的亲密接触。好像她写的那首《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一样，诗歌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但至今，作家和当事人还没见过面。
“你只想不做，写不出来真的好诗歌。”她这种做法被身边的朋友诟病，“我不想做，做了也不写出来。”余秀华斗气又狡黠地反击道。
这或许是她的自我保护。在《我用生命的二十分之一爱你》一文里，余秀华写道：“我说我有一份深情，却把它分成了二十份，它们因为零碎，而让我躲避了孤注一掷的危险。”
射在身上的箭，比草船借箭还多
因为脑瘫，余秀华说话语速很慢，一个字往往要在嘴里含一会儿，才缓慢吐出来，但这并没有让她养成“三思而后说”的习惯。在很多场合，她都要比那些舌尖口快的正常人，更加坦率、直接，毫无去为自己的表达寻找任何修饰的意识和世故。
杨晓燕回忆起第一次在北京首都机场见到她的情形。当时，和余秀华同行的还有几家媒体的视频团队，呼啦啦地十几个人，她被簇拥着，“很神气，很精神”，虽然余秀华的脚不太好，但是走得很自信，“我也奇怪，这种底气与生俱来，包括面对媒体的状态，我们这些人都与她差远了”。杨晓燕是新经典·新星出版社的主编，二人自余秀华第一本诗集，合作至今。
或许是因为余秀华有着清醒的自我认知。出门参加活动，她带了几条裙子，但是难堪的是，她坐在那里，怎么样也无法把双腿合拢。疾病让她无法优雅，不过她也能坦然接受，“幸好优雅不是一个人生活的重要部分，它不过是一个女人绸缎似的哀愁里的一根丝线”。
和余秀华合作三年多，杨晓燕觉得她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只是这些年她面对了更多的媒体，世界更充分地向她打探。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的都是善意的，当然，她也曾受到过一些伤害。我本以为她会慢慢学会一点点自我保护的能力，或者改变下自己直率的性格，但好像也没有这么明显的变化。”
出远门，父亲余文海发短信交代余秀华，让她说话注意些分寸，不要喝白酒，“多次醉，会无脸见人的”，她回复说“爸爸，你放心。我的脸很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这份真实和坦荡，既让她受到了一些读者的喜爱，但又会经常让她受到一些争议，坐在家里“比诸葛亮的草船收的箭还多”。
为余秀华拍过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的导演范俭认为她是一个“性格十分外化，喜怒形于色，不会做‘表面文章’，甚至生活中有些口无遮拦的人”。之前，她去参加一场自己的诗歌研讨会，现场有人称她是中国的艾米丽·狄金森,她当场反驳说:“狄金森是独一无二的，我余秀华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采访中，她谈到自己的书名的灵感来源，不小心瞥到了出版社书柜上躺着一本周国平的《灵魂只能独行》，毫无避讳地指着说：“这个名字就不太好埃你把灵魂拿掉，牛逼多了。整天就搞灵魂这些东西，下次见周国平，我就要问他灵魂是什么？”
一个农民的“乡愁”
1月13日，食指在自己的新书发布会上公开指责余秀华说：“看过余秀华的一个视频，她理想的下午就是喝喝咖啡、看看书、聊聊天、打打炮，一个诗人，对人类的命运、对祖国的未来考虑都不考虑，想都不想；从农村出来的诗人，把农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对小康生活的向往，提都不提，统统忘得一干二净，这不可怕吗？评论界把她捧红是什么意思？”
诗人廖伟棠却不这么觉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认为余秀华的诗歌里显然是有农村的痛苦的：“她的《我养的狗，叫小巫》写的不只是农村的痛苦，不只是农村女性的痛苦，不只是时代造就的痛苦，也不只是生活的痛苦，只不过有的读者只看见其中的‘屁股’‘叫床’。”
面对食指的责难，余秀华自己连发了多条微博回击：“食指先生说我不提‘农民生活的痛苦’……可是，我从来不觉得农民生活是痛苦的啊，真是一个高深的课题：人们向往田园生活，凭什么又鄙薄它？真正的痛苦是作为一个农民，眼睁睁看着乡村文明的流逝啊。”
在新书里，余秀华也写起了自己的乡愁。她说，自己的乡愁与别人不同。她不是站在远方看故乡，而是身在其中，直愣愣地站在这片土地上，明明看到一些东西在塌陷，你想拉一把，却什么都拉不祝
2016年，余秀华和父亲、儿子离开了老屋，一起搬进了“新农村”建设的二层洋楼里。麦地被征了，荷塘被填平了。以往推开门就是池塘、清风，小麻雀、喜鹊压满屋檐的景象，如今被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房舍和清洁的水泥路所代替，散居的三百多户人家被集中在了一处，彼此间不再“鸡犬相闻”，随之多了份“不扰民”的现代文明自觉。
横店村“新农村”建设的选址就在余秀华家附近，因此她家里的二十多亩地被全部征用。在土地上劳作了大半辈子的父亲一下子无事可做了，面对突然的闲适，他六神无主，过不久，便主动加入美化环境、清理乡村垃圾的队伍当中。
在当地的规划当中，本来还预备把余秀华之前的住所打造成一个“名人旧居”的文化品牌，整个大队的老宅全部平掉，唯独留下她家的不拆。之前父亲还打趣“到武汉有个黄鹤楼，到北京有个天坛公园，到横店就是余秀华的家”。不过，目前看来，每家每户都可以把自己的老宅子留下来，只要“多交两万块钱”。
“新农村”的建设改善了余秀华以及整个横店村村民的生活环境，“装修好了的房子和城里并无二致，甚至比有的城里的房子还要好”，自来水、暖气、绿化、社区建设一应俱全，一种更加文明且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同化着农村人。
不过，余秀华也明显觉察到一些传统和习俗在悄无声息地消失。甚至过年时，因为心疼崭新的墙壁，余父干脆省去了贴春联这一传统。吃年夜饭时，也没有像从前那样郑重其事地点香、烧蜡烛祭祖。“一个年就这样草率地过去了，过得很轻松，也很寡淡。”
一个还未离开家乡的人，也开始有了乡愁。麦子、稗子都被推土机埋在了地下，脚下的土地被水泥严严地封死，大地上的事物被毁灭在大地上。傍晚的时候，余秀华和小狗小花坐在屋外，因一排排的二层洋楼遮住了视线，再也看不到夕阳落下去的全过程，“当身边陪伴了几十年的草木消逝不见，这恐慌就等于一个亲人离开带来的恐慌”。
但另一方面，余秀华对自己的愁绪“又如此地不敢确定”。她在新书中写道：“如果我的乡亲们知道在这个明媚的上午，我在新房子的客厅里写什么价值不价值的事情，他们一定觉得我的脑子出了问题。”
这种态度在杨晓燕看来恰是余秀华的可贵之处：“这几年城乡的大变化，整个农村的巨变，反映在横店，是一个缩影。她借助一个作家的眼光把它表达出来，但是又没有简单粗暴地说它好或者是不好。而是很迟疑地说这真的好吗？这又真的不好吗？这是能引发我们思索的。”
余秀华这次在散文上呈现的才能超乎了出版社对她的预判。杨晓燕说：“心里有想法才能写好散文，余秀华是很有思想的。如果你不了解她，只是道听途说的话，建议都看一看她的散文，然后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