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是一本由金观涛 / 刘青峰著作，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页数：389，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读后感(一)：浅看中国思想史十讲
说明：
由于《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出版了，这篇读后感写于2014年3月份左右，基于金、刘的初稿，后面会根据正式出版的书来分析刘青峰做了哪些贡献。另外预告一下，下卷估计在国内出版不了，别等了。
个人以为，出了《中国思想史十讲》，《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一卷）》的后两卷就不用出了（正如书名所说，只是第一卷，全书共有三卷）。因为《中国思想史十讲》这本书其实就已经完成了三卷的任务。但是还写后两卷吗？肯定是会写的。第二卷原计划是讲“认同”，即中国式国家认同的产生。但是我个人以为，“认同”要能讲得出新东西，并让金观涛自己满意，恐怕是比较难。以他目前的工作计划，我觉得恐怕后两卷是写不完的。
在第八章中，我把《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说成是壁立千仞，很难超越。但是这一次，他们再一次超越了自己。就大多数学者而言，写出成名作以后基本上就偃旗息鼓了，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一个人能跳多高是有极限的，基本上成名作也就是那个极限了，后面的作品保持原有的水平就很好了。但是金观涛和刘青峰比较奇怪，几乎他们每一部作品都对前一部形成了一个超越，而且这个超越不是简单的往前迈一步，而是楼梯往上跳一层。原因很简单，除了勤奋以外，就是有一套自己哲学方法论。勤奋的人有很多，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不断超越自己。这套哲学方法论无异于涡轮增压的引擎，能够不断的“加力燃烧”，从而跳上更高一层。
《中国思想史十讲》最重要的超越在什么地方？最重要的就是多了一个轴心文明的视野。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它等于是昆虫蜕皮，换了一个新的、更大的壳。在这个新的壳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被重新定位，有了更清楚、更准确的定义，而且面对四大轴心文明的横向比较，也有了沟通的语言，因为他把四大轴心文明放进了一个统一的结构里面。在这个统一的结构里面，所有的东西才是可以比较的。
我们常常在做比较文化的研究，事实上这种比较往往都是错的，基本上是拿人手去跟树叶做比较，拿猴子的毛跟昆虫的毛做比较……全部都是根据直观的逻辑，外在的表象做评判。并没有深入到哲学的层面去。当深入到哲学层面，很多事情就很清楚了。比如凭直观逻辑，是很难发现天体的运动规律的，但是一旦赋予他们万物统一的结构，他们就跟小球没有区别了，再采用解析几何的方式研究它的运动规律，一切就很容易弄清楚了。
之前，外国人是很难看懂的中国思想史的，因为西方哲学的逻辑跟中国哲学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强行拉在一起，用西方的语言来讲中国哲学是完全不对的。同样，用中国哲学的逻辑去理解西方的哲学，也是驴唇不对马嘴的。问题在哪里？在文明起源的时候，中西方提出的问题就不一样。柏拉图一开始就问：什么是知道？你知道这，知道那，到底什么是知道？凭什么说你知道？你又如何保证你知道的是正确的？我只知道自己不知道……实际上，他在对“知道”这个行为进行反思。整个古希腊的哲学都在研究“求知”的问题。中国人是从来不问这种问题的。最明显的证据中国古代的大师从来不讨论唯物唯心的问题（佛家里面讨论的唯识唯心根本不是一回事）。因为这个问题在道德哲学里面根本没有意义，也根本提不出来。孔子当年问的是什么问题呢？他问：什么是道德？这也是道德，那也是道德，到底什么是道德？怎么判定一个事情是否是道德的？如何做才是道德的？如何才能做个有道德的人？……实际上孔子是对道德进行反思。所以整个中国哲学全部是研究道德的问题。对于义利之辨这样的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西方人也是从来不去问的，而中国历代的儒学大师们却不断的去研究。实际上印度文明也是一样，他们问的问题是：什么是苦？（人生）为何会有苦产生？如何才能解脱？如何修炼才能解脱？……整个印度哲学就是一个解脱的哲学。他们问的问题也是其他文明不问的。而希伯来文明则更奇怪，他们问：如何才能被拯救？为什么我们要信神？为什么神能拯救我们？神是什么？如何做才能得到救赎？什么时候能得到救赎？……整个希伯莱文明就是一个救赎的哲学。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神貌似跟印度的神差不太多，但是希伯莱宗教的神是完全不可思议的，是人力所不能接近的。
在哲学理论展开的过程中，很多哲学问题都产生变构，导致核心问题被遮盖，就好像热带雨林中的植物一样：木本植物上再长草本植物，然后又带来寄生植物，动不动还把原有宿主给绞杀，然后枝蔓横生，形成空中花园，从表面上看，中间开得最大最多的花仿佛是最主要的，其实根本不是。没有穿透力的视野根本弄不清哪个是核心。即使是做外科手术，把所有的植物全部分离开来也难以发现真正的源头，因为整个生态系统太复杂了。面对这种复杂的生态系统，简单直观的逻辑是完全没有办法把握整体结构的。只有运用新的方法论才能看到整体的结构和特性。
金观涛发现了这种底层的结构，他发现四大轴心文明的哲学建构全部是意向性构建：意志指向道德就是中国文化；意志指向求知就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意志指向解脱就是印度文化，意志指向拯救者就是希伯莱宗教文化。当有了这个统一的结构以后，文明之间的差异才是可以讲得清楚的。要看到这个基本的结构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有超一流学者的思辨能力。这个意志的结构实际上在《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一书中就出现了，但是当时还没有拿出轴心文明的视野来。可以看到他们的理论发展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细心一点，就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轨迹。
A. 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基本结构。
. 希腊型超越突破中道德活动的结构。
C. 希伯来精神中的道德活动之结构。
D. 印度超越突破中的道德规范。
但是更深一层次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意志性的指向？为什么是指向这些内容，而不是指向其它的内容？比如为什么不指向金钱？现在很多人终其一生的目标就是为了发财，这些人意志的指向不就是金钱么？这个不也是普遍存在的么？这种观念能成为一个轴心文明么？……这个更深一层次的问题其实是四大轴心文明产生的机理。
这要回到普遍的文明的演化过程上来看：在地球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多湮没的文明：非洲的古埃及文明、南美的玛雅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中国的夏、商王朝……这些经历了兴起、繁盛、灭绝等各个阶段的文明才是“常态”。现存的四大轴心文明属于“非”常态，属于怪胎。为什么这四大轴心文明没有灭绝，能够生存下来？
文明的起源于普遍观念的产生。文明的产生必然需要文字，文字带来了普遍观念，此时才会产生社会凝聚力，建立起一个跨地域的社会组织。没有产生文字的人类社会只能停留在原始部落阶段。产生文字以后，才能出现普遍观念。普遍观念可以是一个宗教信仰崇拜，比如古埃及的神，比如中国的祖先崇拜，也可以是一个社会规则，比如法律。此时的普遍观念是跟社会行动紧密耦合的，社会观念要为社会行动的失败负责。当社会行动失败，这个社会观念也就消失了。因为每个社会组织作为一个复杂系统，都是会出问题的，都会产生无组织力量，使得社会组织最后无法承受腐败而崩溃。正常情况是社会组织崩溃了，普遍观念也紧跟着消失了，这个文明灭绝。
后兴起的新文明面对前面崩溃的文明也许会产生反思精神，建立起一个高于现实世界的价值，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型，比如一个天国，或者一个道德理想国，再或者一个哲学理想国，又或者一个来世的彼岸……于是普遍观念就与社会行动脱离，此时普遍观念依然指导社会行动，但是社会行动不再能够否定一个理想的社会。当现实世界出现问题，社会崩溃了，普遍观念不再崩溃。此时的普遍观念一定是基于个体的，他退出到社会之外，独立的反思不依赖于社会组织的生存意义（或价值）。当有了这个“退而远瞻”的观念后，这个文明就变成了一个不死的文明，即使社会崩溃，也不会灭绝了。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把金钱作为人生目标一个社会，是不可能成为轴心文明的社会的。因为金钱、财富是属于现实世界的，一旦现实世界崩溃，社会组织解体，人连活下去都很困难，钱或者财富还有什么用？指向金钱、财富的意志也就消失了。换句话说，普遍观念也就消失了。文明灭绝。
前辈的至圣先师们创造这个轴心文明是需要超级智慧的，而能够看透这些内容也是需要同等智慧的。
当我们把轴心文明这个大框架搭好以后，中国思想史也就得到了一个宏伟的建筑结构。每个阶段的思想都获得了一个全新的位置，这个位置同样也对应着其它文明的某个阶段，于是，同样位置的思想就是可以进行比较研究了。此时每个思想未来的发展及走向都是可以预测的，这是大视野最利害的一点。以前的各种思想研究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打一个比方，在哥白尼以前，天文学家也许能预测行星会往哪里走，也许能预测日食月食，但是绝对不能准确的描绘出行星的运行轨道，绝对不能准确的判断日食与月食的时间。这就是有正确理论和没有正确理论的区别。
轴心文明研究的视野实际上不是在本书中获得的，而是在《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一书中首次出现的。
2012年，金观涛用一年的时间，在北京的一个私人讲座上分十次讲了《中国思想史》。由专人负责整理录音得到文字录音稿，然后刘青峰花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修改出这本讲义初稿。全部讲完后，刘青峰又花了数年时间进行校订编辑整理。才有了最后大家看到的这本书。本书是从孔子一直讲到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基本上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思想源流略讲，他把中国思想的每个阶段的思想都做了清晰的勾画。能够在大约5万字的篇幅内把一个阶段的思想讲清楚，这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为了专门讲清楚宋明理学，金甚至把印度佛学和中国佛学写了一讲（第四讲）。
金观涛不断深入研究，不断对前面的理论修订，所以这本书对《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做了很大的修订。不过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而只是更准确地表述和更多的细节变化。金观涛夫妇这点很厉害，他们基本上不讲不确定的内容。回头来看，在他们早期的书里，讲出来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对的，因为还不确定的东西是不讲的。所以，后面即使更深入的研究也不会和前面的研究矛盾。不过这本书基本上可以看做是他们对中国思想史的一个总结性的发言了。我相信未来他们也不会再有更细化更深入中国思想史作品了。
给后世的思想史研究者一个课题吧：本书的第一稿和成书最大的区别是：第七讲。前半讲几乎重写。这一讲是《中国现代转型和革命乌托邦》，前半部分讲现代性在天主教中起源，后半部分讲现代性对中国的冲击，由此引发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出现，结果就是甲午战争后革命思想和乌托邦思想这两个本土思想的诞生，此时马列主义还未传入中国。第七讲的前半部分虽然文字少，但是比《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要讲得深入一些，毕竟4-5年过去了，研究又有了新的成果。但是到了2013年，金观涛开始讲《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到第四讲，对现代性在天主教中起源的研究有了重大进展，于是回头又把《中国思想史十讲》的第七讲前半部分重写了。思想史研究者如果能找到初稿讲义，必然会发现和出版的成书有巨大差异。这可以看到金观涛在研究过程中的不断深入的一个过程。
国内包括港台出版了很多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问题是儒学大师们大都是停留在儒学内部讲儒学，“体”、“用”、“理”、“气”一个又一个的儒学专用名词，让人如堕五里云雾，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讲，我们以为是自己的问题，其实是作者的问题。他们不能跳出儒学来讲清楚这些问题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比如韦政通的《中国思想史》。或者有的学者干脆用西方认知哲学来套中国儒家的道德哲学，这就更加错误了，比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牟宗三反思到冯友兰的问题，回到了中国道德逻辑，所以能够看到宋明理学第三系，他能够把程灏（明道）和程颐（伊川）兄弟用理论逻辑（义理）的方式加以区分，这说明他已经完全进入了儒学的道德逻辑里面，但是他竟然用康德的道德哲学语言来讲儒学的道德哲学，这又走上了歧路。（在西方基本上只有康德讲道德哲学，因此牟宗三用康德的形而上学语言来讲中国儒学的道德哲学，也算是有见地，可惜还是不对，因为形而上学的语言本身在西方都不用了，它用一个更模糊的表述来解释一个模糊的名词，导致最后的理论完全是错的）。好不容易出了个劳思光的《新编中国哲学史》，能跳出来讲清楚中国道德哲学，但是他是用哲学语言来讲，普通读者不容易进入，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比如他创建了几个哲学名词：认知我、德性我、情意我、形躯我，看着就让人迷惑。解释了一下还是不明白：又是价值自觉，又是生命力、生命感更加让人糊涂。而且他讲的没有结构，更没有把中国道德哲学的内在变化逻辑讲出来，只是罗列了每一代大师的观点，下一代大师为何有了新讲法是不清楚的。而且劳思光对宋明理学完全就是讲不清楚的，因为他一根筋的按照孔子的道德意志来讲，这是解释不过去的。实际上此时儒学出现了新变化，为了解决佛教的冲击，宋儒实际上构建了一套形而上学的理论来重新解释道德的起源，此时道德问题变得非常复杂，所以劳思光的整个第三卷都是有问题的。《中国思想史十讲》是第一套能够把整个中国的道德哲学讲清楚的，我觉得。虽然金观涛是站在劳思光的肩膀上前进，但是其贡献也是不容质疑的。
要写这样一部书，首先是要进入中国的儒学逻辑，如果用西方的认知哲学逻辑或者印度的解脱哲学逻辑来理解中国的道德哲学逻辑，肯定是南辕北辙；然后要用不带任何偏见的方式讲出来，很多儒学大师常常陷于谁是儒学正统的争论里面，导致观点偏颇；最后表述要做到准确、清楚，这两点看似简单，其实极难，没有大师的功力几乎是做不到的。因为中国道德哲学太复杂了，光透过“理”、“气”、“体”、“用”这些古代专有名词找到背后的哲学内涵就已经很不容易了，然后还要用现代语言很准确清楚地表述出来，就更难了。在儒学里面谈“理”、“气”关系是很容易的，但是在现代道德哲学中谈“理”、“气”关系就很难了。这就好比你要跟一个作家讲清楚“量子力学讲什么”是一样的道理。基本上就是两个学科的巨大跨越。但是，这一切金、刘做到了。
之前西方人根本弄不清中国的儒学到底在讲什么。我相信从这本书以后，西方学者就能了解中国的道德哲学了，再也不会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不会自惭形秽了。
《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中很多地方其实是还没有研究清楚的，因为金、刘的写作方法是：只讲对的部分，不清楚的部分是暂时搁置的，等以后弄清楚了再来补充，不强知以为知。所以可以看出，90年代他们只是知道每个阶段的儒学思想定位，但是具体为什么如此，以及如何演变出来是还没有研究清楚的，在《中国思想史十讲》中就完全讲清楚了。比如《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中，先秦儒家思想是如何展开的，基本上就没讲，汉代儒学如何演变成玄理双修的魏晋玄学也是不清楚的，宋明理学是如何从周敦颐一步步演变到朱熹，再演变到王阳明，也是没有完全讲清楚的。
《中国思想史十讲》讲先秦儒学分为三个阶段：孔子、孟子、荀子，他们共同完成了儒学的整个架构。孔子反思了何为道德，并把道德作为人生的意义来追求，为儒学立下了一个用道德伦理判定正当性的大方向。而孟子则把这套理论深入并细化，并创造性提出的“义利之辨”，指出道德来自于内心，这为后世宋明儒学的心性论开出了方向。同时他也创造性的提出要“仁政”，指出如何用道德来建立社会秩序，并如何把道德从个人推广到家庭再到国家和天下。至于荀子则完成了道德规则和向善意志的区分。由于他强调道德规则的外在性，导致更为极端的法家的诞生。法家把向善的意志完全抛弃，只保留了外部的规则，所以法家的外部规则（法律）是想怎么样都可以的，只要符合统治的利益就好。这跟西方的法律是完全不一样的。由于严苛的法家没有价值取向，跟老子的“无”有相同的方向（老子也是不追求任何价值，认为没有对错的区别），所以后来才会被并入到老庄一系。最后到汉代演变成虚静守柔的黄老权术。可以看到老、庄、法家、黄老都是不同的理论，很多人却把他们混为一谈，而没有看到其中的区别和流变。
秦朝由于采取了残酷的法家思想来统治，激化社会矛盾，导致内部不稳定，国运短祚。汉代反思秦朝的经验教训，不再采用严苛法家思想，汉初开始采用守柔的黄老之术，讲无为，与民休息。到汉武帝时为了寻找统治的正当性，转为儒家。因为先秦是诸侯国，所以儒家是不讲大一统的，到了汉代就必须为大一统的国家提供各种理论依据，这就包括定五经，引入《周易》，写《孝经》，重新解释《春秋》，撰《春秋繁露》，才有了前所未有的天人感应学说：上天是皇权的来源，是不能随便推翻的。且上天是有道德意志的，当皇帝统治失“德”时，上天就会彰显各种“异象”来警告皇帝，比如地震，比如干旱，比如水灾等灾异，此时皇帝就要表现从改进的态度和措施：一般来说就是皇帝下罪己诏、丞相引咎自杀，于是上天就停止降灾。这就是后人所谓的宇宙论儒学，此时天人之间变成一体的关系。天人之间是能互相通过某种手段互相了解、互相感应的。这也导致谶纬之术的大流行，各种预测占卜的方法层出不穷。汉代对这些思想也是有反思的，这就是杨雄和王充，他们写《太玄》、《论衡》等书来反对周易和天人合一的理论。
到了汉末，天灾特别频繁，丞相不断自杀，还是无法让上天息怒，于是天人感应的学说被怀疑，儒家思想被放弃，转向儒家的反对派老、庄。于是出现了道家和魏晋玄学。道家追求长生不老，也就是形躯的完美，这其实跟意志不指向任何事物，只追求逍遥的老、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魏晋玄学则走得更远，从理论上去探讨：什么是无为？什么是“无”？什么是“自然”？……于是产生了两支：沿着老子的路数把“无”提升到道德层面来研究，出现了形而上学高度的玄学。而在辩论“无”的过程中，由于对大乘佛学“空”的误解，把“空”当成“无”来追求，导致印度大乘佛学的大流行（等到鸠摩罗什来华，才弄清楚“空”和“无”的不同，佛学对儒生立刻失去吸引力），最后还导致印度佛教的中国化，这就是禅宗等中国佛教流派。沿着庄子的路数把“自然”当做终极合理性来研究，出现了“物各自造”和“玄冥之境”的理论，最后导致常识合理和追求精神解放的艺术精神这两个东西的诞生。
这里要补充的是道家跟魏晋玄学的界限：道家追求长生不老成仙的，家庭什么都是不重要的；而魏晋玄学由于玄礼双修，还是儒家的结构，只是换上了玄学的目标，但还是要讲礼教，讲家庭伦理的，根本上来说还是儒学。
魏晋玄学的玄礼双修是不能长久的，这两个内部方向不一样的学说，最后必然回到各自的路上，这就是唐代儒学的兴起。由于汉儒的天人感应学说被抛弃，唐代回到孟子那里（在汉代，孟子不受重视），所以讲仁政，才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出来，这在汉代是不可想象的，皇帝是天子，怎么可以推翻？！只是此时儒生都去和尚庙里读书，此时道德修身的功夫都是借用佛家的。白居易等人都是“儒佛两面人”，既懂佛学，又是儒生。而韩愈等人看到了这种问题，极力排佛，企图克服佛教的干扰，所以隋唐五代是灭佛运动最多的时期，到宋代，由于宋明理学融合了佛教，儒生再也不用佛学的修身手段了，就再也没有灭佛运动了。
宋代程朱理学是从周敦颐开始发端，经过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到朱熹完成整个理论建构。朱熹通过模具铸造器件的常识，把周敦颐的太极图宇宙模型，张载的“气论”说明万物如何形成的理论，又把程颐的性即理，也就是宇宙秩序如何产生道德规范理论，统统糅合在一起，推出主敬的修身和道德实践的过程。在这个理论中，所有领域都采用了统一的方法和依据，所以非常的完整而漂亮。这个理论体系克服了唐代儒学的三大困难，并和佛教划清了界限。并由此抛弃孟子的仁政学说，回到天人合一结构，只是此时不再有天人感应的问题，而有常识理性作为后设层面。因为强调天道，所以宋儒极为反对唐代的《贞观治要》的仁政标准，皇帝哪里能随便推翻？程朱理学由于征服力很强，宋代就成为显学，并成为元明清三代的官方意识形态，科场考试的内容。由于程朱理学能够消化佛教，传到朝鲜、日本，直接影响了东亚的思想史。之前唐朝传到韩国、日本的基本上是佛学，由此一举从佛教社会变成了儒教社会。
道德来源不止一个，既可以从朱熹的天道推出，还可以从孟子的道德心推出，于是出现了跟程朱理学对抗的阳明心学，只是王阳明的推演逻辑是从内到外，跟程朱正好相反。这两支儒学的流派成为宋代以后儒学的主流。实际上道德来源跟推演逻辑两两相配，有四种理论可以出现，这就是宋明理学第三系和第四系，只是这两系影响力较小，被主流所隐藏。
观念系统
整合方式
合理性标准
（论证出发点）
由外向内
（天人合一）
由内外外
（道德价值一元论）
常识理性中常识天然合理 程朱理学（A） 戴震的哲学（B）
常识理性中人之常情天然合理 宋明理学第三系（C） 陆王心学（D）
随着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展开，他们的弱点和问题也不断表现出来，道德修身的功夫缩小为静坐冥想，或者致良知这些静态内容，于是儒生变成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了。而原来在孔子那里，连弓马骑射都是道德修身的内容，儒生的是要出将入相、治国平天下的，可以说是全能型人才。这个问题到满清入关充分展现出来。部分明末的知识分子看到：蛮夷入侵，国破家亡之际，儒生本应大展拳脚，却只能“临危一死报君王”。由此总结经验教训，反思儒学，最后认为是宋明理学导致儒生事功能力的减弱的问题，于是痛定思痛，构建全新的几个理论体系，其中最著名的是王船山、戴震、黄宗羲的“气论”，他们把朱熹的“理”、“气”关系做了个颠倒，认为“理在气中”，这样就把“道德实践”提到首要位置，道德理想的境界层面就不重要的了，这样就出现了儒学的新思想。只是这些新思想还没等广泛传播就变成了遗迹。因为满族人占领天下以后，很快的就汉化，并用程朱理学做为官方意识形态统治天下，广大儒生很快又进入科举考试的仕途中去了。打掉了天理境界层面的儒学新思想只留下“穷经”的目标，于是清代考据学非常发达。
到了清末，由于太平天国动乱的冲击，有抱负的儒生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等人找到被埋没的儒学新思想做武器，掀起了经世致用的思潮，镇压了太平天国，搞了洋务运动。由此王船山等人的理论成为显学，并入了孔庙从祀。但是中日甲午海战证明洋务运动的失败，儒学新思想遇到挑战。中国的儒生企图通过再次改进儒学来解决这个挑战，这就有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用孔子改制的考证作为体制内变法改革的依据，这就是戊戌变法。结果失败，于是出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变革思想，一个是西化的梁启超的中西二分二元论，公共领域用西学，家庭私人领域用儒学；另外是一个本土的谭嗣同的《仁学》和康有为的《大同书》，这个思想最后导致了“解除一切束缚，破除一切差别，英勇赴死”的革命人生观以及乌托邦理想。
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及1905年日俄战争的启示，清政府接受了梁启超的理论，开始立宪改革。由于成立了各省咨议局，在保路运动的冲击下，以武昌起义为引子，各省咨议局纷纷宣布各省独立，清王朝灭亡。成立了民国。皇帝立宪虽然结束，但是宪政的进程却在继续，由于没有现代性的三要素做基础，梁启超的宪政理论无法解决党派林立、意见分歧的问题实现整合，导致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梁启超的理论被抛弃，对二元论的不彻底性进行清算，由此出现全盘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说是全盘反传统，其实只是在家庭伦理领域反传统，公共领域根本不用反，早就已经是西学），原来保留的儒学的家庭伦理被彻底打倒，在家庭领域也全盘引入科学、民主的观念，这样公私两个领域一致起来，回到了传统思想的架构。但在一次世界大战分赃会议“巴黎和会”不公平的结果冲击下，中国对西方帝国主义的行径进行全面的批判，“新文化运动”进入第二个阶段，反思西方现代性的马列主义引入中国，西方现代启蒙思想“个人权利”思想被抛弃，“民主”变成有阶级的民主，学习对象由法国变成了俄国，并由此产生了立志实现“党国”的共产党和新国民党。由于新文化运动重回到一元论结构，所以中国人又重新回到了熟悉的传统思想的结构里面，这时都是用的儒家思想“唯气论”等观念去套马克思的“唯物论”等理论，基本上没有理解背后的认识论思想体系。由于国共两党都接受苏共的指导，因此两党合作。并且革命乌托邦观念和列宁式政党结合，产生了巨大的动员力，迅速完成了国家的整合。但是共产党和新国民党的差异也开始凸显出来，拒绝搞地主阶级斗争和农民革命的国民党开始“清共运动”，和共产党划清界限，这样开始了国共的对峙。由于日本人的侵略，导致国共再次合作，进行抗日。这样有了三方的互动局面。
在这样的一个僵持的形式中，为了争夺共产党内的领导权，毛泽东思想出现。他创造性的把矛盾深化到矛盾内部，加上理论需要实践来不断检验的逻辑，一举把唯马列原典是从的王明等亲苏派打倒，树立了自己的绝对领导权。加上刘少奇学习马列等伟人品质的修身理论，和延安整风的群体思想纯化运动模式，毛泽东获取了产生巨大动员力的法宝，从而把国民党赶出大陆。
性
图12.1 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意识形态结构
由上图可以看出：这个结构分上、下两部分，上面的西方的马列理论是继承来的，可以说是并非毛泽东思想，下面的一部分才是毛泽东独创的，可以称为“纯粹”的毛泽东思想，这两部分共同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党文化”。这两块内容中，下面一部分是儒家思想变构，他的本质是通过道德修身来进行革命，实现乌托邦。所有的内容来源于儒家，实践和理论的关系得于王船山的知行关系，道德修身模式得于刘宗周的《人谱》，革命人生观得于谭嗣同的《仁学》，最后乌托邦的内容源于康有为的《大同书》。所以建国后的历史就是这个党文化的展开，刚开始还发展经济，然后就开始走纯粹的毛泽东路线，就是不断的进行运动，不断的进行革命，从57年反右到文化大革命，他一再的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的模式清除对立面，实现道德理想国，但凡是不符合他观念的全部被抛弃、被打倒，比如知识分子群体，比如以刘少奇为首的党组织……
最后，随着亲密战友林彪的叛逃，很多知识分子从毛泽东的革命乌托邦中惊醒。当毛泽东离开人世，他的理论整个的被反思、被抛弃。想要延续文化大革命的华国锋、江青、姚文元等人被清算。中国重新走上了发展生产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始改革开放。在此之前，革命人生观作为终极关怀成为了共产党人乃至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变成了安身立命之所在，当把“革命”进行到底，实现大同社会的文化大革命被证明失败，革命人生观也就烟消云散了。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性，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没有被彻底反思，导致新的终极关怀无法树立起来。中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一个没有道德理想的社会。
性
图12.2 毛泽东时代以后的共产党意识形态结构
《中国思想史十讲》最重要的是第十讲：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当代社会。可以说前面九讲的内容其实都是为这最后一讲服务的。整本书都是针对现实世界提问，然后一路追溯其问题的根源，最后找到孔子那里去。如果不把前面两千年的历史讲清楚，后面五十年的诸多问题及现象都讲不清楚。金、刘面对的是更广的一个视野，他们要提出的是一个广泛适用的规则，而不仅仅是解释现在，不仅仅解释中国，而且要能解释世界，解释其它国家的历史。对于其它大部分学者而言，就是为了学术而学术，背后是没有东西的，只是一个谋生的手段。
整个十讲其实就讲一个东西：我们中国人所看到的这一切是怎么来的，以及为什么会这么演变。我们所理解的毛泽东思想其实没有任何西方的东西，全部是本土资源。毛泽东思想表面上千变万化，核心从来没有变过，就是革命乌托邦。当毛泽东思想被反思、被抛弃以后，只剩下马列主义的唯物论了，这个在中国就被简化成唯生产力论，唯经济决定论。从文化融合的大视野来看，毛泽东思想可以看作是儒家文化第二次融合外来文化的的初步成果，第一次是儒家文化融合佛教文化形成宋明理学。第二次融合是否完成了呢？我个人以为还远远没有，我希望金观涛的这个理论能够称为第二次融合的最终成果，但是这个路估计还很长。第二次融合的结果必将影响未来的中国的进程。
在第十讲的最后，金观涛还把《开放中的变迁》中的九宫格模型给补充了起来，把第7、8步写了上去，于是第9步就呼之欲出了，这就是中国的第二次宪政革命。如果真的这样，于是历史似乎呈现出规律性。历史真的会如此前进吗？我们拭目以待。
大
？
9
？(官僚资本主义)
8
中国当代关系社会中的市场经济起飞
7
中
民初宪政、地方分权和社会整合危机
(20世纪20年代)
4
社会的半整合状态
(官僚资本主义)
(20世纪30—40年代)
5
中共整合大陆社会(计划经济)
(20世纪50-70年代)
6
小
预备立宪、共和政治及建立民族国家
3
甲午以后
2
中国传统社会
1
现代市场经济规模
社会整合程度 低 中 高
图12.3 九宫格模型
可以看到这个九宫格模型相比《开放中的变迁》做了些调整。横轴变成“社会整合程度”。而原来是“一体化调节力量”。虽然都是从控制论，也就是从系统的角度来看，但是前者强调了传统社会对各个子系统的整合能力，更准确的定位社会变迁的要点，后者则只是传统社会内部自身的调节，这个调节力量更宽泛。最重要的变化是：压缩了前三步到第四步中，直接变成传统社会开始，不考虑传统社会的本身的变迁。可以看到在这个九宫格中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不再只是经济制度，而变成政治体制、文化和经济的互动。
从1-3是社会整合力量逐渐变小的的一个过程，然后系统崩溃，进入另外一个体制。在新体制中，社会整合力量逐渐增强，进步到6，成立新中国，此时社会整合程度极高。随着体制再做一次改变，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此时进到7。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制度的展开，社会整合力量又开始减弱。
我个人以为，如果在第9步中国转型成功，那么我估计未来中国就不会再按照这个规律进行了，因为现代社会的演化模式不是这样的，九宫格只是传统社会应对外来冲击的模型。一旦第9步失败，那么中国很有可能继续按照这个模型继续前进，于是这个九宫格，也许会出现10、11、12步。
看到这个九宫格规律，我想起了阿西莫夫的著名科幻小说《基地》，里面心理史学家干的就是“历史预言”这个事情，而且通过建设基地来改变历史的进程。只不过，金观涛是观念史学家。也许在阿西莫夫看来，观念也是心理的一部分，所以才会这么命名。
《开放中的变迁》中的九宫格模型基本上是按照工业和农业来分析的，可以说是用经济史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变迁，与新的九宫格有较大差异。新的九宫格是从观念与社会实践的互动角度来分析的，这也反映了他们研究角度二十年来的重大变化。
《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读后感(二)：书，看完了，来挑几处小错误吧
花了几天功夫，把书大致看了一遍。总体上还是很好的一部书，值得推荐。但是，书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应该有的错误，不知是校对的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主要是下面几条：
1、334页：“虽然葛洪和鲍照言（字明远，约415—470）早在东晋时就提出无君论观点”，这里的“鲍照言”，应该是鲍敬言吧！作者显然是把南朝刘宋时的文学家鲍照（字明远），和鲍敬言弄混了，公元415—470，显然也不是东晋。这里的观点也有问题。提出无君论的是鲍敬言，至于葛洪，他是反对“无君论”的，他的《抱朴子·诘鲍》一文其实是反对鲍的无君主张的。
2、331页：“有人说乾隆（清圣祖，讳弘历，1711—1799）要修明史了，黄宗羲叫学生去参加”，这里的乾隆，显然应该是康熙，黄宗羲晚年是活动康熙时代的，康熙三十四年他就去世了。把乾隆称为“清圣祖”，这也有点莫名其妙了。
书中还有没有其他类似问题，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平常看书其实也不太仔细，不过，这两处文字，错的有点离谱，不知是编辑校对的问题，还是其他原因。这些小错误，虽然对整部书的价值并没有太大影响，但是错误毕竟是错误，是有可能误导某些读者的，如果日后有机会再版，还是要认真修改一下。
《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读后感(三)：读《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 偶感
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可谓中国当代学术界的“神雕侠侣”，据我所知，他们很早就成名，89年后由于某种为人所知的原因出走任教香港中文大学。近年来已经从中大退休，后来曾经到台湾政治大学任职，经常在两岸三地之间游走。他们两位很有意思，发文章写书动辄两人一起署名，每件作品都成了他们终生不渝的爱情结晶。
我其实很早就知道他们两位先生，尤其是他们提出的“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理论，不过读他们的书也是近一两年的事情。之前读的一本是《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尤有感触，对现代性社会的特征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从昨天到今天读这本《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也算是收获满满。大抵读了一半，其中，有一段话似乎写给我们现代人的，可谓字字见血，直入当下政治生态之痛处：
历代王朝在初建和前期，官员比较清廉，社会比较安定，百姓安居乐业，逐渐走向太平盛世。每当王朝兴盛达到顶点时，危机也就开始了。皇帝也常常大力整顿吏治，毫不手软，杀人抄家，甚至满门抄斩，但反腐败、打击贪污、抑制兼并的结果呢？往往是执行反贪、抑止兼并的官员成为更大的得利者，反腐败变成加速腐败，反兼并加速了土地兼并。在道德政治中，权力来源于意识形态，法律只是补助手段，克服腐败得办法主要是加强道德意识形态的统治。皇帝的做法不外乎是提拔那些道德质量好的官员，给他们更大的权力去整肃吏治，结果呢？用皇帝权威和赋予好官更大的权力去反贪，只能是绝对权力引起绝对的腐败。（是书，第98-99页）
这简直是中国当下社会再真实不过的写照。反腐败，确实可以挽救点民心，但是在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的前提下，反腐败却是一场资源消耗战。只要权力不受监督，很快就会有人利用职权腐败。人抓了，钱花了，百姓得到一毛钱实惠了？时间久了，民心还是要失去的，最终，民众会逐渐意识到光靠想象是无法实现好生活的。要知道，现代人要比古代人更加务实。
中国当下如果还是循着传统政治的路子在“治道”中找出路，靠意识形态来统一思想，靠儒家思想来装点门面，要国安网管来控制言论，只会按照黄炎培先生总结的“历史周期律”发生作用。毕竟，你已经开放了，你不是朝鲜，还生活在思想的“中世纪”。只要开放了，那么就很难关上大门。如果真的关上大门，比如不准出国留学，不准进出口，那只能导致经济大衰退，带来更大的危机。所以，我深信即使中国再次爆发文革，那也不会赶上半个世纪前的那么猛烈。相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可能未必如以前的人还能得个善终。
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中国社会的经济滑坡是必然的趋势。毕竟，你见过一个喝了兴奋剂的选手可以跑很久很久。自然规律是无法抗拒的！再加上中国的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地价、物价、用工价上涨引发的外资撤资，基本上为下一轮的GDP下滑埋下了伏笔。如果还是一如既往地将封建帝王的那一套模式拿出来，那必然会带来中国社会的全面衰退。
《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读后感(四)：读书笔记
这本书主要讲了三个问题：思想何以成史？关键词轴心文明、超越突破和终极关怀。中国思想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关键词道德的可欲性和常识理性。古代中国思想是如何流变的？关键词家国同构、与社会的双向塑造和文化融合。
整本书以道德哲学为基底，梳理了从先秦诸子-独尊儒术-宇宙论儒学-魏晋玄学（玄礼双修）-心性论佛学（禅宗）-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穷经格物-经世致用的发展主线，可以看到，“中国思想”可以没有形而上本体/最终实在，但不能没有人世/人人关系，可以没有真伪思辨，但不能没有好坏判断，可以没有What，但不能没有How，无论在儒释道、出世入世中如何摇摆，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落脚在重修身的实践哲学，上及天道，下至人伦，进可外王，退可内圣，这是中国人传统的“超稳定”思维范式，也是和其他轴心文明最显要的区别，我感觉这和华夏文明早期的宗族亲缘/祖先崇拜的社会组织模式有关，而更深的根源恐怕是地理、语言环境，当然，这已经不是这本书的主题了。
金先生非常看重思想对执政事功的支撑作用，在“思想是权力正当性依据”的框架内，他论证了儒学为何独尊、如何消化佛学、以及如何对日韩文化输出等问题，他指出儒学的家国同构催生出“超稳定”社会结构，但“国家和社会的动员能力都很有限，缺乏工业化必需的汲取能力，不可能抵抗邻近民族国家的入侵”（相反，秦重用法家，短期社会动员能力超强以至灭六国，但统治无法稳定），他指出弹性网兜（黄仁宇说的Subway）式社会结构、冲突时的道德价值逆反、常识理性与艺术精神的一体两面、佛教的现象学本质以及在中国的此岸化、王道正当性与儒士修身的双重需要等，都是极具洞见的。
思想的演变是有内部和外部动力的，在两千年的文明史中，可以看到社会状态与思潮的相互作用，形成一种蕴含张力的文化系统，如果把思想当成一种文化基因，那么社会就可以看作是它的表现型（通过人），我比较能认同双向塑造的说法。
作为一个理科生，金先生非常善于套用现成框架去解释原始文本（说到结构、分类时简直能感到他两眼放光。。。），优点是对于初学者来说讲得非常通透、易解，概念之明确、脉络之清晰、例证之对应，令人折服（印象深刻的是他用2*2的表格解释轴心文明和宋明理学的分化，用流程图讲解佛学十二因缘的轮回路径，非常漂亮），但缺点是，这种预设框架的方式容易产生“自我实现的预言”，有些地方的论证略显可疑，有曲解、遗漏和脑补之嫌，如“道德不需要从任何其他价值推导出来”、“善指涉的对象不可欲时只能否定”的观点也有待商榷。此外，在讲魏晋时提及的中国山水画艺术精神，不知为何没能在宋元明清时继续下去。不过瑕不掩瑜，对入门而言，这本书简直太棒了。
1：能感到汉语言对思想的塑造，在诸如“道”、“仁”、“义”、“空”、“无”、“冥”、“心”、“性”、“理”、“气”的概念中包含太多模糊而可阐释的空间，以至于思想与思想之间面临不可互通的鸿沟，而古人著文非常讲究文字的漂亮，有时会牺牲一些表意的通达（赋比兴的基因），或许这是中国没能内生出三段论这样清晰逻辑的原因之一。
2：一些冷知识：散步是由服用五石散后身体发热走路行散而来；禅宗是中国消化印度佛学后的产物，但并不受主流儒家待见；黄宗羲比卢梭更早提出了限制君权、绅士治理的社会契约模型。
3：当然，最大的遗憾是我们恐怕很难看到下卷的出版，但从前六讲中不难看出中国近现代思想演变的端倪，例如理学和心学的革命乌托邦演绎，豆瓣长评第一篇有对十讲的精要概括，推荐一读。链接：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579080/
《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读后感(五)：可能还是只有史没有“思想”
可能还是只有史没有“思想”
为什么觉得是读的假的思想史呢？
因为我觉得读的不是思想史而是忽悠史。
各路思想大放异彩的时候也就春秋吧，战国慢慢归于秦后，法家开始独大，依靠其超凡的社会资源调度能力，统一了国家，但是这种鱼肉百姓的思想不适合管理百姓，因此秦二世而亡。
什么思想适合管理（忽悠）百姓呢？孔子的儒家duangduang出场。为什么儒家就适合，因为国家太大，人民太多，各自掌握社会资源多少各异，靠革命坐上皇位的皇帝要保证下面的群臣听话，群臣下面的儒生听话，儒生下面的种田百姓也听话，只有用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体系给被统治者洗脑，让这些人从内心觉得“安于现状，这样挺好，必须这样”，皇帝就解决了统治正当性的问题了（其实老百姓也知道是忽悠，只能隐忍）
所以第一章说的就是“道德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基础”
作者说得很善意，说我们文化的精神是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统治者正当性的基础是道德，而我们的“正当性”就是道德正当性。而什么是符合道德，符合君君臣臣父父子就是符合道德。
老百姓从自身利益考虑，唯一改善自身生存条件的办法就只有苦读圣贤书金榜题名做官从政，毕竟重农抑商乃两千年不变国策，当不了官只好回家种地。
作者关于儒家对于中国文化的超越突破的阐释比较牵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话其实是很浅显的常识。当然给某些强不知以为知的人是一记耳光。但是把这句话过度阐释成为“超越突破”有点夸张了。
道家其实就是一种非常消极的价值观。上善若水等的确有一点辩证法的意思，但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就是玩弄概念。这概念之所以反复被人玩弄，因为人人都能玩得出新意，换个马甲你说这个道是什么道就是什么道，什么都可代表，只要你会扯。还有道家认为不存在确定价值，那么你道家本身的存在也没有确定价值了？你把你自己否定了，那你还扯什么鬼。庄子其实就写了个很美的神话，生拉硬扯到哲学，也是后人脑补力强。
扯到印度的种姓，突然觉得我们的儒家是多么和蔼可亲，即使道光打着儒家的牌子砍汉人的脑袋。
家国一体的概念还是比较贴切。咱们是先有家，才有国。国后来变成了皇帝一人的家。皇帝为了守住这个家，管好这个家，右手拿着四书五经教化臣民，左手抓着尚方宝剑随时准备放大招……有血缘的皇亲国戚好管，没血缘的肱骨重臣就只能用道德忽悠和威逼利诱了。
道德忽悠往往比威逼利诱效果更好，毕竟洗了脑，那些死在明朝皇帝面前的一根筋“忠臣”太多了。
所谓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就是后人脑补春秋圣人没说过的意思，什么“创造性的解释经典”还不如说“机灵地利用经典为自己代言”，把自然灾害和推行仁政强行硬拉逻辑链条，忽悠的就是皇帝本人。蠢一点的皇帝还真就信了。
周易，把天象变化规则和人的主观价值混淆一起，简直愚不可及。自此，咱们和西方理性彻底分道扬镳。
这些跟皇帝打工的儒生，一旦失宠，就消沉堕落，还自称是走黄老之路，吃丹修仙，或者玩弄玄学。
玄学究竟是什么？你信不信，你信不信你就是穿越到魏晋时期，抓着玩弄玄学的儒生肩膀狂摇半个小时问他“究竟什么是玄学”。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因为他根本就知道个鬼。
老百姓不是天生迷信的，迷信是因为生存艰难，精神压力太大，需要有个发泄的途径。儒家是入世的，所以孔子不弄怪力乱神，一门心思做官平天下，但是道家欢迎你来吃水银仙丹早日修道成仙，佛家也是欢迎你过来敲敲木鱼练下级积累经验值好最后涅槃的。
作者提出“常识理性”是中国人用生活常识和人之常情解释各类现象的最终根据。问题生活常识的原因呢？钻木可以取火是生活常识，可是钻木为何就能取到火？咱们从来不思考更深层次，更根本的原因。这是思维模式之弊，直接阻碍了基础科学的引入和传播。咱们习惯用一个事实去解释多个事实，而不是像做数学应用题一样，一条定理只解决这一道应用题，逻辑性严重缺乏。
洗脑程度最高的就是宗教，告诉你人这一辈子是受苦受难的，要不断修身，才能在来世获得解脱，类似理论，简直羞辱人类的智慧。凭什么人这辈子都是受苦受难，为什么要对美好的方面选择性无视？还有你这套貌似博大精深实则缺乏逻辑佶屈聱牙概念模糊的理论，经得起推敲？可以证明还是证伪？唯一能与政治对抗的，就是宗教，可是，那么多教派，那么多信徒，宗教本身也算是政治吧？
程朱理学，这个理不是理性的理，至于是什么“理”发明这个词的人本人都说不清楚。周敦颐看着一副太极图logo脑补出了他的理论源头也是醉了。以前是咱们向圣人学习，现在程朱说咱们自己也能修炼成为圣人，刺激了多少儒生的G点，大家都high了，赶紧回家打怪升级圣人去。
问题这“穷理尽性”的升级方式，太不现实了，现代人语数外数理化都觉得学无涯了，你一个古人都没有可靠的知识来源的，要体悟天下所有事物的内在规律，根本不可能，也没必要。程门立雪的故事，人家好心来求学，程颐在里面打坐冥想（谁知道他是不是睡着了），结果让外面的学生被雪埋成雪人，现在还用来当尊敬老师的范例！天，这老师就不用尊敬学生了？您是能给我解决工作问题还是能给介绍美女当老婆啊？荒唐
朱熹说没有父子存在的时候，就有父子关系了，我只想问，您怎么知道的？这明明就是说不清道理而强行摊派理论。当然作为君臣等级秩序的理论来源，很是受皇帝欢迎。老百姓熟读这套忽悠理论能科举当官自然也是你懂我懂大家都懂。作者说朱熹哲学无论是宇宙创造，还是讲道德实践和修身，都是用的常识类比外推法，具有“逻辑的一致性”
类比具有逻辑的一致性，作者我就服你。
百科里“类比”的解释—— 所谓类比，就是由两个对象的某些相同或相似的性质，推断它们在其他性质上也有可能相同或相似的一种推理形式。类比是一种主观的不充分的似真推理，因此，要确认其猜想的正确性，还须经过严格的逻辑论证。
宋明理学，除了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强化君臣父子的桎梏，某些方面更是摧残人性（贞节牌坊），其他根本没有卵用。所以传到韩国日本，也是被人家统治者拿来加强统一和中央集权而已。
被自己人忽悠了快两千年突然被关外的异族统治了，只能被异族统治者继续忽悠，但是很多汉人被自己人忽悠多年了，已经产生真感情了，很排斥异族的忽悠方式（本质其实一样），情急之下，居然被逼出了唯物论和民族主义等进步思想。
黄宗羲是除孔子以外，我第二个感兴趣的思想家。对孔子感兴趣，因为他的影响力实在太大，对黄宗羲感兴趣，是因为他敢说真话。《明夷待访录》里就挑明了，以前说什么君臣如父子，君父君父，其实我真正的父亲还待家里种田呢，我和你皇帝只是合同关系，你干的不好我还可以炒你鱿鱼。这是其一。其二，寻求私利是人的本性，没什么不妥，只要公共利益也有人保障就行，这个人就是你皇帝。可是你皇帝保障的仅仅只有你的个人私利！眼里从没有老百姓的公共利益！所以你皇帝就是个最大的祸害。
这话其实古往今来，大家都懂，可是敢说出来的，也就黄宗羲一个人吧？
帝制结束后，思想史基本已经结束，有的只是各种“主义”了。
《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读后感(六)：续短评
续短评：
常识理性是指常识合理和人之常情合理本身成为超越意识形态之外的独立层面，它是反思世界和社会是否合理的最终根据，是建构观念系统和道德意识形态的前提。我们的许多经典名言里均可看到常识理性的影子：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此乃常识，故君王治国须以仁政待民（虽然这句话是在常识理性正式形成之前的。）
常识理性的形成需要两个步骤：第一是形成一个高于道德意识形态的后设层面，并以该层面的价值和正当性作为道德意识形态成立的根据；这就是确立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第二步是以自然作为这一后设层面的核心价值，这样宇宙万物本来如此的常识和人之常情就具有最终的合理性，不但不需要追求其原因，他们还是用来说明事物为何是这个样子的理据。
4. 佛学和中国式佛教 ... 这章没看懂，对佛学用语太过陌生，读的很生涩。
5. 宋明理学：以常识理性为整个学术系统的后设层面（方法论），在此基础上，宋明思想家以理和气作为建构观念系统的砖块，于此建构出能够合理解释儒学经典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无疑是精彩的，不过也是有其弊端的，禁锢思想云云）。所谓宋明理学，又可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程朱理学是指（粗略概括，了解大概而已）：（1）理是先于万物而存在的秩序，是规定事物应该成为什么样子的原则；气则是根据理之“模具”来填充世间万物的材料，气有浊气与清气之分，故由此填充形成的物有坏、好之别。（2）由此认识理便是儒生修身之目标，如何认识理呢，首先须排除欲望，去冥想气未动时的纯粹天理世界；其次是格物致知，必须读书博学，研究万物之理，触类旁通，即穷理尽性，去理解秉气所生的每一具体之物中的统一天理。陆王心学是指（粗略概括，了解大概而已）：（1）理并非外在的，而是天赋予人心的不可泯灭的道德感，因此只要思考回到人的本心，道德伦理的本义便能昭然若揭。（2）方法论层面，如何认识“心”呢，似乎是只要致良知、依良知而行，就能做出符合如家止于至善的行为。或者说，压根儿就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方法，必须要什么艰苦的修身，所以才出现所谓“满街是圣人”的说法。
6. 清代思想：宋明理学之根基是常识理性；基本观念是理在气先，气依据先于万物的秩序（理）来填充，构成现实世界。（在这里似乎存在将宋明理学的理和古希腊哲学了的“理念”相对比的空间，可能是我的妄言，不过也不失为头脑游戏之一种）。清代哲学的气论哲学，首先表现为对宋明理学的“破”，以考据学这一具有近代科学影子的学术方法为工具，一举打破宋明理学；只不过，这些所谓具有近代科学影子的学术方法均是以常识理性为根基，而其目标也是为论证道德正当性，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追求知识的科学精神。清代哲学的气论哲学，其次表现为气论的“立”。形成了以王船山的气论、刘宗周的气论式心学、黄宗羲的气论以及戴震的气论，四种气论哲学。
然而我始终无法理解宋明理学和清代气论哲学，所谓理、所谓气，究竟是什么。可能是因为我从小所接受的教育便是以近现代西方科学为基础的，所以总觉得这些说法毫无根据... 果然并非自己的专业，便无法了解透彻。
《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读后感(七)：从大历史角度看中国思想
思想史是中国近代兴起的新学术范式，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以来，大体已经经历了四次学术范式的更新——三十年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五十年代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八十年代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三卷和九十年代至新世纪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今天，我们又看到金观涛、刘青峰两位出版了《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再次将我们带回到中国思想传统的长河之中。
金观涛、刘青峰从香港大学退休后，回到大陆养老，他们并没有休息下来，而是开设了中国思想史的讲座，“从大历史观去思考问题，去探讨人类轴心文明的形成和他们各自演化的路径。”对于这种大历史观下的思想史研究，严博非是非常赞赏并大力支持。在他的努力下，这部书稿顺利出版了。
八十年代金观涛以“中国超稳定结构”一举成名，三十年来他并没有放弃这原有的思想架构，并进一步将其用于探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他使用观念与社会互动的方法，把中国思想的起源形成、特质和变迁贯穿起来，在与其他文明的比较过程中，归纳总结出中国文化的价值和精神特质：
第一，中国文化以道德为终极关怀，追求道德完善是人生的终极意义。第二，中国人对道德内容的理解主要以儒学为基础，儒家思想是以家庭伦理为中心的道德哲学，即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大传统的主流。第三，两千年来，儒家道德是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正当性根据和社会秩序的基石。（第一讲 先秦诸子及中国文化的超越突破003）
从上述归纳中，我们不难发现“超稳定结构”的影子，在金观涛看来以道德哲学为基础的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且这个主流对于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制度以及社会秩序产生了奠基性意义。尽管如此，金观涛并没有将中国思想史写成中国儒家思想史，而是在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线索，讲述了道家、玄学、佛教和理学的思想发展。
在金观涛看来，儒家将道德视作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正当性基础，也是判断每个人言行对错的标准，从而塑造了至今为止，牢不可破的中国文化历史传统。在孔子之后，所有的制度和事物都与道德有关，逐渐形成了中国文化泛道德主义大传统，特别是以儒家道德作为社会组织正当性基础的基本原则。
道家则试图挑战儒家的道德主义传统，这种对道德性传统的挑战，依然属于中国大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在对儒家进行全面否定的同时，也给出了另外一种人生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战国诸子也同样开始挑战儒家的道德主义传统，并试图树立各家学说的价值与意义。
不过对于儒家道德主义传统的挑战，随着春秋战国时代的结束而最终消歇。取而代之的是以家庭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哲学，通过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形态，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倡导下，顺利将家庭道德伦理扩展为整个社会乃至国家组织结构的根本性原则，从而使儒家经典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核心所在。
在中国思想史上，魏晋玄学具有着非常重要和独特的地位，一方面魏晋时期儒家的政治意识形态，退回到家族为中心的本位上来，这造成了国家意识形态上的真空；另一方面，佛教的进入迅速填补了这一思想上的空间，并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进一步的交流融合，构成了中国文化接受外来思想的特殊机制。这就是说，玄学一方面保留了中国传统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接引了外来的文化，触发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融合机制。
在来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双重刺激下，本土士大夫一面激活中国传统上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又将又将佛教与道教的思想融汇于其中，形成了中国的儒学的复兴，理学的出现。
本书只是金观涛中国思想史十讲前六讲，从中国古代开始截止到中国近代，他试图以中国传统中的儒家思想的演进，以及与外来思想的融合，来描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在我看来，这与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和《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所要实现的目标大体类似，一方面要描述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要试图解释中国传统有吸纳外来文化的能力，从而为中国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的挑战找到传统的资源。
不过在我看来，金观涛刘青峰两位的努力，恰恰是因为预先设置了中西文化的对峙、古今文明的冲突，这导致了他们在撰写中国传统思想的时候，往往按照已有的框架来描述中国传统本有的思想。这使得中国思想史研究形成了一个概念循环，本是希望通过对于中国传统思想史来概括中国精神，用来处理近代西方思想的挑战，但是这种外来文明的挑战模式，恰恰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非传统历史的本来面貌。
如果按照金观涛先生所描述的中国传统既有固定化的道德思想结构，又有融合吸纳外来思想的能力，那么，中国传统的超稳定性结构为何无法面对近代以来的外来挑战？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能还需要等到金观涛先生的《中国思想史十讲》的下卷出版之后才能知道。
《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读后感(八)：手把手教你阅读金观涛、刘青峰
转载：内行看门道丨手把手教你阅读金观涛、刘青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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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读后感(九)：轴心文明的四种超越突破基本形态——金观涛·刘青峰
金观涛、刘青峰
1.4轴心文明的四种超越突破基本形态
实现文化超越突破的两个关键要素
前面已经简单讲过，雅斯贝尔斯最早注意到公元前数百年间出现了几个与古文明不同的不死的文化，提出轴心文明的假说。此后，西方学术界用超越突破概念来深化这一研究，形成了文明动力学研究领域。目前，基本公认轴心时代形成了希伯来宗教、古希腊的求知理性、印度宗教和中国儒家这四种基本类型。但是，为什么唯有经历过超越突破的文明才可以保存下来成为活的文化？为什么只有四种形态？有没有第五种类型？以往的研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超越突破的历史研究也是一种哲学思考，光靠看史料不去思考是没有用的，有必要从理论层面上来分析。
何为文化上的超越突破？它是描述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上这样一个重大事件：众多的古文明在面临重大危机时大多都先后灭亡了，只有为数不多的古文明对危机做出了杰出的文化创造——即超越突破，从而使本文明延续至今，从此人类文明进入了新的纪元。为什么凡是没有经过超越突破的古文明统统会灭绝或消亡？可以做这样的设想，如果把社会比做巨大有机体的身体，文化就是附着于巨大有机体的形神、样貌等特质。如同有机体必然死亡那样，没有一个社会有机体可以万古长存，只要文化和社会有机体不可剥离，随着社会的腐败和解体，附着于社会有机体上的文化也会随之消散，必定发生文化灭绝。对于实现了超越突破的文明来说，当古代社会有机体面临解体时，人能够从社会中走岀来，寻找可以独立于社会有机体、基于个体而存在的终极价值，这种终极价值可以随着一代代个体生命而延续下去，并塑造该文明的社会文化形态。
所谓终极价值，是指个体走出社会面对死亡的拷问时，找到的那些可以超越个体生命的永恒意义。试想，譬如一个人得了癌症，濒临死亡，或者身陷囹圄，失去自由，整个社会抛弃了你，你落入了这种苦难的绝境，极为苦恼，这时，有的人会扪心自问，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社会也一样，假如某一个社会腐败透顶，灾难不断，道德沦丧，人们陷于生不如死的苦难中，也会有一小批人思考同样的问题：一个孤立的个人离开了社会，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借用孔子在回答有关礼之本问题时的“大哉问”用语，不同的文明对有关个体生命的终极价值的“大哉问”，有不同的回应方式，由此产生了不同的超越突破。
那么，实现文化上超越突破的关键要素是什么呢？我前面比较先秦儒道两家时指出，撇开儒道两家主张相反的价值内容，抽象地看，儒道两家实现超越突破有两个共同前提：第一，都立足于不依赖于社会的个体的精神觉醒和努力；第二，这种觉醒是源于认识到有超越个体生命的、非功利的、不死的价值，并以此种价值作为生命意义和永恒追求。推而广之，任何文明，只要其思想文化具备了这两种精神要素，该文化就产生了突变，产生了基于个体的不死的文化基因。从此以后，哪怕整个社会毁灭，原则上说，只要有一个具有这种文化基因的个体或家庭存在，这种文化基因就不会随着社会解体而消亡，可以通过一代代的人不断传承，成为不死的活的文化。这就是文化的超越突破。
面对生死的“大哉问”，由于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超越视野，决定了它们有不同的回应方式。有多少种回应方式呢？理论上看，只有四种可能性。首先，在追求终极价值的取向上只有两种选择：第一，追求的价值在此世，第二，不在此世，在彼世；不可能有其他选择了。其次，独立于社会的个人靠什么力量去追求这个终极价值，也只有两种选择：一是靠个人自己的力量去追求，二是依靠外在的非社会力量来实现；这个外力可能是神秘力量，或者是认知自然的知识。以上两个方面各有两种选择的可能，两两相乘，总共只有四种可能性。这四种组合形成了不同文化的超越视野，构成了超越突破的四种基本类型(见表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