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1898年6月17日出生在常州西门西仓街薛天兴皮行他的外祖父家，因家境贫寒，受亲友资助，少年时期就读于西郊小学堂，毕业后考入常州府中学堂（今省常中）。1915年秋，凭优异成绩进入北京大学，后转入天津北洋大学，1919年五四运动中，张太雷成为天津爱国学生的重要领袖之一，北洋大学毕业后，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0年，他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1年受委派至苏联伊尔库茨克任共产国际东方局中国科书记，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曾出席过共产国际三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回国后，先后担任过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工作的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等五名特使的助手和翻译，多次会见李大钊、陈独秀、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等，为沟通国际和国共关系而奔波。1922年，他创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选团中央执行委员、团中央书记，并先后任中共第四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南方局、湖北省委、广东省委等领导职务。1927年12月12日，在领导广州起义中英勇牺牲，时年29岁。
张太雷和瞿秋白、恽代英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并称为“常州三杰”，这是常州人民的骄傲，也是全国人民的骄傲。
今年12月12日是张太雷英勇牺牲80周年，明年6月17日是张太雷诞辰110周年，要开展各种纪念活动。
下面几则张太雷的故事，仅是他革命生涯中的几个片段，供开展纪念活动时参考。
张太雷的故事：勤奋学习的好少年
张太雷小时候名泰来，他的父亲张光斗，母亲薛氏，因家境贫寒，寄居在外公薛锦元家中。后来得到在江西萍乡安源煤矿任总办的张绍曾的帮助，介绍太雷的父亲到安源煤矿谋生。1901年春天，泰来刚过两岁，全家四口，就来到安源煤矿。张光斗当了洗煤台文书，矿上安排了住房，生活算是安定下来了。但是矿区没有学堂，连私塾也没有。小泰来和姐姐泰临的教育成了大问题，就在泰来四岁多、泰临七岁多的时候，父亲张光斗就成了他们的第一任家教老师，以《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为教材，从识字开始，以后又学唐诗、宋词。张光斗白天上班后，母亲薛氏就督促姐弟俩复习功课，抄书或默写，小屋子里经常传出朗朗的读书声。但好景不长，1906年春节期间，张光斗突然病倒，救治无效，年仅36岁就去世了。在萍乡无依无靠没有经济来源的薛氏，只好带孩子重返故乡常州。在张绍曾的帮助下，薛氏到张家帮佣，小泰来进入在贞和堂设立的私塾去读书。私塾老师是一个戴老花眼镜的秀才，所教的课也离不开四书、五经之类，每教完一篇，就要学生背诵，背不出来就要用戒尺打手心，小泰来从小打下的基础好，自己也懂得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非常用功。但私塾老师教的《千字文》、《百家姓》等泰来早已学过了，有时上课思想不够集中，老师亦有所察觉，就故意点名叫泰来背书，当然这难不倒泰来，老师见他背得流利顺畅，不错不漏，也不好责怪他。一天，老师正领着学生朗读《千字文》，发现泰来在看另外一本书，走近一看，泰来看的是一本《孟子》，老师当场收了《孟子》，又叫泰来站起来背《千字文》，泰来就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背起，一字不差，背了一段后，老师知道他学过了，就叫他坐下。第二天，老师把《孟子》还给泰来，并向学生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分两个班教学，张泰来学《孟子》，其余的仍学《千字文》。泰来很是高兴，终于可以学新课了。当泰来把《孟子》打开，看到老师用毛笔写的纸条，上面端端正正写了十个字：“学新以增智，温故而知新”。泰来十分感动，理解老师的心意，懂得学无止境，不可自满。从此，泰来既学新课，又温旧书，知识大有长进。老师总是欢喜勤奋学习的好学生的，除指导他读书外，还教他练习书法，小泰来进私塾读书半年多，从没有挨过一次板子，而且常常受到表扬。他每天回家后除自己复习外，还要教不能去上学的姐姐读书。1906年秋天，泰来进入西郊两等小学堂读二年级，课程有国文、历史、地理、自然、社会、珠算等，知识面扩大了。对于勤奋好学、求知欲旺盛的泰来来说，心理上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他对每门功能都充满了兴趣，上课时聚精会神地听讲，下课后认认真真地复习。因此，每门功课都是优秀，受到老师器重，同学称赞。1911年夏天，泰来从小学毕业，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开始了中学阶段的学习。常州府中学堂设置的课程更多，张太雷如饥似渴地汲取各门知识，对英文尤感兴趣，英语成绩每个学期都是全班第一名。当时学校用的数理化课本都是英文原版书，如不学好英文，数理化课也学不好。
英语后来成为他投身革命、走出国门的一道桥梁，可以说，英语改变了他的一生。这当然是他当时所没有料到的。
张太雷的故事：立志报国复兴中华
早在安源矿区时，小泰来背诵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时，就能解释诗句的意思，懂得农民的苦情。在矿区又看到矿工们沉重的劳动和苦难的生活，这些都深深地刻印在他幼年的心上。又由于自己的家境贫寒，从小过着凄苦的生活，加之每天在上学放学途中，经过普济桥、米市河，见到运河里船工们撑船、拉纤，见到码头上搬运工紧张地装船卸货、掮着或抬着沉重的货物，个个衣衫褴褛、青筋裸露、大汗淋漓。此情此景，使他从心眼里同情这些劳苦大众。
西郊小学的教导主任、泰来班级的语文老师马次立，有一次给学生出了一道作文题，题目是“试论学生之职责”。这是一个有很大思考空间的题目。有的学生写着自己今后的抱负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有的则要当官发财，过舒适生活；有的则想掌握科学技术，搞发明创造，造福人类；有愿作教师的、有愿做医生的等等，不一而足。而泰来在作文中写道：“今日之莘莘学子，明日之国家栋梁，应砥砺品行、刻苦求学，关心民众疾苦，思考祖国前途，以救国救民、复兴中华为已任……”。马老师读了泰来的作文，感到与众不同，为他小小年纪有如此抱负，非常高兴。特地把他叫到办公室问他：“你立志要救国救民、复兴中华，你打算怎样去实现这个志愿呢？”小泰来想了想说：“现在要勤奋读书，多学一些知识，还要注意锻炼身体，长大后要多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马老师点头称是，又说：“为了你能时刻记住‘复兴中华’的誓言，我建议你把张泰来的名字改为张复，好不好。”泰来欣然接受，向马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谢谢老师为我改名。”从此张泰来改名张复，直到上大学前，一直延用这个名字。“复兴中华”成为张太雷的终身抱负。这里顺便说一下，张太雷一生用过的名字包括化名、笔名共有19个之多，主要有泰来、复、长铗、太雷、大雷、椿年等，还有二个苏联名字。其中太雷是参加革命后启用的。他的含义，一是为泰来的谐音，最主要的是立志作长空的惊雷，作震憾旧社会的霹雳，以唤醒国人共同为建立强盛的新中国而奋斗。他用实际行动做到了这一点。
张太雷的故事：一封家书寄真情
1918年，正在北洋大学读书的张太雷，为了使独居的母亲有个照应，遵从母命，利用暑假返乡与陆静华结婚。陆静华出身贫寒，父母早逝，依靠叔父抚养教育，她为人厚道，性格温柔、随和，巧的是同太雷同年同月出生。成婚后，租住在南门外子和里三号。张太雷也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团聚，平时由陆静华照料母亲薛氏。
1921年春，张太雷派往苏俄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因时间紧迫，来不及回家告别，只好写了一封长达2000多字的家信寄给妻子陆静华。把他对母亲和爱妻的思念之情、他对革命的抱负和对今后的期望，全都在这封信中倾诉出来。信中说：“我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这“高深学问”自然是指的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到苏俄去投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在当时反动政府统治之下，这些革命工作都是秘密的，不能在信中明说，只好含糊其词，让妻子去领悟。太雷知道正直善良的母亲和妻子是最蔑视那些吃喝嫖赌娶妾做坏事的富人子弟。认为从这个问题说起，他们要容易理解些，所以太雷在信中说：“我先前本也有做官发财的心念，想等明年去考高等文官考试。但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做了官，发了财，难保我的道德不坏。”“你也看见多少做官发财的人们多嫖赌娶妾，惟有求得高深的学问既可以自己独立谋生，不要依靠他人，心境自然也就安定。又可以保持我清洁的身体、高尚的道德。不至于象那些做官的发财的人一样嫖赌娶妾做坏事。”信中的这些话，充分说明了他干革命不是为了做官发财，而是要做一个有高深学问有高尚道德的人。信中还用了很长的篇幅，详细而具体地要求妻子用心学习文化知识，多看书报杂志，学习刺绣和图画，学好了就可以自主，比较那种只做男子的附属品，要荣耀得多。在信中他充满深情地说：“希望我回来的时候，我学得很好，你也学得很好，那时我们多快活啊！”张太雷对母亲十分孝顺，在信中特别关照妻子要妥善安排好家庭的经济生活，“母亲年老应当吃好一点，穿好一点。你可劝劝母亲说不要过省。不然我在外如何安心呢？”“我们现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远幸福。”这封家信，充满了一个革命者对亲人的真挚感情。为了革命、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张太雷怀着对祖国、对亲人的深深眷恋，毅然踏上了前途莫测的艰险征程，去谋将来的永远幸福。
这封家信，是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现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张太雷的故事：五分钟演说
192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隆重召开。有52个国家、98个组织的603名代表参加。张太雷和杨明斋两人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自始自终参加了这次长达20天的会议。瞿秋白作为北京《晨报》记者也参加大会进行采访。他们十分荣幸地见到了列宁，亲眼目睹了他的风采，聆听了他先后两次在大会上的演讲，感到无比振奋和鼓舞。7月12日，是大会的最后一天，瑰丽宏伟的莫斯科大剧院楼上楼下五千多个座位无一虚席，连走廊里都挤满了人。列宁、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及大会主席团成员都出席了会议。按原计划，张太雷将在今天的大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作演讲。要知道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第一次走上国际讲台，第一次向全世界发布宣言，意义十分重大。为此，张太雷、杨明斋和瞿秋白在会前作了充分准备，撰写了中国共产党《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这篇报告共约一万五千字，阐明了中国的国情，指明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并倡导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提出了与民族资产阶级结盟和重视依靠农民运动等设想。这篇报告可以说是代表了张太雷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期望得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关注与支持。
会议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后，大会执行主席郑重宣布：由于要求上台发言的人多，每位代表发言不得超过五分钟。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毫无思想准备的张太雷深感为难。但他迅速地镇定下来，他知道照原来的讲稿发言是不可能了，干脆不用讲稿。他赶紧调整思路，在纸上列出简要提纲，正在他凝神思考的时候，大会执行主席宣布“现在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同志发言”，会场静了下来。张太雷迅即站起来，把讲稿交给瞿秋白，从容不迫地走向讲台。代表们都以热情新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个穿着一身西装，个子高大，身材魁梧来自中国的红色使者。张太雷走上讲台，微笑着用目光环视了楼上楼下的听众，用宏亮而有力的声音开始了他的演说：“亲爱的同志们，我本想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概况和中国反帝斗争的各种革命力量，但是时间太有限了，在五分钟的时间里，我只能向大家指出远东共产主义运动对世界革命的意义。”他开门见山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决不单是远东应该急需解决的紧迫问题，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都是一个经常性的威胁，如果不制止它，将会严重的阻挡远东各个民族走向共产主义……”。张太雷站在世界革命的高度，把远东的问题尖锐地摆出来，使得那些长期以欧洲为中心而忽视东方的人们心头为之一怔。大家屏住声息听着张太雷继续说下去：“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和英美一样，已经成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革命将会成为严重的障碍！”他大声疾呼“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今后对远东的革命运动，要更多地加以注视，要不惜一切给予支援！”张太雷满怀激情地继续说：“同志们，世界共产主义事业是一个整体，你们如能更大的关注、更多地支持、支援中国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各种革命力量也一定会给你们以巨大的援助！我们有共同的目标，这就是为共产主义理想在全世界实现而奋斗。我们有共同的敌人，这就是帝国主义。”他慷慨激昂地问道：“在必将到来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伟大的力量是被资本家用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呢？还是被无产阶级用来同资本家作斗争呢？”这一沉重的发问，犹如万钧雷霆，震憾着整个会场。张太雷用明确而坚定的语气回答道：“那就要看中国共产党，要看共产国际如何而定了。”最后，他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高呼“世界革命万岁！共产国际万岁！”全体代表为他的演说所打动，纷纷站起来向他热情鼓掌，主席台上列宁等领导人，也都含笑地站起来，频频鼓掌，会场上响起了用各种语言高唱的《国际歌》。
张太雷这一千多字的演讲，刚好讲了五分钟，达到了寻求国际支持的目的。至于那一万五千字的讲稿，会后递交给大会主席团，刊登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机关刊物《远东人民》1921年第3期（稍有删节），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张太雷的故事：同乡、同学、同志——张太雷与瞿秋白
1911年7月，张太雷进入常州府中学堂（今省常中）读书时，与比他高一班的瞿秋白等同学志趣相投，经常在一起谈古说今，议论时政。他们两人家境身世相近，文学修养、兴趣爱好相同，对许多时政评论比较一致，结成莫逆之交。星期天下午，学校放假，张太雷总欢喜去瞿秋白家相聚，交谈。1912年春，又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张太雷和李子宽等良朋益友又相聚在瞿秋白家，这次议论的主要话题是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就任“大总统”之事。他们深深地为国家的前途担忧。瞿秋白双眉紧锁地说：“辛亥革命给人民带来的兴奋和希望都给这些军阀野心家扑灭了。”张太雷也义愤填膺地说：“当今的潮流是反帝反封建，民众要当家作主，而袁世凯却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人民的意愿，总有一天会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这时，瞿秋白取来玉屏箫，吹起了岳飞的《满江红》，大家和着曲调唱了起来：“怒发冲冠，凭栏处萧萧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不惜出卖中国主权，竟然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常州府中学堂全体学生积极地投身到声讨袁世凯卖国行径和抵制日货的运动中。张太雷、瞿秋白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作演讲、发传单，并把5月9日这一国耻纪念日铭记心中，时刻不忘洗雪国耻、复兴中华。这年暑期前，张太雷、瞿秋白等同学的革命言行，为新任校长所不容，校方竟然贴出布告称：五班近起风潮，张复、瞿爽素行不端，如不悔改，下期毋庸来校。张太雷、瞿秋白看了布告，十分气愤，坚持立场，毅然离校。这年张太雷17岁，差半年中学没有毕业，但凭着他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政治及法律科预科，不久转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预科班。由于张太雷英语水平突出，受到该校美国教授福克斯的赏识，聘请张太雷为英文报纸《华北明星报》编辑。后来又参加了北大李大钊创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经常往返于北京、天津之间，与当时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的瞿秋白相聚，或者一同去找李大钊、邓中夏等研讨马列、商谈国事。
1921年3月，张太雷受李大钊委派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5月，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与作为北京《晨报》特派记者的瞿秋白又一次相聚，两人还分工执笔，撰写了中国共产党《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就在这段时间里，瞿秋白向张太雷郑重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张太雷听了非常高兴，其实他早就想介绍瞿秋白入党，只是秋白以前没有主动提出来。现在秋白主动申请入党，太雷紧紧握住秋白的手说：“你立志救国救民，马克思主义水平也高，对革命的态度坚决，我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秋白也激动地说：“我们是同乡，同学，今后又是同志、战友了，愿我们一道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终身！”两颗激动的心碰在一起，紧握的双手久久不愿松开。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也公开背叛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处在最危急的关头。8月7日，由瞿秋白主持、张太雷、李维汉、邓中夏等20余人参加的中央紧急会议（即着名的八七会议）在汉口召开。会上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瞿秋白挑起党中央的领导重任，张太雷去广东工作。
张太雷在广州起义中英勇牺牲的消息传来，瞿秋白万分悲痛，他不禁回忆起和张太雷并肩战斗的经历，特别是在革命的危急关头，瞿秋白和张太雷，还有恽代英都坚定地站在一起，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瞿秋白在《悼张太雷同志》（此文刊登于中共中央机关报《布尔什维克》第12期上）一文中说：“他在党里历次担任负责的工作，他的坚决与耐苦是一般同志所知道的。如今他是死了，我们的党在白色恐怖之下已经牺牲不少负责同志：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王荷波……，如今张太雷同志又做了白色恐怖之下的牺牲了。张太雷同志死在几万暴动的广州工农兵群众与反革命军阀搏战之中，死在领导工农兵暴动的时候，他死时，觉着对于中国工农民众的努力和负责；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渊泉。”这篇悼文既是对张太雷英勇牺牲的深切悼念，同时也是庄严的宣告：一个人倒下去了，亿万人民将勇敢地站起来，继承先烈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
张太雷的故事：广州惊雷
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是继“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高举武装斗争大旗的又一次伟大起义。张太雷是这次起义的总指挥。
1927年11月底，一个星期天的中午，天空下着小雨，张太雷打扮得像一个洋行的职员模样，由海员工会秘书长陪同登上停泊在广州沙面河上的一艘邮船，向里面坐得满满的20多位广州各工会的负责人含笑致意，开始了他的讲话：“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央决定，在广州举行一次工农兵大暴动。”“暴动可是件大事情，一点也不能粗心大意，要做好准备，才能动手。”在张太雷的部署下，会后不久，一支由3000多人参加的工人赤卫队组建起来了，按行业成立了7个联队，2个敢死队，消息局和汽车队，每个联队下设大队、中队、小队，由周文雍任总指挥。由于当时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工人赤卫队不能公开训练，只能在房子里院子里练兵，学习作战基本知识、武器使用方法，大家练得十分认真。
举行起义，光有工人赤卫队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军队作骨干力量。张太雷在广东省委工作时，一直注视和争取的部队是粤系张发奎的军官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军校特务营。这几支队伍里有一批共产党员，多数担任班、排、连长，士兵中大部分是受共产党影响的革命青年。11月底，张太雷在一处地下联络站，召集教导团、警卫团、特务营的党员、骨干会议，研究起义的准备工作。张太雷说：现在桂系军阀在梧州集结，准备攻打广州。粤系将领张发奎把兵力开赴肇庆、梧州迎击，广州市内敌军兵力薄弱，正是举行起义的好时机，党中央同意拟在12月12日举行起义。张太雷要大家立即作好准备，按时到指定地点集合。
不料，共产党要武装起义的消息被敌人得知。张发奎下令全城戒严，进行户口大检查，还准备对其所属的教导团收缴军械。形势发生剧变。为了争取战机，张太雷在紧急召开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议上果断决定，起义时间提前到12月11日凌晨举行。规定起义时举铁锤镰刀红旗，佩红领带，行动口令为“暴动”，特别口令是“夺取政权”。凌晨2时，张太雷、恽代英、叶挺等来到教导团驻地，起义的全团官兵已经列队欢迎。张太雷、恽代英作简短讲话，说明起义的目标是解除反动派在广州的武装，建立工农兵民主政府。总指挥叶挺下达各营、连的战斗任务，全体官兵把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帽徽摘了下来扔在地上，再戴好帽子、系好红领带。3时半，只听得“轰、轰、轰”三声炮响，一排信号枪声响起，广州起义开始了。起义官兵都按分配的任务投入战斗，经过3个半小时的奋战，起义军攻下了公安局、省政府、财政厅、沙河炮兵团、广九车站、观音山等10多个据点，只剩下敌第四军司令部、军械处、12师师部等六七处阵地还在争夺中。起义军控制了大部分市区，初战告捷。11日上午，红日高照广州城，红旗插遍广州大地，人们欢庆起义胜利。
11日下午，敌兵匆忙调回，反攻争夺观音山据点，但始终被起义军牢牢控制着。12日上午，敌第四军司令部和军械处两处又被起义军攻下，形势又有好转。太雷决定中午仍在西瓜园广场召开群众大会。
11时左右，各界人民群众上万人，参加“广东工农兵拥护苏维埃政府大会”，周文雍宣布开会，恽代英宣布广州工农兵民主政府领导人名单，张太雷以代主席的身份讲话。他首先宣布“1927年12月11日上午6时，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接着他又说道：“到今天上午，市里敌人据点，差不多全被起义军占领了，代表资本家、地主、土豪劣绅利益的国民党广州政府被推翻了，工农兵自己掌握了政权，人民可以当家作主了。”正当大会开得红红火火，热热烈烈，太雷突然接到报告，珠江南岸的一股敌军，渡过珠江，从东郊进攻大北门。另一路敌军攻占了观音山，正向起义军总指挥部进犯，情况危急。太雷决定马上散会，疏散群众，各人分工去各个战斗点指挥反击，他自己去大北门察看敌情、督促战斗。当汽车开到大北直街时，隐蔽埋伏的敌人对汽车开枪射击，张太雷的右臂、左膀和胸口各中一弹，当即英勇牺牲，年仅29岁。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样，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有力的回击。张太雷虽然壮烈牺牲了，但他的英名永远记载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