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疾》是一本由张宏杰著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1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顽疾》读后感(一)：人性与制度之问
作者尝试从中国历史中探寻腐败这一顽疾的影响因素，基本的结论是“高薪未必清廉，但低薪一定腐败”。这一结论并不针对个人，而是将其作为线索，依据整个王朝的历史演进趋势，讨论腐败的制度性因素。
作者将这些因素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权力决定一切的封建社会运行方式，二是权力缺乏约束的封建制度缺陷，三是低薪制导致封建社会腐败恶化。选择从官员薪酬入手，在于它是联系人性与制度的最直接领域，既可展现人性欲望，又能反映制度弊端。
在厚禄与薄俸的不同制度设计下，古代官员的个人生活被描写得十分生动，腐败形式、腐败诱因、腐败影响清晰明了。尽管作者选取的大多是常识性的历史片段，但以薪酬的主线贯穿在一起，能够让读者更加清晰地看到个人私欲如何膨胀、制度之弊如何放大，最终使腐败成为历史演进中的顽疾。本书脉络清晰，文白处理得当，值得一读。
《顽疾》读后感(二)：在古代当官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春节假期在家看完了张宏杰老师的《顽疾》，张宏杰老师是历史学博士，对明清史研究透彻，观点明晰，之前度过他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作为对明朝历史抱有浓厚兴趣的伪明粉，是一本不错的入门进阶读物。
《顽疾》这本书通过大量详实的史料和清晰明确的论述，为我们讲述了中国中国汉宋元明清等时期官员的生活状况和收支情况，尤其是通过古代官员的收入为切入口，以及拓展开的制度设计、社会情况等方方面面，深刻剖析了古代政权体制运营的机制，中国官员的真实生存状态，以及伴随中国历史长河中绵延不绝的千古顽疾——腐败问题的根本原因。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借古问今，以史为鉴。读完这本书后，才感受到原来古代官员的贪污腐败方式和程度毫不逊色于今日，国家设计的反腐制度与制裁腐败的方式也几乎如出一辙。除了惊叹于历史的重复。令我更加感慨的是，原来在古代的官员大部分时候是不得不贪污，因为他们是真穷！
想象中，古代官员应该都很富有，然而在中国历史上，薄奉制度一直是主旋律，官员的薪水出奇的低，北魏、元代等时期直接不给百官发半毛钱俸禄。即使是位居高位也时常囊中羞涩、入不敷出。书中以清代高管曾国藩为例，他在做清廷翰林院检讨（相当于今天的副处级干部），年收入为一百二十多两白银，年支出六百多两白银，换算成今天的生活水平，也就是说曾国藩要在月收入大概只有2000元人民币，每年几乎赤字约90000元，而且清代皇帝着实是抠门儿（历朝皆如此，除了汉处、唐代等少数时期），公车、分房、福利待遇年终奖通通没有。明代皇帝更是出奇的能”省钱“。如果你是一名明朝县令，每月月俸只有七石五斗米（折合现在的900斤左右粮食），堂堂一方县令，也就是凑活过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更甚，国家连办公费用都不给你，手下的师爷、门房、随从工资都得自己的腰包出。一家老小几百号口人皆靠这一百多两白银或几十斗米度日，还得对外维持一个大国官员应有的体面生活，你让人有肥肉不贪，紧靠着虚无缥缈的道德宣贯、思想政治建设等保持清廉，实在难比登天。题外话说一嘴，现在觉得陶渊明当年不为那所谓”五斗米“折腰，算算还真没损失什么。
当然，我无意为历代官员贪污腐败的事实正名，奉公守纪、清明廉洁、心存百姓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公务员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但看完全书了解古代官员的真实生活状况之后，置身于真是的历史环境当中，才能感受到陈寅恪所言之“同情之理解”，并对他们抱以一丝“理解之同情”。穷到不得不自己在家里院子躬耕以求饱腹，难得到市场上买两斤肉改善生活都会成为今日头条的明代官员海瑞、全家敝衣破裤住在南城一处废弃的菜园子里，一件官服一穿就是十年的清代官员刘光第等等...都是古代做一名清官的代价和真实写照。法家且说”仓廪足而知廉耻，衣食足而知荣辱“。历朝历代的薄奉制度真所谓是“既要马儿快快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正如书中所说，一个人如果生活不下去了，即使面对锋刃相比，也会想办法去谋取收入，何况他们还掌握着地方或国家的大权。这既是所谓让渴马去收水，让恶犬去护肉。虽然历朝历代也会出现一些恪守操守的清官。但极其少数，不可能用这样的标准去要求所有人。
书中除了提出若官员薪水过低，无法维持正常公务和生活开支，一定会导致制度性的腐败这一贯穿全文的关键观点。还从中国历代官吏收入的视角分析腐败发生的机制。并分析古代整治贪腐的一次又一次新改革或新制，以及国外的一些先进且行之有效的做法，提出了整治腐败的全面药方：合理的薪酬，公开透明的信息，有效的权力约束制度，独立的强有力的反腐机构，有效的新闻监督，开放的民众监督，合理的公务员规模，这几味药可谓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每一环节都是廉政建设这一大木桶的关键木块，无论缺少了哪一块、无论哪一块出现了短板。都存不住多少水。即使是高薪制度也无法独立地承担起廉政建设的艰巨任务。
除了书中本身的史实和论据让人手不释卷，作者张宏杰老师考究、写作的匠心和认真态度也让人肃然起敬，苏中大量的事实皆有史料辅证，大量的数据、表格融入在书中。举个例子，我在读到”窘迫的曾国藩：清代京官的生活水平“一章时，有一段关于曾国藩中举后老家湖南各地去拜客”众筹”去北京当官的路费的描写。作者在地图上将曾国藩跑了的十几个州县一一在地图中找出、手工标出，并一段段累加，计算出了曾走过的路线和公里数。作者为了让读者体会到曾国藩千里拜客之路途遥远与过程不易，即使一个小细节也反复考据，令我瞬间感受到作为一位历史学者的一份用心与严谨。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历史永远是反思当下的一面明镜。无论是宏观的腐败问题还是关于人性的深度思考，都值得用曾经的经验也好、教训也好，反复反省，汲取智慧。正如我的男神罗胖对这本书的推荐语“《顽疾》这本书，说的是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但实际上点出了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的三个问题：如何分析自己身处的格局？如何建构一个良性之网？如何破出一个恶性网络，既享受其资源，又不同流合污？（曾国藩：内清而外浊，内方而外圆）”
《顽疾》读后感(三)：思路和内容提取
传统社会的皇帝经常有很多反腐败的点子。北魏太武帝就建立过一个举报制度，号召天下百姓跑到皇帝面前直接举报官长。结果跑来的都是地方流氓和豪强。朱元璋对官员有一种农民思维式的痛恨，反腐最为激烈，地方官贪污60两，在土地庙前剥皮示众，其反腐时期杀了十几万名官员。但是这都没有用，没触及根本。
有几个原因，一是权力决定一切资源的分配，皇权本身经常是最大的腐败，是一个超经济强制的社会，所有人给皇帝打工。历代统治者的原则都是利出一孔，天下所有利益要用皇权，自上而下地赐予。人只有攀附权力，才能安全。二是权力不受约束，古代社会历来讲人治，御史台、都察院几乎形同虚设，许多王朝的中后期往往皇帝带头腐败，那监督系统就完全失效。它没有外部的监督力量。三是低薪制度导致的腐败恶化，中国历史上，除了唐代，几乎都是薄薪制，薄到无法养活子女，因而官员不得不在公务之外另谋生路。
其实管子、汉宣帝、唐玄宗、宋太祖等许多皇帝都认识到，低薪必然滋生腐败的道理，但是因为皇权的任意性，加上每个王朝都有不断扩大官员编制的倾向，良好的薪俸制度经常短命，结果就导致官场和社会周期性败坏。君主专制引起了两个问题，中央集权的完善，以及官员权力的分散制衡，这两点都会促使官僚体系无限扩张，以至于到社会无法承受的地步。
皇权是自私和短视的，由于战乱，皇帝经常克扣官员工资充实中央财政，但和平之后又不想收手，引起了周期性的低薪制度。有的皇帝迷信一些理念，比如乾隆就不顾通货膨胀，强行固定官员的养廉银名义数额，结果导致王朝慢性腐化。
清朝的海关是精细化管理的部门，征税规则明确详细，实行商人亲自记账的方法，实行多重监管核算制度（户部和广东巡抚），并有严格的惩戒制度。但这并没有卵用，因为执行起来太困难，也没人愿意监督，皇帝派来的都是亲信，互相交好。而且海关也是皇帝的小金库，不容外人插手，只是为了多收钱。外国人来做生意，只能跟“十三行”来做——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商人——吃哑巴亏。英国人对海关的种种腐败极不适应，虽然腐败的钱算上去关税也不高，但是海关官员们贪得无厌的嘴脸，不透明的肮脏的交易过程，都让人深感屈辱，外商知道他们的钱大多没有上交帝国财政。1792年，马格尔尼带了一堆礼物访华，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求税收透明，开辟新的贸易口岸，但被乾隆一一驳回。因为思维方式不同，英国人以为海关是公家部门，皇帝则把法官当成自己的私人金库，只会交给收钱更多的亲信看管，亲信为了报效皇帝，又要拼命腐败。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赫德接手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责，在所有重要岗位全部换上外国人，使用英国的会计制度，防止造假；设立了独立的审计机构——稽查账目税务司，巡视各个海关，抽查账簿；把海关公务员的薪水提高几十倍，以至上千两。多管齐下，大幅提高了海关效率，让海关税收从大清财政的5%上升到26%。皇帝对此极为欣慰，赫德死后被皇帝追封为太子太保。
清朝雍正时期，一两银子约合人民币600元。但清朝巡抚一年俸禄只有155两，所有的官员都在通过陋规来搞灰色收入。官员的穿衣、养家、社交、供养工作人员、全部要自掏腰包，国家是不管的，因为皇帝想省钱，而且还有康熙的祖训“永不加赋”。甚至连阅兵，通信，清政府都不会出一毛钱。这就让陋规变成了不得已的灰色收入：包括节礼、漕规（地方向中央运粮部门中产生的费用）、关规、盐规（盐商进贡）、钱粮平头银，等等。官员之间的礼金，还分为见面礼、节礼、贺礼、谢礼和离任礼等等。大官吃小官的进贡，小官吃吏员，吏吃老百姓。地方官可以随意操纵法律，随意征税，吏则跟豪强勾结，明目张胆地抢钱。其中最著名的多收钱的名头就是“火耗”，本来是熔炼时的金属消耗，结果成了敛财的万能名头，比例高达20%——200%，最终导致老百姓负担过重，官吏则集体腐败。陋规体系在康熙时代确定，在雍正被养廉银改革掉了，在乾隆又死灰复燃了。
康熙性格温良，跟李世民有点像，处处为他人着想，极为体恤官员。但是他8岁登基，久居深宫，不了解官民关系和民间疾苦，因此在处理腐败上手段过于软弱，除了年轻时几次整风反腐，树立于成龙为道德模范，康熙王朝都在慢性腐败之中。康熙时期，中央财政的比例为87%，地方只有13%，无法糊口，成为腐败的永动机，这又跟康熙沽名钓誉的永不加赋很有关系。康熙的思维也有一定逻辑，他读历史，觉得腐败是不可治愈的，只能缓解，官员肯定会揩油的，只不过他只能让他们少揩一点，用提倡理学，树立典型来治理。这是不行的。雍正则手段狠得多，养廉银改革（火耗归功，弥补亏空）后对依然贪污的官员纷纷抄家，严惩不贷，导致了难得的十几年治世。
战国以前我国主要国家都是领主世袭制，但这样的制度让国家变成了一些小贵族领地的结合，不利于打仗动员。在战国时期，世袭制就消失了，变成了中央集权制。汉代初期的俸禄制度是高薪养廉的，但是它只涉及小部分高级官员，而普通和基层官员收入十分微薄，收入差距很大。这样的体制是不能避免腐败的。基层官吏，尤其是吏员，往往和地方豪强勾结，利益盘根错节，新官上任如果不能跟他们搞好关系，就会寸步难行。汉宣帝认识到这个问题，提高了基层官吏的收入，加上汉朝的吏是有上升为官的通道的，因而此时成为汉朝吏治最好的时期。后来科举制，封死了吏的晋身渠道，就让吏治更加败坏。东汉中期，汉安帝时羌族叛乱，国库空虚，就开了克扣百官工资的先例，结果就是官风大坏，官民关系恶化，民不聊生，当然，这也有东汉党政，宦官外戚专权的原因。
低薪制下官员发生了很多悲惨故事，比如南朝陈时清官褚玠就遇到过，去山阴当县令，到任后打击豪强，成效显著，但离任的时候竟然没有路费。多亏皇太子资助，才能离任返回首都。
最恶劣的制度是无俸制，官员完全没俸禄。用这种制度的都是北魏、元朝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他们习惯了靠掠夺来获取收入——分配没有规律，严重不均。这种制度，除非皇帝及时采用汉制，否则都会迅速败坏。北魏虽然经过多次改革，但后期也因为战乱，削减百官俸禄到日常的四分之一，结果政府再度陷入腐败，很快灭亡。
唐玄宗的思路就是高薪养廉，所以唐代官员待遇很好，每人都会有职田、俸钱、食料和杂用四种收入。官员还配有公车，各个事务几乎都有拨款，退休工资是工资的一半，俸禄还随着物价水平提高，官员就活得很好。
明朝低薪制度的特点是，官员俸禄极低，因为绝大多数钱都分给了皇室家族，也就是朱元璋的后代了。一边官员吃不饱，一边拼命抓贪腐，这就是朱元璋农民思维导致的悲剧。清朝一开始继承明制，结果就很不好，直到雍正下大力气改革。
曾国藩的外圆内方：外表看是个世俗官员，接受潜规则，接受一部分礼节。但是实际上他不收陋规，拒绝腐化，收礼从不超过20两银（相当于现在4000元），即使为了人情世故而从盐运和海关中收取的小金库，也是为了维持公务和正常交际，去职后他将剩下的一万多两银子全部匿名捐出。自己一生俭朴。那些要名誉的清官，似乎就很不如他了，这种清官把其他所有人都置于难堪的境地，因而就没人会亲近，做不成事情。
学习新加坡的经验，总理年薪170万美元。工资越高，服务水平越高，这才是常态。反腐败，一要有合理的比一般私企较高的收入；二要收入和公务透明化，接受监督；三要有独立的强大的反腐败机构。其余，公民的反腐热情，司法一定的独立，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合理的公务员规模，也非常重要。
《顽疾》读后感(四)：《顽疾》：局中人如何破网
罗胖的解读
今天推荐的这本书《顽疾》，作者是著名的历史学者张宏杰先生。
这本书，说的是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但实际上点出了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的三个问题：
1.如何分析自己身处的格局之网？
2.如何自己建构一个良性之网？
3.如何破出一个恶性网络？既享有其资源，又不同流合污？
每个人都是网里的一个点
卢梭讲过一句话：每个人都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在一个成熟的权力网络中，别以为单个的你是自由的，事实上人无时不在网中。
就拿腐败这事来说，你以为腐败就等于贪官吗？
或者只要你不送，不收，腐败就跟你毫无关系吗？
皇帝为什么最喜欢拿孔孟之道鼓励臣下为官清廉，却又总重用那些贪赃枉法的马屁精？
朝廷给官员低薪或者无薪，会大大减轻老百姓负担吗？
清廉到女儿都被逼饿死的海瑞为什么总不招同僚待见？
朱元璋杀人剥皮无所不用，大明朝为何成了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
在无处不在的网络当中，人只能做随波逐流的孤舟吗？
那有没有办法摆脱束缚，破网而出？
赫德怎么编成一张良性的网？
清代的腐败，尤以海关为甚。
但一个叫赫德的英国人，解决了这个外国商人头疼，同时也是历代皇帝无解的问题。
在他担任中国海关关长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海关几乎杜绝了腐败，成为著名的廉洁机构，被称为“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
难道是皇帝赋予了赫德什么生杀大权吗？
其实他依靠的只有会计制度、人事制度和薪酬制度。
同时，他清晰把握了自己与中国政府的定位，改革理性而渐进。
他是如何釜底抽薪，编织了这样一张良性的网？《顽疾》会告诉你。
曾国藩怎么破出一张恶性的网？
曾国藩，立志学做圣人，成为一个道德上的完人。
但他却不想做海瑞那样一个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但一辈子却没做成什么大事的人。
于是在现存记录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甚至他当京官都无力救济自己贫病交加的舅舅。
但他也毫无障碍地收受下属的“公费”，建立小金库，也按照官场惯例打点上级，甚至跟别的官员一起大吃大喝。
曾国藩取一尘不染之实，却竭尽全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
他是怎样过着分裂的生活，做成了大事且全身而退的？《顽疾》会告诉你。
张宏杰是谁？
张宏杰是罗胖最喜欢的历史写作者，他之前写历史的几本著作：《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饥饿的盛世》，罗胖在视频节目里多次说起。
这一回，终于有机会把他的新书《顽疾》拿来独家销售了。
（此处大笑三声：哈—哈—哈—）
历史是连续的，今天的中国社会，在物质层面上已经与传统社会面目全非，但是权力结构的基盘，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惯性。
腐败，仅仅是投射这个权力结构的一个入口。
《顽疾》读后感(五)：政治正确的面前，撕开腐败的内衣
从历史中寻找 可以解决当代腐败问题的方案，每个朝代的历史背景，统治阶层的个性，以及社会的发展水平都描述得非常详细，当然也很生动。小说的笔法，而且说的都是人话，所以看起来不累，也能引发人深思。
全书可以看到，作者有一种克制的态度。特别是读完全书后，突然发现作者隐藏起来的那些心思，会心一笑。
我们的腐败可以算是一种传统，所有我们现在讨论的反腐的手段，历史都试过。所有的统治者都希望能更好地管理国家，也是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手下，那么合适的办法呢？
抓住他们的小辫子，腐败就是他们的小辫子之一。
所以：听话 OR 腐败，你只能选一个，看看历史的抉择~
《顽疾》读后感(六)：腐败为何成为了中国历代王朝无法根治的千年顽疾
和珅作为贪官，以其富可敌国的家产为世人熟知。据传说，和珅的家产高达白银“两亿三千万两”，甚至白银“二十亿两”，相当于三个、甚至三十个大清帝国的国库总收入。如果真是如此，难怪太上皇乾隆皇帝一去世，嘉庆皇帝掌握实权后就立即查办了和珅、抄没了和珅的家产以充国库。但是翻看嘉庆皇帝宣布和珅二十条大罪的史料我们会发现，前十二条，主要是独揽朝权，独断朝政，培植私党，举止僭越等等。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是和珅的居所和陵墓，修得奢侈逾制。直到第十五条以后，才是和珅的种种贪敛行为。如此可见，和珅的贪腐并非触动龙颜大怒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明显是干预朝政、触动了绝对权力——皇权。
我们不禁要问，历代皇帝们真的不太在意贪腐问题吗？从和珅的案例以小窥大，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历朝历代治理贪腐，贪腐问题却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皇权作为一种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种腐败更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张宏杰所著的《顽疾：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一书中，就对历代的腐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用详实的数据和案例，生动刻画了当时的权力运行机制和官场百态，对这一千年顽疾产生的背后原因进行解读，并对相关制度建设做出了展望。
《顽疾》一书的作者张宏杰，著有《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饥饿的盛世》等书，现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明清所，是《百家讲坛》节目的知名主讲人。本书中，作者以大量的历史史实和真实数据，把历朝官员及吏员的收入支出情况、地方治理规则以及国家制度建设等问题作了详实的介绍。而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今天看来依旧具有教育意义。如此看来，《顽疾》一书也是一本了解中国社会和官场生态，以及反思自身格局的不可多得的好书。
一、 荒谬俸禄制度下的贪腐百态
在我们的印象中，古代只要是当了官的人，生活基本都富足有余，不用再为温饱问题犯愁。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低薪是我国古代官员俸禄制度的一个典型特征，此制度也导致了屡禁不止的贪腐问题。
官员俸禄过低的客观原因是庞大的官僚体系与单一而匮乏的农业税收入之间的矛盾，导致单薄的国库收入如无法负担支出，那么支付官俸就成了一大财政难题。薄俸制就成了朝廷的无奈选择。
除了财政无力支付俸禄的客观原因外，还有皇帝的专权和短视造成薄俸制的主观原因。皇帝如同一个企业的负责人，总是想付出最小的成本收获最大的利益。如此以来，思想改造就必不可少，企业会对员工谈奉献、谈理想，那么朝廷就会对百官们谈百姓福祉、谈清廉为官，以此降低俸禄节省财政经费，有的王朝甚至还采取无俸制，比如北魏王朝和元王朝早期。《顽疾》一书中举例“曾国藩在翰林院检讨时，年收入为一百二十九左右，年支出为六百零八两左右。赤字四百八十两左右，需要自己想办法弥补。”
级别尚高的京官生活状态尚且如此窘迫，更遑论地方小官拿着微薄的工资要怎么生活。如此一来，一部分官员就不得不想“办法”来贴补生活、弥补亏空。贪腐现象就这样产生了。
“陋规”就是贪腐现象的典型代表，官员们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只能依靠自己的权力来勒索“下属”，而下属又将其一层层转嫁给百姓，“勒索”时间长了，就形成了官场内约定俗成的“陋规”。这些规费大部分来自掌管盐运、漕运、海关等有权有钱的机构。官员们还可以通过大小节庆向下属收要礼费。除此之外，因为朝廷规定的税收制度的所得并不能满足地方需求，各地还存在着诸多要向老百姓征收的“地方附加税”。
二、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看到这些贪腐乱象，你可能问为什么皇帝不严厉治理呢？因为绝对的权力必然会导致绝对的腐败，对腐败斩草除根的治理必然会触动权力的根基。
我们先来看看一个史料：雍正皇帝才登基不久，就要求各个省的总督和巡抚向他汇报个人的“陋规”情况，尽管官员们心有顾忌，但是迫于压力还是如实上报了。但让人吃惊的是，雍正皇帝并不赞同官员们要将陋规砍掉的决心，也就意味着他容许自己的臣下继续收受陋规所得。
皇帝允许陋规的存在，是因为陋规恰恰维护了皇权的利益。各地收受的陋规所得，有很大一部分又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到达皇帝的手中，譬如广州海关这个肥水部门每年都会以各种名目向组织商行向朝廷捐钱。说的不好听一点，很多有权有钱的机构实质是皇帝及其亲信的分赃之处。
皇权作为一种绝对的权力，不受任何约束，尽管历代都设有监督管理的机构，但是其职能往往会被皇权架空，更不可能监督皇权。一系列的贪腐乱象说到底都是为了维护皇权、维护江山永固的畸形产物。正是皇权这一绝对的权力，导致了绝对的腐败。
三、 晚清海关治理样本借鉴——什么样制度能让人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
1853年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导致上海海关运转失灵，导致海关暂由英、法、美接管，并意外取得良好收益，这一事件造就了晚清海关不再贪腐的传奇，对今天的权力运行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上海海关经过暂时接管，并取得良好后，英国人赫德来到了北京，与恭亲王商议海关改革一事，并为英国争取到了海关的管理权。这次海关改革分别从会计制度改革、审计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工资制度改革四个方面进行。首先，赫德淘汰了中国传统的旧式账册，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详细的和绝对可靠的”会计制度；然后，赫德专门成立了稽查账目税务司，不定期的对会计账目进行突击检查；接下来，赫德改革人事制度，将重要岗位人员均换为了外国人，并坚持“考试进入”的用人制度；最后，赫德对工资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不同于之前的名义上的低薪制，赫德用支付高薪并加以绩效鼓励的方式保证了海关官员的清廉。
赫德对晚清清海关改革治理的思路，恰恰也符合当下治理贪腐所运用的从“不敢贪”到“不能贪”再到“不想贪”的思路。首先反腐力度要大，让官员们不敢贪；然后要做好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官员们“不能贪”；最后，随着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的构筑，官员思想水平的提高，以及高薪养廉的推行落实，就能实现“不想贪”。
《顽疾》一书在对历朝的贪腐现象进行详实的陈述，指出了贪腐的原因其实源于权力运行的失衡与低薪制度。不仅如此，书中讲述大量反映官员的真实生活状态的案例的同时，也告诉我们后人，要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即兼济天下，又独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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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疾》读后感(七)：中国传统悠久的腐败该如何治理？
中国传统社会的腐败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种制度性度性腐败
第一个原因是“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运转机制。
第二个基础则是权力不受约束。
第三个原因低薪制导致腐败的恶化。
中国到今天，社会运转的基盘，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惯性。特别是贪腐现象及其背后的规律，与历史上影时期有很多相同或者相似之处。看清历史，有助于我们找到治理这年顽疾的良方。
第一章
作者以清朝海关为例，讲述清政府腐败的海关如何被列强英国管理后变得清廉：
原因：
1、会计制度的引进
2、人事制度改革（考试制度）
3、高薪养廉
4、其他：
管理者个人的素质
把握好与中国政府的定为
渐进、理性的改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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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疾》读后感(八)：对于此书论点我比较赞同
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必然要设置大量官员，控制社会的一切，这样才能保证皇权贯彻下去，而且为防止地方做大，中央财政必须打压地方，而官多了财政支出必大，王朝初期官少还好，后期官僚集团自我膨胀，为了节约开支必然低薪，然后默许官员自己捞偏门，这就是腐败的原因，但文中也说了高薪不一定养廉，还要制度配合，但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作者没提，我们的文化，不一定官员才会贪污才要反腐，现在学个车学费之外花销也不少，看个病也要红包，孩子上学也要，人情关系遍布我们社会，紧缺的资源权利都会拿来变卖，举香港和新加坡的例子，其实我觉得不合适，人家在华人社会这么廉洁在于他的小，没有中央和地方这么纠结的关系，不用设立这么庞大的官僚系统，如果我们是邦联制度，地方各自结算，那起码东南沿海的税收自己都富裕何必卖地搞地产经济，
《顽疾》读后感(九)：受贿与腐败
腐败，从古至今，无论外国还是天朝，都是一个顽疾。张宏杰的《顽疾》就是说的这个问题，读完想了很多，但总是无法特别清晰的表达，只好仅就自己理解的受贿与腐败略略谈一下吧。
腐败存在在很多领域，不只政府机关就像医疗领域的商业贿赂，也是腐败的一种表现形式。经常有些运动来临，大张旗鼓的对这个商业贿赂行为进行鞭挞，可是总是没有多少用处，运动一过，依然故我。
其实，每件事情的存在都有其客观原因的，腐败也是一样。张宏杰认为，腐败首先是制度问题，然后才是道德问题，我深以为是。
一个现象出现，如果只是某个人的道德问题，那么这种现象不会普遍，但是，如果是大面积的出现，那么，就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的问题了，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从根源入手，否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可能取得成功。
拿腐败为例，首先得思考为什么能腐败、为什么得腐败？能腐败，是因为人手中有相应的权利，有寻租的空间，特别是在中国的现实中，很多一把手握有绝对的权利，却没有相应的制衡。要腐败，是因为每个人都是生活在活生生的现实中，都要吃喝拉撒，都要迎来送往，都有七情六欲，那么如果工作报酬满足不了个人生活的必须，那势必会让人想方设法去满足个人需求。另外，人是最容易比较的，当同样完成一项工作，得到的报酬却不相同，那就不是任何人都能心理平衡的了。所以，想要制止腐败，首先得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让人的权利得到限制，有相应的监管，同时还要得到相符的回报。
但是，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很难。因为我们的制度设计是基于人性本善的前提的，和西方人性本恶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更注重道德的力量。那么，在这种大前提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下，作为个人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可以拿两个典型作为说明。
首先是曾国藩。曾国藩在我小时候是作为反面人物来定位的，因为他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但是，这些年，社会在进步，可能也是意识形态的监管有所松动，很多作品都是把他当成正面人物来描写了，或者至少也是善恶参半。曾国藩是个律己很严的人，个人生活其实过得比较清苦，但是他该收的陋规还是会选择性的收一些。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生活在这样一个现实的社会，如果过于标榜自己的崇高，会显得其他人过于龌龊，那么他在官场上将寸步难行，想要做事那就完全不可能了，另外，他基本的生活也需要保障，在薄俸制下他没法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那么他选择性的用了一些陋规其实无可厚非。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对比的是海瑞。对于海瑞，其实一直都是褒奖的声音居多，因为我们崇尚道德。但是，道德当不了饭吃，他的生活过得就异常的清苦，清苦到普通人无法忍受的程度，连带家人都受累。不可否认，海瑞的道德水准是很高的，也身体力行的践行了圣人之言，但他的做法，对于普通大众其实没有指导意义，何况，在他的高道德水准的印衬下，其他人显得太不堪，他也找不到同路人，做任何事都会碰到掣肘，也就无法真正做到为民办事了。
道德当然是需要的，也是应该提倡的，但是在现实中，我想做曾国藩好过做海瑞。
《顽疾》读后感(十)：进入学术体制的张先生，严谨有余穿透力不足的著作
从惊艳连读三遍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到中规中矩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到温吞水亮点缺缺的本书，我看到了一个虽然缺少学术训练但极具穿透力的张宏杰已经蜕变为极具学术严谨性引经据典但缺乏想象力只能陈述事实和说车轱辘话的张先生。
本书反复说的无非三点：高薪养廉是吏治清明的必要条件、官员和政府的权利需要得到约束（集中式的反腐威权机构和分布式的媒体监督、群众举报）、合理的官员和公务员人数。
高薪养廉背后的逻辑是高薪才是拥有权利官员的价值匹配，否则就是价格扭曲，扭曲的后果就是官员的收入通过其他形式表现，而一旦突破道德，人就会变得没有底线；
权利约束背后的逻辑是上行下效，你利用私权侵犯公权，我作为下级为什么要坚持操守。
读到唐朝的薪酬制度，不得不佩服其严密完善，收入包括稳定和变动两部分，职田带来稳定的收入确保其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俸钱则根据通货膨胀情况变动。
罗胖之所以推荐本书，我想因为这本书的案例属于价格与价值不匹配带来的问题，和罗胖的自由市场经济价值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