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在朗翰酒店自由撰稿人房间，奈保尔撕下一张BBC播音室信纸，塞进一台标准打字机，并把打字机调成单倍行距。而后，他双肩后缩，双膝抬高，把鞋子靠着椅子的两边支架，就像一只“蹲着的猴子”。他写下了一个开头：“每天早上起床，帽子都会坐在他后面阳台的栏杆上向对面叫道：‘有啥事儿吗？博加特？’”他顿了一下，很满意这个开头，没有再改动。《米格尔大街》的人们就这样开始生活了，在40年代的西班牙港，在一个很少有人有机会摆脱贫穷，却热衷做梦的地方。他们不知道，在46年之后，他们会成为诺贝尔文学奖上，生动的名字。
曼曼，一心想当选公职，可每次只得三票。一票是自己，另外两票始终不详。于是他安排让自己受难，除了每天穿着白袍子到处讨饭之外，还宣称自己是新的救世主，决定把自己绑在十字架上，并接受众人扔来的石块。可当街上的女人和孩子真的把石块扔向他的胸口和脸，他却不停地大声叫唤：“停下来，别做蠢事了，你们听见没有，我告诉你们，这个狗屁玩笑该结束了。”于是，警察把他监禁起来，然后永远如此。
米格尔大街的人们都管曼曼叫疯子，离他远远的，可奈保尔却说，在这条大街上，他还能想出不少比曼曼疯得多的人。
波普永远在做没有名字的东西。他总是不停地锤呀锯呀刨呀，从不闲着，锯末如粉落在他卷曲的头发上，混杂着乔木和蟾蜍树的香味。孩子们沉醉在对他的崇拜里，“你在做什么呀？波普先生？”“孩子，这个问题提的好，我在做一个没有名字的东西。”他这样回答的时候，空气都是快乐的。在众人心中，他用这样的诗人气质，赢回了出轨的老婆，然后继续在没有名字的东西里快乐着，直到报纸上登出他入狱的消息。原来，他是作恶多端的梁上君子，他偷来别人的东西然后重新组装。可是米格尔大街的人们都说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当一年牢狱之后，他成了当地的英雄。于是，他开始干活，为别人做莫里斯式的椅子和衣橱，再也不做没有名字的东西。为此，奈保尔却伤心了很久。
沃兹沃思在写世界上最伟大的诗篇。他以流浪汉的身份，来到米格尔街。他身材瘦小，戴着一顶帽子，穿着一件白衬衫，一条黑裤子，没有什么诗人的样子，只是会为任何一件事而流泪。他的院子里种着一个爱情故事：少年诗人和姑娘诗人恋爱了，在小诗人即将出生的时候，姑娘诗人死了，少年诗人决定留下来，还有一园子再也没有人修剪的花草树木。于是，少年开始写诗。用二十五年的时间，写了一句：往昔深远而奥妙。米格尔大街上，只有奈保尔去过他的院子，可每次都会被妈妈打一顿耳光。直到有一天，沃兹沃思虚弱地躺在他的小床上，把奈保尔搂在他瘦削的胸前，说：“以前我给你讲过的少年诗人和姑娘诗人的故事，还记得吗？那不是真事，是我编的。还有哪些什么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也是假的。你说这是不是你听到过的最好笑的事？”一年后，园子被人扒掉了，盖起了二层小楼，树木被人砍倒，铺上了水泥。一切都像是沃兹沃思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
这是我所听过的，最伤感的故事。我突然为奈保尔的故乡，流泪了，像被诗人传染了似的。它让我想到他本人的父亲，在一个被奴役的种植园里，倔强的非想成为一个诗人，一个记者，豁了命的抛家舍业，却没留下任何，除了奈保尔。
故乡的芒果树成长出奈保尔的乐趣，他的笔像沾了芒果汁一般，醲郁。这棵树只长了30年。在奈保尔30岁时，他选择，做一个没有故乡的人。
“你生在特立尼达？”BernardLevin在一次访谈中向奈保尔提问。“我生在那儿，对。”奈保尔答道。“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错。”这个回答，震惊了世界。
“如果你抛弃塑造你的国度，你就会被这个抛弃所界定。”奈保尔在这个界定里，走上作家之路。(www.geyan123.cn)为此，他不得不反复地掩饰自己，清除过去，只为了成为表面上没有国度、具有高度洞察力的全球观察者。
在《世事如斯》这本奈保尔的传记里，弗伦奇用近乎刻薄的真实，寻找着其中的原因：“他躲避故乡，这个先发制人的抛弃行为，其实都来自于焦虑与害怕。因为他的抱负与恐惧相连。他害怕不能写作，害怕过气，害怕消失。”
“为了成为他想成为的人，他得让自己成为另外的人。”弗伦奇的刻薄，怎么听，都像是对今天的我们说的。
可是，命运偏偏和奈保尔开了个玩笑。就是这个令他一再划清界限的故乡，却在他离开51年之后，用根部饱满的基因，成就了近百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泰戈尔之外，唯一的，印度作家。
于是，我们离开带着泥土味儿的故乡，在我们还没有看清楚它模样的时候，在它的基因还没有完全被复制下来的时候，在姥姥的方言还没有教会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懵懵懂懂的成了，没有故乡的人。
很多年以后，我们这些忧伤的异乡人，多半会踏上寻根的路。因为故乡太近，我们总是在成功或失败的路上看到它的影子。因为未来太远，我们总是需要不断地，重新出发。
很多年以后，在我们血液里奔腾的骄傲和满足，仍然会是童年清脆的啼哭，和一吸气，满院子的炊烟袅袅……
很多年以后，米格尔大街上的那些人已经不再整日喝着朗姆酒，也许，小曼曼是一名牧师，小波普成了艺术家，小沃兹沃思也登上了诺贝尔的领奖台，他们会一起感谢大街上的芒果树……
很多年以后，故乡的概念真的变得很模糊，生爹娘的地方，我们长大的地方，孩子们出生的地方，都将会在不同的纬度。可是我们还是会耐心的做一个家谱，标注上这些地方的亲人们，和他们经历的悲欢离合……
很多年以后，我们开始在故乡的记忆里，回忆人生，在未来再一次变得遥不可及的时候，可以欣慰地对自己说，“别担心，总有它们能证明，我曾经来过……”
你信吗？反正，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