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匹马走进酒吧》是一本由[以] 大卫·格罗斯曼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2018-3，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匹马走进酒吧》读后感(一)：做了一辈子脱口秀表演，这一次他想诉说自己
《一匹马走进酒吧》，最初吸引我的就是这个书名，它完全可以归类到所谓“书名清奇”之列。这本书的作者是以色列作家大卫·格罗斯曼，其代表作《到大地尽头》曾多次获奖，《一匹马走进酒吧》也获得了2017年国际布克奖。
“一匹马走进酒吧”，这个奇特的标题，实际上是书中的一个笑话：一匹马走进酒吧，便开始不断尝试不同口味的酒……去酒吧自然是去喝酒的。可是，除此之外，没有人关注它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它经历了什么。这匹马正如书中的男主角，脱口秀演员杜瓦雷。他做了一辈子脱口秀表演，他的职责就是满足观众的要求，用笑话、夸张滑稽的肢体表演给观众们带去欢乐。可是没人关心他心情如何，没人问过他曾经历了什么。
书中叙述了杜瓦雷整整一晚上的表演。只有杜瓦雷知道，这次的表演与以往完全不同。这一次，他想要诉说自己，诉说自己的童年，诉说自己的母亲。这是一场迟到的诉说，触及他内心深处最隐秘悲伤的角落。这是一场他不忍启齿、却又不吐不快的诉说。这是他的最后一场表演，是他拼尽全力对世界做出的最后一次抗争，是他对自己、对妈妈和所有那些未能诉说的人们的一个交代。
不出意外，他的表演遭到了那些买门票求快乐的观众的反感。杜瓦雷努力地迎合观众，满足他们的要求，只希求观众能够多停留片刻，多听听他的故事。他知道他的努力几乎是徒劳，他从未低估观众的冷漠，那份冷漠是他从小就熟悉的。哪怕只有少数几位观众坚持听到了最后，他也心满意足了。毕竟，他的声音终于被听到了。
书中采用双线穿插叙事的手法，杜瓦雷在台上的表演，同杜瓦雷儿时伙伴、如今的退休大法官“我”的回忆和现场观察，互相交错和补充，谨慎而缓慢地把杜瓦雷的童年遭遇和对母亲的回忆展开。作者的叙述非常克制，只“吝啬地”给我们些许片段，这更让我们体会到，对于大屠杀、战争、欺凌、人们相互间冷漠的回忆，是如此深沉地烙印在以色列整代人的内心，同时又如此地难以言说。
大屠杀的遭遇折磨着杜瓦雷的母亲，她沉默、她疯癫，这一切又传导给杜瓦雷。杜瓦雷同情并守护着母亲，讲笑话、做表演、倒立行走，用一个孩子能做出的所有努力给母亲带来些许安抚。他自己何尝不是忍受着同龄人的欺凌呢，弱小的他无力反抗，只能用各种古怪的行为来表达自己。他为何要倒立行走？因为“终于在空中世界找到了独属于自己的位置”。
他遭遇的一切如同他“个人的切尔诺贝利”，污染着他的一切，追随了他一生，而他只能默默忍受着痛苦的腐蚀。他渴望着他人的一点点友善和回应，然而外界依然冷漠如铁。没有人关心他母亲的遭遇，也没有人关注他遭受的欺凌，更没有人对他们伸出援手。人们不仅冷漠，而且善于遗忘，痛苦的过去随着沉默的人们消失，好似从未发生过，没人提起，没人诉说，没人倾听。
讽刺的是，长大后的杜瓦雷居然成为一名脱口秀演员，用各种好的、坏的、拆强人意的笑话取悦观众。过去所有的一切他都只能封存在内心深处。然而他不忍心，不甘心，他不想像所有经历过那些痛苦的人那样全部沉默失声，他想要说出来，在最后一场表演中，告诉这个世界：他们存在过，那些也都曾经发生过。
杜瓦雷的勇气值得喝彩。沉默、遗忘和逃避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只有正视战争，才更懂得珍惜和平。这不但是杜瓦雷的勇气，同时也是作为和平主义者的作者大卫·格罗斯曼的勇气和呐喊。
“In the end, we will remember not the words of our enemies ,but the silence of our friends. 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沉默。——马丁·路德·金”2018.04.30雾凇
《一匹马走进酒吧》读后感(二)：大屠杀后，笑话对以色列人是多余的 | 《一匹马走进酒吧》
2017年，以色列作家大卫·格罗斯曼凭借《一匹马走进酒吧》获得国际布克奖。
2017年，大卫·格罗斯曼的新作《一匹马走进酒吧》出版。同年，获得国际布克奖。这个书名略显古怪，但这部作品足够让人拍案惊奇：一个以色列老人在某个乡村酒吧里表演生命中最后一场脱口秀节目，为此他不惜费尽口舌请来了童年时的一个小伙伴，让其见证，并请其对自己的绝唱做出判决。
撰文 | 赵志明
脱口秀表演
蕴藏以色列人的心灵创伤
小说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台上老杜瓦雷的脱口秀，台下听众的各色反应；其中又以两个听众为触点，蔓及其余，即小个子灵媒女人（小说中借老杜瓦雷之口戏称为欧律克勒亚）和退休的法官阿维沙伊·拉扎尔。
于是，台上台下的互动和交叉形成了解读这部神奇小说的钥匙。随时听从老杜瓦雷的引导，经理在忠实地干着灯光师的活儿，光束在台上台下移动，一旦固定，被灯光罩住的人物就会凸显出来。此举显然意味深长。其中尤以欧律克勒亚和拉扎尔醒目。通过他们在台下的小声抗议和内心活动，再结合老杜瓦雷夹杂着大量政治隐喻和通俗俚语笑话的脱口秀表演，杜瓦雷一家的悲惨遭遇已慢慢呈现。让人联想到保罗·策兰那首著名的《死亡赋格曲》，触目惊心又无比沉重。
《罂粟与记忆》(作者: [德]保罗·策兰; 版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8月) 这本诗集收有保罗·策兰1944年至1952年间写的作品，其中有极具影响的《死亡赋格曲》。《死亡赋格曲》以奇崛的隐喻、冷峻的细节描写、沉郁的反讽描摹出纳粹集中营里犹太囚犯的痛苦和悲惨的命运以除此之外，与欧律克勒亚以及拉扎尔形成鲜明对应的其他酒吧客人，虽然人数不多，但身份各异，几乎构成以色列社会各界人士的缩影。他们花钱听脱口秀就是为了图个乐子，他们不关注历史，遗忘得又太快，显得麻木、浮夸和肤浅。
老杜瓦雷这场长达三个小时的个人秀，主旨其实是叙述一个发生在过去的事情，主要情节指向的是一个结束而非开始，诸多信息皆隐藏分布在他的滔滔不绝中。这种极具挑战的阅读，很像是完成一个超高难度的拼图游戏，必须聚精会神。只有坚持到最后，才能成功拼出图像，看到而不是领略这样的悲惨景象：在老杜瓦雷用语言倾泻而出的泥石流滚滚大潮中，漾着一具尸体。那是死去的妈妈。
因此，也可以说，老年杜瓦雷通过脱口秀这样将语言和把肢体表现形态放大到极限的舞台仪式，在为少年杜瓦雷向饱经摧残和折磨的妈妈献上语言的鲜花。当然，也为她的丈夫，杜瓦雷的爸爸，那个同样可怜的裁缝和鞋匠，为所有经历过、正经历着、即将经历不幸的在场者和不在场者，为他们受辱的遭际和不起眼的尸体覆盖上泥土和鲜花，也包括那天晚上光临酒吧的客人，还有读这部小说的读者，甚至读这篇书评的诸君。
在这浩浩荡荡的语言的泥石流中，漾着亲爱的妈妈的尸体。不是看见，而是听见。在老杜瓦雷高超的表演中，一段对于个人、家庭和民族来说显得过于惊心动魄因而惨绝人寰的经历，被巧妙地复制。而这种巧妙，当源于讲述者本人的不忍直视。
在新京报专访中，当被问及“你自己如何看待这本小说（指《一匹马走进酒吧》）的气质？”这一问题时，格罗斯曼答：“这是一出悲伤的喜剧，也是一出喜感的悲剧。更甚者，这本小说触及的是喜剧和悲剧互相冲撞的地带。”老杜瓦雷是玩弄语言魔术的善良大师，听众只有做到不中途离开，甚至不被那些段子打岔，才能跟得上他的节奏，一路尾随他，坐着颠簸动荡的军用卡车，看到了葬礼上死去了的妈妈。如果没有老杜瓦雷用语言带路，我们休想解开他用语言编织的谜团，那是小杜瓦雷花了几十年精心砌造的盛放巨大秘密和悲伤的迷宫，核心处是祭坛。甚至可以这样说，祭坛上供奉的是妈妈的遭遇，是老杜瓦雷念念不忘的童年厄运陈列室，更是所有以色列人的心灵创伤。
各种怪异的游戏
表达对世界的抗拒和申诉
小杜瓦雷在葬礼上突然倒立着冲出了人群。倒立！好像随着他的视角突然变换，我们的整个世界都颠倒了。很显然，小杜瓦雷通过这样的举动，加深并强化了他对世界的不理解、抗拒和申诉，效果惊人。
小杜瓦雷从小受到排斥，经常被同龄人恶意捉弄，他只能通过各种自创的游戏来消解这种伤害。他也一直在玩游戏。趁父亲（他的名字叫哈茨科尔·格林斯坦，侥幸错过了那次大屠杀。）不在家，小杜瓦雷为他的妈妈（她的名字叫莎拉·格林斯坦，经历了大屠杀并幸存下来，特别讽刺的是，此后她一直在兵工厂从事分拣子弹的工作，直到去世。愿她安息。）在家里表演节目，逗她开心。小杜瓦雷的妈妈很少笑，显得忧郁、悲伤，甚至疯癫，因为她有过一段骇人听闻不忍回顾的经历。
“二十岁时她经历了大屠杀，连续六个月一直待在同一节火车车厢里，真的。他们把她藏了半年，三个波兰火车技师把她藏在一节小车厢里，车子来来回回地在同一条轨道上行驶。他们轮流看着她；这事她对我讲过一次，当时她露出扭曲的笑容，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当时肯定在十二岁上下，家里就我和她两个人，我给她表演，她突然制止我，一口气对我讲述了这整件事情，她的嘴角扭曲着，好几秒钟都恢复不过来，整个脸部都拧到了一边。六个月后他们觉得折腾够了，也不知怎么的，不知发生了什么。某个晴朗的日子，当他们抵达最后一站后，这些卑鄙的家伙就把她直接丢在了门房那里。”
在《羊脂球》(作者: [法]莫泊桑; 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10年6月) 中，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普鲁士军队攻占了鲁昂城，有十个人同坐一辆马车出逃。这十个人的身份很是特殊，其中最没有地位的是妓女“羊脂球”，遭到他人歧视与凌辱。可以说，妈妈遭受到的非人待遇远甚于羊脂球，由此可知妈妈生活在怎样可怕的世界里。也因此，小杜瓦雷和妈妈走在街上，为了避免路人过于注意到妈妈，他开始倒立行走，借以引开他们的视线。他的怪异行为让他成为了格林斯坦家的疯小孩，然后很快他就会有一个新的命名：格林斯坦家的孤儿。
后来由于爸爸的阻止，他开始热衷于第二个游戏。他在路上像寻常小孩一样走着，但是谁都不知道他在下象棋。马走日，象走田。每一个路人都被他赋予了棋子的角色，他们陪他下棋而不自知。就像此刻在酒吧的小小舞台上，老杜瓦雷轻而易举地把客人们和他自己纳入到了棋盘之上，和每一桌客人互动，下棋，玩游戏，强行带着客人一起前往贝尔奥拉，见识一番孩子之间的霸凌，然后突然又离开，以倒立行走那种奇怪的方式，坐上军用卡车，在四点之前赶往扫罗山。
在奔丧的途中，小杜瓦雷开始玩“左右左右”的游戏，它带来的灾难是毁灭性的。由于某种下意识的疏忽，那些通知小杜瓦雷回去参加葬礼的人，偏偏忘了告诉他死者是谁，是爸爸还是妈妈。于是，小杜瓦雷开始玩左右左右的游戏，左代表妈妈，右代表爸爸。小杜瓦雷不希望死的是妈妈，他希望死的是爸爸。多么残忍的诅咒。他在玩一个判决的游戏。
很多人以为小杜瓦雷被厄运击蒙了，包括那位善良的卡车司机和他的姐姐。一路上，在他们眼中，小杜瓦雷是孤儿，是孤儿就应该在风中为他的命运哭泣。小杜瓦雷应该哭泣。可小杜瓦雷没有掉一滴眼泪，让他们更是怜悯。于是，那个司机开始给小杜瓦雷不停讲笑话。多么不合时宜，然而却又那么的难以拒绝，先是想讲的人，后来是想听的人。就好像一匹马走进了酒吧，它点了并且喝了各种酒。似乎是，只要马进了酒吧它就应该喝酒。如果它上了电视，它就会有个名字叫波杰克。马男波杰克。脱口秀表演艺术家杜瓦雷。
《马男波杰克》于2014年首播，至今已出至第四季。本剧的世界设定是普通人类和拟人化的动物共同生活在一起，马男波杰克是一匹中年过气明星马。意在言外
只有以色列才能听懂他
一路上小杜瓦雷心不在焉，因为他在潜心玩一个游戏，不是和司机姐弟俩，而是和他的爸爸及妈妈。左右，右左，左右，右左。每一次小杜瓦雷都选爸爸。他希望死的是爸爸。他在游戏中将了爸爸的军。司机不知道这些，只是带着好心但却徒劳地讲着各种笑话。对着一个失去了妈妈的以色列孩子。阿多诺说过，“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而小杜瓦雷（还有老杜瓦雷）则消解了笑话。大屠杀之后，笑话对以色列人也是多余的。
老杜瓦雷的最后一场演出，必然而又不幸地演砸了。很显然，他是有意如此，虽然他依然出口成脏，嘲笑一切，富有急智。
客人们要听荤段子，他给他们说；客人们要听政治笑话，他给他们说；客人们不要听格林斯坦家史，他给他们说，甚至不惜亵渎和冒犯他的妈妈，然后在舞台上磕头忏悔；客人们不要听小杜瓦雷的成长史，他给他们说，哪怕欧律克勒亚一直否认他的说法；客人们不要听以色列人的苦难史，犹太人的苦难史，他给他们说大屠杀、巴以冲突、西奈半岛战役、恐怖袭击、基地组织……
1987年，巴以冲突加剧，巴勒斯坦因提法达（Intifada,意为“起义”）爆发。向以色列军队扔石头的年轻孩子成为这一时期的缩影。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满足的话，他就体罚自己，掌掴、击打肋部，像个十足的小丑。小丑杜瓦雷。他们看到他流出的血，但看不到他的伤痕累累，更不知道，伟大而善良的杜瓦雷，今晚他面对的听众还有凯撒利亚，还有内坦亚。他想说的远不止这些，那些伤口，那些鲜血，那些尸体，他意在言外，可能只有以色列才能听懂他，并发出深沉而悠长的共鸣。他说：“晚上好！庄严的凯撒利亚！”他说：“表演结束！凯撒利亚！”最后他说：“晚安，各位。”
真是一场伟大的演出，现在它结束了。晚安，杜瓦雷，脱口秀之王。你筑起一座瞭望塔，因此看得更高更远。你的演出结束了，余音绕梁，我希望再听一次，以及费尔南多·佩索阿的那句名言：“保持完整，就能生存！”
本文整理自2018年4月14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3版。撰文：赵志明；编辑：张进、张得得。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一匹马走进酒吧》读后感(三)：无声的表演
英国作家伊恩·桑塞姆曾评论：“格罗斯曼是讲述真实故事的大师。”，在《一匹马走进酒吧》这个看似荒诞的题目下，埋葬的是一个心灵伤痛的故事，他将故事场景局限在一个脱口秀表演的舞台，在那个狭小而短暂的时间里，每一句话的语调，每一个表情的弧度，都像电影的慢镜头一样细节深刻，真实到令人恐惧。
许多人喜欢把格罗斯曼和奥兹拿来比较，他们都有很强的社会参与意识，关心以色列社会和政治，也习惯在小说写作中淡化政治，但奥兹喜欢沉静地描绘政治影响下的家庭和对孩童成长的影响，而格罗斯曼在《一匹马》里也写孩童的困扰，不过是直接从人的内心出发，轮回式的思索罪恶，而其表现方式也十分夸张却细腻。在内坦亚狭小的舞台区间，聚光灯打在脱口秀表演家杜瓦雷的身上，也时不时汇聚在观众的身上，人物自身的内心冲突与相互的冲突被聚光灯放大百倍，投射在每一个在场的人的身上，就像脱口秀的表演一样夸张。
这种“危险”的技艺带来的阅读体验是极好的，舞台造就的环形社会一层层展现不同相关性的人们的态度。当退休法官拉扎尔被杜瓦雷带入他最后一次的脱口秀舞台，众人期待的笑话却变成了政治反思、童年回忆……由前期漫无边际的闲扯与低俗笑话慢慢过渡到低沉，观众们提出抗议，他们不关注表演者的内心，只想来放松自己。而法官在这种穿插的回忆中找到了两人的交集，他无法像其他观众一样置身事外，而是回到了杜瓦雷最想分享的，他们分别那时的精神冲突。在杜瓦雷掩饰性的洋溢的笑脸里，一个滑稽特别的少年杜瓦雷出现了，然而在法官的回忆中却是另一幅景象，独白和回忆交织起来：倒立着行走备受嘲笑的少年，在法官周围跳来跳去的少年；用倒立行走来保护精神脆弱的母亲的少年，用行走来下象棋的少年……交汇到训练营，痛苦的欺凌在杜瓦雷口中变成了孩子的玩闹，如轻烟一般消散的分别如今沉重地压在法官的心头。然而这不是重点，这还不是。杜瓦雷轻快地在舞台上跃动着，当少年杜瓦雷被叫走离开训练营，当杜瓦雷和他们永远分别，在法官未曾看到的角落，他才真真切切承受了影响一生的心灵煎熬。
至此，有关逝者身份的猜想成为这个故事最沉重却又最滑稽的部分。去参加葬礼的杜瓦雷，却没有从任何一个知情人的口中得知死者是谁没有人想做报噩耗的人，却没人在意当事人的迷茫痛苦。在他和卡车司机的漫长旅途中，两个非知情者拼命地想要让气氛变得正常一些，一个无知者在努力做着安慰的姿态而流下不知其意的泪水，另一个身处事件的无知者则罪恶地盘算着期望的死者，漠然无助。左右，左右，左右。突然明白了前面絮絮叨叨的回忆里埋藏了多少东西，母亲经历了大屠杀中噩梦一般的六个月的监禁生活，自此对人的恐惧深入骨髓，讽刺的是父亲竟然给她安排捡子弹的工作；他努力保护母亲，即便是经历过悲催世界的母亲，也依旧成为了小杜瓦雷的精神支柱；他曾用下象棋的步行游戏将父亲一军，而现在，他用脑海中的棋盘给精神里的父亲判下死刑。碎片式的线索拼凑出小杜瓦雷心中可怕的愿望，然而真相只有到见到生者的那一瞬间才得以揭晓，小杜瓦雷发出了不可置信的心中的哀嚎……我们终于明白，格罗斯曼依旧是透过小男孩杜瓦雷来写大屠杀的，这个孩子的内心，在众人的善于遗忘与忽略中早已千疮百孔，个体性在大众消费中变得廉价，一文不值。伤害伴随着一生，正如读懂杜瓦雷内心的父亲极为憎恶的咒骂，“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着咒骂会影响我一生，可事实如此，无论我走到哪里，逃到何方，都摆脱不了”。
然而很明显，深重的伤害迅速在人们心中消解，漠然与无视才是最常见的战争遗痛，即便经历了近乎绝望的父子相憎，杜瓦雷还是和父亲相依为命一辈子，尽管从母亲死的那一刻，家就不存在了。没有人会在乎的，正如成群结队离开的观众。于是当杜瓦雷说：“‘整个车程，还有这些该死的计算……’他慢慢地翻转双手，端详着自己的手掌，好像一辈子的好奇都集中在那上面。‘太肮脏了，太污秽了……老天，肮脏污秽都渗进了我的骨髓里……’”，他被人们的漠然伤害，也为自己对父亲的另一种漠然的审判而悔恨，而观众只剩法官在内的寥寥几人。生活在这样的世界的杜瓦雷就像走进酒吧的马，做着与荒芜心灵相悖的洋溢夸张的表演。
这个详尽的表演是笑与泪的结合，格罗斯曼并不是在步步紧逼，而是用细腻的心理活动来触动人们坚硬的内心。有关大屠杀的沉重思绪他只着寥寥数笔，而用大量的笑料来活动气氛。这是一个有关回忆的故事，在落幕时就已结束，杜瓦雷“像对着扩音喇叭喊道：‘表演结束，凯撒利亚！’”，就让生活在这种热情的假象下继续下去吧，“保持完整，就能生存。”毕竟这可是悲喜交加的世界啊。
《一匹马走进酒吧》读后感(四)：对话大卫·格罗斯曼：怜悯的匮乏，让人们不再理解他人
虽然他的名字时常被拿来和阿摩司·奥兹放在一起，但大卫·格罗斯曼并不希望有这种比较。不仅因为奥兹是他导师般的良友，更因为格罗斯曼喜欢在文学内部的不同地带探索属于自己的旋律。对他来说，写作是理解世界的唯一通道，但穿越这个通道的方式却是多样的——广播剧，书信体小说，儿童文学，或者写得又像悲剧又像喜剧的最新小说《一匹马走进酒吧》。他深知，人类的故事已被讲述千万遍，而艺术家的工作，正在于寻找抵达故事的千万种方式。
奥兹擅长破解家庭之谜，用笔深沉，格罗斯曼却是一头迷狂的温柔之兽，他有难言的伤痛——小儿子乌里死于一场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军事冲突，在那之后他写出了令人心碎的《到大地尽头》，然而伤口何时才会愈合？他至今依然在用写作疗伤，给孩子们写小说，或者写下成人世界迷醉又痛苦的心灵旅程。《一匹马走进酒吧》，如此古怪的书名，背后讲述一颗古怪的心灵，这颗心被冷漠伤害，让格罗斯曼愤怒。
被冷漠激怒“一出悲伤的喜剧，一出喜感的悲剧”Q：继令人心碎的《到大地尽头》之后，你带来了新的小说《一匹马走进酒吧》。小说的名字有点古怪，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格罗斯曼：你肯定不希望我给小说取个无聊的名字，对不对？“一匹马走进酒吧”，就是千万个“一匹马走进酒吧”的故事的开端。由一个著名的笑话起头，接着唤醒了故事里许许多多的笑话——我喜欢这样的想法。
我受到了这样一个故事的启发，最终写成这部小说——军营里一个小伙子接到通知，让他赶快回家参加一个葬礼，结果他到了葬礼现场，大家都懒得告诉他谁死了，他出席的是哪个人的葬礼。这么多年来，我都认为这个故事象征一种冷漠的残酷性。怜悯的匮乏，爱的无能，让人们不再为他人着想。我被这样的冷漠所激怒，这是写成这本小说的心理动因。
Q：《一匹马走进酒吧》被西方媒体评论为“回荡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的声音”，我注意到你经常在自己的创作中频繁提到卡夫卡（比如那本“BeMyKnife”）。
格罗斯曼：有人这么评价这本书，这简直是对我的恭维，我妈妈听了肯定会很高兴。卡夫卡是我写作的伟大灵感来源。他定义现实的能力让我叹为观止——卡夫卡写下的每一个文本片段，几乎都会立刻和文本自身发生冲撞，产生矛盾张力，这就使得他整个的写作气质呈现出一种噩梦般的样态。我长久地阅读他的书，从他那里汲取灵感。
Q：《一匹马走进酒吧》里充满各种笑话，我听说你在写作前曾研究了大量的笑话。可这依然是一本悲伤的书，你自己如何看待这本小说的气质？
格罗斯曼：这是一出悲伤的喜剧，也是一出喜感的悲剧。更甚者，这本小说触及的是喜剧和悲剧互相冲撞的地带。
Q：你的写作主题有三种：涉及巴以冲突和大屠杀的政治现状，孩童的冒险和困惑，以及人内心的情感漩涡。你坚持在报纸上发表政治声音，在小说里淡化政治性，但也许，当代以色列作家的命运是——他们的写作总会被解读成思考国家命运的密码，你如何看待这种“命运”？
格罗斯曼：我已经写了几本关于政论的书和随笔，但我相信每一本小说都有一个“政治层面”，蕴含作者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当然，当我写政论文章时，必须短小简练，并且在文末彰显某种观点。但在进行文学性的虚构创作时，就包含了太多的问题与怀疑，犹豫和矛盾，甚至要同时容纳两种冲突观点。《一匹马走进酒吧》并不是一本关于以色列的政治寓言，但它的确是以色列国内“鸽派”（左翼）和“鹰派”（右翼）两方共同关心的主题：两方都同时致力于创造他们眼中以色列人该有的生活面貌。因此这也是两方的悲剧所在，两方都经历了个人和国家的悲剧——对于鹰派来说，“六日战争”（作者注：发生在1967年6月初，也称“第三次中东战争”，参战方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战争导致数十万阿拉伯平民逃离家园沦为难民，成为中东局势不可收拾的根源，至今无法和平。）导致了以色列人生活在一种崩塌之中，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更是一种悲剧。
颠覆自我“寻找一种讲故事的新方式”Q：你曾说过，写作是一种颠覆性行为，并且首先是颠覆自我。可以具体谈谈吗？
格罗斯曼：在每一本书里，我都试图发掘一种新声音。关于人类的故事，已经被讲述了太多遍，艺术家能做的，是去寻找一种讲故事的新方式。在这种新的方式里，人与人之间的细微差异、人们的生活和生命中的阴影，都得以揭露和呈现。在我已有的作品里，我用很多篇章来探索各种文体：广播剧，书信体小说，融合了诗歌、散文和戏剧的小说，乃至最新的这本《一匹马走进酒吧》——一本混合了取自以色列街头“高声部”（高雅）和“低声部”（平白）的希伯来语的喜剧小说。我喜欢尝试混合文体。
Q：很多人都喜欢把你和阿摩司·奥兹来比较，对此你怎么想？
格罗斯曼：我倾向于不去拿我和奥兹或者任何作家比较。每个真正的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旋律和发声方式。奥兹先生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导师，更是一个密友。当我开始写作时，我从他那里不断得到启迪和鼓励，还有我的另一个朋友亚伯拉罕·巴·耶霍舒亚，我们三个人之间有着罕见真诚的情谊。我们分享各自的手稿，分享彼此的写作观，我们彼此支持，并获益良多。艾萨克·牛顿曾说过，只有当我们站上巨人之肩，我们的视野才会变得广阔。
Q：让我们谈谈你的儿童文学写作。你曾说过，你认为大人永远不会理解孩子的世界，那么你为何依然会写儿童文学？
格罗斯曼：能够写儿童文学，我觉得我是幸运的，由此我获得了一种进入自我童年的开放通道，再次体验做孩子的感觉。我很明白这种“通道”在成长过程中很容易变狭窄乃至完全堵塞，对我来说，写（儿童文学）就是为了帮助孩子们始终开放这个通道。更甚者，我经常叹为观止于孩子们体验世界的方式——他们付出巨大的努力，尝试进入这个世界，去学习社会、家庭的交流密码，去掌握语言和肢体行为的秘密。在这过程中，有一种值得深挖和唤醒的原始力量，我深深地着迷。
Q：在先前的访谈里，你频繁提到服兵役期间，你总是身边带着法国犹太作家罗曼·加里的《童年的许诺》（Lapromessedel aube），为什么是这本书？
格罗斯曼：没错，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一次爆发冲突的战争中，我当时是作为后备军人在一个艰苦的地带服役——我所在的连里，很多士兵都死在了那儿。我当时有个古怪的习惯，每当夕阳西下，我就会跑到当时我们驻扎大楼的阳台上，翻开《童年的许诺》的某个篇章——从13岁起，我就爱上了这本书，此后的每一年我都重读，对我来说这成为一种周期性的沉思。
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如果我在阳台上读它，不戴头盔，不穿防弹衣，就这样完全暴露在敌人的视线里，我以这种方式去阅读，会帮助我记住——我在战争前的模样是什么，以及，我想在战争结束后变成怎样的人。通常，我会在阳台上读上六七分钟，之后飞快跑回最近的帐篷里。
这是一本关于一个孩子和他的母亲的书。母亲是一个犹太人，是像一头母狮一样强悍的母亲。在战争的残酷岁月里，她始终陪伴在儿子身边，并且帮助他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我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多少，但我坚持不去求证——我想要保持这种珍贵的“幻觉”，直到永远。
*本文原载于2018年4月14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4版，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一匹马走进酒吧》读后感(五)：一匹马走进酒吧|冒险戏码过后，孤独才是永恒谜题
在阅读以色列作家大卫.格罗斯曼的《一匹马走进酒吧》之前，有幸阅读了他的另一部难度颇高的中篇小说：《她的身体明白》，就像书的扉页上“迷宫般的叙事，迷宫般的情感”说的那样，《她的身体明白》于我而言，更像是一次阅读的修行。这部中篇小说关于一位母亲——一个患有抑郁的瑜伽师和被她所训练的男孩的故事。大段大段的个人独白和内心自省，中间穿插着瑜伽师的作家女儿为母亲所写的故事，用母亲听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女儿的声音与母亲的故事在分别的时空中互为映照，她与他的身体通过瑜伽达到交融，她与她的灵魂凭借故事达成和解。如此简单的人物关系却如纺锤一般延伸至无穷尽。
《一匹马走进酒吧》是大卫.格罗斯曼荣获2017年国际布克奖的最新力作。虽然没有了当时阅读《她的身体明白》的云里雾里之感，但不得不说，这样的写作尝试其实是冒着极大风险的。格罗斯曼在这部小说里，以奇绝独特的叙述结构，通过主人公杜瓦雷，一个过气的喜剧演员在酒吧里的一次脱口秀表演，将民族、个人、历史与国家融入其中。而作为旁观者的“我”也不自觉的被牵引出一段段深入彼此的蒙尘往事。在杜瓦雷的整个表演中，不时穿插着台下观众对表演者荒谬而离奇叙述的各异反应，在源源不断的荒唐情境的层层推进下，故事逐渐达至高潮，演出也随着最后一位观众的离去而黯然落幕。
小说所刻画的主人公——脱口秀表演者杜瓦雷，无论是他的外貌、举止、还是讲话的方式、内容，都让台下的观众们倍感荒谬，小说的巨大张力也就在于：通过荒诞而离奇的现实表象揭示人类生存的困境。
正像格罗斯曼自己所言：“‘一匹马走进酒吧’就是千万个‘一匹马走进酒吧’的故事的开端，由一个著名的笑话起头，接着唤醒了故事里许许多多的笑话。”在这部有着奇特怪诞风格的题目的小说里，关于“马”的叙述大概也只有两处，一处是一匹马走进酒吧，便开始尝试不同口味的酒，喝了这个喝那个；而另外一处则是杜瓦雷自己关于儿时的记忆——倒立着以象棋中的马的步法走路。在这个令人意兴阑珊的酒吧之夜，杜瓦雷虽然激情四射，口中不断涌出各种荤段子，但在座的每一位观众显然不买他的账，他没完没了的满足观众的需求，但没有一个人在乎他需要什么。杜瓦雷一生最美妙的记忆都融化在了这场看似荒诞实则悲情的戏码里，他一个人的独角戏，却诉说了整个民族的悲凉。
耶路撒冷——这个从公元前就被称为“圣地”的城市，战争与恐怖的硝烟时常盘踞在城市的角落，作为一位以色列作家，出生在耶路撒冷意味着荣耀与苦难并存。大卫.格罗斯曼希冀凭借自己的写作唤起人们对以色列现实的关注。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人类在本质意义上都一样，分担着同样的历史文化记忆，有着相似的亲情友情爱情体验，欢乐喜忧交织并存，时而在荒诞中大笑，时而在悲凉中流泪。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这部小说的创作就是一次马匹走入酒吧的冒险：它会引起怎样的震动与不安？震动与不安之后又会有什么？在酩酊大醉与狂欢宴饮之后，人们是否感到虚幻与现实的交织带来的眩晕？
倘若对以色列的历史纷争不甚了解，那么进入此书会有些许的困难，好在作者格罗斯曼以脱口秀的形式讲述的整个故事虽然光怪陆离，但也妙趣横生，在表达自我的同时发出了对犹太民族现状的隐忧。
任何想要界定此书的做法不仅无意义，而且也有损此书的整体基调，我们或可把它看成是一次作者本人借喜剧演员杜瓦雷之口的情感宣泄和对世界的某种宣告，当一切“演绎”退场，真实的当下生活仍将继续，在享受过感官的快感之后，也许只有孤独才是永恒的无解之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