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常见到有这些现象：有人做事如小河流水哗啦啦，事不大，动静大。有人做事如大海流水静悄悄，事不小，动静小；有人做事如夏天的知了，无论何时，都在高处喊。有人做事如地上的蚂蚁，无论何时，都是在低处行；有人做事如下棋攻垒，无论何种攻法，都顺棋道，跑跳飞。有人做事如下楼赶会：无论上电梯，或是走楼梯，都是随着兴趣走，凭着感觉行，无章法，无定规。
现象不同，做法迥异，但都透出了做事的风格。
做事的风格，实是做人的表现。风格，简言之，就是“风度+格调”。一个人的风度，离不开其言谈、举止。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的言谈，是其思想的外现；举止，是其品质的外显。而一个人的格调，离不开其仪态、姿态。仪态，往往透出人的内在修养；姿态，常常能显出人的内心修行。风格是“装”不出来的。即便能装，也是装一时、一事可以，要长久装、事事装，则不可能。毕竟，套上去的外衣总有脱下的时候，化妆后的脸庞总有卸妆的时刻。伪装，永远难以持久。
做事的风格，体现思想的追求。事，都是人做的。人，离不开思想的支配。人做什么事、怎么做事、把事做到什么程度，都有个选择问题。选择，是人的主动性所在。这个主动性，或是义为之，或是利为之，或是义、利兼而为之。义，是一种信仰；利，是一种利益。
义与利，看似不搭界，实是一辆车。义，也是一种利。只不过，这种利的范围更大些、更深些，是“大我”中有“小我”，“小我”决不能游离于“大我”之外。有了这种义利观，或者说是价值观，做事，才不至于雷声大，雨点小；处事，才不至于过了今天，不讲明天；干事，才不至于掺杂使假，坑人害己。
做事的风格，带有时代的印记。尽管做事的风格总带有个人的追求，但个人的追求，不可能没有时代的印记。人在社会中，人是社会人。个人的行事风格，总是在时代与民族的行事风格前提下形成并发展。时代与民族的行事风格，也总是通过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个人行事风格体现出来。个人的追求，不可能不烙上时代的印记。时代的印记，也是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用行为书写出来、雕刻上去的。不能只埋怨时代与社会的焦躁、急躁与浮躁，要扪心自问：我做得怎样？是飘在空中，还是扎在土中？毕竟，飘浮物是立不稳的，且很可能污染空气；只有扎根土壤的庄稼，才有可能奉献出养人的粮食。
做事的风格，人人有之。但人相近，岗不同。对于肩负一定责任的各级领导者来说，做事的风格更带有一定的导向性、示范性。古有言道：“主上好金莲，民女多裹脚”，“楚王好细腰，宫女多饿死”。无数事实证明，领导者的一个细微行动，胜过十堂生动说教。这是常识，也是文化。正因为如此，领导者如何做事，形成何样的做事风格，不能不细琢之、深思之、慎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