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总会有一些恐怖分子来破坏人民的和平和安定。由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的小说《群魔》就是探索恐怖分子的内心活动的一本书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呢？小编这里整理了一篇网友对这本书的读后感，一起欣赏吧！
考完试，突然想起了《鬼》——之前一直不敢看陀氏的这部小说，阴暗，可能是唯一合适的形容词。但
我已经无所谓了：我厌倦了一切，有什么能让我更消沉呢……
但是我错了。卧在病床上，我不禁猜想这次的病与这本书或许还有些关系：精神状态和健康的联系永远是被低估的。身体忽冷忽热，最难以忍受的是一阵阵的恶心与眩晕，好像失去了一切欲望，只想昏睡过去——也算是理解这本病态的书的代价吧。
“我从来不会有愤怒，也不知羞耻为何物；所以也从来不会有绝望。” 这样说的斯塔夫罗金最终也自杀了。他的这一决定，或许也的确如他所说不是出于绝望，而是一种彻骨的厌倦之感，他感到生命已经不值得再继续下去了。由于失去信仰而受苦的他迷失了，分不清行善与作恶。“我仍然希望行善并且因此而感到快慰；与此并行不悖，也愿意作恶并同样感到快慰。”在年轻时荒淫的生活中，他什么也找不到，反而耗尽了自己的精力，而对于妻子和莉莎的死，他知道自己负有良心上的罪责：明知凶案要发生，却不出面阻止。自然，没有人会因此而逮捕他，于是他成了自己的审判官。可是，每次向善的愿望一出现，他就嘲笑自己，他总是以蔑视一切，挑战一切，甚至否定一切的高傲姿态面对这些念头。甚至对于神，他也玩世不恭地说： “要熬兔汤，需要有一只兔子，要信仰上帝，需要有一个上帝。”矛盾的是，他并不否认上帝是必要的。用基里洛夫的话来讲：”假如斯塔夫罗金信教，他不信他信教，假如他不信教，他不信他不信教。”他自己却意识到这种否定浅薄，萎靡，毫无力量，于是厌倦到来了：“我知道我该把自己杀了，把自己像可恶的虫豸一样从地面上消灭掉。”他蔑视一切，但最蔑视的却是他本人，尼古拉 斯塔夫罗金。
基里洛夫的自杀就是出于相反的原因了：这是他的理念，他的思想。他的困境倒是与尼古拉相同，饱受两种信念的无法统合之折磨，然而不同的是，他是严肃的，因而形而上的问题在他看来必须诉诸极端的解决办法。“你们怎么不明白，那是足以自杀的一个理由呢？”这无神论的逻辑或许有些疯狂，难以被世人理解。“假如上帝不存在，我就是神了。……我的神性就在于独立。” 自杀是一种抽象的自由声明：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取决于我们，反之，我们对上帝的意志丝毫不能违抗。但是，为什么一定要采取自杀的方式呢？仅仅为了将世人从盲目而虚假的希望中拯救出来，正是这希望使得人们诉诸上帝：”人为了不自杀才创造出上帝。”基里洛夫没有疯，他只是性格中有那么一种冰冷的，非此即彼的绝对感，他甚至认定一切皆善——即使是斯塔夫罗金那样的人也是好的，然而他这样想仅仅因为他已经认定：存在是虚幻的。他体验过几秒的“永恒的和谐”：世界亲切而实在，那种快乐超越了爱，超越了感动，超越了宽恕。他知道只有在这种和谐中才存在幸福，而没有凡人能生活于这和谐中，它可望而不可即。于是，他“以起诉人和担保人，法官和被告无可争议的身份，谴责这自然”，因为自然使人们生来不能幸福——“我判处自然与我同归虚无”。
对于这二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答或许藏在他的下一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渎神的伊凡以疯狂告终，而阿辽沙却对孩子们宣告：我们死后会重逢，会高高兴兴地交谈所发生的一切。自杀与疯狂于相信不朽与快乐的人们有什么用呢？世人继续其希望，并不能理解他们的判决。然而，阿辽沙是清醒的，并非无知的世人。也许，面对荒诞的人生，除了自杀之外，还有另一条通向永恒的路，更火热，充满了爱的勇气；但是无论“热”还是“冷”，二者都让我觉得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