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乐为天下》是一本由林嘉文著作，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59.00，页数：357，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忧乐为天下》读后感(一)：林嘉文《范仲淹与庆历新政》出版座谈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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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与庆历新政》出版座谈会发言 2015.12.16 林嘉文
尊敬的李裕民先生、曹伟院长、张艳云老师、范希望老师、贾连港老师、胡耀飞兄，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崔人杰兄，以及西安中学的校领导和各位老师，还有媒体的朋友：
请允许我首先为自己今天要念稿发言致歉，因为一般来说随性的脱稿漫谈可能效果更好，且通常更合乎我的习惯，但我尤其想在今天这个场合用念稿这种形式上的严肃和控制来表达我对各位的尊敬和感谢。其次要感谢各位老师腾出宝贵的时间在今天下午前来为我和我的这本不入门的小书赐以斤斧，感谢下午因有课而未能与会的王双怀老师赐书为我祝贺。一般老师们其实都不太喜欢参加这种活动，因为免不了要讲套话，即便是实话实说，未免也会因耗费时间而让人觉得兴趣寡然，但老师们今天还是拨冗前来，我知道我自己没什么薄面，这全蒙老师们对后学的拳拳关爱和郭老师的支持，所以我今天感激倍至。
我这本小书主要完成于高一期间，后经胡耀飞兄引荐，由崔人杰兄操刀，现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尽管我在私下里时常讲，作为出版稿，我并不满意书稿现在的样子，不仅因为我知晓自己的书稿中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更因为它甚至并非书稿的原貌——崔人杰兄在编辑时删减了全书的一些注释和正文，同时调整了原稿绪论的位置。但现在平心而论，那些正文和注释之所以在出版时被删减，要么是被编辑觉得有碍阅读，要么是本身谈的太散漫了，总的来说还是我的问题。当初写作这本书时，受限于出版要求、紧促的时间以及糟糕的身体状况，很多东西弄得都很粗疏，而且当时曾反复思虑要不要出书，因为我出上一本书纯属偶然，那只是初中时读书之余的戏笔，我当时也可以说是有意，也可以说是无意，专门选了一个不关乎我专业方向的内容为选题，自打交稿以后，我一眼都没再敢重看那份稿子，因为感觉以那本书语言之轻薄和错漏之多，恐怕会压得我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吧。后来我觉得自己年轻，出书越早积攒的都是黑材料，其实我自己一不贪财二不贪名，写文章只被我当作是督促学习，但是我很怕成为众矢之的，因为现在社会上的舆论其实也不太偏袒年少有名的人，历史学本身也不是什么要拿来张扬的学科，所以当初很犹豫出这本书。不过最后还是出了。
这次这本《救斯文之薄》本身要比上一本要严肃很多，我自己态度也比较认真。书稿叫《范仲淹与庆历新政》，其实原名叫《北宋庆历年间的新政、党议和新儒学运动》。一开始我是奔着叙事的目标去写这本书的，这个可以从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几节内容里看出，第一、二章的一些写法可不单单是为了吸引阅读，里面涉及的景物典故，我都做过必要的考究。但我后来发现真正高标准的、精致的历史叙事本身比完成一般的史学论著难度还大，而一般依据大众材料做出的普通叙事，像过去程应镠先生的《范仲淹新传》以及其他几本范仲淹传记，其实做得已经比较到位了。所以越到后来，我的写作意识越发转向去解决问题。在这之中，我在宋代政治史研究方面有了三点体会，分别是批判借鉴“活的制度史”，解构传统的问题意识，以及超越旧的政治史历史书写。
关于宋代士大夫政治、党争还有新儒学运动，从材料利用上来说，即便充分参考墓志和方志，能对传统文献起到的补充也极其有限。上世纪的宋代政治史和制度史研究所关注的问题都是静态的，到后来就给人题无剩义之感，或者说选题还有不少，但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难以提升。新世纪以来的宋史研究为了突破这种困窘，强调从实际运作的角度重视制度和人事的联系，关注人事对制度的解释、运作甚至创造，以及制度背后的权力关系，也就是包公和邓老师他们提出的所谓的“活的制度史”。这套想法后来又有所扩展，开始关注文书传递、政令运作，另外还有政治文化史的研究。当然这之中还有不少尚待辨析的概念，比如政治文化，它的概念边界其实特别模糊，近来也有滥用的趋势。
我自己在研究庆历新政的时候，很大程度上也是吸取了这些经验。因为对庆历新政在材料的搜集上，不会有什么重大突破了，所以就需要在理解上上一个台阶。之所以要把庆历新政放诸北宋新儒学运动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就是为了点明范仲淹有超越救治时弊的现实目的而志在起兴斯文的追求，以及庆历新政本身有着救斯文之薄的更大目标，从而也就把庆历新政从通常的历史叙事中脱离出来了，因为一般的宋史叙事都会将庆历新政视作北宋变革现实弊病的前奏，而忽视它作为范仲淹等人实现儒家理想的个性化尝试的独立性和特殊性。这种基于北宋新儒学运动的大背景的考察同时也解释了庆历新政失败原因中的两点——一个是苏舜钦讲的新政的很多措施被世人认为“皆非当今至切之务”，显然并非所有人都能体会范仲淹那种志在斯文的精神；另外就是在新政还未实行和实行的初期，科举士人们在大目标上的趋同遮盖了他们在具体事务上的观点分歧，进而导致了新政的夭亡。除此以外，包括我在书稿中对五代至宋初文学革新与政治文化之关系的梳理，以及我对五代至宋初士大夫“文”“吏”属性演化的论述，这些想法，都是基于对文化发展和政治态势的互动关系的关注这样一种大关怀而得出的。
另外，为了更好地理解相关的历史书写，我在书中粗略地对作为政治概念的庆历新政和范仲淹进行了文化阐释，这也是对本世纪初以来宋代政治史新研究方法的借鉴。我提出，在欧阳修、苏舜钦等人笔下，在朱熹等南宋理学家的著述中以及在明季士大夫的议论里，对范仲淹和庆历新政的描述不断走向抽象化和符号化，成为体现他们政治立场或者精神诉求的载体之一，这种现象遮蔽了和塑造了后来人对范仲淹以及庆历新政的通常认知和考虑思路，进而限制了研究。
但是，“活的制度史”以及对权力关系、人事网络的研究固然开辟了宋代政治史和制度史研究的新路径，可方法、理论的提升或许并没能从根本上为政治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提升境界。近年来我们宣讲的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问题，也无非是将对典型政治事件中参与者的关注由主要士大夫转移到一般士大夫——也就是所谓的“小人物”——身上，另外就是留心像强至那样的下层士人的境遇，还有就是关注基层运作、基层的社群组织，以及深化对多样化士人关系网的复杂性的研究。其实这些问题意识本身并不难考虑到，只能说以往相关的研究积累不足，显得这些问题有新意，但随着新世纪以来宋史研究的蓬勃发展，很多领域的研究空白被迅速填充，平面化的研究已经没什么意思了，似乎陷入了一种新的停滞。我觉得未来的政治史研究还是要对传统的大问题保留一定兴趣，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要求，也是学人自身素养的要求。但问题意识本身又不能不发展，这就要求对北宋政治史的研究不仅要提升研究方法，更要去解构传统的问题意识。
比如本书中提到的党争问题，在以往，没有人怀疑过党争本身这个问题成立的条件和动态性，即便是寺地遵、平田茂树的“政治过程论”——这是黄宽重先生认为的宋代政治史研究新趋向的范本——也强调关注从中央到地方、从皇帝到最下层之间势力集团的联系。我记得陶晋生先生在他的名著《北宋士族》的书末还曾制了一张十几页的表格叠在一起，梳理从赵匡胤到北宋中期士族的婚姻关系。但正如我在书中反复强调的那样，士人间的姻亲、同年等关系和他们的政治取向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逻辑，譬如欧阳修与胥偃是翁婿，却因政治立场不同而反目。以士人关系来分析政治事件，往往会不自觉地带有某种先设立场，如我在书中提到的，在滕子京用公使钱的事上，有些著作为了证明王拱辰是其他参与弹劾的台官的幕后主使，就举例王拱辰在滕子京被轻责后依然不依不饶，说王是为了借范滕的同年关系压倒范。这种想法本身就未加考量地先设了朋党之争的事实存在，可在同一著作中，作为所谓的范仲淹同党的杜衍却因公然批评滕子京的贪污行为而被誉为公正，这是典型的先判断了好人坏人，有二重标准。况且王拱辰在进奏院狱中作为苏舜钦的荐举人之一同样弹劾了苏，所以即便最终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顺应了王拱辰的一些情感，但断然不能将这些政治事件上升为有谋划的政治阴谋。在以往对士人人际关系的梳理中，那种具体化的趋向往往是有选择性的，本身对士人关系的研究追求的是细化，可实际上学者容易在追索中一叶障目。我觉得真正细致的考察会得出的是在所谓的有联系的士人关系网之下，更密致的是面临具体事务时无取向规律的选择行为。因为看似同道的士人，在一些时候却会有分歧；所谓对立的双方，却常常在执行某件有着立场倾向的事情中有着妥协和配合。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就能理解一些在北宋中期看起来摇摆于改革和保守之间的人物了，比如张方平。
对于所谓的党争，我的态度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摒弃党争这一先设的印象，而从具体情境里士人行为的利害角度入手。樊树志先生研究明代东林党，他直接说党争向来就是不存在的，只是一套舆论攻击的说法，这种想法也不合适，且不论樊先生那些文章，完全是顾宪成他们说什么樊先生就信什么，他这种论断，本身也是以偏概全，忽视了作为历史表述的党争，其真实性时有时无的动态。历史上在一些时候，党争是确实存在的，但另一些时候它只是纯粹的舆论工具，所以还是要具体地看待，不能犯范式癖。另外，那种情谊关系对政治取向的影响作用是极不稳定的，所以就像我在附录那篇文章的开头提到的，像类似于何冠环先生的《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曾枣庄先生《文星璀璨》那些研究，基本都是由因寻果，从一个同年科甲榜单入手，看这个榜单上的人在一些他们共同参与的事情上的表现，而类似祁琛云老师的《北宋科甲同年关系与士大夫朋党政治》那样的研究则是由果寻因，通过考察士人社会背景的共性，寻找其中有没有科甲同年这个因素，若有，则进而推论科甲同年关系对事件当事人的行为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窃以为，由因寻果的遗憾在于可以去考量、解释的事件的范围受到了局限，而由果寻因则会使得在探寻事件发生机制的时候得出有失偏颇的结论。最典型的就是祁琛云认为景祐党政的产生是由于欧阳修等人不满高若讷作为同年却不和他们立场一致声援范仲淹，可这只是祁琛云的逻辑推测，文献上一点影迹也没有，相反，至少在台面上所有人都是从政见分歧的角度攻击高的，可见政见矛盾至少是主要矛盾，况且同年意见相左很常见，祁琛云是预先觉得同年就该一致，才会推论欧阳修他们曾以同年之谊拉拢高并因高“为谏官而不能辨”的不合作生气。
其实，反思这种不自觉的立场先设——或者说惯常的学术路径依赖——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显而易见的悖论，之所以以往对庆历新政的研究总是自然地顺着党争这条思路走，其实是被欧阳修、苏舜钦他们的表述以及一些历史书写误导。欧阳修他们自己没有史家的后见之明，是不会从新儒学运动的背景去观察他们自己的，但是作为实际政争的亲历者，他们在后来的历史解释中会自然地向读者传达他们的立场。比如解释王拱辰等人行为的阴谋论，就是最早出自苏舜钦自己写给友人的书信；把公使钱事件说成是借机搞党争，这也是欧阳修《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里的说辞，今天人很多见识也基本还就是沉浸在古人的一面之词里，当然，北宋士大夫写文章本身都很强势，感染力很强。
在以前，对庆历新政的研究，被人简化成了几个事件点串联起的过程，天章阁对策、争城水洛、公使钱事件、奏邸之狱，这都是欧阳修、苏舜钦他们强调的几件事，但实际上这里面有些事情跟庆历新政关系不大，特别是跳出那种附会的党争史观后再去看它们，一些说法的价值就不复在了。相反是一些中间过程的事，比如苏舜钦致信批评范仲淹，以前人注意的不多，诸葛忆兵老师注意到了，但是我觉得他理解得不合适。不是苏舜钦在信里说他对范仲淹失望就失望了，责怪本身就象征着不放弃，况且其实苏舜钦写的很明白，他提那七个建议的目的就是“欲阁下之誉复如当年”，提的建议里除了立皇储，别的大体在方向上和《答手诏条陈十事》出入不大。不过我们确实有必要超脱旧的历史书写从而认识到欧阳修、苏舜钦、范仲淹、富弼等这些人之间细致的分歧，包括认识到对他们的评价的抽象性，因为南宋以后史学经世致用的作用越发凸显，而且伴随着一种忧患意识，所以像朱熹说“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这背后有现实振作的需要，也新儒学塑造道德完人的需要，把范仲淹等人以及庆历新政的形象都扭曲了。
关于历史书写这块，仝相卿老师10月份发了一篇分析欧阳修写神道碑的文章，他最后在文末讲的把神道碑当作文本（text）而非客观文献（written documents）来看，其实也就是我说的这个意思。不过他批评王瑞来老师没弄清欧阳修写文章的背景，可他自己引用的范仲淹晚年说自己“大忤权贵，几成废放”的话其实也不是很支持他的观点，相反王瑞来老师原来在几篇文章里其实是有意识到欧阳修他们在庆历新政后的思想转向的，而且王老师跟我一样，把这种思想转向方诸一种对儒道理想追求的大背景中去理解。仝老师在小注里说王瑞来老师推断范纯仁对吕夷简有私愤这一点在文献上不可靠，这或许算得上反而是他自己把text当成了written documents。所以，虽然反思和超越历史书写很重要，但也该对目的论抱以适度运用的态度，在进行史料批判时不能忘却自我审视。不过仝老师那篇文章还是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比如通过墓志和神道碑的对比看出富弼和欧阳修二人在写作时的立场差异，但实际上像富弼这些人，后来在具体的实现儒家治道的手段方面依然有想法上的变化，这点我在书的第四章里也有说明，只不过欧阳修转向算是比较早而且比较明显的，你像东英寿先生他们从日本天理阁本欧阳修的集子新辑出的那九十六篇欧阳修书简里有几支是范仲淹刚去世时欧阳修写给在徐州照顾范仲淹的孙沔的，其中就有表达对“打破名目，号为党人”的悔恨。当然，富弼这一块还有很多可以做的更细致的地方，除了《两宋名贤小集》里有《富郑公诗》一卷，他没有传世文集，这恰恰是李裕民老师指出的值得再努力的方向。
以上交代的三点，批判借鉴“活的制度史”、解构传统的问题意识、超越旧的政治史历史书写，其实只是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里产生的诸多想法中的部分，而且有些也只是停在想法层面，书稿里也不见得充分地拿实证把它们表现了出来，主要是学识，还有我的精力、出版要求都不足够支持。所以我丝毫不觉得有这样一本小书出版，我对庆历新政，对北宋中期的新儒学运动和政治史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就可以画上一个阶段性的句号了，相反，这本书仅仅只是我研究的开始，故而以后还望各位老师能不吝赐教。谢谢。
《忧乐为天下》读后感(二)：读《忧乐为天下》
林嘉文（1998—2016），当没有看到他自杀的新闻前，我完全不知道他这个被媒体称作“史学天才”的孩子（虽然据网上查到的资料，林自己不喜欢别人称他做什么“史学天才”，我比他也大不到十岁，但我称他为“‘史学天才’的孩子”，是觉着他这个年龄就能达到如此的史学素养，我对他表示敬佩，对自己则表示不满）。知道他的时候，便是他故去的时候，这可算是生死之识么？叹！
古人有云“读其书想见其为人”，现实中，我也会“见其人便欲读其书”。自2月24日在网上看到林嘉文夭逝的新闻后，我是一边叹惋一边怀疑。叹惋的是许多史学前辈都称赞他史学素养，他的水平应该不至于只是捧出来的，可惜却早逝了；而怀疑的又是，这样大的孩子，真的能写出所谓的“连硕士研究生都不一定能写出”的史学著作？于是我就在网上搜了搜他的著作，大概翻看了一些，读了小部分内文后，我觉着《忧乐为天下》应该是不错的，便在网上定购了一本。
全书通读完，真心觉得林嘉文的功力不一般。
我本人对宋史只有最基础的了解，其他稍微详细的知识，便几乎是一无所知了，所以书中对于宋朝经济、政治、军事等的细节分析，我是看不出太多东西的。不过林嘉文此书，不仅是在掌握多数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历史书写，而且其中所阐释的一些历史理念，也很能启发我这个历史初级爱好者。所以我读完该书最大的感受便是自己从其中吸取到了一些以往不完整，甚至没有的认识。至于该书李裕民先生所作《序》中对该书以及林嘉文的评价，我是觉着有些过于苛刻了。特别是李裕民先生引书中“文臣们铁了心‘文不换武’”一句以证明林“对尚无不同看法的见解往往照单全收”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林在书中还曾说“宋代的‘抑武’……出现的频率很高，但不能说很普遍，也不足以被用来当作宋代士人整体的观念”，还表示“‘崇文抑武’或者‘佑文抑武’，它可能只是一个整体的、笼统的对宋代文武协调之不平衡现象的大致概括，在不同时期，它可能有着不同程度的表象。我以为宋史研究需要分阶段、分角度，从思想史、政治史、制度史几个方面来细致考量宋代文、武关系。（82页）”林此处所表达的历史研究思路，我是极为赞成的。
对他的书无从置喙，便说一些我从书中吸取的东西吧。
一个人一生全部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是实实在在的，从出生到死亡，这中间的过程只有一个；一个社会、一个制度，从它诞生到消亡，这中间的过程也只有一个，这些过程便是所谓的真相。历史，本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过去，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历史一旦发生，就再也回不去，而让我们能够了解它的，又多只是故纸堆中的文字。所以，我们能看到的所谓历史，只是前人留下来的记录资料（多为文字，且多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转录），而这些资料，到底记下了多少当时的事，又遗漏了多少事，我们不得而知；这已被记下的事中，又到底有多少真相，我们都只能是存疑的。我们后人对真相的追寻，是不应该只从某一资料记载便得出结论的，即使该记载是来自我们常说的“信史”（不过由于某些记载目前只出现于某一部书中，且该书是所谓的“信史”，那么我们对此事的认识以及讨论，就只能暂且基于此记载）。
我目前觉着，对历史上发生过的同一件事最容易引起争论的地方，便是该事件被后世人能了解到的资料是否广博。比如前段时间我刚看到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中国大陆与台湾最早有关系是什么时候。我自己也记着，我上学时教科书上就有说，大陆和台湾最早联系是三国时期，那时候吴大帝孙权便派了两个使者去台湾。教科书上的这段记载，是为了证明所谓台湾与大陆是“自古以来”便有联系的。但是，教科书上没有讲的是，那两个使者去台湾，很有可能是为了抢夺人口。一旦了解到这个事实，那么谁还会认为台湾和大陆首次发生关系是好事，是可以增进双方友谊的呢？同一件事，只因为稍稍的多了解到一个点，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态度，可见资料的重要性。
其次会引起争论的，便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史料真实性到底有多大。不过，这个是无法确切证明的，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特别是一些孤例，我们很难证明它是不是真实发生过，除非联系其它事例去进行分析推理，但是就算是分析推理出的结果，也只是分析推理，符合所谓的逻辑，只是尽可能地追寻真相，其到底确否没法证明。比如大家一般都知道的诸葛亮出山，三顾茅庐是流传最广的历史，但是《三国志注》中也有记载是诸葛亮先去找刘备，且刘备刚开始并没有太理睬诸葛亮。虽然诸葛亮《出师表》一文中有“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句，貌似可以确认刘备三顾茅庐之事，但是仍还是有人怀疑此事的确凿性。
还有一个很会引起争论的，就是后世人不同的价值观。当然，这个问题已经脱离了历史本身，价值观是各人的认识，这里不予讨论。
现如今，我对“以史为鉴”这种论调也持保留意见了。我现在深切地感受到，“以史为鉴”就好像现在多数人所说的“鸡汤”一样，几乎只是一句空话。在我现在的认识中，历史虽仍是可以稍稍地反思借鉴的，这并没有错，但是事实上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对历史反思借鉴以完善自己（这其中包括我自己），所以这句话基本就是空话。其它一些常被冠以历史的论调，更是多只是借助已有的历史认识，为自己谋求其它目的的手段，更不算是纯粹的历史研究。在我现在的认识里，所谓的历史研究，大概一就是去不断追寻历史的真相，二则是去探讨已被公认的“真相”之间的关系。这两者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求知欲，历史的意义大概也就在于此。
我觉着历史的真相只能被追寻，不能被还原。现在有些网站写文章，喜欢说什么“带你了解真实的×××”、“历史上真正的×××”等，在我看，完全就是哗众取宠的噱头。像我前面说的，历史最多只是能被按照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史料进行分析推理，以尽量地符合人性逻辑，感觉它是真实的。然而也正像我前面所说，历史事件可能就因为其中某一点没有被我们发现，它的真实性就会发生质的转变。历史学家应该就像是刑警破案一样，根据蛛丝马迹，去进行合理地推测，去寻找那个真相。刑警破案需要学习譬如“犯罪心理学”等专业知识以忖度那些可能不同于常人的罪犯的心理，历史研究者也应该多读古书，去多体会古人的心理，以更好地贴近古人心理而得出更合乎当时的推测，这一点我觉着也是类似的。不过历史追寻与刑警破案最大的区别是，刑警破案，一旦觉着案件链条分析合情合理，最终锁定嫌疑人后，可以对嫌疑人进行抓捕，最后经过审讯以确认自己的推论是否正确，而历史，却永远也找不到那个“嫌疑人”。历史研究者对于考古发掘出的竹简、帛书等记载是格外重视的，有了它们便可能从更多的角度对当时的历史进行探索分析。历史研究只能无穷尽地逼近真相，但是永远探寻不到其真正的内核。
至于历史研究的“真相”关系问题，是建立在已取得的“真相”基础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不予讨论。
不过，现今历史在某些人的眼里变成毫无意义的故事，毫无真实性可言，也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认识。历史无法探其内核，不代表便研究不到其它方面。需要了解的是，所谓的历史被改动，是件极难办到的事，越往近世越是如此。因为一件事，特别是一些涉及到许多人或者说影响极大的大事件，记载和传播这类事件的文字和个人都会是极多的。如果想把这种事完全掩盖下去，那就要封掉所有人的口，毁掉所有涉及到该事件的记录。此外，由于人类的发展是连贯的，一件大事件基本都是会对后来的发展产生极大地推动或者阻碍作用，想要把前前后后一系列的过程全部抹杀，这可以说是完全办不到的。其实，我们从“历史都是被篡改过的”这句话就能约略推断出来，我们看到的历史并不全是被篡改过的。因为你既然知道它被篡改过，就承认了有一个能见到的没有被篡改的历史存在（那种凭空就胡说历史全都是虚构更不足一哂）。“假作真时真亦假”，如果全是假的，那么大家也就不知道它是假的了。
今天是4月23日，既是林嘉文夭逝两个月的日子，也是世界读书日。愿林嘉文在天堂安好，也愿世界上有更多人能够读书，能够互相交流心得。
2016.4.23
（两年前所写，现在我的观点已有更新，但文字暂仍一字不改动。）
《忧乐为天下》读后感(三)：读后感
林同学的书，花了一个多礼拜，断断续续读完了。
读完以后，内心的感受很复杂。为本书作序的李裕民教授评价说，此书可入「当今有关范仲淹庆历新政较为优秀的论著之列」。我在这方面虽无造诣，但纵览全书，仍不得不叹服于林同学在史料、史观和历史书写方面的卓越才能。其基本功之扎实，我等站在历史学门槛之外的小学生，恐怕还需要努力学习才能赶上。真是惭愧啊，看看林同学的水平，再看看自己，我哪还有脸面揣着历史科目的教师资格证进课堂，分明是误人子弟啊！
说回这本书本身。关于那段历史本身，我没有深入了解过，毕竟自己的学术兴趣一直都在近现代史。但是读着正文的时候，我却感到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直到读罢掩卷，才彻底想清楚自己熟悉的是什么：是那种明知道自己随时可能一脚踩空、却还是要义无反顾的无奈和胆魄。
庆历新政并不是时势造英雄、把改革家推向风口浪尖。也不是英雄造时势、看英雄人物大刀阔斧力挽狂澜。促使新政上台的最主要力量，是与天子共治天下的士大夫群体。
弊政有没有？有。外患有没有？有。需不需要改革？——这个就要看士大夫们怎么说了。本书总结道，「庆历新政是被士林舆论抬起的改革运动」，在现实的改革需求之上，对推动改革起最主要作用的还是士大夫们的改革呼声。
这景象让我感到万分熟悉。士大夫推动改革，仿佛就像是古代版本的「舆论倒逼改革」和「民意倒逼立法」。两者的相似之处：其一，支持者们表面上维持着难得的共识，暗地里各有各的具体诉求；其二，支持者们有着充分的建言权利，却不用为其言论负责（群众造锅，领袖背锅）。当然，士大夫们的分歧，主要还是在新政的具体操作上，而不是在利益方面的诉求上，但这已经足以拆散新政的舆论根基。于是我们看到，在新政开始后，支持新政的士人们「对新政的节奏、手段、力度都或多或少地有着不同认识」，这很快便瓦解了新政在朝廷中的「群众基础」。不能不说，这也是新政被迫中止的原因之一。
新政的只执行了一年多就被迫中止，恐怕范仲淹本人也预料不到吧。他心里盘算的是长久之计，但士大夫们却急着要他交出一张满意的答卷，一旦不满意即高叹「要你何用」。今天的我们是身经百战，见得多了，知道一年的时间并不能看出什么效果。然而当时的改革派士人，却并没有太多耐心。今天士大夫们可以你一言我一语地把改革给鼓动起来，明天也可以用一样的方式把你给赶下台去。无非是今天批判的是别人，明天批判的是你罢了。可见舆论往往是短视、肤浅、下意识的，即使是执政集团的内部。倘若没有强大的组织控制能力，孤零零的执政者极有可能成为最大的输家。
范仲淹的晚年，辗转在地方之间调动。依我愚见，在经历过波澜壮阔的上下浮沉之后，最后调任地方知州，也算一个不坏的结局——这才是最能发挥自己理想与才干的位置啊。在人生的倒数几年里，能为百姓做些实事，也算是知行合一，践行了一代名儒的人生准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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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草草而成，竟能与作者的自述共同发表在这本书的评论版块，成为第一篇书评，实在有些脸红。于是愧将自己读此书时，在书上划下的笔记，都扫描、识别成电子档，并发表在本书的「笔记」版块，希望能弥补各位读到晚生这篇急就章时的不快。
地址：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6685892/annotation
.s. 很想与如此有才的本书作者见上一面，但再也没有机会了。惋惜！叹息！
《忧乐为天下》读后感(四)：浅评
一、 历史的主要部分，是庸人的庸常行动。所谓天才，因此只能在后视中出现。而书中“庸常”二字也出现了好几次，形容官员，形容皇帝，甚至形容传主的父亲。但争论是否“史学无天才”，或者作者是不是个天才，就已经掉进媒体陷阱中了。这一点看起来，作者本人要比旁观的人更清楚。而只要读过这本书，就能知道，他确实有卓异的才能。一种异于常人的兴趣，把兴趣化为实践的意志和能力，以及反思意识——尤其考虑到他的年龄。更不用说那些和作者交流过的人的感受了。 作者自承为了销路，想写得通俗一点，却又总是流向学术笔调。有的地方会用“跑路”“找茬”“爆棚”这样的词，有的地方又用上了“叹惋”“策祝”；1.3写范仲淹的苦学生涯，还用了一点戏剧性手法，4.5写欧阳修的文史之学，就干脆是学术史梳理了。可能这样写，正好和本意相违：一般读者和专业读者，都觉得读不进去。尽管我手头的这本，已经是三月份的二刷了。 这只是表层上的不稳定，不足为病。假如从学术标准来审视它，它的缺点，就像李裕民先生序言里批评与示范的，是作为史学之核心的考据，体现得不够。简言之，不是采铜于山。 不过说本书同时体现出作者的博识，以及学术上尚须磨练，这也不是重点。重点毋宁说是，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以庆历新政为主题的书，还有前言和附录二中的那些反思。既然作者尚未进入学术圈，他的写作就可以说是相当自主的；也因为他没有进入学术圈，他的反思能够表达出来。他可以写“在学术上没有新意”，但对自己有意义的东西；他也还没学会自如地隐藏自己的想法。另一方面，看得出来，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对史学规范有了更多了解，也自觉地按照规范来要求自己。这就是本书值得瞩目的原因：它记录了“史学规范”在个体上的发生。也正因为它是一种规范的实现过程的记录，和上述措辞的不稳定相对应，作为整体的“这一本书”，表现出一些深层的不稳定。 二、 为什么要写这个主题，自序里有这样一句话：“我写庆历新政，一开始还是考虑到选题和现实的关联，但实际写在书里的现实关怀显得气力微薄。”现实关怀的痕迹，在正文里看得到的，如“今天的中国，依然有持不同意见的各群知识分子，立场不同可以尽述己见，但一味执着于相互攻讦，便毫无道理可言”“当范仲淹们恼怒到仅仅专注于打击对手而忘却自己的道义坚守时，他们和自己所反对的吕夷简并无区别……作为千秋镜鉴，今天社会上的知识分子，仍很需要注意这一点”（P74、75），又如“千年前的经验告诉我们，文人政治尽管更容易促成民主，但民主的参与者如果缺乏民主的素质，那么自由言论权不一定带来良性的讨论”。这两段“现实关怀”，正好诠释了“以史为鉴”的意思，那就是足以正人之失。也像作者为现实关怀做辩护时，引用欧立德（欧立德引自马克·吐温）的看法，历史虽不重复，但能押韵——不过看起来韵脚都是反复犯下的错误，又正好“人能从历史学到的一切，就是他从历史什么也学不到”。历史诚然是生活的老师，但可惜，她总要对一代又一代无知的学生从头教起。 这样想，“历史的经验不见得能帮今人多少，至多是给人们提供点自以为看透一切的心理安慰”，因此“这本小书的现实是气力微薄的了”，未免太悲观，太对自以为而自以为了——因为作者自己已经表明，历史经验，用后视的“以史为鉴”来看，它就永远晚了一步，向来只能在看到人们犯了什么错误上派用场，而不能在犯错之前加以避免。这不局限于当代，不局限于这个无力的现在。因此，它也就不是一种由“看到”而来的心理安慰，而是对自己的要求：在民主时代，它是一种修养，在每一个体力所能及之处，求能寡过。而坚持职业历史学的意义，就在于对个人认知加以参考性的修正。 但上面这段推论，对理解作者的意思并无帮助。如果作者直接说，因为明白了历史帮不上今人什么忙，所以现实关怀也就变少了，这样不是更好理解吗？但如果这样说，这本书被写出来这件事，反而变得不好理解了，因为写书的缘由不存在了。而作者实际表明的写作缘由是，在写作中对现实关怀这个初始缘由加以克服，从而达到“纯粹的历史学”。这就是前言中，“一开始考虑到”和“心理安慰”之间的那个段落，想要表达的东西。在这个段落中，作者对他意想中的同一类人，用三种措辞来描绘，又用三种不同的理由来反对。那一类人就是“目的性过于明确的影射史家”“认可以古鉴今，惯用春秋笔法的史家”“希望通过历史来预见未来的人”，而反对的理由分别是：1、让史学不再纯粹；2、史学不再具备那样的社会功能；3、明显的功利性。 三、 正文中有不少批评新政的地方，读了之后的感觉，和书名、宣传语、李范文先生的题词着力渲染出来的那种感觉很不协调。而这似乎正是作者极力追求的“科学精神”，以及“清醒的目光”的自然结果——按照历史本来的样子去写，不受“精神性”“示范性”的误导。 现在稍微考察一下这些批评。除了上面那两段现实关怀处的例子，还能找到从当时的历史情势出发，批评新政政策及参与者的例子，比如“范仲淹在严行按察的过程中，或许还误伤了一些出色的官员，这对当时的政局影响很大，所以对‘择官长’的意义不宜高估”（P125），又如“这些改革派士人在性格或做派上的瑕疵往往引出事端，并为新政夭折埋下伏笔。后人常常忽略或淡化这一点，实际是顺应了对范仲淹形象和评价趋向符号化和完美化的潮流。但今人已经超脱了古人的时代，再延续古人那种对改革派士人片面的评价，无甚意义”。 第二段引文中的“意义”二字，着眼点在哪呢？如果说“今人已经超脱了古人的时代”，那么，无论给古人何种评价，都没有意义。这里的“超脱”反而能够成为赋义的基础，中间有未言明的东西。应该说正因为有这种“超脱”存在，令今人与古人属于不同的世界。当古人之整体属于那个异质的封闭的世界，才有今人批判“片面”评价，建立“全面”评价的可能。与片面无意义相对，全面有意义不是从古人今人的相关性来说的，恰相反，古人今人不相关乃是这个意义的前提。意义是那个通过不复相关才能建立的世界整体的内部关联。第一段引文中那个不宜高估的“意义”也要这样来理解。而在今人中，唯一和那个封闭世界建立了意义关联的群体，就是职业历史学家。 这些不协调感，从作者想要成为历史学家，从他的学术志业出发就能得到理解。我们暂时抛开作者的意向，换一个角度做关联。比如P45重新评价刘后摄政期的政绩，P85从西夏的角度来看宋夏战争，都是对某个传统观点的克服。以至于P25出现了这种奇特的表达：“吊诡的是，平日秉信帝力于我何有哉，对政权更迭几无触动的中原汉人却莫名其妙地先后揭竿而起反抗德光。”作者的批评随着想象中的读者的变化而变化。有时是职业历史学家共同体中的一员，有时又像是网络论坛里的某些人。彻底规范了的历史写作，当然不会想象后一类人做自己的读者，也就不会针对那些见解去写。比较之下，本书的杂糅就显得很有意味。重新评价刘后，从辽、西夏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对庆历新政再估价，都可以说是拨开了某个传统的迷雾，来科学地研究历史。这个传统可能是男权、汉民族主义或是道德感。现在我们问，这些超越与克服，为其奠基的是什么？落实一点说，需要想象什么样的读者，才能有这些超越和克服？ P25说汉人莫名其妙地开始反抗耶律德光，这个表达奇特在，如果作者能够从辽的角度出发考察历史，那为什么不能从那些汉人的角度出发？在“科学”的视角下，每一历史行动者都应得到同等的理解。规范的历史学表达里，不可能存在“莫名其妙”这样的词汇，因为每一种行动，每一个行动者，都得到了理解，才可能被写下。以上的分析显示了彼此竞争的历史学话语的缘起。重写刘后摄政期的政绩，从西夏出发重写宋夏战争，从全面的历史考察出发重新评价庆历新政，都得先有一个既存的认知为其奠基。没法说这些奠基都在职业历史学共同体之中，尽管这些重写有一个职业历史学的样貌。对汉民族主义的克服，可以让汉人的反抗看起来是“莫名其妙的”，在这里就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克服的契机。但这些都没法由职业共同体，职业规范给出。如果不像本书这样杂糅，那些未言明的动机也就没有得到考察的机会。 最后插一句，作者渴望的“清醒目光”，落实到历史研究上，最好的样例就是田馀庆黄永年两位先生的研究，把政治史彻底还原到政治权力的争夺，抹除所有价值取向——就像我们爱看《纸牌屋》一样。这种老辣的研究，其实把“现实”“利益”抽象得不现实了。 四、 现在可以考察作者的核心诉求了，就是第二节中提到的作者的那些批判。反过来说，就是作者对纯粹的历史学的追求。这个追求在附录二中集中体现。纯粹的历史学，要求事实。附录二对范式的反思，就是要去掉各种主观性对事实的障蔽。就算这种主观性规范化为一种考察历史的范式，也仍然是障蔽。虽说历史只能是人写出来的，主观性不可避免，但主观性的种种表现，都必须是随用随扫，随写随划才行。但我们需要看看正文中作者的意图是不是得到了完满的实现。 例一：P53-54：“任职应天书院时期，范仲淹还抽出时间思考了很多现实问题。在这一年所写的《上执政书》里，范仲淹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较两年前变得更为深入和全面。” 这段话是不是一个对“事实”的摹写？事实上作者掌握的是《奏上时务书》和《上执政书》这两篇文献。这两篇文献的差异显示出，范仲淹在两年间对“现实”有了新的认知。除此之外没有证据证明范仲淹“思考了”现实问题。但作者不得不把从看到的文本差异到推理范仲淹的思考，颠倒为思考成为文本有差异的原因，这样来叙述。 例二：P99、P101：“从吕夷简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一股浓烈的‘仁宗朝’的气息……这位绝对皇权的守夜人失去对政治的影响力后，北宋锐意进取的新进士大夫们才真正获得了他们一展宏图的机遇。毕竟，接下来范仲淹的起复，无疑可视作士权对皇权取得的相对胜利。” 首先，“仁宗朝的气息”到底表达出了什么？如果没有作者的“主观性”，这个表达就没有任何意义。但这样写又没有让读者感觉有什么问题。其次，本书中其它地方多次表达出对二元性的质疑，但这里却又用了明显二元性的修辞。这大概是宇文所安分析《文心雕龙》时提到的话语机器：不这样写就没法写，虽然这样写是不一贯的，也没有表达出作者的实际意向。 没错，例一、二显示的问题，就是二十世纪后半叶迄今历史理论津津乐道的几个话题：叙述、比喻、话语模式。等到作者更成熟，这里标示的很多不够一贯的写法都可以避免，但他意向的真实、事实，与实际写下来的东西之间的矛盾，是没法避免的。设想他按照李教授的期待，在真正进入职业史学界之后更加注重考据，他能写出来的，符合自己写这本书的时候那种对纯粹历史学的向往的东西，恐怕也只是考据了。然而即便是考据，把考据再纯粹化，纯粹到训诂学，一种分析也会表明其中不可避免的“主观性”，那些不是明证两种语义等值，而要羼入“解释”的东西。 而本书的可贵之处，却又在于没急着投进那些理论的怀抱，来消除内在的紧张。而是真诚地面对历史学价值的可疑之处，同时又真诚地表达出自己对“纯粹”的渴望。 五、 纯粹渴望和价值质疑自然而然地导向对“功利性”的批判。历史学不是要有用的；它想有用，也欠缺一个根基。我们都理解他的批评针对的是什么人。但“目的性”“以古鉴今”“预言”的冲动同样属于历史学中不可擦除的东西，因为为历史学奠基的历史认知冲动里，必然包含这些。Koselleck探讨预言（prognoses）时说，预言只有在历史中存在自我重复的框架时才是可能的，即便其中的具体内容总是独一的，总让参与者感到惊讶（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Chapter 8, pp136）。如果说历史永远是独一事件的显示，永远在变化，那是把历史时间意识等同于内时间意识了。只要承认存在自我反复的框架，那就不再能说，这种自我反复已经终止了。如果不承认历史时间意识中不同层次的存在，也就看不到探究历史的冲动之缘起何在。即便不从本质上看，只从文本的实际表现来说，预言这种架构也是不可消除的。 举例来说，左传里的预言，如闵公元年“卜偃”“毕万筮仕于晋”一段，我们可以把它转换为叙述句“魏国的始祖毕万”，同样地，可以把现代史著中的叙述句转换成预言的形式。两种形式的意味当然有所不同，但作为一种叙述模式，在任何史著中都存在，而且不能不存在。更进一步，两种形式的意味都蕴含着，历史写作是对人类命运的一种观看。史著显明了一种必然性：当局者看不到的必然性，他必然落入到某个结局。但同时，像Bernard Williams在《羞耻与必然性》第六章中反复阐明的，必然的结局不否定行动者之行动的意义。历史意识必然是投到未来的，原因仅在于对命运的关切里包含着这种时间结构。既然历史意识为职业历史学奠基，职业历史学费尽工夫也没法擦除这种结构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里有一个从索福克勒斯到卡尔德隆的明确的逐步显明：预言没有神秘之处，它确实地参与进命运。如果想和某个要导向某结果的预言相抗争，彻底否定预言在史学中的存在是不行的，只能引入一个和它竞争的，新的史学话语，新的预言。 六、 最后我们问，为什么对知识的渴望不足以拯救一个人。 2016年很可能在回视中成为重要时点：引力波、alphago。为什么这些事会对江绪林先生造成冲击？自然科学的大事件为什么能冲击人文学科的价值？ 比尔?盖茨资助了澳大利亚教授的大历史项目，这个项目讲述历史，从宇宙大爆炸讲起。从传统历史学来看，这无疑是自然史与“真正的历史”的混淆。如果说比尔?盖茨是个傻瓜，这个混淆就没有意义了。但自然史与真正历史的混淆，不是从布罗代尔甚至更早就开始了吗？在命运关切中，不同层次的历史自然应该都得到安置。把木星大气的变化都统摄到“天命”中（熊伟）不能不说有它的认知合理性。只是人的历史视野和历史意识变化了而已。历史中有可以确实刻画的东西，有不能确实刻画的东西，两者之间的渐变不容易描绘。 但如果是确实的知识，就足以让生来就对它有欲求，并逐渐加强凝聚为知识之爱的人得到确实的生存根基吗？知识之爱没有反馈，在爱中还原，直面徒然的人，在知识之爱中只能永远停留在徒然里。所以“有什么用”这个问题，是每一个追求纯粹知识的人最厌恶的问题：不想让别人再来提醒他的徒然。 Anersmit《历史的崇高经验》第四章，用艾兴多夫一篇小说来阐释历史经验。当小说中的主人公就要和维纳斯结合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能沉沦在对过去的迷恋中，但就是这一动念，维纳斯的肉体又变回了石像。不用说，这是古希腊神话，又在德尔沃的画中对置的那个神话的逆反。这个阐释，相当地有色情意味。但也不妨说，职业历史学家的历史意识，是古希腊神话的软弱化：想让石像变成肉体，但又没那么想，所以不管怎样爱抚，那个石像不可能像神话一样成为肉身。在冷漠的激情中，欲望变成了和性暴力（或者性幻想）类似的东西。这种有意识地不回答“有什么用”的研究，毋宁说实现了巴塔耶设想的纯粹的消耗，扬起了真正色情所要求的至高性，像萨德一样，冷静地、工整地写下色情狂想。他在坚决地执行自己的徒然；真正的学者都是完美的浪荡子。 但还保留着疑问的人，在暴雨中找不到一个屋檐。 七、 希望啊，更大的希望。
《忧乐为天下》读后感(五)：忧乐为天下，奈何此世浊
对不起，这不是书评。书还没有拜读，但少年英才的自杀令我震惊。看了遗言，我心益发沉重。我不认为这是简单的抑郁症，抑郁症是官僚式的遮羞布，如今但凡有点思想的人自杀以后都会被用这块布裹住止言。但我也不想再展开，遗言中的解释其实已经很明白。希望林嘉文君在天之灵允许在此转贴他的遗言。
http://www.youth.cn/preview/news.youth.cn/sh/201602/t20160224_7671026.htm
西安中学确认：17岁史学天才林嘉文跳楼身亡
林嘉文： 最后的话
终于还是要离开。一走了之的念头曾在脑海里萌发过太多次，两年多来每一次对压抑、恐惧的感受都推动着我在脑海里沉淀下今日对生死的深思熟虑，让我自己不再会觉得自己的离开只是草率的轻生，让我可以以为我最终的离去不仅是感性地对抑郁、孤独的排解，也是种变相地对我理性思考之成果的表达。
未来对我太没有吸引力了。仅就世俗的生活而言，我能想象到我能努力到的一切，也早早认清了我永远不能超越的界限。太没意思了。更何况我精神上生活在别处，现实里就找不到能耐的下脚的地方。活着太苍白了，活着的言行让人感到厌烦，包括我自己的言行，我不屑活着。离世前唯一的担忧是我的遗体大概会很难看且任人摆布，周围的环境决定了人很难有个体面的活法，连小小的中学里也处处是浓厚的政治气息(举一小小例子，西中教学楼内教师办公室靠走廊的的门窗无不是人为地被用纸贴上或用柜子挡住，或者干脆办公室靠走廊一侧就没建窗户，而学生教室却可随时被人从窗户向里一览无余，这就是种显而易见的对等级氛围和身份权利差异的暗示，套用周振鹤先生的概念，可谓之校园政治地理学。可叹很多老师从没意识到过他们这种不自重，用寡鲜廉耻评价毫不过分，因为他们一面对自己享有的这种特权安之若素，另一方面却大量抱怨着中学老师社会地位、收入、学校里面领导的官僚化作风，却不反思自己)，这样的社会风气里，容不下安乐死这样很个人主义的事的，因为总有人想榨取别人，自然不能放别人自由地生死。
烦请所有得知我去世消息的人，如果你们觉得不能理解我，请给予我基本的尊重，不要拿我借题发挥，像对江绪林一样，那种行为挺卑劣、愚昧的。我实在不想虚伪地以令人作呕的谦虚把自己“留与后人评说”——以我自己的解释为准就好了。更何况我相信那些芸芸大众里的旁观者，只会给出那种为我所不屑的轻薄、庸俗的解释。
你们知道吗，在这最后的时刻，在我给除刘雅雯外的每个人——包括我的亲人与学友——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内心竟然有种施舍般的悲悯。我想我应该坦白地告诉你们这一点，好让你们以对我的狂傲和自以为是的嘲笑，来减少点你们心里的恐惧。
遗嘱见下：
1、本人去世后，我所有著述的著作权都转赠给刘雅雯。这是我对刘雅雯的心意，两年多来我一直对她有爱恋。另外，我觉得她是最能确保不让我的任何著述在我去世后被出版、再版的人。
2、我的藏书，凡是摆在书房书架和卧室书架上的，全都转赠刘雅雯处理。余下书籍，由我父母处理。转赠刘雅雯的藏书中有一些与西夏学、黑水城研究、民族史相关的书籍以及一些古籍，如果刘雅雯觉得用不上，烦劳刘雅雯挑出来转给王荣飞和胡耀飞处理。
3、希望我的父亲能知足，珍惜我的母亲，同时改掉自己家长制的脾气以及极差的饮食追求，认清自己实际的生活能力和状况。太爱出去跟别人骑自行车，其实是不够挂念妻子和家庭。不要再保持那种单身宅男才会有的饮食习惯了，不健康，且这种饮食习惯是对性格和责任心的投射，说明人活得浑浑噩噩。
4、希望我的母亲能振起精神来多抓抓工作，多去挣钱。这样若我父亲先离开，至少还可以维持生活。一个志在过小日子的人，精神也会很脆弱，要学会找些东西依靠。金钱是可以依靠的，另外还有志业也可以支撑人。
5、剩下两次心理咨询，建议我父母分别去找郑皓鹏谈一次。我的离开不需要、不应该追责任何人，尤其是郑皓鹏，否则就是在侮辱我。我连我对刘雅雯的爱恋都没对郑皓鹏坦白过，而且我的心理问题太形而上了，郑皓鹏似乎比较适合解决诱因比较具有现实性的心理问题。
6、感谢西北大学招生办刘春雷主任邀请我报考西北大学，很抱歉辜负他一片诚意。谢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将我评为夏令营的优秀营员。谢谢邓小南老师的关照。
7、每次去李裕民老师家都能感受到平日很少能体会到的温馨和安稳感。我对不起李老师夫妇对我的关爱。
8、谢谢李范文老师一年多来对我的提携，答应给李老师整理《同音研究》的事也做不到了。恩情难报。
9、向我的“朋友”们致歉，抱歉我给过你们一些错觉，我曾自私地想让我尝试去适应与世界相处，努力过放下我自以为是的精神洁癖。但我天性敏感，总是善于从在貌似愉快的氛围中的发生的小小分歧里窥探出自己与别人的殊途，让你们为我这么一个于你们活下去无意义的人耽误了些许时光。
10、我要承认我对历史研究的日久生情。之前在媒体上抑或私下里，总冷冰冰地说历史研究只是渐渐随年岁长进而被我习惯的工作而已。但活到最后，对之还是曾有过牵挂。人活在世上，实在不该太把自己当回事，但只要人要赖活着，总得靠某种虚荣来营造出自我存在的价值感，无用的历史研究曾让我底气十足。虽然我的两本著作烂到算作草稿都不配，但我对我的学问有信心。我对古人的历史没什么兴趣，但每当我为活着感到疲惫、无趣时，对比之下，我总会自然地想去缩进历史研究的世界。但是即便是做研究，也并非能让我拥有尽善的生活感觉，因为有太多虚假的“研究”，还因为本质上少有其他人会对研究爱得纯粹。一个人喜欢追索，哪怕是对任意领域的，都会受到现实的阻挠和精神的压迫。问太多、想太多是种折磨，因为这样的情况下人会很难活得简单肤浅起来。好像说远了，其实仅就对做历史研究的想法而言，我只是想明白了心有天游，拘泥在一门学问之中，那样活着也是很庸碌的。
说放下也就放下了。
林嘉文
2016年2月23日 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