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命由时间和空间组成。时间再怎么长，也就百十来岁吧，延长的余地不大，但空间就不一样了。伸缩的范围可以非常悬殊。因此，生命质量的落差，很大程度上与空间有关。在交通困难，举步维艰的古代，很多人走不了太远。但他们心中的天地却很辽阔。是一些无畏的旅行家给予的，用他们的脚步，用他们的记述。这样的旅行家不仅提升了自身生命的质量，而且也提升了整个文明的力量。一直喜欢余秋雨的文章。从《霜冷长河》开始。自认为他的文章博古通今，讲每个例子都旁征博引，是不用读很多书就可以得到很多知识的捷径。是的，曾经我愿把他的书当作工具，最快捷最有效的扩充我知识量的一条捷径。本以为自己的知识已够丰富了,可读过《山居笔记》之后，我才发现自己是多么浅薄。
远祖废墟，当代愁虑，一己笔触，世间话语。
余秋雨颠覆了众多当代人们心目中对作家的定义。作家不再是只会在书房中闷头写书查资料的主儿了。作家更应该做的是访历名山大川，访遍文明的踪迹，去提升整个文明的力量。
不经过实践，是难有成就的。这条亘古不变的真理适用于任何事情，同样包括写作。《山居笔记》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篇文章便是《千年庭院》。白鹿洞书院，岳簏书院，这些都是最早的中华文明的催生剂。文革期间和文革之后，见到的景色固然不同，但不管怎么不同，都掩盖不了古老的文明氤氲出的文化气息。
余秋雨先生说他有一个分工，把已经找到了结论的问题交给课堂，把能够找到结论的问题交给学术，把无法找到结论的问题交给散文。看了他许多散文后，我不禁要问，什么才是找不到结论的问题？
镜头一：远古的慷慨
王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喜欢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的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
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
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德堡，运到东京。
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的称斯坦因为“斯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依依惜别，感谢斯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看到这里，你心痛了么？中国的传统文明就被那么多无知的小人物批准流失，就被那么多庸官庸僚以“没有路费”为名而葬送。所谓的中华文明，沉湎到了何方？！
镜头二：宁古塔的流放
从宏观来说，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部分流放者从伤痕累累的苦痛中挣扎出来，手忙脚乱的创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给流放本身增色添彩。且不多说流放者不再有什么文化创造，即便是余秋雨评价最高的那几位（吕留梁，方拱乾方孝标，杨越杨宾父子）也无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第一流人才可以受尽磨难，却不能承受超越基本生理限度和物质限度的最严重侵害。尽管屈原、司马迁、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宁古塔那样的流放方式却永远也出不了《离骚》《史记》和《红楼梦》。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决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决不赞美苦难。我们不怕迫害却决不肯定迫害。
一样的，为什么中国古代总存在着如此愚鲁的人。好好的文明摆放在那儿，他要破坏；好好的文明尚未诞生，他要扼杀。连最高君主都带头，谁能挡？！
镜头三：中国的世俗机制
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哄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从个别小人物到一国之君，从一国之君再到泛泛子民。没有人意识到文明的升沉荣辱。为什么所谓的知识分子既要负责建设文明又要负责保护自己所建造的文明？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脑中有思想心中有抱负，他们不去发扬所知，改变这个城市的愚拙，会良心不安。同样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在民智未开，文明尚在萌生的阶段，没人懂得用文明怎么就能去换饭吃换钱花。所以只他们自己懂得保护。而最终，君王们看不下去了。君王一样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一旦掌权，就如理发师改行去从政，拎着刀子的那种。所以最后遭流放的，还是那些知识分子。
至于“知识分子”到二十世纪为什么成了贬义词了，则要看各代王侯将相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程度了。在中国古代，要成名只有一条路——去当官。所以就出现了各种各样在从政大路上跋涉着的而被扭曲了的人。像李白陶渊明那样求政不得而求山水；像苏轼白居易那样政心不顺而求文心；像王维那样躲在终南山里窥京城；像诸葛亮那样虽说不求闻达布衣躬耕，却又暗暗积聚内力，一遇名主就出来建功立业。长时间的贬损和压谪，使这些知识分子要么隐居山林要么世故圆滑。二十岁的青年都是热心国事，三十岁的人都是“国事管他娘”。我们要问:是什么使中国社会会产生一种让人忍耐、莫谈国事、八面玲珑的态度呢？我想含忍是由家庭制度而来的，散漫放逸是由于人权没有保障，而老猾敷衍则是由于道家的思想。自然各病不是一源，而且其中各有互相关系。但为讲解清楚便利，可以这样暂时分个源流。所以至今，人们谈及“知识分子”便多联想到“穷酸文人”样儿了。可穷酸文人和中华文明是相融亦或不相融……
国家对文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俄国有个寓言，说一日有小鱼反对大鱼歼灭同类，就对大鱼反抗，说：“你为什么吃我？”大鱼说：“那么请你试试看，我让你吃，你吃得下去吗？”这大鱼的观点就是中国人的哲学，叫做守己安分。小鱼退避大鱼谓之“守己”,及退避不及，游入大鱼腹中谓之“安分”。这也是吴稚晖先生所谓“相安谓国”。你忍我，我忍你，国家就太平无事了。
可这样的隐忍和淡定是无论如何也生不出今天的文明。惟其有许多要说的话学者不敢说，惟其有许多良心上应该维持的观点学者不敢维持。所以今日的言论界还得有土匪傻子来说话。土匪傻子是顾不到脸孔的，并且也不想将其真理贩卖给大人物。余秋雨便是探寻真理的土匪傻子之一。
这里又一次出现了道德和不道德，人性与非人性，美和丑的悖论：污浊中也会隐伏着人性的大合理，而这种大合理的实现方式又常常怪异到正常的人们所难以容忍；反之，社会历史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牺牲人本体的许多重要命题为代价。单向充满的理想状态，多是梦境。人类难以挣脱的一大悲哀，便在这里。而余秋雨，用自己灵敏的触须，写尽了他的悲壮，我，则沿着他的悲壮摸索前行。
岁月的迷宫会让最清醒的头脑发昏，晨钟暮鼓的音响总是那么诡异和乖戾。这里，袒露出一帙风干的青史，让我用二十一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