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殇城》是一部由赵琦执导，彭孝全 / 洪世豪 / 李桂花主演的一部纪录片 / 灾难类型的电影，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殇城》观后感(一)：杂记--我还在，回忆里，流浪
1、技术
看完之后印象最深刻的居然是技术表现，我自己都大吃一惊，这几乎是我之前从不曾太多留意的地方，抹去了故事痕迹的语言。嗯，说实话看过的纪录片并不多（甚至是片子也不多的吧……），所以也不敢从多么宏观的角度做什么评价，大约只是我个人的经验欠缺的比较多，所以看到才会觉得摄像尤其老道和精准，使得后期剪辑显得尤其干脆利索，准确明晰，整个片子也因此显得颇富节奏感，段落结构都十分清晰。
1-1 三个短镜头交待清楚整个的环境：
A.室内人物近景/特写——人物中景/全景（交待室内环境）——外部坏境全景
.室内人物A——室内人物B（显示出了人物的关系，能看出是室内说明带了环境的表达）——外部环境全景
基本是这两种主要的结构方式，或许显得十分老套，但确是有经验和最节省的表达方式，彼此的关系（人与人，人与物）都能够用最简明的方式交待到最清晰，同时简短的镜头也为下文铺展关系留下了合适的悬念。
1-2 仪式感的表达：
不知道是不是《舌尖》过后大家都开始运用片尾的致敬式的表达手法了呢，或者本来也就是早已有之的东西，只是近来被呈现得比较多——或者只是被我看到的比较多。我个人是很喜欢这样的方式的，相对温和且诚恳，唯一略略有些不爽的就是总觉得是异常纯粹的摆拍，担心人物有被摆布的虚伪之感，而且处理不好往往容易让人觉得不够真实，也不够真诚。
而这部影片，在这方面我个人觉得是可以商榷的。
我所不支持的，并非是现场有人提到的白色墙面——我恰恰觉得这面墙强化了原有的仪式感，用空椅子的方式也愈发凸显了失去之痛和具象化了原本游荡在空气中始终隐约的寂寥，片中人物略显迷茫游离的表情（大约是非常以及非常不适应面对镜头不做表达的空白的呈现形式吧。至少如果我是其中的一员会有这样的感受的……=-= 颇有一种课都白上了的颓唐感啊……）或许让这份致敬略显滑稽，但却是这部现实主义影片中的“魔幻”之处，切合了本来就有些慌乱的情感和导演隐晦的个人情感表达。
好吧，我不支持的地方是这样一段大好的内容被省略性甚至是有些浪费地被消费——剪得太随意，有一些被当做随意的过渡镜头和其他内容剪在了一起，或者只是飞快的一闪而过，而并没有得到更为充分的表达。个人觉得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墙+椅子】的累积剪辑，是情感和意愿的加强排，很好，仪式的味道也被渲染得足够。但就在这份情感慢慢上涨然后即将达到一份最高点的时候，一切戛然而止，展开了另一段毫不相干的故事，这样这份“致敬”就有点被前后的内容孤立起来，且在之后的剪辑中也再没有出现过类似这样的集中剪辑的表达，削弱了其本身可以带来的情感而后视觉冲击力。
倒不如将这一段的部分稍微分一些出去，放在每一段故事之后，独立成篇，将这种“魔幻”的非现实主义因素与影片纪实的主基调交织融合，这样或许可以反复提醒观众这种仪式感所带给人的痛感。（若是在比如结尾的位置集中所有的【墙+椅子】，则可以将痛感和快感同时集中到极致，容易在情绪上达到一个泪点。当然，导演现在这样的处理方式，我也非常喜欢！）（其实这种“魔幻”的方式也并不突兀，因为对512现场救援的回忆和叙述本身才是一种异常”非现实“的表达，而这一方式在我看来不过只是对旧有影像的另一种升华表达）。
.让我想起了去年看到的范俭先生的《活着》的门票：一群女人背靠墙坐在凳子上，每个人都怀抱着自己的孩子……
1-3 虚指
我在拍摄的时候曾经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灯光不够又没有条件补光要怎么表达才能够充分，比如在KTV里唱歌，人物的面部往往看不到，而其中或者有一些重要的表情泄露了人物秘而不表的情感。而导演的处理方式是，首先争取去尝试拍，提高iso也好，增益也好，因为毕竟只有捕捉到才能表达；其次，用虚指——比如，影片里将镜头对准了另一种光——包房里闪烁的彩灯，再穿插剪辑一些人物浓重的剪影，同样表达出了很多。
我这样的狗崽子显然还是突样突思慕剖……
1-4 剪辑和拍摄
机器是极好的，从剧照上看，导演貌似使用的是高清摄像机（影片中也能看出是摄像机，因为显然单反不具有这种匀速对焦以及飞快地自动对焦的本事……除非摄像巨牛……），但其虚焦能力还是着实吓到我了……真心是有单反的风范啊……而且不是一般单反……所以整个的画面的质感都非常非常非常好，不知道后期有没有再做处理，因为有些画面感觉是柔焦的……（当然这个应该是可以在拍摄时就处理的……）显得异常温顺。
剪辑是要点赞的。想来这部片子的素材应当是极其以及极其以及极其多的……能够从其中抽丝剥茧找到合适的内容已然不易，更何况剪辑得如此利落，几乎没有什么多余的镜头，快慢的把握也恰到好处，节奏感十足……真心佩服！！！而且不同的故事之间似乎并没有给我一种彼此割裂的感觉，而是真的拧在一起，但却能够清楚地从中看出不同故事的情节……
2、故事
2-1 很清楚的三个故事，恰好代表了三种家庭：失去了父亲，只剩下孩子和妈妈（更多的是以孩子的视角去表达）；失去了孩子，只剩下小两口；失去了丈夫，只剩下妻子和家中的长辈。
三种问题，三种同样浓烈的情感，洋洋洒洒，肆意奔驰……这是一座城的故事，是这座城里漂浮的思念……
或许是意外，李桂芳——这个看起来最不会也最不应该在乎房子——尤其是房子的数量——的人——居然因为贪污了房子而被捕入狱，这个曾经说过不知道母亲走了自己怎么办的人，居然是以这种方式离开了自己的母亲（说实话真心被她的孝心感动到……）。而一个基层社区主任、一个孝子的锒铛入狱，不论是从哪个角度看，都显得尤其意味深长……
2-2 尤其难得的是，导演的情感一直都显得十分克制，不离不弃，亦隐忍安宁。伴着叮当悠远的音乐，一段又一段长长的缓慢的摇移推拉，拉开了记忆的序幕，也展开了人物内心憔悴的回忆……语言，像水一般，时而汹涌，时而平缓，时而激荡，时而静谧，逝去的曾经俨然从未远离，伴随着粗糙的画面、嘈杂的人声，以及从遥远城市的传来的字正腔圆的播报，飘荡在这座破碎城市的上空。
俯瞰着，看起来光鲜的建筑，高耸的楼宇。和那些大概永远都见不到自己亲人的人们。他们苦苦徘徊在彼时的记忆中，却不得接近，空空地凝望，黏黏的伽香……
想起刘若英的《飞行中的思念》，一字一句，都仿佛，写在梦的边缘，一睁眼，就会碎落一地，再也回不到的，故国山川，家河万里……
我还在回忆里流浪……轻易的在黑夜里让我泪水盈眶 ……多少夜 多少年……我才能走出思念的门槛……谁能取代，与你拥抱时的温暖，念念不忘……不知道我身在何方……几乎忘记幸福的长相……曾经快乐过的理由，现在……微弱的像天边闪闪星光……我还在回忆里流浪……
这旅途，如此漫长……
用力张望
满城殇
安静流淌
我对你，细碎思量
且让我
在回忆里流浪
背着行囊
好像
有你的重量……
《殇城》观后感(二)：永远不要低估生活
那一段时间，依靠媒体，汶川地震参与了几乎每个中国人的生活。而今，时间带来遗忘——人类从来不缺少灾难。
这部纪录片尝试回答：灾难之后怎样？
比较好的一点是采取民间视角。
灾难的叙述，在这部纪录片中是分层的：官方的、导演的、亲历者的。
新北川的建设是政府行为，不断穿插的典型的官方报道，与导演镜头所尝试呈现的感性的现实形成了一种微弱的反讽——之所以说是微弱的，因为其立意不在此。我认为导演之选择穿插官媒，是为了造成一种“时代感”，是为了把灾民放到新城建设的历史背景下去——另一种滚滚的力量裹着抛着无助的个体。
导演的手法是纪实的，视角则是凝视的，尽量看，并且努力做到只是看。我不能说导演的视角是客观的，在最严格的标准下，任何对现实的叙述都带着视角，而视角必然是主观的，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电影反映了震后的北川，只能说它路过了北川，我们随着导演看到了北川，经过我们的看，这北川的民间经验又被过了一次筛。
面对灾难，对受难之人的最好尊重是——忌代入。
话说回来，导演主要关注了三个家庭。大家都受了不小的伤，然而三年后，即使是最痛苦的丧女的彭家夫妻，也似乎缓平了伤痛。然而我觉得三个家庭对于一个88分钟的记录片来说太多了，何况是把这三个家庭平行记叙，每个家庭只有不到三十分钟——不知是不是我的苛求，我觉得导演浪费了一些细琐而珍贵的片段、丰富而深刻的细节；或许导演故意留下空白，像废墟：你填吧，总是填不满的。
民间视角对抗宏大叙事，细节对抗概括，杂乱对抗齐整，经验对抗理论。
我想到张爱玲的散文《烬余录》，她写的是1942年港战的亲历，同样是乱世，是与死亡亲密接吻的灾难。然而这灾难里的人如何呢？
汶川大地震毕竟不同，然而人性却暗暗相通。李桂花最后的冒领房子，我实在是可以理解，人渴望安全啊。我不想从现代的法制角度做任何道德评判，也不想从房屋作为资本意识形态对人的异化角度反思当下社会，我只感到一种幽幽的悲哀。
我还是要感谢这部片子——别让我们的生活在“走基层”中沦陷，现实跳荡着多少我们永恒的困惑。
别出声，只是看。
《殇城》观后感(三)：2013.5.12。
地震四年后在北京百老汇中心看了这部纪录片以此悼念亡灵。
其实是第一次看拍灾后的纪录片，很真实，可能因为片里并没有歌颂政府如何很好地重建了灾区，反而是从三个年龄、社会角色都不同的家庭来审视了灾区人民灾后的生活——其实他们仍有阴影，仍有悲痛……
失去女儿的父母亲不再想要孩子，失去父亲的青少年放弃了自己。这些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拒绝走向新的生活，他们无法快乐起来，无论政府给予他们多么好的生活也无法弥补他们失去亲人的痛，然而现实是政府也根本没有以人民为重，没有真正关心人民，以至于出现了像李桂花这样纵使经历了生死离别仍然要贪污，其实地震真正破坏的不是房屋，而是扭曲了人性。
《殇城》观后感(四)：震后
震后
纪录片导演赵琦拍了部片子，叫《殇城》，讲汶川地震。每次跟人介绍，他都得强调一句：“跟地震本身没太多直接关系，也不是讲地震悲痛的。”
他想讲的是震后三个北川家庭的故事——一个在地震中失去父亲的少年，不知道如何与改嫁的母亲相处；一对被地震夺走了独生女儿的夫妇，犹豫着要不要再生个孩子；还有一个中年女人，在地震中失去了女儿、孙女和3个姊妹，她本要与母亲相依为命，却在分房子的时候多贪了3套房，被判入狱，判刑那天她才知道，自己被抓以后，母亲去世了。
这个片子拍了近4年，拍得赵琦自己都变了样。这个过去下班从不按点回家的男人说，就是因为遇上这三家人，他开始思考“生活里到底什么才有价值”。曾经惧怕成为父亲的他要了孩子，还努力想做个好爸爸。
通过镜头，他意识到要“重新选择生活”并不容易。“地震刚发生后，这些经历了生死的人，几乎每个都说过他们的生活没了，后悔过去没好好珍惜，以后要活得不一样。”赵琦说，“可是，5年过去了，他们很多人，其实又都回到了曾经的苦恼之中。”
——— “我觉得我有点儿看破了的感觉，就觉得挣钱又咋子嘛，不挣钱又咋子嘛”———
赵琦到北川的时候，是地震后第5天。街上都是忙着奔跑的人，跑着往城外逃命，跑着往城里找人，没什么人顾得上跟扛着摄像机的赵琦聊天。在北川幸存者暂住的绵阳九州体育馆，每一个能贴纸条的细缝都被塞满了大大小小的“寻亲启事”，在墙壁上连成一条仿佛看不到尽头的条幅。偶尔碰上主动说话的人，也是死死抓住赵琦的手，急切地拿照片给他，“我的女儿，见到过她吗？见到过她吗？”
北川人李桂花是纪录片的主人公之一。地震把她从小摩托车上摔了下来，等她醒过神爬起来，第一个反应也是一样，找人。
地震那年她已经53岁了，有一个庞大的家庭，上有80岁的母亲，下有女儿和3岁的小孙女，还有自家姊妹常来往。家里拍全家福，前排摆满椅子，后排还得有人站着。她冲进孙女的幼儿园，震断了脊梁的楼房像被任性孩子推倒的积木，东倒西歪地砸在地上，坍塌的石板下面有小孩子在哭，有喊爷爷的，有喊婆婆的。李桂花也开始哭，用手扳，用肩顶，生生挪出个缝隙，从里面抱孩子出来。
“抱头一个娃娃，一个爷爷来了，掏出来，活了；抱第二个娃娃，只是脸上有点点伤，叫老师抱走了；抱第三个娃娃，说阿姨好多（断）手，过一下子就在我胳膊上死了。”李桂花回忆说，“抱到第五个，就是我的孙女子。我的孙女子颈上、手上都没得伤，我孙女子可能一瞬间……一瞬间就把她打（砸）死了。”
她说不下去了，坐在代表着女儿和孙女的两张空椅子旁边，平日里总是大嗓门跟人嚷嚷的李桂花右手捂住脸，哭了起来。地震让她没了女儿和孙女，也没了多年相依为命的3个姊妹。
与她朝夕相处的亲人中，只剩80岁的母亲在地震中幸存。但老人患有老年痴呆症，下身又瘫痪，似乎并不太明白周围发生了什么。赵琦去给老人拍照，在老人的轮椅旁边摆了一排空椅子，大一点的代表去世的大人，小一点的代表孩子。老人扭着头不知所措地看着身旁一张又一张空荡荡的椅子，一句话也不说。
亲人没了，房子也没了。李桂花曾带着赵琦回到自己在北川的家。踩着满地的大石块和钢筋，她指着半埋在地下的窗框说，“这就是我们的家”，还比划出数字，“六楼”。
这个曾经飘着饭香的家，如今看上去更像个地窖，里面堆着碎石块和断木板。“这就是我们家的客厅。”李桂花张开手画了个圈，低头盯着客厅中央被砸出的大坑，小声地补充，“都垮了。”
“我觉得我有点儿看破了的感觉，就觉得挣钱又咋子嘛，不挣钱又咋子嘛。”地震刚过去没多久的时候，李桂花坐在空椅子旁边，对赵琦说。“我们北川有好多（人）钱挣了一百万、几百万的，都塌死到底下去了。有时候想起，生活真是没好大意义。以前挣的钱就是为了儿女，现在我喜欢的人走了，我现在只有唯一的，就是我的妈妈。”
———— “总觉得她没走，就是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做作业，做完作业就能回来了”————
赵琦去过北川公墓，那是一块有一层楼那么高的大石碑，上面没刻名字，只用红色的数字写着“2008-5·12-14:28”，后面挂着条白色横幅，“深切悼念‘5·12’特大地震遇难同胞”。偶尔有外地来的参观团，在大石碑前献花默哀。
不过他见得更多的，是隐匿在废墟之中的一块块小墓碑。爬过垮塌垒成的石丘，踩着断裂的钢筋和砸断的楼板，在北川小学地震遗址的瓦砾堆里，就有一块属于孩子的“墓碑”——只是块灰色石板，半片蓝色遮雨棚给它挡着风。赵琦见到它的时候，北川人彭孝全正捏着一粒小石子，用力地描着石板上的字，“女儿彭雪敏，侄唐睿，5·12遇难”。
这位37岁的父亲说，这里是11岁的女儿上课的教室。女儿学习成绩很好，他来参加过几次家长会，认得这个地方，“她妈妈来找的时候，说她在这里听到小宝叫‘妈妈’，我说哪里有，我都没听到，她始终说有，那我们就在这儿，给她立这个（碑）。”
“给他们拿点衣服来烧。”彭孝全的岳父坐在墓碑旁的石堆上，指挥着说。
“有，啥子都有，都整到一道，她喜欢的，烧了好多了。”彭孝全回答说。在石板前，摆了满满一盒的彩色糖果、鲜牛奶，还有栽在花盆里的花草。
地震之后，彭孝全的妻子因为睹物伤心，跑到上海打工，他则搬到山上，跟岳父住在一起。一个人的时候，他也不打扫自己的房间，任由顶灯坏着不亮，这位父亲花大把时间收拾女儿的东西，手工课做的母亲节贺卡、“三好学生”奖状……他用手掌抚着起皱的纸片，就像是抚摸一块昂贵的丝绸。
“地震之后我就想，不带小孩了，带小孩真的很伤心。总觉得忘不了她，也对不起她。”不爱说话的彭孝全十指绞在一起，低着头说，“如果平时能随便进（老县城）的话，那肯定有空就一个人坐到（墓碑）那儿去。我总觉得她没走，就是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做作业，做完作业就能回来了。”
对于失去几乎所有亲人的李桂花来说，她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守着发呆的地方了。她和母亲一起搬进了距离老县城60公里远的临时板房区，患病的母亲只是沉默，家里没了缠着她要洋娃娃的孙女，也没了跟她一起做饭聊天的姊妹。她每天得开着电视睡觉，可碰上儿童节目不敢看，电视里出现跟女儿差不多大的姑娘也得换台，每天到了深夜还睁着眼睛，大把大把掉头发。
有时候她会打个车回北川，看着曾经的马路长出野草，房顶长出了树，“可我觉得我的女子还在上班，孙女子还在里面跳舞”。她甚至跟司机说：“你把窗户打开，等那些人来搭我们车子。”司机尴尬，“你不要吓我！”
碰上路边有人卖洋娃娃，这个买菜时会讲半天价的女人总是停下来，“给我孙女子买个，给她烧起去”。在自己住的板房，她在饮水机上面也放了一个洋娃娃，倒水的时候就会顺手拨弄一下按钮，然后一边看着洋娃娃跳舞，一边咯咯地笑。
可坐到沙发上，守着只能听到蚊子叫的板房，过不一会儿她又开始掉眼泪。“一个人在屋里头，还是不好过，想自己的女子、孙女子。”李桂花用手指抹开眼角的泪，指了指洋娃娃说，“只有把那个洋娃娃弄起来，一个人看看，要好点点。”
圆头圆脑的洋娃娃穿着粉色背带裤，一边眨巴着大眼睛，一边摇晃着脑袋唱歌。在它背后的墙上，贴着李桂花女儿和孙女的照片。
——— “你要生存，你必须要走这条路，再扯再歪的人他也必须要走这条路，（这是）人的本能”———
就像彭孝全老守着墓碑，在地震中失去父亲的北川少年洪世豪，也总爱守着小阁楼一个人坐着。阁楼在自家暂住的两层小楼顶上，没有窗户，只有一盏灯。父亲的肖像挂在一块写着“天地君亲师位”的木板上，他被垮塌的山体埋住，连人带房子一同消失。洪世豪每次回家要先上阁楼给父亲鞠三次躬，有时候还会磕头。常常他看着父亲的脸，抱着膝盖坐在小板凳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楼下，陌生的新生活开始了。洪世豪的妈妈跟一个同样在地震中失去伴侣的男人结了婚。可是，有时候吃半个小时的饭，三个人相互之间一句话都不说。妈妈只负责夹菜，儿子只闷头吃饭，常常手里捏着手机，跟网络另一端热烈地聊天。
“我想过，我一般读书都在外边，就我妈，如果她找不到一个陪伴自己的男人，就真的很孤独。”在赵琦的镜头前，洪世豪双手抱胸窝成一个团，说几句话就会抽抽鼻子，推推眼镜。“可亲生父亲那种骨肉相连的感觉是无法在其他人身上找回来的。我试着去接受另一个人，但是爸爸的位置永远都空缺在那儿。”
“毕竟马上一年了，都晓得找钱了，有些都组合家庭了，都晓得该搞啥子搞啥子。光考虑自己肯定永远是不可能的，不走出这个阴影也是不可能的。”在第二年“5·12”纪念日的时候，李桂花说，“只要房子分了，安安心心出去打工挣钱。你要生存，你必须要走这条路，再扯再歪的人他也必须要走这条路，（这是）人的本能。”
地震前，李桂花曾负责管理北川的一家农贸市场，因此她被选为临时板房区的社区主任。领导给了她一堆公章，指定她负责调配，只要她的公章盖下去，粮食怎么调配，货物怎么分发，钱款如何调度，都由这章说了算。有了工作，李桂花也爱笑了，时不时就能听到她扯着嗓门招呼远处的人，跟人搭着肩膀嘻嘻哈哈。
她工作的最主要任务，是把新北川的房子分好。新县城的房子一盖好，她就带着人去瞧户型——干净的飘窗冲着太阳，雪白的墙壁映得屋里特敞亮。几个人在新房子里七嘴八舌地商量，哪里摆电视，哪里放冰箱。
直到下了楼，走在每栋楼都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住宅小区里，一个女人才悄悄拉着一旁的人抱怨了一句：“我们北川老县城，早起来一望可以看到雪，这底下永远都看不到雪。”
“住再好的房子，不想以前肯定是不可能的。”李桂花也参与了他们的抱怨，“一个人住到新房子去，想到自己女子、孩子没住到，心里还是难受。”
实际上，老县城也变样了。许多地方封了路，说要修地震博物馆。彭孝全的妻子李晓蓉从上海回来，到女儿生日那天，夫妇俩带着女儿最喜欢吃的樱桃，想再进去看看那小墓碑，却被守路口的武警战士拦住了。“这个地方已经是地震遗址，被保护起来了，你们要是到处烧香，那啥子秩序，看起来多混乱。”战士劝他们说，“你们去公墓吧，遇难的同胞都去那个指定地点，都一样的。”
“（我的女儿）就在那边弯道上。”平日里总是抿着嘴不爱说话的彭孝全急了，摆着手跟对方解释，“理解一下，理解一下。”
拦住他们的战士为难地问：“那你怎么不能理解一下我？”然后伸出他结实的胳膊，“真不能过去。”
争执不过，涨红了脸的李晓蓉急得在路边跺着脚哭。她晃着手里拎的袋子，里面的樱桃磨擦着塑料袋哗啦啦直响。“可是，我只是想今天给小宝拿点樱桃啊……”
——— “地震里面你经历过生生死死，觉得钱有多重要？”———
为了拍这些故事，赵琦申请圣丹斯电影节的基金资助。他在申请书里写道：“李桂花在地震中失去了孩子和姊妹，地震后她一直在寻找自我认同和归属感，她说她要在搬进新县城后，为老人建一座养老院，在照顾老人中获得内心安宁，用这种方式留住过去和未来的关联。”
资助拿到了，可拍摄对象却没了。李桂花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赵琦辗转打听，邻居才告知，他要找的这个“打算无私给北川老人开养老院”的李桂花，“滥用了职权，贪污了房子，叫人给抓起来了”。
电话那端，赵琦惊得连着“啊”了好几声，半天说不出话来。他费了好大劲，托了几层关系，才在看守所见到已经失去人身自由的李桂花。原来，在北川新县城房产登记的过程中，李桂花以他人的身份多报了3套房。事发被批捕的时候，李桂花还在办公室给人盖章批房子，警察叫她出来“讲讲房子问题”，她还问了一句，“章拿不拿起？”
隔着铁栏杆，赵琦没说几句话就问她：“李大姐，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地震里面你经历过生生死死，觉得钱有多重要？”
李桂花消瘦了不少，平日里因为失眠熬出来的黑眼圈更深了。她说话还是像当主任的时候一样大嗓门：“钱这个东西，你说重要也重要，你说不重要也不重要，多就多用，少就少用。”
只有在说起母亲的时候，她的大嗓门才会柔和下来，就像当年讲起孙女的事情一样。“我跟妈妈地震前地震后从没分开过，我走那天早晨给她送的肉汤，喂了三汤匙，看时间忙我就走了，再也没见过妈妈。”李桂花说，她和母亲同天生日，但今年这个生日她却只能在看守所度过，在囚房里跪在地上，为母亲庆生。
她基本听不到外面的消息。直到宣布审判结果的那一天，有人凑到她跟前，悄悄对她说：“你知不知道，你妈妈走了。”
“当时我头脑一片空白，都蒙了。判三年零六个月，心头本来就不舒服，眼泪强忍着。”李桂花说，直到坐上送她回看守所的车，门一关，车一开，她才缓过神来，世界上与她亲近的最后一个人已经没了。在通往即将到来的监狱生活的路上，这个中年女人放声大哭。
她不知道的是，当她孤身拘禁在看守所的时候，母亲也总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看着旁人把她的行李搬出临时板房，抬进一套空荡荡的新房子里头，里面没有跳舞娃娃，也没有女儿喂她喝汤。老人一言不发地坐在新房子敞亮的阳台上，看着外面一栋栋长得一样的楼房。
回到工作室，赵琦翻出原始素材，找到了李桂花第一次看房子的模样。着急去看新房子的她连给人盖章时带着的袖套都没脱下。她好奇地在房间里四处打量，仰着头环顾还没有任何装修的房子，跟人比划商量，如何布置眼前的新房。
那时候，她拍着手，点着头，对身边的人说，以后搬家到这里，跟妈妈一起住，“我也有这么一套，就够了。”
———“人一生中，怎么翻来覆去地总有这些事发生，你把这件事摆平了，另一件事情又冒出来了”———
自从通往女儿小墓碑的那条路被封了以后，彭孝全两口子就只好改在半山腰上自家的田地里给女儿烧东西。那里虽然没有墓碑，却可以远远地望着朦胧中并不清晰的老县城。
“在上海打工的时候，人们都劝我，小宝那么孝顺，她一定也不喜欢看到我们两个这样。”李晓蓉坐在地里，看着挽着她胳膊的丈夫说，“现在时间久了，看着别人都带了孩子，慢慢觉得能接受，就好点。”
碰上邻家孩子来串门，这对夫妇还会热情地摸摸小孩的脸，哄他们吃糖。终于有一天，两个人手拉着手，到人口计生服务中心参加“计划生育宣传大会”。
“目前，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确定再生育的家庭已成功怀孕742户，怀孕率为70.3%。已经生育的家庭是626户，有627个婴儿降生。”夫妻俩坐在会议室里听着汇报，低头拉着手不说话。
晚上回到家，俩人坐在一起，用一个大盆一起洗脚。李晓蓉的父亲一边低着头给炉子添火，一边小声地问两口子：“讲的啥子？”
李晓蓉在脚盆里轻轻踩着丈夫的脚，扭捏地回答自己的父亲：“那个又不是你想就能来的，要自己有才有啊，你强求怎么行？”
父亲依然拨弄着炉子，低着头喃喃地说：“生儿生女都无所谓，都带一个最好，总要有个后代嘛！”
可是，在盘算孩子的同时，他们还得盘算房子。持家的李晓蓉算了算，搬进新县城买房子，总要花个20万。困扰她的难题是，“就算借够了，关键是怎么还”。
为了买房子，李晓蓉决定，离开原本准备一起再生个小孩的丈夫，重返上海打工。
“又剩我一个在家里，冷清清的。平时她在家还有人跟我说说话，现在为了这个房子，她又出去。”彭孝全蹲在半山上的菜地里，跟赵琦抱怨，“一下子感觉到，又成了她以前出去打工的感觉。地震这三年，伤口刚刚好了一点点，现在又面临着房子的问题。人一生中，怎么翻来覆去地总有这些事发生，你把这件事摆平了，另一件事情又冒出来了。”
临出发前，彭孝全帮老婆收拾行李，怕她冷装了羽绒服，怕她想女儿装了孩子的照片，还在电脑里拷贝出女儿的视频短片，给她带着。
录像里，他们当时只有11岁的女儿正跟小侄子一起玩电脑。她戴着红色发箍，扎着马尾辫，头发一晃一晃的。彭孝全叫她转过身来表演个节目，她就扭过头，半咬着嘴唇，眯着眼睛笑着说：“哎呀，要我唱啥子呀？”
“要不然莫过去了，莫去打工了。”彭孝全盖住妻子正在打包的箱子，从背后抱住她，“我跟你说真的哦，就在这边，住在一起，住在山上。”
“也就再辛苦两年，两三年。”李晓蓉抿着嘴不看丈夫，推开他的手，继续叠衣服。“要不然你努力赚钱么！”
最终，彭孝全还是到机场送走了妻子。走到安检处前，两个人拉在一起的手不得不松开了。沉默的丈夫看着妻子拎着行李，过了安检，空荡荡的候机厅只剩下他一个人。
————“妈，我们家，到底在哪个地方”————
关于汶川地震的纪录片不少，可赵琦这部却一直拍了快4年，拍到自己在地震后出生的儿子都会叫“爸爸”了，拍到摄像师都不愿意接他电话了，拍到北川老县城已经修成了“北川国家地震遗址博物馆”，越来越多的人也搬进了新县城，一个叫做“永昌”的地方。
在上海打工攒了钱，李晓蓉和丈夫终于在新县城买了房。两口子的新家布置得很简单，买套家具，摆个冰箱，唯一的装饰就是家里到处摆着的盆栽花草，鞋柜上，门旁边，就连冰箱顶上都放着花飘着香。彭孝全说，女儿活着的时候，最喜欢花花草草。
他们一直没能怀上孩子，可他们喜欢孩子。亲戚去外地打工，他们就在家帮忙带孩子，带大弟弟的，再带妹妹的。天气好的时候，李晓蓉就抱着孩子去新县城的广场玩，一路上都抱在怀里，生怕孩子跑远了。
洪世豪一家也搬进了这个在电视里被称为“世外桃源城市”的新北川。已经毕业在外打工的他常常接到妈妈的电话，催他回家看看。可他要么推脱说打工忙，要么推脱说不放假，找尽了理由，就是不愿意回去。他跟赵琦说，他不喜欢那个陌生的地方，“那不是我的家”。
可是，妈妈还是老打电话，叫他“早点回家”。他想了想，挂了电话，上了车，扭头去了老县城。
现在，这里是一个游客需要花16元才能参观的地震遗址。抱着宠物狗的，挂着单反的，说着外地口音的……老县城外又热闹起来。路边卖纪念品的小摊，出售着“北川地震明信片”，还有“地震纪念DVD”。
没按被规划出的游览路线，洪世豪很快自己找到了“回家”的路。翻过近两米高的围栏网，他找到了被山体掩埋的家。四周野草丛生，长得比这个小伙子还要高。18岁的洪世豪梳着流行发型，做了激光手术摘了眼镜，可他却和14岁的时候一样，静静地坐在早已埋在地下的老房子前，呆呆地坐了一下午。
“地震那天我一直就站在这个门口看着，看着，一个个人都上来了，直到夜幕降临，我还是没有看见我的父亲。”第一次见到赵琦的时候，洪世豪这么对他说。“不管过了20年30年，我还会回到这来看看，因为这给了我很多回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以前生活的地方。它虽然只是山区的一座小小的县城，但是它在我的内心中却是很广阔的。”
等到今年秋天，李桂花也能出狱回家了。赵琦前去探视的时候，她说，等出去了，自己也要回一趟北川老县城，看看她的女儿、孙女和妹妹，“跟妈妈说声对不起”。
“如果搬了新县城，我还是想开家养老院，照顾一下老的。”李桂花说，“进了养老院，就好像自己妈妈也在里头。”
临走的时候，她告诉赵琦，其实自己并不想当这样一个“管章的主任”。她原本想做个老县城的解说员，在那片废墟之上，向来往的游人解释，在这片乱石岗上原本是个幼儿园，在那片废石堆上曾经住着一户户人家，在地震到来之前，他们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那天在老县城坐了一下午后，洪世豪邀请一直跟拍他的摄像师到新家做客。这是他头一回到新县城的家，看着四周一排排的楼房，隔不了几步就是一条相似的小道，他迷了路。这个想要回家的年轻人，只能在偌大的小区里转圈，最后犹犹豫豫地拨了电话，问：“妈，我们家，到底在哪个地方？”
原文刊于2013年5月8日冰点周刊
原文地址：http://zqb.cyol.com/html/2013-05/08/nw.D110000zgqnb_20130508_1-12.htm
《殇城》观后感(五)：《殇城》难以走出的精神创痛
2008年发生在汶川的那场大地震，让人无法轻易忘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事情都渐渐模糊。对于那次地震的旁观者来说，这灾难是一次反思的机会、一次全社会的爱心救援、也是一次关于“多难兴邦”的演讲。种种大灾之后的温馨祝愿，如雪花般落在残垣断壁之间。我们也可以去消耗眼泪，任它流过面颊，但就是难以摆脱一种绝对意义上的道德伪善。因为我不是你，他不是她。
如何看待他人的痛苦？这是异常艰难的事儿。“要活下去”、“要坚强些”、“相信政府”，“生活会好起来”。但是房子塌了可以重建，而亲人呢？这巨大的人生黑洞就默默停在那儿，等着你自己有一天也走进去，谁也不知道你去了哪里。对于当事者来说，灾难就简直是另外一副模样了。
《殇城》是关于人无法走出精神创痛的故事。与其说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不如说这是一次彻底的静观。所有都在灾难发生的一刻，休止了。精神创痛业已存在，剩下的就只是如何与他共处。对于片中的主人公来说，所有关于未来的定义都不太一样。一场大地震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在庞大的数字背后，落在每个家庭身上的是切身的疼痛。生活的巨变、还有挥之不去的内心阴影，以及一系列最深刻的追问都开始浮现。为什么我的亲人死去，我还活着？那么人又为什么活着？
再圆滑事故的民族都无法回避人类最根本的困惑。向死而生，还是生不如死？只有当事者清楚。也许连当事者都不甚了解，这复杂的生活、艰涩的命运究竟会把自己引向何处。一切都是一场意义不明的漂流。而展示这一切，也就同时隔了一层，让我们这些“旁观者”有机会审视这些最根本的困境，我们活在人间都已淡漠的困境。“生存还是毁灭？”这不仅仅是戏剧舞台上的台词，不是那位阴郁的丹麦王子的念白。我们所有人也都在各种“日常”中反复询问。
《殇城》的创作，有点吃力不讨好的意思。它没有“野心”，没有站在他者位置上的那种联系性。从而也就并不具有太强烈的社会批判。它缺乏外部链接，我们无法从一个事件转换到另一个事件，从一个概念，转换到另外一个概念。它不可能让我们满足，获得安慰。（不一定是情感的安慰，有时候概念的妥善安放也是一种安稳，当代景观化的安慰）所以，它有点孤僻。它是孤独的，寂寞的。它只是圈定在一个层面里，就好像创作者也无法走出那儿。他愿意，在那里好好想想，整理情绪。观察这巨大的创痛背后，人究竟会怎么样？
李桂花失去了几乎所有的亲人，她的三个姐妹，自己的女儿、孙女都在这场地震中离去。她最大的愿望是给幸存的老母亲养老送终。然而她却因作为社区主任在安置房分配中以权谋私而进了监牢，让所有努力付之流水。老母亲提前离开了她。她对死去亲人默默许下的愿，就此食言。
彭孝全还在上小学的女儿永远离开了，他和妻子无法走出丧子的阴影。两地分居，不仅仅因为生活的需要，而更多是无法面对彼此。丢了女儿，还怎么活，这是个问题。别人都开始孕育新的生命，好让生活继续。但这对夫妇却走不出痛苦。无法直视女儿的照片。
洪世豪还是少年，他连父亲被埋在哪儿都不清楚。一个人就这么消失了，连尸体都找不到。母亲再婚，洪世豪在新家的阁楼顶层有一处安静的角落。父亲的照片静静立在那儿，他就经常和照片里的人对视。一场变故，永远改变了他。提前辍学，让自己在麻木中生存，这是他的人生选择。
三个家庭，三个主人公，老中青三代人。都在命运的森林里潜行。我们与他们静静待在一起，时间好像都停止了。每一年，为亲人焚香，只是结绳记事而已。但眼泪还是忍不住，眉头总是解不开。
同其它纪录片一样，《殇城》也致力于分享。但分享的却是根本性的问题。这是所有人的梦魇，有一天，最亲爱的人消失了。他究竟去了哪里？还能不能见到他？可以说，《殇城》属于那种反面行走的纪录片。它竭尽所能和这些当事人待在一起，试图通过对静止本身的个人化观察描述，来建立一种反向延伸的通道。故事在这里，成为一种切切实实的仪式。最后甚至可能成为一种对正常生活的诅咒，并且说真的，这诅咒很灵验。因为好好生活，对故事里和故事外的人来说，都简直是难上加难。
我感兴趣的是，影片很坚定的站在一个“中立”的位置上。虽然个人化的表达，镜头语言的主观性可能降低中立感。但那些技巧都并不重要。甚至所有的被指摘的个人手法，在拍摄者与拍摄对象的关系中都是成立的。一个人真的被触动，所以才有了这部影片。他没有立即去设想社会链接性，没有马上去询问事件责任，这本身就是一种权利。就像其它那些寻找集体真相的作品所拥有的权利一样。有时候，对于纪录片创作者来说，这还更需要点勇气。因为影片本身可能变得孤僻，跟别人的福祉毫无关系。生活太复杂，社会也不简单。矛头可以指向任何人，但矛头同样也可以哪里都不指示。就落坐在殇者身边。难道还有比爱人永不相见更惨痛的结果吗？有时候我们说这是个人命运，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说这是集体命运。何谓时代人心？首先关注人心，然后再谈时代。
纪录片有好多方向能抵达目标，《殇城》有自己的路径。有时候我在想，如果中国纪录片的有志之士致力于构筑一种历史的真实存在，那么一种宽容可能也是必要的能力。电影是政治的吗？也许。但政治也最终落于“人”。认识人本身，也是头等大事。这太难，甚至比政治还难许多。
（原文载于《荷兰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