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响炮》是一本由王占黑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页数：19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空响炮》读后感(一)：“臭豆腐”小说摊，久违了
在上世纪90年代的城市老小区和工人新村长大的孩子，如果偶然读到王占黑的处女作小说集《空响炮》，不知道会不会看得又哭又笑。
很薄的短篇集，八个故事，183页，但是根本不能一口气读完——如果你也有切身的生活体验。那些文字块就像臭豆腐的浓烈气味飘过来，又臭又香，恍恍惚惚。臭，是这气味带来的刺痛，提醒你可能已经遗忘（或者想遗忘）的记忆里的卑微日常，鲜活、生猛、平淡、不甘心，民间的荷尔蒙弥散在那些老街上。香，是这气味带来的温柔抚摸，抚摸你的眼耳鼻舌身，还原你的来处——那条街道上的早点铺子、五金店、垃圾回收站、送奶站、水果摊，或者棋牌室，每一个地方的阴影里，都站着一个你走过时会去打招呼的老街坊邻居。
臭豆腐是民间小吃，很多人爱它，却不能吃很多，口感太过浓烈。然而一段时间不吃，又想得紧，于是下班或者放学路上，总要绕到那条街的拐角，看看那辆架着油锅的三轮车还有没有收摊。王占黑的小说，多么像个臭豆腐摊位啊，久违了。
《空响炮》，原来只是王占黑写的系列短篇小说中的一个故事。她自称这个系列短篇叫“街道英雄”创作计划，一律以“XX的故事”为题，比如《阿金的故事》《老菜皮的故事》《麻将的故事》《美芬的故事》……如同给街谈巷议草草起的名字，或者姆妈哄孩子睡午觉时随口讲起的一则异闻。又或者，是热天午后，孩子躲在巷子尾巴的阴影里翻阅的那本《故事会》。总之，听的人四肢懒懒的，耳朵竖得大大的，讲述里没有野心，只有平常心，以及，一点点惊奇。
“街道英雄谱”里的英雄，都是平民英雄，甚至连“英雄”两个字都是可疑的。他们是卖早点的下岗工人夫妇、拾荒成癖的怪老头、棋牌室里的冤家牌搭子、养老院里的孤寡老人，是所谓的“男保女超”（男的当保安，女的超市打零工），是被遗忘在昨日世界的人。那个昨日世界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尤其对于80后90后的读者，那是被疯狂的城市化进程抛在后面的“圈地世界”。一般在中小城市的旧社区，雨后春笋般建造起来的工人新村和小区，这些地方曾经鸡毛蒜皮，东短西长，日常烟火热切，好似孩子放晚学回家路上，站在路灯下，看见万家灯火如豆，闻见某家飘出的腌笃鲜香味，俗得那么安定。后来，逐渐跟不上高速发展的时代，它们终于黯淡了下去，沦落为半新不旧的社区街道，只有下岗再就业的工人、退休老人和外来打工者住了下来。
能走的都走了，留下的人又穷又老、困顿苦闷，却也有韧性，会自娱自乐。这三类被认定为“弱势群体”的人，共处一个生活场域，接受时代潮流的冲击，也时刻准备被时代彻底三振出局。他们的步伐太过缓慢，根本不可能跟上城市的速度，他们只能围在三轮车臭豆腐摊位前，一边吃被隔壁工地上扬起的灰尘污染的臭豆腐，一边议论世道人心。
我们在《空响炮》里只能遇见这样的人，他们是在棋牌室里混日子的冤家葛四囡和对对吴，推着三轮车早出晚归独自缩在报亭檐角下卖小青菜的“老菜皮”，每日除了跳广场舞之外无事可做的老女人美芬，在麻将桌前神气活现的前联防队员“怪脚刀”……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今天重复昨天，明天继续今天，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点惊奇遭遇，却都“上不了台面”，欲哭无泪，强颜欢笑。
“街道英雄其实都很不英雄”，甚至是一种“反英雄”，王占黑谈到她笔下的这些人物时，十分清楚他们的质地。不曾有过轰轰烈烈的事迹，也没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成绩，从表面看，反而是失败者。比如被儿女嫌弃的怪老头子住进养老院，一辈子只能当个保安看大门的扶不起的阿斗，或者和女儿关系疏离的孤独母亲。开始写作的时候，王占黑想的是去挖掘父辈“吃苦耐劳的光辉历史”，很快就陷入写作瓶颈，后来明了“还不如写他们生活中不英雄的事”。花了几年时间，她倒是有很大耐心，在大学放假回家时，成天往旧地方扎，往老年人群里钻，“民间世界有它自己的派头，我只去捡，不负责造”。
就是这样的野心匮乏，这个作者不想在写作中去“创造”，她只想描摹，并且力求不失真。什么叫失真？她曾数次自我警醒，“我不想卖惨，我写的也不是纯粹的底层文学，这些人不需要同情和批判，他们可以不光鲜亮丽，但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生活的样貌和秩序，同样有生命力，所以他们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英雄”。
但这种“英雄”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依然被心照不宣地纳入“底层文学”的洪流，虽然写作者和批评家都在呼吁解除“偏见”，然而“底层”二字，又岂会轻易消失？只要社会存在不同阶层，只要阅读者之间由于出身、经历、见识等缘故而有了高下，阅读就一直有高有低，即使这高和低，是可笑的自我设限。它最直观的印象，似乎就是最末端的文学生态，最弱、最蒙昧，最该被怜悯和批判。
好在我庆幸《空响炮》里的“英雄”，在王占黑的“抢救性还原书写”之下，获得了挣脱标签的力气。他们甚至不需要作者为之辩白，他们自在自为，慷慨爽利。比如那对牌搭子葛四囡和对对吴，同是下岗职工，吵了一辈子的冤家牌友，也是保安值班室的对班，直到被病痛笼罩，平日被掩盖的友情揭下面纱。葛四囡带着麻将兄弟来看望弥留之际的对对吴，买了一条街上的民间美食，盐水毛豆、香酥爆鱼、蜜汁烤麸、烧鸡……让得了肠癌的对对吴别做“饿死鬼”，敞开肚皮吃。这一场细民盛宴，在惨淡的病房里浓油赤酱地铺开，对对吴一边吃一边吐一边哭，葛四囡安慰他，“好了噢，吃也吃饱了，面孔也清爽了，覅再想着痛了。痛过这一次，下趟再也不会痛了，听见吗。一觉醒过来，哪里都是好吃好喝，麻将随便搓，香烟随便拿，你就开心了，晓得吗。”
是这样小市民气的情深意笃，有自己的生存逻辑。人间还没有活够，活着不能更好，死了也不会更差，小老百姓是不苟延残喘的。又比如跳广场舞的美芬，丈夫死了，女儿结婚后既不想和她一起生活，也不想生小孩，只会在手机上发一个“爱心”表情包给母亲，附上一句不痛不痒的“自己保重身体要紧”。美芬预设到了晚景，没有老伴，没有儿孙，只有一笔老公留下的、女儿没用完的嫁妆，但面对他人的询问，她只是淡淡一笑，从不说苦。这些无名的街道“英雄”，他们只是不低头。即使是这样，也已经足够值得尊敬。
后来看王占黑小说的人，会把她的“街道英雄”系列写作往“世情小说”上引，这让人联想到同样被定义的另一个年轻女性写作者张怡微。两人同为复旦的校友，同样来自工人新村，描写的是这个群体里迥然不同的人。张怡微专注在“家族试验”系列，于工人新村的家庭单位探寻人性的缝隙；而王占黑的分镜式镜头瞄准在街道，讲述不卑不亢的生活悲喜剧。两个姑娘本质上有一个相通点——她们同样理解世情生活中的所谓“弱者”，不需要同情，他们自我生发出细琐的安慰，用来疗愈人生的苦痛。这群人，我们的父辈，他们的一生，走过了无数的善善冲突和善恶冲突，裹挟了无尽的不甘，但在昨日世界里，他们还是立定站稳了。
王占黑把自己藏在了这些人的阴影里，她的自我消失了。她只需要在路口支起一个臭豆腐摊，等着葛四囡、对对吴们围过来，她融在了父辈的声音里。
*本文原载于2018年4月17日《北京青年报》B02版，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空响炮》读后感(二)：序-张新颖
《空响炮》序
张新颖
这本作品集，八篇小说，都不算长，我却读了不少时间。没法一口气读下去，读完一篇，必得停下来歇一歇，才能继续。虽然其中有些已经不是第一次读，那种不容易消化的感受，仍然强烈地存在。每一篇结束的时候，那种慢慢累积起来的阅读感受迟迟不肯散去，似乎就此停留下来，在你的情绪和意识里占据了一个位置。
另一方面，每篇虽然独立，却又是可以互相参证的，它们是一个共同的社会空间里的故事。这个空间的特征如此突出而又如此地被漠视：中小城市的旧社区，即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建造的小区和工人新村，高速发展的时代已经使它们沦落为老小区和旧新村，住在其中的，主要是退休、下岗工人，以及外来务工人员。这样的老龄化和低收入群体的社区，赶不上当下的脚步不用说，未来的命运也从日益衰败的气息中显现。
王占黑写的就是这样的旧社区里的人，写他们日常的生活，看起来鸡毛蒜皮、东长西短，却总格外深切地关乎生老病死。
但也别把她的小说误会为符号化的“底层文学”。这些积聚起来的作品触须尖细，探及丰富的历史容量和复杂的人生境况，叙述起来细致、平静、克制，以保证不被外在的视角、情绪和意识所简化和概括，或者可以说，她的叙述是这样的社区生活里面的——而不是外面的，更不是上面的——叙述。
她似乎是以分镜的方式推进叙述和结构作品，缓慢移动的画面为实感所充满，自然五味杂陈，内容不免沉重。然而，她并不想背负沉重的包袱，她的人物，她的人物的生活世界，并不被沉重压垮，不仅有尊严，而且有趣，内里是有自处的逻辑、方式和表现形式。能写出这些来，才是她的作品独特的价值所在。
这里不能不说到，她是一个九〇后女生。这个女生迄今为止的创作——除了眼前这本小书，还有另外一部小说集——差不多都是写社区和老人的，写她的父辈和祖父辈。你可以说她有能力——稍微对比一下同龄人，就会发现这是一种不常见到的能力——把眼光从自己和自己这一代身上移开，理解和致敬前辈；同时，也同样重要的是，这也是面对和梳理自身的方式：她和她这一代的许多人，是在这样的社会空间和人际关系中成长起来的，这也是她们自己的经验。她没有隔离和排除这样的经验，而是从中发掘和领会与自我密切关联的方方面面。
就在我写这篇短序的前两天，王占黑获得一个文学奖，颁奖台上，贾平凹拿着奖牌找不到领奖人，想不到叫这个名字的人就是站在他身边的女生。看她的文字，她写的系列社区、街道“英雄谱”，多半也会误解了她的年龄和性别吧。我记得好几年前，刚读研究生的时候，她给我看几篇短作品，我说单独看也好，如果能多写一些，放在一起看，会更见出好来。我只是随意说说，没有想到她那么有耐心，延续几年，真的一篇一篇写下来了。如今，她已毕业，还在继续写她表面波澜不惊的故事。倘若读者有耐心，或许会感受到一些什么，在心里留下一些什么，哪怕只是有趣——它们确实是些有趣的故事，也好。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九日
复旦大学
《空响炮》读后感(三)：不成景观的景观
《麻将的故事》创作谈
一、预演一种我所害怕的生活
长久以来，我始终相信一种“事与愿违”的力量。害怕什么，心里就反复想着什么，似乎它在头脑里越丰富，现实中就越不会发生。有点像大人安慰小孩的那句“做梦都是反梦”的道理。一来，想象或许能淡化对未知的恐慌，二来，当真发生了，好歹作过几回深刻的演练，便不至于措不及防地崩溃了。
这种日常迷信被我沿用了很多年，从小时候的考试，到如今生活中的每一道关卡。甚至用到不再为了“驱凶”，而纯是为了提起勇气，去假设，去直面。《麻将的故事》就是这样的当口想出来的——预演一种我所害怕的场景。
老王生病以后，时常遭遇梗阻。肿瘤让器官相互黏连，肠子越来越细，不知不觉就堵车了。吃药打针，每一次疏通都是撞运气。好在挺过了。医生却关照，要做足准备。这样的死亡姿态真可怕，坐以待毙，无力且自知无力，也许是人类最缺尊严的谢幕方式。
我坐在病床边，就开始想，如果这一天来了，真的要活活等死吗？以老王的性情，倒不如大吃一顿，像电视里那些行刑菜市口的囚犯，饱餐一顿，然后慷慨赴死。何况他又是专喜欢浓油赤酱的人，这些年的病痛却让他有口难咽，常常是我吃肉，他喝粥，于心不忍。（没想到这种不忍，是长久挥之不去的——直到老王离开，我每吃到尽兴，仍会难过起来，他再也吃不到了，连看一眼的机会也没有了。）
于是决定将这件大无畏的事在纸上操练一遍，把当好汉的机会留给对对吴。便有了小说的倒数第二节，葛四囡带着一班麻将兄弟来看望弥留之际的对对吴，买上一条街的各色食物吃个畅。写着写着，场面大大超出了头脑中的排演，人们是这样的慷慨激昂，不残喘，不挽留，悲伤被决心、看淡和玩笑话所覆盖了，反有了荷尔蒙的气息。这是工人的荷尔蒙。仿佛眼前有一支队伍，对对吴和麻将兄弟大路朝前，高喊着，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关于最后一节，确有过这样一位朋友，是老王的小学同学，也是保安。光杆司令一条，曾来医院看过老王。后来下班回家，睡梦中心肌梗塞。几日不上班，才有人发现他的死。这件事，一直到老王离开，我都没告诉过他。只因那位朋友走前讲过的，下趟空了再来看你。我想，这在老王心里是个盼头。
葛四囡的另一个形象，则是另一位保安朋友。他是我在《香烟的故事》里讲过的铁皮屋叔叔。老同事当对班，如同鸡和蜈蚣，碰面就相互谩骂。这是感情的一种。给老王做五七的时候，铁皮屋喝多了，他讲，心肝，老王同我讲你会写文章，把大伯伯写进去，写得好一点，带大伯伯出风头，晓得伐。我没回，他又讲，写我不好也不要紧的，能出风头就好呀。其实我老早就写过他了。他和老王一样，都是我心里的大人物。
还有一些人的名字，也是外面看来的。马路上，医院里，公交车里。这些东西，想是想不出的，民间世界有它自己的派头，我只去捡，不负责造。
二、“男保女超”
《麻将的故事》里，对对吴，葛四囡，还有馄饨店的朋友，都是保安。
“男保女超”，是我很多小说中的基础词汇。这是一个大背景，也是既成的事实。住在老小区的下岗工人兜兜转转，上山下海，最后不约而同地落脚在这两处：传达室和超市。有野心的，拿这个词来自我奚落，不振作的，说起时却带着些骄傲。毕竟它圈定了两个同“落后”的小区并行的子空间，其间游走着各种 “落后”的人。无论是葛三囡馄饨店所在的礼同街，阿祥早点铺所在的秀水街，还是小官、春光、怪脚刀们的小区地盘，本质上同属于社区空间的一部分，只是有的框在里面，有的散在外面而已。写到现在，二十余万字，很惭愧，我始终没有能走出这片空间，始终流连在这个人群中。
关爱我的朋友纷纷提示过，可以走出来了。生活在上海，写一点都市故事，作为青年人，写一点年轻气盛的生活，不好吗。我都听进去了，无奈实践不如意。但凡我能写出满意的，也就大方地给人看了。只是几次写着忽然作罢，转而打开笔记，去填新的“男保女超”素材了。
我仔细想了想，发现这件事一时半会难以扭转，原因不在我，在故事里的人——他们比我重要得多。回想写作的初衷，并非硬要为自己想一个计划，而是为着他们，或说“我们”。当人们走在城市，为光鲜迷离的商业景观所仰头叹止时，也许会对衰败潮湿的地面展露出鄙视和不解，继而是漠视。愈多的人抬头，地面上就愈发僵化，乃至成为城市中僵而未死的坟场。而我从这个空间走来，带着深重的烙印，每当抬头看，都感到头颈被地面的绳子紧紧牵住，我有必要将另一种不成景观的景观展示出来，展示出他们临死而不僵的内部状态，那种在历史命运的末路上仍然饱含着的无穷的兴致和张力。
这样一来，我不再强求一种针对写作者自身的“多样化”或“跨界性”的尝试和探索，更想做的是尝试这个空间内部的丰富和一致，探索这个空间所具有的边界和深度。对发现这个空间可能性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对挖掘自身可能性的兴趣。所以，如果暂时难以“转身”，难以“抬头”，那就不转了吧。毕竟，他们比我重要。
白先勇写作《台北人》的时候说，他感到自己不得不尽快把台北人的故事写下来，如果再不写，这群人就要消失了，那么他们的历史痕迹也将随之被淡忘，被抹去。很显然，他做了一件太正确的事。当外省人走向衰老，年轻人揉着模糊的双眼回望时，至少能找到一些鲜明的印记——这如同家族相册一样珍贵迷人。
然而有时我也会有点恐慌，比如当V·S·奈保尔从特立尼达前往大不列颠的时候，当他从米格尔街上的人变成写《米格尔街》的人的时候，这种写作往往含有不可祛除的后殖民趣味。而城市的不同阶层，似乎总带着另一种维度上的“宗主-殖民”之区隔。如果这种记录完成之后，在文化意义上被延伸成一种“对他者”的空洞的消费和展示——比如被定义的“底层文学”，那就不好了。我有点害怕，也有点迷茫。也许就是明天的事。
三、语言的底色
有朋友这样问过，如果抽掉方言表达，你的故事会不会逊色大半。
我却由此想到了另一个问题，所谓人的母语，能否被细分为一种语言的地方方言——如果他从小优先接受方言环境，且这种方言与标准国语之间确有相当的差异。
倘若成立，那么母语在听说和读写上是不对等的。比如当母语被具体化为一种口音和语调时，它却很难被完整地呈现在书面作品中。因此拿这样的母语写作，对读者而言，作者似乎成了一个转译的角色，怎样捕捉和再现它的原味，又不生误解。而对作者来说，这也许是最轻松自如的表达方式，像画一幅近在眼前的肖像——但又不一定，面对最熟悉的事物，人们常常因为知道得太多而无从把握起，比如你总是很难清晰地想起在镜中看过无数次的自己的脸。
倘若不能成立，我只能姑且把方言定义为母语写作中的一层“底色”。有点近似于电影中的画风和基调。
“底色”的特质首先展示在对话上。比如上一节提及的《米格尔街》，I talk he, go away quick，种种人们口中暴露语病的的英文叙述，恰恰是最正常、最正宗的表达。所谓“我手写我口”的“口”，应当是独具特色的“口”。一张嘴，遣词造句，语音语调，带出扑面而来的社会印象。
然而很多时候，对话所展露的印象并不在对话本身（这里的本身，不是指以海明威和卡佛为例的极简对话在表层和内里的多重性），而在排除内容之后，环绕在句子外面的一个更大的气氛，它才是真正的“底色”。这意味着，地域文化所携带的风格，不仅仅停留在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更包含了怎样说出来的问题。此处拿拙作抛砖。
对对吴看到葛四平，讲，四囡来了啊，你看我像只啥。
葛四平说，两索。
错，明明是麻雀。
对对吴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葛四平，声音也抖了，四囡啊，要胡掉了，帮麻雀点支香烟好吗。
麻将的术语本身携带着地域特色。人以牌自喻，好坏全凭运气，并不把自己当回事，却也不放过时刻的享乐，以调侃消解恐惧。人们说棋王“人生如棋”，影帝“人生如戏”。在平头百姓这里，玩什么就是什么，缺不来，也绝不夸大。对话固然是显在的一环，可更多隐性的环扣，比如句子背后的图景和氛围，都是构成这种风格的元素。对话之外的叙述，从人名、地名到动词、形容词，停顿，长短句，全都覆盖着这层“底色”。回到最初的问题，仅仅把“对话”抽掉，我想并不失色，如若去掉底色，那恐怕会是个毫无元气的半成品了。
说到方言，不得不提，一些电影对方言的保留做得很好，有时是文学的榜样。这当然是出于声音在影像中的易于呈现。《老兽》说着鼻音厚重的内蒙普通话，《老炮儿》说着麻溜的京片子，《大佛普拉斯》的台语，江南麻将桌上的老混子，自然是要讲并不软糯的吴语了。
四、重点所在
我有点觉得，读小说和看人脸是一回事。有的人美得清楚，眼睛是眼睛，眉毛是眉毛，一看便知，嗯，鼻梁挺，牙齿白，所以好看。也有人美得很含糊，说不出哪一处特别好，但五官放到一起，就显出骨子了。这是不同小说的不同“重点”所在。起承转合明确，或是水一样温温吞吞流过去，都有它的味道。尤其对于后者，你无法轻易判断它是没有重点，还是各处皆重。
王维讲，凡画山水，意在笔先。他的诗歌也自有一股意，超越在所写的景和人之上。这股“意”，也许是中国小说的一口绵延之气。史记也好，志怪也好，演义也好，莫不是先有个“意”，然后造一个大的境，再细细地话人，话事情。如同文人画，天地是白纸，有了山水，再点一座亭子，放一架琴，最后捏一对人。人在境之下，说明境和人一样重要，没有山水，无以成人。二者之间，说不出谁是重，谁是轻。但加起来，就有意在其中了。
古人把写小说叫做“讲一个好话”（《太平广记》）。这种形容真好。讲话凭一口气。讲的时候顺不顺畅，讲完了绕不绕梁，即为好的标准。从写作过程来说，我喜欢一口到底，火力全开，倾尽所有地进行下去。有没有含心藏真，还是给自己留了余地，字里行间是感觉得到的。而从已完成的作品来看，却正好相反，文本中应当贯穿着一口气，悠悠地吸，慢慢地呼。读完了，阖上纸，闭上眼，脑子里有条小河在流，于是好话讲完了，也如同没讲完似的。
这样说来，小说的重点也许是在开始之前，也在结束之后，总之，它藏在一些我们不太留意的地方。
《大家》2018年第1期
《空响炮》读后感(四)：笑与泪的低音：王占黑小说印象（刊于《芙蓉》2017年第6期）
笑与泪的低音：王占黑小说印象
文/ 金理 吴天舟
王占黑的小说糅合了闹剧与情节剧两种叙事模式。前者借助变形的肢体或谐谑的语言制造笑声，调侃中，状似天经地义的人伦情理露出荒诞吊诡的底色；后者则利用饱满的情绪引导读者作出道德评判，眼泪下，埋伏的是作者对于公道卷土重来的诉求。两种叙事设计背后的书写意图既合奏又不忘相互拆台，其一并形塑出王占黑小说丰富的质地之余，亦向我们抛出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面对这些“社区经验”所放出的惹人哭笑不得的“空响炮”，究竟投以怎样的视线与态度方为适恰？而倘使我们同样怀揣着对于正义秩序的渴望，解决问题的关节又将由何处寻起？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叙事的笔调被控制得多么贴地，王占黑所完成的却从来不是一出对于现实自然主义式的复制，在其幽默的嘲讽或深情的注视中，生活中并不起眼的小人物被必然地戏剧化，既而化作一枚枚折射创作者主观心理的棱镜。只是，揶揄多了便似乎愈发地笑不出来，而伤心久了则难免在几番怒其不争后学起接受残酷现实的无奈。毕竟，谁会真的相信瘸脚阿兴在除夕夜里制造的小小浪漫真实存在过呢？“偷桃换李”的冒险失败不正验明，这些时代主潮的弃子们从来就别想能办成什么事吗？说到底，笑与泪的本质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都源出王占黑对于“社区人”在现实时空正义得报可能性的彻底怀疑。明面上热热闹闹的趣闻轶事，骨子里的却是强颜欢笑与欲哭无泪的哀矜。既然没有真当英雄的气运，那就不妨在虚构的世界里尽己所能地壮烈一把吧！这样的书写立场未免掺杂着几分犬儒，却也在在渗出让人不忍苛责的悲婉，较之王占黑所私淑的沈从文与萧红，倒不如说是更承袭了老舍的神韵。是以，读至吴墨林自言自语地吊祭陶宝兴与曹复礼的场景，总不免勾起我们对《茶馆》里三个老头撒纸钱那动人一幕的回忆。
王占黑的关心聚焦于被90年代中国“城市疯狂的发展速度”所甩落淘汰的边缘群体，换言之，是一个壮阔且无情的时代之中“执拗的低音”。对此，早有论家精辟地告诫：“历史是由很多股力量竞争或竞合前进的，一个时期并非只有一个调子，而是像一首交响曲，有很多调子同时在前行。而且，历史是一个未完的牌局，我们此刻则是把它凝结在一个定点来研究。我们书写历史，往往只着重当时的主调，而忽略了它还有一些副调、潜流，跟着主调同时并进、互相竞合、互相影响，像一束向前无限延伸的‘纤维丛’。如果忽略了这些同时竞争的副调、潜流，我们并不能真正了解当时的主流。”（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这番箴言既可视作对于王占黑作品意义的伸发，同时也道出了其写作进一步自我突破的方向。到底如何走出“较为狭窄的生命经验，去寻求当代社会中一种普遍的状况和民生联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相信对王占黑都将会是一个有待持续发明的课题。可喜的是，无论是《空响炮》里视角的多重切换，还是《偷桃换李记》中将个人命遇同历史大事件进行有意识的勾连，王占黑都做出了值得赞许的尝试。尽管，前者或许得以借由不同阶层人物的加入而变得更具立体纵深，而后者无法完全抹去刻意为之的生硬印迹。
不过，居高临下地喊几句理论口号毕竟显得太过容易。在一个自上而下的强力意志对所有人的生命俱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社会结构中，即便拥有部分知识的护持，谁又能自诩在历史大势的滚滚洪流当口，有着比陶宝兴或曹复礼更强的抵御能力呢？何况，理论加身的同时，往往伴随着的是对于鲜活的民间智慧有意无意的疏离。在很大层面上，我们其实俨然同构着“社区人”的无知与无力。既而，他们宛若“剥皮鸭子”般动物化的身影，亦是对于我们这些仿佛处境稍佳者酸楚的讪嘲。在王占黑看似“波澜不惊”的笔触背后，有着一股恐怖的气息缓缓游荡，它属于讲故事的王占黑，也为听故事的读者所共享。对于这个我们置身的世界，我们所知的太少，而所能做的则更少。理论层面的探索自然是有益的，只是，一切以底层为指归的思想潮流，最终都必须经过“社区人”们人生经验的检视。
末了，想提及一下王占黑作品中精良的细节。在年轻一辈的写作者里，对于“生活流”路数饶有兴味者并不乏其人，但倘若论及对于打磨细部的专注，王占黑确实堪称个中翘楚。当我们看到棺材店“逝者为大，谢绝还价”的牌子，抑或“烫头”的微信工作群里中老年专用的表情包时，我们不会觉得这是一桩距离自己颇为遥远的事，弥漫在字缝间的烟火气令角色“拟真”得宛若周遭真实的邻人，而当他们开起口来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也随之揪了起来。
金理：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吴天舟：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空响炮》读后感(五)：一个侧面
从在豆瓣上开始关注王占黑起，就特别喜欢她的小说。作为一个中文文学的门外汉，我没有专业的眼光，甚至连中文小说都没看过多少本，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不能算是一篇书评，而更像是一篇读后感。
《空响炮》里的很多篇目其实都已经在作者的豆瓣日志里拜读过，但在纸质书上重读起来依然有滋有味。我想，个中的原因大概和作者的叙述方式和文字功底有关。一个故事除了情节铺排以外，还有感情的堆叠和发展，是作者在后者上的高明使其作品不仅能在初读时让人眼前一亮，更能在重读时韵味不减。作为她的故事的读者，我不仅仅是作为旁观者去了解一个故事，更像是作为亲历者在经历一段生活。
我最为受用的，是作者用看似波澜不惊，实则鞭辟入里的笔法，将社区小人物的生活和世界细细展现，让我理解到了一个对自己而言完全陌生的社会的侧面。她的目光既狠且温柔，跟理解同样深刻的，是感情；又或者说，是感情的充沛，使得理解更加深刻。囿于自身的局限，在了解一个社会的侧面时，我习惯于诉诸理论分析和数据呈现，这毫无疑问是一种视角，但这种视角所激起的内心波澜往往不易察觉，或者被潜意识牢牢压制，从而使得这种“了解”天然地有了缺口。而占黑小伙的视角则恰好将这种被压制的波澜牵动起来，填补了这个缺口。从她的笔下，我看到的不再是“社会事实“，而是真正血肉丰盈的故事。正是这种“牵动”，让我觉得读她的小说是一件非常让人满足的事情。借由这些文字，我终于能够脱离自身，真正融入到一个阶层里面去，感受他们的欢喜和忧愁，理解他们的选择和行为。
也正是这种共情，使得作者的批判更加有力度。虽说这八篇小说讲的都是“街道英雄“，但从这些“英雄”的生活里，我能看到一整个转变中的社会。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这些社区里，生活的是被过去抛弃，被未来遗忘的人。他们的命运，折射的是一个时代的变迁，和一个国家的阶层更替。而他们的悲苦和无奈，则映照出一个社会在转型中所遭遇的问题和挫折。作品的妙处在于，作者很好地拎起了生活本身，并没有着意、做作地去突出某种“惨”或是某种“痛”，而是不经意地通过对细节的绝佳把控，把这种卡在中间的尴尬、失落，甚至惨烈很完整地呈现了出来。私以为这是作者文字的力量所在。亏得这股柔中带刚的“力”，被作者的文字调动起来的感情，因而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于是也愈加沉重。
对我而言，《空响炮》不仅是好看耐读的，还是具有意义的。它所呈现的这个侧面，虽然不为我所熟知，但同时又让我觉得特别靠近。这看似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小记，实则乃一段时代变迁的忠实且动人的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