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是一本由[美]巴巴拉·W·塔奇曼著作，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 元，页数：65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读后感(一)：【转载】郑渝川：因为了解所以误解：史迪威与中国
乔·史迪威1942年3月被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选派到中国。这在当时被认为有利于保障美国在华利益、确保美国援华物资被用在对日抗战，也能降低彼此误解的高明选任。如果暴躁而对中国知之甚少的巴顿、麦克阿瑟出任史迪威担当的职务，显然会以更快速度导致战时的中美合作出现破裂。
史迪威被看好，一是来源于他所拥有的丰富军事训练和领军进攻经验，他曾在西点军校等美国多所军事院校任职，（协助）统御盟军印缅战场部队期间还曾训练出一大批精锐中国将官；二是因为他相比当时美国政界、军界的其他人，对中国更为了解。生于1883年的史迪威在1911年曾到华游历，1919年还曾专门学习汉语，并于1920-1923年被美国派遣到华任职，深入中国多个地区，参与了公路建设、赈灾。之后，在国民政府北伐并不断取得战事胜利、有望一统中国的背景下，史迪威被第三次派遣到中国，受命了解中国政局态势。1930年代，史迪威第四次被派遣到中国，见证抗日战争的打响。
但正是因为这四段来华经历（时间相加接近十年），史迪威对中国文化具备了初步了解，对中国人民建立了质朴的感情，却非常憎恶当时国民政府的当权者，鄙薄国民党军队的疲弱战斗力和低迷战争精神。尽管他第五次来华，是作为罗斯福总统的使者，被专门要求辅佐当时远东战场的最高指挥官、中国国民政府的领导人蒋介石，他却发自内心的认定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就需要尽可能的排除蒋介石对印缅方面军的影响。史迪威还竭力减少蒋介石对美国援华租借物资的影响。
更致命的问题在于，史迪威并非巴顿、麦克阿瑟一类的实战派将帅，他长于军事训练、战备管理，精通各项陆军战术，却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统御大军团作战的实战经验。这实际上成为了盟军印缅方面军（主要由中国远征军组成，亦有部分英国军队及少量美国空军、陆军部队）始终难以信服他的指挥的根本原因。史迪威接手印缅方面军后，曾草率发起对日军反攻，直接葬送了美式装备的中国军队多达两个军。他本人则在惨败后带领数百名残兵走出沼泽丛林区。这样的结果，使得蒋介石等国民政府领导层坚信，绝不能再将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以及任何轻视中国战场、印缅战场作战艰巨程度的英美将帅。盟军印缅方面军1943年末至1944年发起反攻，击溃日军，取得重大胜利，但这样的战绩实际上跟史迪威本人没有太大关系。
蒋介石试图撤换史迪威，但这个要求绝难被罗斯福接受。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抗日战争前期，中国国民政府的应对失据，大片国土被占，百万余军队的溃败，被当时的美英以及苏联的领导人都解读为作战和抵抗能力低下的表现。史迪威个人的观点，很大程度也就是罗斯福、丘吉尔的判断。蒋介石的愿望最终达成，主要是因为史迪威本人不断表现出对中国国民政府及蒋介石本人的不屑，憎恶情绪溢于言表；并且，史迪威不擅长经营个人关系，直来直往，美国援华的其他将官诸如陈纳德等人，对其都颇有微词。
1943年12月，开罗会议召开，在罗斯福的力主下，中国替代了原先日本在国际体系（华盛顿公约体系）中的地位，跻身于与美苏英并列的世界四大国行列。史迪威与会，扮演了中国抗战贡献的背书人这样一个角色。而当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展到1944年，进入到法西斯日本最为疯狂而盟军远东战场最为困难的一年，避免中国国民政府单方崩溃或退出抗战（与日媾和），美方就必须作出适当的调整让步，史迪威这就样成为了牺牲品。
长期以来，在美国及中国的历史学界，既存在毫无保留褒扬史迪威功绩，为之遭遇鸣不平，甚至制造“史迪威神话”的现象，也有不在少数的历史学家基于对蒋介石日记的单方面研究，坚信史迪威本人才是触发矛盾的关键，甚至罔顾历史事实，宣称史迪威有意在中国夺权、谋害蒋介石，像军阀那样夺权。史迪威与当时的延安并无直接联系，仅仅是因为战局考虑，才提出了调动八路军一部及国民政府军队派驻在陕西“看守”延安的军队，在中国北方夹击日军的建议，这无疑触碰了蒋介石的“逆鳞”，并被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是史迪威对蒋介石心怀叵测的一项依据，显然十足荒谬。
史迪威了解中国，但程度远远没有上升到深刻理解并把握中国国情的层次，这使得他在担当重大责任时更频繁的引发矛盾。即便如此，也需要承认，这样一个当时已年逾六旬（60岁、61岁生日都在战场度过）的美国将领，是因为对中国的感情，才甘愿来到当时看上去没有多大希望的远东战场，去承担超过了他本人应对能力的责任，去接受最终将让他毁誉相加的使命。
1949年后，美国政界、学界、军界就“失去中国”究竟是因为什么，而掀起检讨反思。史迪威的困境，本质上与美国在二战期间为支援中国付出巨大，却最终引发彼此尖锐对立的结局并无二致。浅尝辄止的彼此了解，轻率判断，轻慢对待，价值观差异，是造成这种困境和结局的根本原因。时至今日，这些原因还分别困扰着已经成为世界前两大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的中美。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巴巴拉·W·塔奇曼所著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一书，出版后曾荣获普利策奖。这本书在观点立场上试图还原长期以来受到脸谱化负面评价的史迪威的本来面貌，解析史迪威在特定历史场域之中的行为并给出符合历史逻辑的解释，评述了史迪威本人及美国在1911-1945年与中国发生的复杂关系。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根据文献资料，较为完整的介绍了史迪威前四次来华的经历，而这四段经历不仅对他本人后来出任中国战区总参谋长的履职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可以认为是典型的美国人对中国的理解及误解形成的来源。
原载于凤凰读书2016-01-04
http://book.ifeng.com/a/20160104/18440_0.shtml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读后感(二)：历史发烧友的必备书 ——读《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
文/看书起舞
史迪威在中国一向是毁誉参半的。支持者多源于他对中国有较深入的了解，对当时的中国人民充满了友好与同情。的确，史迪威在1911年28岁时曾到华游历，36岁时还曾专门学习汉语，并于1920-1923年被美国派遣到华任职，深入中国多个地区，参与了公路建设、赈灾。之后，在国民政府北伐并不断取得战事胜利、有望一统中国的背景下，史迪威被第三次派遣到中国，受命了解中国政局态势。1930年代，史迪威第四次被派遣到中国，见证抗日战争的打响；
当然反对者也不少，主要是他曾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在当时几乎可以算中国二号实权人物，但他并非巴顿、麦克阿瑟一类的实战派将帅，虽长于军事训练、战备管理，精通各项陆军战术，却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统御大军团作战的实战经验。这实际上成为了盟军印缅方面军始终难以信服他的指挥的根本原因。史迪威接手印缅方面军后，曾草率发起对日军反攻，直接葬送了美式装备的中国军队多达两个军。他本人则在惨败后带领数百名残兵走出沼泽丛林区。这样的结果，直接加剧了他与蒋介石的矛盾，也才有了后来的“史迪威事件”。
当然，这截然不同的评价并不是历史的诡异，反而是历史的真实。在这种大背景下，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巴巴拉·W·塔奇曼所著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一书就显得意义重大，也受到许多人的关注，以至于出版后曾荣获普利策奖。这本书在观点立场上试图还原长期以来受到脸谱化负面评价的史迪威的本来面貌，解析史迪威在特定历史场域之中的行为并给出符合历史逻辑的解释，评述了史迪威本人及美国在1911-1945年与中国发生的复杂关系。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本书根据文献资料，较为完整的介绍了史迪威前四次来华的经历，而这四段经历不仅对他本人后来出任中国战区总参谋长的履职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可以认为是典型的美国人对中国的理解及误解形成的来源。
当然，这本书的作者曾经是一名记者，所以她偏爱以文学的方式书写历史，她的文字充满戏剧性和画面感，在充分发掘史料的前提下，有着吸引人读下去的“快感”而没有任何的枯燥，因此其作品深受大众读者的喜欢。故此，这也是一本历史发烧友的必备书。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读后感(三)：《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
1911-1945，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段黑暗且又混乱的日子，国内关于这一段历史的书也很多了，不过由于各种原因，恐怕难得有很客观的观点，能有一本从第三方的角度出发、外国人如何看待这一时期的中国的书，还是很不错的，至少可以拓展下思路。
这本书前面几章一直再讲史迪威的生平，行文节奏多少有点拖拉，初读还以为这本书干脆就是史迪威的个人传记呢。然后随着史迪威的来到中国，终于开始了所谓“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的叙述。对于史迪威这个人，我知道的最多的就是关于他指挥的滇缅之战。本书也有很多的篇幅都是围绕这缅甸之战展开的，期间穿插了各种人物关系、中美双方所涉及的国际关系。文章写得很细致，有很多的细节描写，有具体的人物对话、表情、情绪等等，读来更像一本生动的小说，而不是枯燥的政论文字。同时也配发了很多的珍贵照片，不过书中这英文版的老北京地图还真是看得人很纠结啊。当然作者也有自己的预设立场，有一些文字还是比较有倾向性的，比如对于缅甸之战，国内的看法更多的倾向于史迪威指挥上的失误，不过这也很正常，我们还是应该各方观点都看看。
总体来说吧，这本书更多的是像史迪威的个人传记文学，我个人觉得如果把题目中的“与美国”三个字去掉更贴近文章的内容。不过这还是一本很不错的书，颇可一读。内页一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读后感(四)：一位美国人的中国故事
一位美国人的中国故事
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
由于种种原因，1911年-1945年的那段历史在如今的中国还不是非常清楚，去了解那段历史中发生的故事，外国人的传记成为了一个手段，《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提供的是美国人的视角，它以描写一位美国人史迪威的中国经历为题材，侧面反映了中国政治和对外作战、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的历程，一位美国作者站在一位美国将军的角度去看待中国，不一定非常客观，但也为我们了解那一段历史提供了一个视角。
史迪威先生的中国经历颇为传奇，年轻时的一次造访，没曾想却成打开毕生奋斗之地的门。他深受马歇尔将军的信任和喜爱，却一直遭到蒋介石总统的猜忌和排挤。他意志专一且拥有无尽的热诚，在履职之初信心满满且万分努力，在中国浸淫了多年的政治和斗争，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超过同时代的其他人，但他却无法摆脱意识的禁锢和历史的魔咒，成为了美国利益在中国的棋子。中国作为反攻日本的基地，打通中印公路和铺设中印输油管也被提到了重
要的议事日程，修筑后来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的中印公路才步入正常轨道。我们说，史迪威将军具备完全的军事素质，但在政治谋略上却远远不足。作者用播放大片的方式讲述史迪威先生的传奇，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他在中国的经历和对中国的看法更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史迪威将军在中国的悲剧，其实也是美国利益的悲剧。现如今的美国利益之旗帜在到处飘扬，可在当时，美国政府仍处于发展的阶段，他不断地变换嘴脸，来获得他认为最大的利益。对于中国的美国利益，美国政府不仅在于英国政府虚与委蛇，想同英国政府同进同退还想获得更多利益，也同时在看日本政府的作为相机而动，既想避免和日本的正面冲突又想获得中国的更多利益；即便是确定了对中国进行援助，也在援助的数量和方式上不断变化。史迪威将军是一颗棋子，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博弈平衡的棋子；史迪威将军的中国故事充满了悲壮，就像他的西方军事理论无法得到东方站场的发挥一样，政治欺骗和同僚排挤让他无力回天。
如今再让我们阅读一位将军的故事，我们发现到人的发展与集体的利益之间的勾连与矛盾；不论在政治、经济还是贸易中，个人的力量似乎可以左右或者影响甚至是主导一个集体的发展，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历史的车轮之下，掩盖了多少悲剧的故事。
2016-5-20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读后感(五)：两个人的对抗和大国博弈
《两个人的对抗和大国博弈》
■ 东渔
巴巴拉的作品《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年——1945》记录了一个特定时期的风云变幻，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到军阀混战，到蒋介石坐镇南京，再到日本侵华，艰难的八年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史迪威作为一个自始至终经历并且亲自参与其中某些事件的美国人，有着切肤的感受和经验教训，他是美国在华政策的执行者和推动者之一。本书作者巴巴拉对照史迪威逝去之后出版的日记《史迪威文件》，结合详细的史料，以及从史迪威亲人和朋友那里获得一手信息，从史迪威个体这个中心角色入手，阐述美国对华政策，实行、变动和融合的细致过程，串联其他政治人物，基本详述了整个二战历史，俨然成了一部历史教科书新大纲。
开篇即有自传性质，讲述史迪威从小就是个顽皮捣蛋的孩子，父亲只好把他送入西点军校。第一次服役的地方是菲律宾，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岁月，之后又回到西点军校任现代语言系教官。这期间历史风云变幻，他第一次去中国，辛亥革命已爆发。1935年史迪威晋升为上校重返北平时，面对的是中国更加复杂多变的局面。史迪威之所以多次回到中国工作，是因为他对中国有感情，对中国文化也抱有很大兴趣，他和同事们研究孙子兵法，他周游了许多城市并对其有所观察和记录。在二战中国战场上，蒋介石跟美国的合作与周旋，史迪威作为派遣人员直接参与其中。然而史迪威一直对蒋介石没有很大的信任，双方常常搞得矛盾重重，史迪威也对此耿耿于怀。
史迪威是一个硬派将军，冒险精神和军人使命感集于一身。他在印度、缅甸的前线阵地踊跃表现，敢于跟日本硬碰硬，由于联盟军队的复杂化，他也无法精准调控部队去打击日军，反而受日军牵制。在缅甸组织战役的时候，史迪威看不懂中国权利，蒋介石表面上怂恿，却没有给他绝对指挥权。所以缅甸打得异常艰难。
在史迪威和蒋介石分歧最严重时期，他给妻子的信中信手写了一首诗，其中把后者戏谑为“花生米”，极尽讽刺之能事。相对来说，蒋介石对史迪威也没有好的印象，在美国方面要求前者认命后者为统率全军的首领时，还曾经要求美国将他召回。他们为了各自利益互相排斥对方，俩人常有争斗的苗头，蒋的推诿是史迪威所不能容忍的，而对史迪威的警惕，主是因为蒋更要为嫡系部队为保存实力而着想。两个人的对抗体现出大国之间博弈的特色。
大国间的博弈亦有些诙谐意味，比如美国迟迟不肯参与中日之战，不对日本直接宣战，等到日本轰炸了珍珠港，才不得不正式对日宣战。重庆方面竟然因珍珠港遭袭而欢欣鼓舞，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美国将成为中国盟友，抗日战争便是胜利在望。正是借助于美国的支援，中国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这可能就是巴巴拉写作的长处。巴巴拉塑造了史迪威坚强的形象。睿智，做事果断，对工作很有责任，对家庭也是体贴入微。本书通篇把人物经历写得详尽有序，以及逐条历数中国内部和国际形势的争端变化，将历史掺入个人化叙事，倒是更像一篇非虚构小说了。巴巴拉写作的精彩，以及近似对史迪威高大尚的塑造，皆是从美国利益作为出发点来阐述，是否会有所偏颇呢？这个疑惑也不是不应该存在。本人另外一个疑惑是关于巴巴拉充满好感多处描绘的延安乌托邦，是否经由她全面论证还是只听信当时某些战地美国记者的一面溢美之词呢？若了解那段历史，应该结合所有的史料，才能全面正确来看待。推荐大家读这本书的同时，还应该关注一下当时的各方情况，这才是对历史、对人物的尊重。
当然，巴巴拉的优美文字是值得推崇的，属于本书的异彩华章。198页第八章《出任武官:中日战争》第一段，华彩纷呈地描述了史迪威一家悠闲浪漫的泛舟之旅，与后面日本掀起战争狂潮的躁动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写传记少有的妙笔，更有小说特色。
其实，我对巴巴拉借鉴的《史迪威文件》也是饶有兴趣，史迪威自己的日记更有历史的现实意义，他记载了他在中国每个时期的见闻，风土人情，民间的传统文化，民众的苦难生活，以及一些亲身经历的细节。当时混乱的局势不见得会有这么详细的民间记录，而史迪威的记录即是珍贵的史料，也有本人主观的情感表达。这些日记在本书里穿插交代，更能原始地体会史迪威的思想状态。
巴巴拉的细致让我们得以深入了解那段历史，以及几十年来美国对中国的各种政策体现。因为史迪威亲身经历过中国历史，巴巴拉特意以其角度来解读，似乎比起我们教科书“全能”的解读多了一些主观体现。那么，这算不算是巴巴拉一个人的二战史呢。答案在读者的心里，也许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答案吧。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读后感(六)：见证历史性的相遇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是一部生动的传记，但却不是单纯地讲述史迪威的人生经历，尽管史迪威的日记贯穿全篇，但实际上也是借助史迪威这个人物，阐述美国对华政策，将其他政治人物一并串联，概述了整个二战的历史。
1911——1945这十四年，是中国摸索建立新政体的时期，美国人史迪威在这个时期走进中国，面对的是中国复杂多变的局面。作者笔下的史迪威，坚强、果敢、睿智、沉稳，对家庭关怀体贴，对工作敢于担当。史迪威的个人经历，实际也是用美国人独有的视角，去看待中国内部和国际形势的争端变化，故事挺精彩，但美国人的主观视角还是让这本精彩的史书变得失去了味道。
当然，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碰撞”，让我们在书中见证了这次历史性的相遇，两人彼此都看不上对方，相互排斥、相互争斗，蒋介石始终想着为嫡系部队保存实力，史迪威看不懂蒋介石的作为，史迪威对蒋介石的了解，让他愤恨当时中国的当权阶级，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美之间的博弈。
史迪威的日记尽管很主观，但毕竟很真实地记录了他当年在中国经历各个时期的风土人情、民众生活等。这些日记在书里不仅是单纯地记录，而是幽默地展现出来。对于史迪威的性格特点，巴巴拉还是拿捏得比较准确的，敏锐的感觉让他觉察出日本的侵略性，冷静的审视二战期间的中日战争。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读后感(七)：另一段不知道的历史
这本书很厚，坚持下来读完了。
起先开始读的时候有点意思到中间很枯燥，到最后又有一点点意思，我不知道大家再在读历史书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枯燥。之前上学学的历史很短，而且都是好的一面，读的时候还好，但真正读完这本史迪威之后，发现历史书真的很枯燥。不过这本书也给我上了一课。
之前并不知道这个参加缅甸、印度、新加坡的抗日，书中多少讲到一点，缅甸最多。或许印证了我们的那句成语“唇亡齿寒”。当然我们是在美国将领的协作下参加的缅甸抗日。
本书从侧面写到了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状态，写到国名党从盛而衰的过程，国军将领的腐败，老蒋的猜忌，不信任属下种种。也写到了宋家姐妹的贡献，当然都是简单提及，但都是之前我没有了解过的另一面。老蒋的性格注定他要失败。当然史迪威将军也为中国贡献了很多（不过上学期间学的抗日历史中从未提及），那个阶段美国也提供了很多物资，虽然他们不怀好意，但是实实在在提供了物资。书中写到了史迪威在缅甸抗日的时候关于国人性格的一些方面确实很客观：不自信、喜欢囤、儒家的一些思想等等。从心底认为自己赢不了装备精良的日本人，怕和日本人打。
丛书中也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中国并不受国际上国家的待见，世界大战期间的会议压根没有中国人的身影，但是那些与会国家却有在交易中国的种种。
这本书对于想了了解那段历史，了解不一样的蒋介石、宋氏家族、共产党、那段时期的在中国的人不愧是一本好的著作。书中大量干涩的用语也让我认识到为什么近几年那些什么轻松说历史的书为什么这么火，不过想真正研究历史的还是此类书是正统。
书中最后写到假如什么，会是怎样，其实历史就是过去，没有假如。历史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也让我们认识到老蒋失败的种种原因，中国爆发内战的必然。得民心者的天下不愧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啰啰嗦嗦写了一大堆自己都不知道在写什么，只是随心所欲的把自己的乱七八糟的感想写出来。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读后感(八)：史迪威怎么成功的
史迪威自己不会认为自己成功的，并没有达成自己的目标。但是不能否认在那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他取得了别人不能企及的成功，在公众眼里，他也是个英雄，是胜利者。
史迪威其实是这样的一种人：我们非常佩服的那种人；我们很难成为的那种人；我们不愿成为的那种人。所以我们能感觉出他的成功并不是那么容易！
从史迪威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特质，聪明、务实、勤奋、勇敢、坚韧、激情、冒险、高傲，看到这些华丽词藻用到了这位将军身上，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具备了这些特质就会成功了吗？不一定！
他还有大部分成功人士所具备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质，偏执！--对于自己军人职责的偏执。正因为一如既往的坚持自己（即便是妥协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以他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人（并不是政客）。加上偏执的史迪威是不是就一定能成功吗？不一定！
“ 伯乐”才是关键！有个好领导才是既充分也必要的条件。可以假设一下，没有马歇尔的话，史迪威的前途会怎么样的呢？他可能早就以上校的军衔被强制退休了，更谈不上中国的任命了。好领导也到位了，该成功了吧？不一定！
运气！你会发现这才是关键中的关键。没有日本人的“帮忙”，进攻英帕尔平原，盟军也不会加入到战斗行列里来，史迪威的结局会怎样呢？没有宋室的内斗，史迪威能留在中国吗？.... ---但是大部分时候“运气”并没有被公平对待！人们成功了的时候，就是天赋+努力，跟运气无关；失败了，都怪运气不好！
对于史迪威，我更愿相信是他的成功是“努力?特质”的结果！如果一个务实的人因为没有“好领导?好运气”而失败了，真的会让人感觉到悲哀！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读后感(九)：参与中国历史的局外人
一位美国将军史威迪在中国经历了全部的历史过程，他用客观的角度记录着战争的点点滴滴，这正是《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所要讲述的。
本书作者巴巴拉W塔奇曼，美国著名女历史学家，她经过四年的准备，收集资料才完成本部书。本书记录着战争的点点滴滴，细节详实，历史资料丰富，又不枯燥，适合学者同时也适合历史爱好者。从内容上一共分为二十章，按照时间以及发生大事件的顺序，通过史威迪来华的旅程，贯通了中国历史的转变。1911-1945年不仅中是中国的大事件，也是世界大变格。
少年时期的史威迪，家庭的培养与溺爱，使得父亲被迫让他参入军队，从此之后史威迪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史威迪从西点军校毕业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参加了世界一战，具有了丰富的战争经验，同时也目睹了一战的全部，毒气战等等，之前与中国有着不解之源，他看到了中国清王朝的腐败以及中国社会的不堪状况。一战后1919年8月史威迪被派往中国，被任命为代表中国陆军的驻华首任语言教官。从此以后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了重大转变。
从书中来看，史威迪开始在中国的生活并不是很好，他没有享受到好的待遇，相反他的生活环境与老百姓差不多。从时间来开看，1911年到1945年，这位将军经历了中国革命史的全部过程，清朝的灭亡—辛亥革命—军阀混战—蒋介石的统一—抗日战争—中国内战。他是一位了解中国革命史的将军。在本书中，他用自己的亲身感触写出了客观的中国历史。他还曾在1942年出战缅甸，指挥中国远征军作战，他也讲述了整个过程。
纵观中国的历史，美国虽然帮助国民党部队很多，但是在中国革命史上也只能是局外人而已！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读后感(十)：《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历史悬案的本质在于答案的选择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历史悬案的本质在于答案的选择
长达六十万字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91——1945》一册，拿在手里，它的沉重与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阅读起来，却让人爽心悦目。
对于四十年代的中美关系，我曾经有过专门的关注。手里正在写一本1946——1949年为时代背景的谍战小说《外滩血墙》，令我困惑的是，始终无法界定小说里的一名美国记者的自身定位，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搜集了许多关于中美关系的书，包括斯诺传记、密特朗传记、史沫特莱传记、白瑞德的文字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等。当然史迪威也曾是我的关注对象，但却没有对这本书进行深读。
现在手里的这本书是中信出版社于2015年11月出版的新译本。略微查了一下资料，这本书初版于1971年，在中国影响深远，且早就有中文译本。大致有如下：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陆增平、王祖通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85年版。
《蒋介石的外国高级参谋长》，姚凡立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奇怪的是，这本书没有署名原作者，只是标明了原书的出版单位：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汪溪译，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万里新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
目前的中信版的译者，实际上就是新星出版社的译者，可见是新星出版社的旧版新印。
在读秀查了一下这本书的反映，可以看到一个颇有意思的状况，就是台湾对这本书是恨之入骨，并且动用它的舆论力量，对这本书进行竭力的诋毁与攻击。比如，大陆商务印书馆在1973年翻印了梁敬錞《史迪威事件》中，即与这本书站在史迪威的立场上的论调唱了一个完全的对台戏。
随即在读秀上又找到了台湾于1974年出版的著者为彭歌、文章主要发表在《中央日报》上的《自信与自知》一书，里面有专门一章对这本书进行了耸人听闻、上纲上线的斥责：
“自由中国委员会的李艾华先生，告诉我们一段话；至少在我个人听来，不无意外之感。
他说，在过去两三年间的美国社会中，对于自由中国伤害最大的，既非毛共的自我宣传，也不是左派同路人透过大众传播的摇旗呐喊，而是一个女人写的一本书。谈的虽是陈年旧事，但却发生了相当的现实影响。”
这个女人写的书，就是这本书。
可见台湾国民党方面对这本书的仇视程度。
这本书对大陆的同类书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很多的中国作者所撰写的抗日史中，很多都抄自这本书。如解力夫的《罗斯福》里的史迪威章回，基本是这本书里的内容的节略版。
现在学界基本在史迪威与蒋介石的是非恩怨之间形成泾渭分明的两种观点。本书自然是站在史迪威一边，贬损蒋介石的。但是，随着捧蒋热的一厢情愿思潮的暗流涌动，对史迪威的辱骂也甚嚣尘上。
有意思的是，大陆从五十年代起，对史迪威的评价都比较正面。如1950年出版的《美国侵华史》中，对史迪威多有称颂。1951年出版的《学习辞典》里在史迪威的条目中，称赞他为美国进步派军人。1961年的《辞海试行本》里的史的条目里，却显得中性，没有任何的溢美之辞。
最近读到的对史迪威大加指责的书，是《历史深处的民国3》一书，书中毫不隐讳地直指史迪威有性格缺陷。
显然，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一陈词滥调高高地站在了胜利的峰巅，宣告自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历史书，实际上就是一种观点的胶着的产物。什么是历史真相？我想，一本好的历史书，它的好在于，你能够在书里读到相生相克的两种对立的观点，它把所有的矛盾冲突都尽情地展示出来，让你感到双方的立场与理由，那么，下一步，历史的“烛光斧影”背后的答案，就看你如何去选择了。
我觉得《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91——1945》的好处就在于，它把矛盾对立的双方的各种看法与观点，公布与交代出来，而最终你愿意选择那一种观点，就看你自己的判断了。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觉得《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91——1945》中最令人信服的地方，是对中国社会状况的剖析。总以为西方人隔着一层看中国，但往往是外国人更能洞切中国人的病症所在。早在乾隆时期，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访华时，随行人员所记下的笔记中，给我们描写了一个穷困而落后的中国，还有对中国人的点滴看法，都让我们相信，这就是真正的中国，根本不是当前电视剧里光彩照人的古装戏里的变形的既往中国。晚清时的洋人的所见所观，对照《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91——1945》一书中通过史迪威四次来到中国所看到的中国社会现状，都打造的是一个同样的落后的中国形象，突出的印象，就是肮脏，疾病肆虐，乞丐成群，死尸遍地，现在有一些人在造梦式地编造一个三十年代“黄金时代”的光环，可是对照史迪威的眼光所见，根本是一种莫须有的意淫而已。书中对中国人的劣根性的分析，能够让我们感同深受，比如书中提到中国人在任何的情况下都很快活，这种感受，在乾隆时代的外国使节也印象深刻，当时的洋人觉得中国人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但在洋人面前，都有一种看笑话的快乐精神，书中还提到中国人有一种强烈的自以为能够影响洋人的自信心态，这种心态，在今天的中国是不是还能经常看到？书中对中国社会的剖析，让这本书牵连着带给读者的是对它的叙述内容的信服。书中描摹出的一盘散沙的中国，让作者甚至违悖她所在的国度的自由精神，而不得不相信，对于这样的一个贫弱的国家，极权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书中写道：“中国的乱政与其说是由于专制，倒不如说是由于无效的统治。如果说权力会造成腐败，那么权力式微就会造成更多的腐败，因为这需要不断的政治交易、贿赂以及不妥协。”（P557）
这一段论述，出自于一个美国女作者之口，我们能感到这里面没有包含着深刻的对历史的识力吗？没有蕴含着一种对当今世界热点问题背后实质的先见之明吗？看看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甚至包括也门最近的动荡不安，当下这些国家的乱政，根本不是“权力的专制”，而是因为“权力的失控”，一个失控的社会才是最为恐怖的。而史迪威面对的蒋介石治下的中国社会，他最强烈的愤懑之点，就是这是“乱政”。而乱政的原因，是因为“蒋的无效统治”。这才是更为可怕的。
所以，《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91——1945》的好处就好在于，它提出了种种冲突矛盾，它能把矛盾淋漓尽致地倾倒而出，是这本书最为可贵与深刻的地方。下面略述书中涉及的矛盾：
首先，从上面的延伸而来的，史迪威与蒋介石的权力之争。实际上，蒋介石更像是一个纸糊的领袖，整天干的就是捣浆糊，这本质的原因，是蒋介石从未对中国实行过有效的统治，甚至能够操纵的军队也只是那一直舍不得拿出来的中央军。正如书中所说，他靠的权术，而权术能够施展，关键靠的是在所有的平衡对冲的力量中，自己是那一支占比最大的那一份。就像股份公司一样，他的股份甚至没有占到一半以上，他能做的，就是压制那些小股份，并且尽力地扼制它们，所以，史迪威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蒋介石如此不思进取，为什么会得过且过。一个美国人想努力去理解蒋介石的心理秘密，他得出的结论是，蒋介石听不到真话，他看到蒋的手下将领在他面前是噤若寒蝉，不敢发表任何真实的看法，下属在蒋的面前甚至吓得浑身是汗，都让史迪威相信，蒋一直受下属的蒙蔽。但实际上，蒋介石不至于如此受蒙蔽，有时候，蒋往往是需要蒙着头过日子，不愿正视现实，因为蒋能维持现实，恰恰是他对中国社会太过了解，太过清晰。乱政，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本身蒋所谓的统一中国，不过是一种糊弄，他可能希望自己在日后统治的时间里，能够一步步地收拾那些糊弄在一起的异已，但他没有那个时间，日本人便进来了。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人并不是他的最大的敌人，那些身边的异已才是他最大的敌人。因为蒋清醒地明白，日本人总有一天要被赶走，而身边的异已才是真正想取他首级的。书中美国人提及蒋的两大症结即乱政与失败，正是因为蒋的统治不能到位。既然蒋缺乏有效统治的力量，那么，当外来的日本人进攻的时候，他最大的考虑，不是如何抵挡日本人，而是使自己在这一对抗中，继续保持自己所占份额最大化。他宁愿让异已的力量，受损于日本人的攻击，只要自己的一份完好无损即可。史迪威一心一意地想训练中国军队，但蒋介石对任何超过他、能够控制他的军队都持警戒的态度。这正是他对史迪威训练中国军队的不以为然的原因。蒋宁愿保持自己的积贫积弱的现状，他能做的就是挺过去。“熬”是蒋介石的最大的战略。这是与史迪威的根本分歧点。
史迪威是一个有血性的人，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早年他在北伐战争期间，就曾经穿过战场火线，从军阀控制地盘经过无主之地跑到革命军那里，显现出他的胆略非凡。后来在缅甸前线，他也是跑到第一线，督促中国军队向前进攻，就像今日中国足球所呈现出来的一样，外聘教练唯一能做的，就是告诉那些无法前推的球员，把球尽量靠近对方球门。从本质上，他笃信武力与进攻，而他一直做的，恰恰是是触犯了蒋介石的大忌。蒋要保持自己实力的平衡，这是最安全的，而史迪威承接着美国的全球战略，他必须在全局上有所作为，第一次入缅作战时，史迪威临危受任，他当时所想的，仍是以进攻为防御，这自然与国军的指导方针大相径庭，第二次入缅作战时，史迪威仍然是秉承他的进攻战略，冒险轻进，几乎是孤注一掷。史迪威竭力推进的缅甸战役，反映了一个美国人的典型的思路与心态，有仇必报，哪里跌倒哪里站起。而相形之下，蒋介石难怪被史迪威赋予了过多的贬义词，即使共产党这一边，对蒋的比喻如用“赶驴上山”，都显现出对蒋的软弱无力的讥讽。与史迪威在缅甸的险胜相比，蒋介石在四个月内却丢城失地，重庆岌岌可危，这也是蒋介石越来越在国际上受到轻视的原因。不作为便没有位置，蒋介石受到了权力的恶性循环的影响，越是不作为，越是地位受限，回顾蒋的一生，他的忍辱负重的能力确实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在他的势力范围被压缩到内陆四省之后，竟然还能够毫无作为，连帮助他的人给予他的建议都可以置若罔闻，一意孤行，难怪蒋介石最后要导致民怨沸腾，落得落荒而逃的命运。
其次，美中关系冲突。战争初期，美国颇希望中国拖住日本人，这也给了蒋介石一股恃宠而骄的资本，蒋介石深知“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道理，在书中，我们看到的一个简单的思维就是，你要叫我抗日，就必须喂奶，这个奶，就是“援助物资”。这也成了全书中蒋介石最令人恶心的搞笑之处。明明是你自己在保卫自己的国家，但却像小孩子耍脾气一样，你不给棒棒糖，我就不好好干。蒋介石甚至故意向日本投降相要挟，达到美国施以援助的目的。总之，蒋介石一心囤积居奇，这也是让史迪威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蒋获得援助，却不给非嫡系的抗日力量，而自己囤积的物资，却不用在战场上，留待日后内斗时补充实力。所以书中写到，1943年11月底，“一支美国战略情报部队发现有些军火藏在了距离桂林以东200英里的贵州境内的土山里。……这些东西都是几年来中央政府为了了应付华东危机而储存的。此时，桂林和柳州已经沦陷，日本已经在贵州四处搜索，而重庆已经在颤抖——可是这些军火还藏在那里准备应付紧急情况呢！”（P591）
蒋介石犯这种低级错误已经不是一回了。日军进犯上海时，国军撤退之际，发现花巨资建造起来的坚固工事竟然无法找到钥匙。后来共产党军队，称蒋介石是最大的军火供应商，看似调侃，实际上蒋介石就是这么做的。
蒋介石实际上与美国政府形成了一种争夺物资的博弈。史迪威手里有分配租借物资的权利，这是唯一可以施压逼迫蒋介石让出一点部队指挥权的砝码。史迪威后来也炉火纯青地看破了蒋介石眼中最看中什么，需要蒋介石就范的时候，便用租借物资吊一下胃口，而蒋介石对付美国人对他应该得到的利益之“奶”剥夺的时候，也是像小孩撒泼一样，以甩手不干相威胁。于是很奇怪的，租借物资成了蒋介石朝思暮想的东西，而战争的胜利不是他所关心的，反正有美国人在那边清除障碍。
而追究蒋介石这种心态，恰恰是美国绥靖政策所遗下的恶果。——下面是我的引申的看法，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美国一直向日本提供物资，美国人也明白，投放在中国的炸弹，正是美国提供给日本的废钢铁。但当时的中国有苦难言，蒋介石一直隐忍不发，直到美国人挨揍了，比蒋介石更痛恨日本人了，蒋介石却放缓节奏，让你们美国人来尝尝当初坐山观虎斗的滋味。于是，这时候蒋介石施行的恰恰是美国当初大言不惭推行的绥靖政策，这也算是蒋介石投桃报李，对美国人的小小的报复。
但史迪威自然无法理解，更无法承受。而蒋介石在这一过程中的“不作为”，最终是损害了蒋家的自身利益，最终更伤害的是中国的利益。书中写到：“罗斯福在雅尔塔的让步是出于考虑美国人的生命。……如果中国人在军事方面能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那么让苏联人参战的必要性就会小一些。假如史迪威创建90个有战斗力的师的计划得以完成，那么也就不会有雅尔塔会议了。”（P623）显然，蒋的不思进取，无所作为，只有让美国人看轻中国，不得不让利给苏联，蒋只能算是自食苦果。
而美国在二战后继续支持蒋介石，在书中，我们看到这反映了美国政策的一种盲从与愚蠢。而这正是这本书在1971年发表时当时美国弥漫的一种社会思潮，所以台湾国民党方面敏感地意识到这本书对蒋介石的负面影响已经超过了共产党的宣传。
而这本书出于揭示出蒋介石在二战整个棋局中的不作为，也导致了中国战场的力量效应得不到世界舆论的正视，使得我们今天在述说我们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付出的代价，仍然在西方主流舆论面前显得是如此的孱弱。这本书伤害了蒋介石的形象，这是台湾国民党方面当年清醒地看到的，但是蒋介石当时还代表着中国，而最终变相地也伤害了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占比。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正是这本书在今天受到某些中国人反感的原因。但正如我在标题上所说的，作者提供了她的素材与申论，我们从什么立场上观看，决定着我们最终选择什么样的结论。不管怎么说，作者提供了鲜活的正反两方面都通透的材料，足以使我们具备可以选择的各方面能够站得住脚的理由，这就是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吧。
除此之外，书中还涉及到许多众多的两难矛盾。下面约略述之：
三是美国与英国的矛盾。史迪威主要关注缅甸战事，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原因，是他想报复当初在第一次入缅时的失利之仇，报仇行动，已经超过了一切。这也正是蒋介石对他不满的地方，但在史迪威的接下来的安排中，他希望把缅甸得胜之军，移到中国境内，展开他习惯性的进攻战略，可见，他必须有一个缅甸胜利，然后，他后续的胜利才能是他的锦上添花的目标。但实际上缅甸一战的危机重重，导致他训练的中国远征军已经深深地陷入到缅甸的热带丛林中。在缅甸之战中，中国实际上面临着世界棋局下美国与英国各怀鬼胎的复杂因素，缅甸原是英国人的殖民地，英国人不希望中国人插足缅甸事务，而美国人却从世界新秩序的角度，实际上从新帝国主义的全盘角度考虑，希望挤走英国，扶正中国，重塑美国在亚洲的利益范围。美国与英国的矛盾，正是老牌帝国主义与未来的新帝国之间的矛盾，中国夹在其中，身上还残留着半殖民地的阴影，身份可谓尴尬之至。严格地来说，蒋介石之所以对缅甸之战不感兴趣，正是中国所在立场对两个新旧帝国之间的微妙博弈的一种超然。
四是陈纳德与史迪威的矛盾。陈与史这两个人呈现出明显的对比，陈纳德信奉空战决胜，而史则坚定陆战决胜，两个派系，最终都纠结在援助物资上来。陈纳德吹嘘只要有物资，他就能够抵挡住日军的攻势，这一简便易行、武器至上的理论，对蒋介石有着相当的吸引力，因为这不会伤筋到骨到蒋的政治体系与军事机构，但是，陈纳德在获得了由蒋背后支持的援助物资倾斜后，却发现牛皮吹炸，在日本的攻势面前，节节败退，而欧战的经验也证明空战不足以阻挡敌人的进攻，即使当今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也必须配合飞机轰炸而派出地面部队。陈纳德与史迪威的矛盾，也由此日益尖锐化，并且形成了一个循环论证的怪圈，陈纳德指责他的失利是因为没有得到更多的物资援助，认为史迪威打通滇缅公路毫无用处，但实际上正是史迪威的努力，保障了物资的大量输入，正是在这种一叶障目的观察角度下，陈纳德与史迪威也展开了在中国的另一场空与地的火力拼搏。
五是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中国的矛盾。在书中我们看到，进入抗日战争时的中国，尚是一个落后的半开化的中国。史迪威作为经过受过西方文化教育与熏陶的美国人，在这里感到的奇怪是必然的。传统文化有什么特征？为什么西方人感受到中国的腐败是那样的普遍？我想，有如下的中国人的传统特质：
1、 中国人的贪利。贪小利，是中国人的传统，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贪小利在中国人群体中的普遍性。在国难当头、自身难保的时候，不影响贪字依然横行。驼峰运输的物品，大部分流入了黑市，这直接导致了用生命维持这个空中通道的美国飞行员的不满，“飞行员相信‘中国人’根本不是在打仗，而且黑市正在等待运给地面部队的货物……他们不愿意为了填满那些私人仓库而送命。（P454）
对于在中国的普通美国人来说，“他们无法适应中国生活的极端困苦，也无法理解长期物资匮乏造成的贪污盛行。……他们开始觉得所有的中国人都贪心、效率低下、靠不住、该死、爱偷东西、不可救药，都是一些磨磨蹭蹭的家伙。”（P457）
这背后的原因，作者也作了分析，这显然是从文化的角度进行了深度挖掘：“史迪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历表明，国民党之所以统治得那么糟糕，是因为在中国还没有形成有别于家庭责任的公民职责观念，而曾经行使民政职责的满清官僚体系已被摧毁。”（P460）
中国人只有单个的群体，而没有任何机构对他们进行国家与公民职责教育。这导致中国人四分五裂，而史迪威看到了中国普通人身上的活力，“但是中国人也有优点，他们并不缺乏良好士兵的素质，如勇气、耐力、主动性以及为国家着想（P512）”，正是这一点，史迪威为什么一直积极地进行着对中国士兵训练的使命，他显然看到了只要为中国的士兵身上灌输进一种力量，这些士兵显然是能够发挥出强大的动能。而实际上，正是这些普通中国人身上的韧性，后来在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中鲜明地体现出来。“将熊熊一窝”，正是这种状况的通俗表达。史迪威看到了蒋介石根本没有能力给中国人灌输一种理念，因此，他最后不得不期待能进行一场“手术刀”般的革命，而这正是同时期美国驻华人员的一种共同表达，只有切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中国人内在的亮色才能凸显出来。书中写道：“一个美国上尉在重庆待了半年以后这样说：“我真想休假一年，离开部队，在这个国家发动一场真正的革命。”（P553）美国的领事郎顿在报告中也写道：“只有蒋介石的死亡或者成功的革命才能扭转当前的局势。”（P564）
2、 中国人造假。书中提到，每一次战争失利，中国的报道上都宣扬成一次伟大的胜利，开初美国人也很配合这种宣传，但后来，随着宋美龄美国之行，逐渐有记者揭开了中国战争的真实状况以及前期渲染的骗局性质。之后，美国人通过越来越多的报道，看到了中国战场无所作为的实质，宋美龄日后的美国之行，再也不见了耀眼的光环。
3、中国人无人性。书中提到罗斯福承认说，中国“仍然处于18世纪”。（P287）。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草菅人命。书中写到史迪威感受最深的是，是中国的军官对士兵的死亡熟视无睹，认为中国人多，死掉几个兵算不了什么事。士兵甚至不是死于战场，很多是死于饥饿与营养不良。（P318）。史迪威训练士兵的一个最基本的改善之处，是把士兵当成人，“他认为不能让那些还没有遭遇日本人就死去的士兵的父母‘骂我是敌人’。他“召来医疗队，慢慢地将他团里的死亡与生病率降低了60%—75%（P319）”书中提到，国民党政府将新兵送到史迪威的训练营里，为了节省衣服，让新兵赤裸登机，机上气温骤降，甚至士兵被冻死。这都反映出中国人传统观念里，对生命的漠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子，的确是一个外国人非常容易看到的。但是一个外国人长期对中国人的深度了解，会看到中国人的内在精神与力量，书中写到：“中国人民有忍受乱政的‘巨大凝聚力’，而且文化的统一性要远比美国的久远和强大（P438）”。而事实上，史迪威在第二次缅甸战争时，他看到了经过训练过的中国人表现出的勇敢精神，相形之下，同时参加战斗的美国兵却表现出胆怯，中美素质比较在这里发生了某种意味深长的逆转，为此，史迪威感叹道：““美国兵害怕。真不敢相信。（P547）。
实际上，中国的抗日战争，必须全程穿过18世纪到20世纪这漫长的岁月差距里中国所背负的重重负担，而直接接轨进20世纪，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跳跃。而在这种跳跃中，中国实现了跨两个世纪的精神与质量的提升。这就是中国的启蒙与救亡交织着的双重旋律，在相互拍打、相互纠结、相互推进的过程中，中国跟上了时代的节拍，站到了二十世纪的门槛前。而这本书，正让我们看到了这一进步的过程。
六是美国总统与军方的矛盾。史迪威是缘自于陆军总参谋长的马歇尔的幕后支持，才能维持在中国与蒋介石之间的较量，“军方在主导外交政策”，才给了史迪威一次次威逼蒋介石的支撑。而罗斯福总统并不满意于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经过多次的角逐与较量，史迪威被迫回国。
七是共产党的矛盾。史迪威的一句玩笑话，成为日后他通共的证明，这句话是“这让我恨不得放下铁铲，到中国去跟着朱德扛枪去。”“跟其他人一样，史迪威的这种冲动代表了亲共产党倾向，而这只是他憎恶国民党的逆反心理罢了。”（P638）这使我们想到毛泽东的一件轶事。毛曾经在接见日本人时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说，我们应该感谢日本人侵华，才使我们壮大起来。其实这话是一个胜利者的明显的调侃意味，但却在网络上纷争不息。同样，史迪威这话中同样有一种调侃的意味，但却使“极端左翼和右翼势力都紧紧抓住他在私信中的这句闲来之笔，并以此为基础营造了他的意识形态结构，试图证明他对延安的忠诚。”（P638）上面提到的梁敬錞《史迪威事件》一书，就直指史迪威有通共事实。
作者在书中最令人富有咀嚼意味的地方，是作者的议论，这种议论里，站在高顶端的是超越派系、国度、党派之争的超然的人性化的议论，这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透视着人类之间的纷争与角逐，比如书中在描写第二次入缅作战时，一路尸骨累累，作者感叹道：“在阴影笼罩下的缅甸高地上，战争之潮忽涨忽落，仿佛对人事毫无知觉。（P550）”，这仿佛使我们想到了中国人的诗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