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前半生》是一本由张新颖著作，理想国 |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68.00，页数：36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沈从文的前半生》读后感(一)：“一种悲哀的分量”
张新颖老师写完《沈从文的后半生》，又回头来写了这本前半生，倒像一个人活到生命的终点，又回头看自己过去的一生，很多事情自然多了许多意味。
当然，这也是利弊兼有。好处是可以洞见生命节点的选择，坏处是往往带着一种“所以如此”的味道。事实上，沈从文先生的一生有太多的不确定，他能一路坎坷跌宕走到后来的日子里，有太多未可知的东西了。
不过，想想这也不重要。作为读者看沈从文，再怎么回到当时也是站在了他生命的尾端，难免带着先入的视角。既然如此，就不必在意这样的问题了。
这本书里给了我很多新鲜的东西。我读沈从文的东西也算不少，对他生平的枝枝节节大致是清楚的。可是从张新颖老师的笔下，我依然看到了沈从文更多的一面。他作为湘西人，脾性中的执与硬是难以为常人所想象的，这是内核，外在的沈从文却极其温和，用他形容朱自清的话是“温美如玉”。
我读沈从文的生平总是极其理解他，倒不是站在事后者的角度说自己的“正确”，是我能从他的性情中感知到一种极大的契合，就像是我自己站在他的视角去看这个外在的世界。当然，我没有沈从文的敏锐和才华，只是从内心里，那么深深地理解他。
比如说，他对声音的感受。这是一个山野里长大的孩子才能具备的能力。生活在城市里对声音是很模糊的，嘈杂的日常很难让人去分辨声音之间的差异和独特。所以读到沈从文先生写杜鹃的声音，水流的声音，我简直开心的要跳起来，那种突然间被认同的感觉。我没有沈从文文笔可以肆意地去记录这些感受。时间晃荡，这种感受也逐渐迟钝了。
比如说，他对文学的认识。这是个很大的题目，但在沈从文这里似乎又不大。文学是他生命中自然而然流出的一部分，尽管他为了生计不得不写下太多，但在最深处，他始终把文学放在一个最自我，最独立的地方，不希望受到任何外在的影响。即便是在和人辩论，他的文字也更像是在和内在的自己对话。比起来，郭沫若简直就是个文痞子，语言里夹带着太多枪药，恨不得致对方于死地。
沈从文对于世界的认识始终是具体而微的，他也有很多抽象的情绪表达，但那只是对着自己。一旦看着世界，他就进入到每一个小小的温和的目光里。这是我极其敬佩的一点，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见识十足会被视为异类。但他过往生命的经验告诉他什么才是真正值得的。
那个“大胖妇人”的例子，虽然总被拿来调侃沈从文的多愁，不过在某个角度上，岂不是他生命观念的最好体现。他看过太多的生死，那是在他小小的未完成的年龄里，就面对的残酷，这些刺目的血告诉他生命是多么脆弱，哪怕是再微小的生命。
这一切说来容易，真要体现在自己的行上，却极难。非是痛彻心底的沉思不可。而且需要日复一日地锤炼着自己的心性，还要承受无尽的对抗和消磨。
我说这些，是有种巨大的悲哀在其中，对所有人类命运的悲哀。现在的我们反而是另外一种极端，只见其小不见其大。至于这悲哀的背后是什么，过了这么多年，我们依然给不出，甚至逐渐背离这种思考，往着“疯狂的”方向走去。
偏爱沈从文，始终是因为他在大洪流中的“清醒”，或许倒也不能说是清醒，而是一种内在的思索，一旦外在的现实表现的不可控起来，他第一个反应不是求助于某种外来的“良药”，而是走回内心，去思索那些命运给予的印记，“他们”会告诉自己应该有的选择是什么。
我对文学始终抱有极大的期待，倒不是寄予它能对现实有什么作用。而是如果一个社会能尊重真正的文学，内在就会形成一种对抗和自省，一种消解极端的力量。当然，这也要求文学的伸展要足够丰富和自足。在我们这个贫瘠的土地上，这一切大概是妄想了。
好的作家不是因为他伟大，而是因为他的文字里有种宽厚和内敛，一遍一遍读下去，依然能触摸到那种温度。这是我喜欢沈从文的原因，大概也是张新颖老师一遍遍讲述沈从文的原因。
沈从文自然不是完人，看张兆和给他的信，简直让人相信，这是一个在现实中一起生活会让人奔溃的家伙，但两个人磕磕碰碰一辈子下来了。我无意歌颂他们的爱情，天底下本来就没有纯粹的爱，多是夹着诸多杂质的。重要的是，两个人的相互对望，相互的“理解”，可能要耗费一生的理解。理解是我要加重的两个字，是要用最大力气去面对的两个字。
对于张兆和来说，她晚年整理自己老伴的文字，把他年轻时那些放肆的文字和写给自己的情书都放进书中了。我想她再读这些文字，会慢慢理解这个和自己走了一生的人，他生命里的执拗和悲哀。而这份理解，用了她一生的时间。
这不算什么悲哀的事，毕竟很多人从来没有机会真正面对过对方。
拉拉杂杂写了一些对于《沈从文的前半生》的感受。就像张老师爱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写沈从文，我也更愿意读到的人去看书，走进去，让自己内心贴近那种文字的温度。
木南，2018年3月20日晚
《沈从文的前半生》读后感(二)：由“从文”到“弃文”：一个时代的背影
有两类作家，或者说作品。一类更具有时代性，或主动或无意识地，在文字中留下鲜明的烙印；另一类作品则不太在乎时代的追光，汹涌的潮流，而是落脚于更永恒与长远的“人生远景”与人性之光。
时代价值与文学价值，两者相比，我始终更看重文学价值，那些永恒的、如天如地、始终不曾消失的光芒与美丽。
沈从文无疑属于后一种，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作品称得上伟大而动人的原因。
具有时代性的作家不少，有优有劣，比较典型的有郭沫若、赵树理。对于这类作家，沈从文的评价犀利精当：“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与同情。小说方面他应当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一株棕树是不会在寒带地方发育长大的。”
很有意思。这段话无比鲜明地体现了他一流的文学鉴赏力，他不折不从的性格，以及他对于文学的敬意与责任感。但同时，这些也是造成他后半生悲剧的重要原因。
他是一个对美、真和爱都极度敏感的人，能用自成一体的方式呈现流动在他生命里的所有动人之处。“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捕捉住这种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中即终生不灭。但丁、歌德、曹植、李煜便是将这种光影用文字组成形式，保留的比较完整的几个人。”他这样评价别人，其实自己也是如此。
《沈从文的前半生》里，就完整地追溯了印刻在他生命里的这些美学密码，用精准选择的事件和细节，还原他所接受的种种教育与滋养，折射出他思想中的亲疏好恶，尽最大可能解释了沈从文如何一步步走来，成为了最终的沈从文。
从他兴致勃勃地说起自己逃学时的所见所闻中，可以感知他观察周围与人生的视角。他说，“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一切生活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
从这个时候起，他就已经开始有自己的远近之分：离书本理论远，同实际人生近，与凌空的高蹈疏，和地面上身边的平凡亲。所以二十年后的沈从文，“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
还有几段经历在沈从文的人生中留下深远的精神影响。沈从文返回湘西保靖，到统领官陈渠珍身边做书记，这段岁月，包括之后在前门大街，以及在宣内大街京师图书馆度过的漫长时光，让他得以接触大量旧画、铜器、古瓷、书籍和碑帖，从而全身心浸入和细细研习历史，并为其中“人类智慧的光辉”所照耀点亮。
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分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他在自己的《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说：“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作成了，你们也许嫌它式样太旧了，形体太小了，不妨事。”
他对于世事的理解，皆由从最朴素永恒的人心和常理出发，所以自始至终，他都能以超越时代的阔远目光，来审视当下、持守自我。
再之后，他有了和自己投性情的一群朋友。说起金岳霖来时，妙趣横生：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
他的学生则说，“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沈先生谈及熟朋友时总是很有感情的。”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这些时候的沈从文，是软弱的。“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可又有些时候，他从骨子里透着自己的坚持和执拗。
他评价人与事，无不从自己的真实内心出发，即便是对有知遇之恩和深厚感情的徐志摩，也会公正客观地评价他的诗句，说“正因其为太累赘，所以许多诗句子徒美，反而无一点生命。”至于对待周遭或痛心或危急的情境，则更是忍不住一次次发出真诚的、清醒的、不顾及自身的呼喊。
每一个作者写他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有时还是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能懂爱听’的阿谀效果。他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若有人问我，在你这个理想发展中，产生有成就的作家和有分量的作品，用来和这个乱糟糟的现实社会对面，有什么作用？我不必思索即可回答，希望它能有作用，即在多数人情感观念中能消毒，能免疫。不至于还接受现代政治简化人头脑的催眠，迷信空空洞洞‘政治’二字可以治国平天下，而解决国家一切困难与矛盾。却明白一个国家真正的进步，实奠基于吃政治饭的越来越少，而知识和理性的完全抬头。我以为倘若所谓悲剧实由于性情一面的两用，在此为‘个性鲜明’而在彼则为‘格格不入’时，那就好好的发展长处，而不必作乡愿或政客，事事周到或八面玲珑来勇敢生活下去。应毫无顾虑的来接受挫折，不用退避也不必作无效果的自救。这是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有见解的思想家，和一个有勇气的战士，共同的必由之路。我赞同文艺的自由发展，正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它要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够向各方面滋长，繁荣。沈从文在50年代后期逐渐由“从文”转为“弃文”，转而研究花花朵朵瓶瓶罐罐。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无法，也不可能写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字。他一贯是从“思”出发的，必须要由“信”出发来行文，他做不到。
政治的压顶力量是可以浇灭文学的。这是一件可怕的事。
但沈从文还是用尽自己一身的力气与心血，投入到了后期的文物研究中去。只是因为他笃信一份工作要在历史上负起责任，要像“种树造林”那样需要时间，而不是像“造饽饽”那样现做现卖。
历史的大风大浪过去，时间的陶冶分拣过去，也终究会证明哪些人会留下灼目的光芒，哪些力量会逐渐衰退，甚至湮没不见。
最后还想说的是，一个读者需要有足够的洞明、善意与功力，才能照亮一个作家的作品或一生。而张新颖老师，无疑做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被照亮的人所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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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前半生》读后感(三)：沈从文的前半生和后半生：两次“自我确立”
原文标题：开阔健朗与细心耐烦 ——《沈从文的前半生》的启示
作者： 黄德海
转载自 文汇读书周报
沈从文与张兆和1.如果可以大胆一点，放弃虚构和非虚构的严格界限，我很想说，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前半生》和《沈从文的后半生》合起来，应该恰当地看做一个独特的成长（修养）小说（Bildungsroman），因为它几乎拥有成长小说的所有重要元素。
有意思的是，以沈从文为主角的这个成长小说，并非按时间顺序依次写下来的，而是先有了“后半生”，再有了“前半生”。
原因呢，是作者觉得，“沈从文的前半生，在已经出版的传记中，有几种的叙述相当详实而精彩；再写，就有可能成为没有必要的重复工作”，但“《沈从文的后半生》完成后，这一想法有所改变。不仅是因为近20年来不断出现的新材料中，关涉前半生的部分可以再做补充；更因为，后半生重新‘照见’了前半生，对后半生有了相对充分的了解之后，回头再看前半生，会见出新的气象，产生新的理解”。或许可以说，正是有了这个“照见”，《沈从文的前半生》让我们在以往习见的形象之外，看到了一个不太一样的沈从文。
拿沈从文30岁时完成的《从文自传》来说吧，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大概能明显感觉到沈从文对自然风物的感知力和喜爱程度，也能领会其中的“别具一格，离奇有趣”。张新颖却在肯定这本书让“传主的形象已经确立起来”之后，特别指出，“这部自传带有强烈的此时、此地写作的特征，选择写什么、不写什么，哪些地方详细、哪些地方粗略，都与这个阶段写作者的生命状态关联密切；特别是，叙述的语调、风格，或隐含或表露的信息，都是这个而立之年的自传作者有意识传达出来的”。
等到世易时移，回看这本自传，进入晚年的作者想法也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再是“我在这地面上20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的声音，所嗅的气味”，而是“只有少数相知亲友，才能体会到近于出入地狱的沉重和辛酸”，他笔下那些堪称奇妙的湘西经历，也成了“20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生活”。
如此显而易见的判断变化，其原因，应该不是此前的自传叙事有丰富到让人惊异的“创造性记忆”，而是一个人应对过“各种各样的挫折、苦难和挑战”，经历过“多重的困惑、痛苦的毁灭和艰难的重生”之后，对人生的审慎反顾，如同经由后半生而对前半生的“照见”。或者按成长小说的经典说法，晚年的回顾是主人公“不断自我省察和反思”，走过了无数“错误和迷茫”之途后更为准确的表述；更进一步，或许也可以说，《从文自传》为未来准备的是一个充分意识到自己卓越感性天赋的自我，此后，天赋将自觉不自觉地转化为责任，向沈从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得完成作为知名作家进入社会之后的第二次自我确立——从这个角度上，或许更能看出后半生是如何“照见”了前半生。
最容易看到的“照见”，是沈从文后半生的“转业之谜”绝非一时心血来潮或只是被迫，而是可以从他的前半生里看到草蛇灰线的。湘西时期，沈从文的小包袱里就“有一本值六块钱的《云摩碑》，值五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五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居住北京期间，琉璃厂和前门大街的大小挂货铺是沈从文喜欢驻足的地方，“就内容而言，实在比30年后午门历史博物馆中的收藏品，还充实丰富得多”，他“用眼所能及，手所能及的一切，作为自我教育材料”。即便在慌乱的迁徙途中，沈从文也时有自己独特的留意之处，“在黔滇边境一个小客店中，发现当地煮烤茶用的白瓷罐，大开片厚釉，竟完全和北平古董商认为‘明代仿哥瓷’同一形制。又在一个小县城公用水井旁，看见个妇人用大瓷罐取水……看看罐耳蟠夔纽，竟十分精美，式样完全如宋制，刻画花纹尤奇古精巧”。
▲青年沈从文2.这里有个隐藏的问题，可能未必有人特别注意，即沈从文对文物的喜爱并没有因此发展成古董收藏，相反，他自己买下很多东西后会随手送人，看到好东西也会推荐好友去买。
更有意味的是，他对文物的喜爱，也没有坠入文人的收藏趣味里去，而是早在湘西时期就已留心其中含藏的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分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做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通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以往对沈从文长于感性而疏于文化的印象，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就像认为他仅凭自己出色的敏感就走过了后来的漫长岁月是很大的误解一样。《长河》完成之后，沈从文从“多产作家”变得作品相对稀少，一方面跟当时的战局有关，另一方面，就可能与沈从文的第二次自我确立有关。“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固然是第二次自我确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我看来，更为明显的标志是他慢慢脱离了较强依赖天赋性情的“别具一格，离奇有趣”，思想进入了更深的层面。
早在《从文自传》之前，沈从文已经从与青年学生的接触中意识到一个问题：“做文章也很有人，但当我告他们要成天苦写，苦思索，求对于事物与文字的理解，写三年也莫以为成功，再看成绩，听到这话他们的趣味消尽了，因为他们都相信天才，我却告他们没有天才，只是忍耐，大约具这耐心去工作的是不会多的。”此后，沈从文会经常强调这个耐心，“我真为我自己的能力着了惊。但倘若这认识并非过分的骄傲，我将说这能力并非什么天才，却是耐心”。道义见乎事功，他的学生，也会用这个词来议论他：“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
3.当然，还是可以把这个耐心看成是天赋性情的一部分，属于第一次的自我确立，而不是后来的自觉选择——那就不妨再看下去。
在《湘行书简》中，沈从文说：“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这份工作上来。我会用我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
慢慢地，这个心思变为一种自觉的选择，就成了沈从文反复强调的“责任”。如对新文学，他觉得需要“不逃避当前社会作人的责任，把他的工作，搁在那个俗气荒唐对未来世界有所憧憬，不怕一切很顽固单纯努力下去的人”。这个责任感，沈从文显然是越来越自觉的，并逐渐扩大到更广的范围里去，如张新颖在书中所说：“这种自觉的责任逐渐生长成型，把他的关注中心，从个人的文学事业扩大到他置身其中的新文学的命运和前途，更推至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
有了这耐心和责任的自觉，沈从文获得了踏实的安慰，或者起码是切实的鼓励。写完《长河》后，他在《题记》里说：“横在我们面前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
在陷入困局的时候，他相信自己“尚能充满骄傲，心怀宏愿与坚信，来从学习上讨经验，死紧捏住这支笔，且预备用这支笔来与流行风气和历史上陈旧习惯、腐败势力作战，虽对面是全个社会，我在俨然孤立中还能平平静静来从事我的事业。我倒很为我自己这点强韧气概慰快满意”。
沈从文相信，他“攀住的是这个民族在忧患中受试验时一切活人素朴的心”。由此，他也就“仿佛看到一些种子，从我手中撒去，用另外一种方式，在另外一时同样一片蓝天下形成的繁荣”。
在引了上面一段话之后，张新颖接着写道：“‘从我手中撒去’，这是对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工作与民族大业息息相通的关系的认同，是对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的确证。”想来不至于误会，这些话不是一个初入世者的盲目乐观，而是一个经过了世事的人谨慎的自我鼓励。
可以说，这第二次的自我确立，让沈从文把他敏感的天性、对历史长河的兴趣、自觉的耐心和责任混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新的自我。或许也正因此，在进入风云更为翻覆的后半生时，沈从文才虽遭艰难而没有一蹶不振，以成长小说主角该有的坚韧，作为一个“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
《沈从文的前半生》读后感(四)：在喧嚣的时代，做一个“独断”的人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如果说《沈从文的后半生》是张新颖在2014年为沈从文刻下的人生轨迹，那么，随着近作《沈从文的前半生》的出版，可以比作两个半圆的合拢，相互补充、相互印鉴，能够更完整呈现沈从文的一生。
《沈从文的前半生》叙述1902-1948的事迹；《沈从文的后半生》叙述1948-1988的事迹。1948年的确是沈从文的人生分水岭，那一年，沈从文患上疯病，并两次企图自杀而未果，年底他决心放弃文学，接着转行文物研究。
在《沈从文的后半生》里，我读到，沈从文有过几次重捡文笔的打算，然终不得成型。沈从文在1952年1月15日致张兆和的信中写道，“我又把《老同志》抄一次，是第七回”，这部短篇小说的夭折很能说明问题。“老同志”是个翻身做主人的农民，与沈从文从前的人物形象截然不同，沈从文屡番修改，想要写出一个与时代合拍的、充满革命激情的“大写的人”，他尝试归队、入群，却失望、痛苦。他认识到：“没有情感，即斗争知识再丰富，也无从反映到文字组织中成为作品。”中国少了一个小说家，多了一个文物专家。
沈从文后半生的这种改变，并非一蹴而就，我们须得往他的前半生，寻找渊源。尤其要注意他的文学观是如何形成的。对作家的再发现，围绕他的作品，结合他的经历，是很自然的事。沈从文的材料足够丰富。早年就有人笑他是“多产作家”，当时于他一方面是安身立命的无奈之举，一方面是渴求成就认可的创作欲望，而今，于我们确是幸事，在他的前半生里，沈从文已为我们留下无数的瑰宝；于研究者而言，这亦是幸事，除了小说，沈从文尚有很多文论、书札、《从文自传》、一些类自传的文字存世，足以让我们进入他的内心世界。
《从文自传》是沈从文于1932年因邵洵美策划“自传丛书”邀约而作，1934年时代书局初版，也是沈从文对自己最初二十年的人生历程（从出生到离开湘西）的回顾记录。张新颖评价这部作品“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他说，“正是借助自转的写作，沈从文从过去的经验中重新‘发现’了使自我区别于他人的特别因素”，从而“找到和确立了自己”。因此，张新颖的传记书写首先就是追求立足这部自传的细节与深度挖掘。
沈从文的青少年时代有点传奇。父亲沈宗嗣因参与刺杀袁世凯而出逃关外，大哥沈云麓怀揣母亲卖掉老宅得来的银两踏上寻父之路，不谙世事的沈岳焕（沈从文的本名）却耽于逃学、打架、骂野语乃至赌博，十四岁即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遍睹生死，亲历杀人，又因一场初恋“女难”亏空母亲1000大洋的卖房钱而恍悟自己愚蠢可欺的“乡下人的气质”，他一个人痴痴呆呆想了四天，决定“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从此进到一个“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在沈从文早期的经历里，张新颖突出了他性格的养成、文学的萌芽与埋藏的后半生的转型的一些原因。沈从文搞文物并非突如其来的想法，沈从文在青少年时期就“已从那些本地乡绅学会了刻图章，写草书”。1922年到1923年间，沈从文在保靖任“湘西王”陈渠珍的书记。当时，陈渠珍的军部会议室大橱柜里有书，有字画碑帖，有古瓷铜器……由于这点接触以及继之而起的兴趣与流连，后来又有琉璃厂的淘宝阅历，最终发酵至对文物的热爱。
自传的价值不只在于说了什么，还在于说的方式。《从文自传》里有处特别，就是沈从文描写砍头场景时显得淡然处之，后来常被诟病为他漠视百姓的军痞习气。学者王德威曾作《从“头”谈起》，认为“他的反应在悲悯之余，竟多了一层宽容”，因他见惯了乱世人命不如蝼蚁的场景，而他将笔触推向夕阳、炊烟、菜香、小孩嬉戏等“连绵而柔韧的生活及生命憧憬”，正是他“对生命本能的惊奇”。王德威的剖析有新意也有深意。张新颖没有这种视角，但他强调沈从文早年就很喜欢读小说，因他认为小说是“表现世界”的最好形式，张新颖引用并分析“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与王德威的论述形成了回鸣，解释了沈从文为何那样写的原因，也解释了沈从文文学观的根本，这种文学观与建国后主流倡导的必须由“信”出发，而不是由“思”出发、由“情”出发，格格不入。
这种文学观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北平与上海，同样显得隔膜。然这种隔膜，这种与时代、与群体的隔膜，正是沈从文之所以是沈从文的特色。张新颖按照沈从文的行迹，为他绘制了一张“文学地图”，北京、上海、青岛、武汉、南京、常德、及至抗战爆发后的昆明，在细致的梳理中突出了同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坛往事。初至北平的潦倒，初期作品的发表，郁达夫的关爱，鲁迅对他的误会，他与丁玲、胡也频的友情，与郭沫若的结怨，徐志摩、朱自清等人对他的照拂，以及他在武汉、昆明的教学生活，他与张兆和的相识相恋……桩桩件件，一一分说，张新颖描摹沈从文的心境跌宕之敏感反应，以及在这种反应中始终如一不变的文学信念。张新颖选取的材料尽力突出了这一点。
比如，张新颖大幅引用了沈从文在1936年为《从文小说习作选》所作序言，这篇序言强硬回应长久以来对他文学的责难，他坦承自己“除了用文字捕捉感觉与事象以外，俨然与外界绝缘，不相粘附”，然而沈从文认为“应当如此”，“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需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这段引文达千余字，是全书最长的原文引述，这样的引述其实也表达了张新颖本人的态度。写传记，作者对传主常有深爱，却不可喧宾夺主，多加妄议，把自己的情感与价值观任意投射在传主身上，但不能不有自己的见解与立场，怎么做到婉转地渐近地表达，就体现在作者对传主全盘熟悉之后的材料组织、重新整理与适度点评。张新颖的两部从文传记，在这点上都做得很好。
对传记而言，个人的性格、情感、意志和判断定然会影响到传主人生中的各种起伏、顺逆、成败与得失，与此相应的，个人的遭际既然受制于社会和历史所框定的条件，也必然要求超越个人的有限与负担，凸显个人所承受的庞大而冲撞的社会力量。终极言之，一部好的传记，可以对人性的可能性做出独特而深沉的诠释，表现个体在逼仄的空间里有意识地确认自己的位置以及他有意或无意显露的挑战与不服从。
把《沈从文的前半生》与《沈从文的后半生》并置一处，封面皆是白色的底子配着作家的信手涂鸦，一幅画着水鸟画，云“我的画成为怪东西，因此只得搁笔”；另一幅是外白渡桥上热闹的五一节游行队伍与黄浦江上孤独的捞虾人的遥遥相对。前半生连系后半生，成就自成一格的“独断”的人。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于今，我们幸而能以文字为碑，铭记历史河流里一切“独断”的人。
《沈从文的前半生》读后感(五)：笨人沈从文
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的前半生》是关于沈从文传记中比较独特的两部， 两本书都是是挪用大量沈从文自己的记叙让传主本人说话，读起来倒像是“我的自传”。
这种作传方式放在别人身上真不一定管用，首先要传主面对文字必须是诚实的，而且他对生命的体验会反复回溯到自身，才可能妥帖地勾勒出一个人的人生轮廓。
张新颖先前只创作了“后半生”，因为觉得前半生研究已经颇多，但写完后半生觉得反而可以对前半生有更好的认识——前半生身上的特质正预示了后半生的命运。
在建国后被批判的后半生里，沈从文选择了沉默——文学创作几乎停滞，但另一方面，他花了大量精力研究古代服饰、文化。同时代的多少文人——简直还不如不写地在建国后败坏了自己手艺的可比比皆是。
毛姆有句话讲：“伟人通常是始终如一的，而小人物则是各种对立矛盾的集合体。”沈从文后半生是自卑的，但从一以贯之这点看，倒不失为一位伟人——自始他没有为政治呐喊助威过，认为“一个政治组织固不妨利用文学作它争夺‘政权’的工具，但是一个作家却不必需跟着一个政治家似的奔跑。”没有站过队；他也始终没有背弃过那条文学之道，写底层人物，写故乡的战争与和平，晚年被下放还打算从盘古开天起修地方志。
所以读他的前半生很意外的是，沈从文在这一阶段还写了很多惹事的杂文，他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用自己的温文尔雅的行为来捍卫认同观念的人，身为一个湘西汉子，相反比许多人都更勇于斗争。丁玲被捕，他力促胡适等有影响力的人去拯救丁玲，连胡适都放弃后他依然笔耕不辍地发文、陈情，后来为丁玲做了许多纪念文章。他所写的一部部长篇、文集也是被各处频繁消减。
而为了在政治和战争中争取书写凡人的文学的权利，他通常是一名孤独的战士，为此总得罪惹事——妻子张兆和、友人巴金等人都认为他才华在小说——“精神在那些琐琐外表的事情上浪费了实在可惜，你有你本来面目，干净的，纯朴的。”
沈从文、张兆和没受过什么正经教育投入文学的沈从文，文学上的数次顿悟都是靠亲近真正的人民得到的，他从那朴实的人民身上看到美看到力量，“这些人不需我们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分命运。”这是他文学素养的来源，真实。似乎已经决定了他不亲政治，不喜欢任何战争，也不亲任何作家、文章派别，而只是报人的知遇之恩，为艰难的人扶上一把。
胡适早早地说沈从文是天才，他确有天才的自觉性，文学还没正式入港，在文学批评上却早有了清醒的认识，批评郭沫若的意图明显的小说实在不能算好小说。指点汪曾祺写小说人物对话，不能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
也可以说真实也是他为人力量的根源，年轻时写着“女人是可念的，有些还美。”后来用真诚又笨拙的书信一点点打动了张兆和；中间有一次精神出轨，未经展开的故事被他写进一部小说，希望这部小说以后若被精神医生、自由洒脱之人看到说不定也能搞出点什么研究——其实就是遮掩了谁又知晓。后来写文章被批判，他未发表的申辩里写着：“只要人存在，据我想来，总有一天要战胜流俗，独自能用作品与广大读者对面的！”固然是准确的历史判断，但若果真发表出来，又不知要多挨多少批判。
这样做的文章是真诚的，人却未必讨喜。 所以他说自己是个死心眼的笨人，别人升官发财，丢了文学的初心，他“始终相信必需继续学个三五十年，方有可能把文字完全掌握住。”这笨当然也包括他之后关于写什么不写什么的抉择。
这就像《沈从文的后半生》书前引用的沈从文到简笔画：喧闹的大桥边，远离画面重心的一侧，一位被喧闹吵醒的渔人，用捞蚊子的小网捞着鱼虾。 他远离热闹，辛拙地经营着自己的田园。
这样的人当然对一个巨变的时代是“无用的”，他不鼓吹战争，但这样下去所有国家的问题也当然没有出路。只有时代变迁，他的作品才会慢慢显现出难的价值，相比总在改弦更张的革命者，沈从文的价值则更像是做了对一个民族延续来说总也不能缺了的传承者角色，用他文字的中的水性穿过战火、铁板，使之到达了今日——不管是用小说记叙湘西，或是研究古代文化。
老舍故居外地作家客居青岛的短短几年往往都能写出生涯中相对重要的以故乡为背景的作品，像萧红写出了《生死场》，老舍写下了《我这一辈子》、《骆驼祥子》、《月牙》。前年去到了沈从文在青岛的故居，是在这里沈从文确认了自我——面对大海，让他想到湘西的水，正如同萧红想到了呼兰河，老舍想到了未名湖吧，这里同样有难得的宁静、远离过分复杂的政治斗争。
沈从文故居沈从文而立之际写下了《从文自传》，通过对故乡、自我的回溯，确立了自我是谁——一位写湘西、写真实的作家。汪曾祺说这本小说在说的是如何成为一个作家的。连最出名的《边城》，也是沈从文和妻子去崂山的路上见到在老人招魂礼上哭泣的女孩作为最初的引燃点的。
大量的引述内容当然挤压了作者本人的见解空间，但张新颖也有意地操纵着自己到底要关注什么，他关注的始终是沈从文的心灵史。那些稀松平常无事发生的日子，却也可能是沈从文心灵转变的重要时刻，这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说，总是要提及的。
“伟大和朴素本不可分”，这是沈从文一生的为人、从文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