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战争三百年》是一本由李硕著作，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45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南北战争三百年》读后感(一)：隐士与战争：陶渊明与他的时代
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陶渊明与檀道济两人恰巧都在京口，就这样成了同事。
京口在今天的镇江，距离都城建康的路程只有一百多里，若是起早贪黑地赶路，只要一天时间，若是走长江水路，更加轻松，镇军将军刘裕把幕府设在京口，派出部队参加对此前占据建康并篡位的桓玄一党的讨伐。
京口是刘裕此后赖以开展北伐、篡位的北府兵的老巢，也是辛弃疾写《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所在，并留下了家喻户晓的千古名句，“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刘裕展开的数次北伐，正是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中华正朔进行的诸多军事行动所达到的最高峰。刘裕的小名叫做寄奴，“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不仅具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意味，也贴合他生于田家、还曾因为交不起社钱被拘捕的贫寒出身。
高门寒士天壤迥途、一般平民难以扭转人生方向的年代，很可能正是刘裕身为贫寒子弟发家却改变命运执掌北府兵的经历，吸引了当时还算年轻的檀道济，矢志用一辈子追随他。不过在这一年，刘裕还只是镇军将军，还远远没有走上人生巅峰，檀道济也只是将军署中的一名普通的参军。参军算得上是可大可小、可有可无的职务，就如今天社会团体中的干事一样，或许因为机缘能够参与决策，或许一直只处理各种杂务，类似现代的人所说的“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
虽然这样，流民出身的檀道济对这份工作仍然充满热忱、不敢懈怠，他知道这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机会，但是他的同事陶渊明并不这样认为。
这一年，陶渊明大约四十岁出头。他的祖上是在东晋初年为朝廷稳定局势、并被封为长沙郡公的陶侃，陶渊明大约怀着再现祖辈荣耀的心情，想要投身到中兴朝廷的事业中去，但是现实并不如理想那么丰满，对他而言，刘裕跟其讨伐的桓玄一样是个军阀，而像小吏一样营营役役的参军工作也让他倍感厌烦，他在诗中提到自己“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同时也提到“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作为自幼接受士族文化教育的没落士族，才刚刚踏上行程，他就对本次出仕三心二意。
元兴二年，陶渊明与檀道济两个人当了不到一年的同事，从此分道扬镳。陶渊明此后在仕途上又辗转一年，再一次回到田园，终生不再出仕。檀道济追随刘裕，参与扑灭反对势力、攻灭南燕等众多战役，并在义熙十二年东晋北伐后秦的战争中，成为西路北伐军的两名领军者之一。
数十万步兵分兵四路，从中国东南出发，经历一年的行军与作战，面对后秦、北魏两大蛮族政权，最终会师中国西北的长安。
先后收复洛阳、长安这两座沦落胡尘已久的古都，这让偏安江南的东晋朝廷在自身灭亡之前走到上了政治版图的最高峰。
关于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北争，新近出版的《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国4—6世纪的军事与政权》给出迄今为止对于这场战争最为详尽、透彻的战例分析，而这场战争为何以这种形态呈现，本书从骑射到突骑的演变历程入手，剖析战争手段与政权建设的互动关系。
关于骑兵如何影响到中国政治、社会与历史，书中提到，骑兵从骑射到突骑，源自楚汉战争之际。此后汉人的骑兵冲击战术取得对匈奴骑射的优势，而骑兵冲击对骑乘稳定性的需求加大、导致鞍桥增高、用来上马的单面镫因此形成，最终马镫出现。
马镫保障下的骑兵冲击战术，让骑兵取得对步兵的优势的同时，也推动了游牧社会集权化的进程，这也是五胡十六国以及北朝的胡人得以入主北方农耕社会的原因，在战争目标从劫掠到征服的转变过程中他们也被迫进一步汉化才能稳固自身在汉地的政权。
与此同时，缺少马匹与骑兵的南方，只能依靠舰队与步兵奋起抵抗蛮族的入侵，跟自幼就生长在马背上、只要有利可图就呼啸南下的蛮族不一样，动员舰队与步兵需要巨大的财政支持。尽管《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国4—6世纪的军事与政权》单独用了一章来探讨南朝的财政，这个话题仍然有进一步研究分析的空间。
通过战术、战役与战争对政治产生影响的分析，作者最终指出：“在商品经济发展、社会走向复杂化的过程中，可能必然经历军事动员能力下降、社会对战争承受能力降低的阶段，如果社会能够挺过这个阶段，实现初步工业化，就能获得军事优势。但是如果这个阶段被北方简单社会攻灭，则永远没有工业化的可能。从南朝到明清，中国历史可能一直在这个大循环中徘徊。”
简而言之，社会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南方被占据军事优势的北方拖累，导致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发展一再被打断，始终未能走入近代化。
如果说这个结论是战争技术对中国大历史呈现治乱循环的根源之一，那么对历史正在进行时的南朝，面对北方军事压力下的南朝军人共同体往往因为废立皇帝而引发内战。不同于其他王朝那样由权臣拥戴幼主、方便自己弄权，而是军人团体受到团体生存意识压的驱使，为了追求更有效率的战争模式往往改立皇帝，拥戴皇室中年长并有能力的雄主、取代年少的废帝。
当刘裕去世，刘宋王朝的少帝刘义符继位，第二年即景平二年，受刘裕遗命辅政的徐羡之、傅亮、谢晦与檀道济决定更换皇帝，他们废黜并处死少帝，迎立刘裕的第三子，这就是在南朝诸皇帝中展现雄才大略、而被辛弃疾描写为“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的宋文帝刘义隆。
此时的檀道济已经从先主刘裕帐下的晋朝步兵低级军官，成长为刘宋的镇北将军，并在今后的人生历程中更获得征南大将军、司空等崇高名望，而陶渊明仍然在故乡耕种吟咏，日复一日为一餐一饮而发愁，当时任职江州刺史的檀道济带上酒食馈赠和入仕邀请去探望年轻时代的同僚，却被陶渊明拒之门外。这一刻，陶渊明的心情或许很复杂，毕竟过去的同僚飞黄腾达，而自己却沦落乡里，也可能因为早年的经历，他苦于出仕，就像庄子说的那样，宁可曳尾于泥涂之中。
最大的可能是，陶渊明眼中的檀道济只是一名武夫，以寒士居高位已然不符合渡江以来的政治传统、而缺乏贵族式从政训练的武夫更容易骄躁而不知进退，陶渊明对此心怀警惕，担心檀道济会招致大祸甚至牵连自己的家族，因而刻意与前同事保持距离。
元嘉四年，陶渊明去世。
十年后的元嘉十三年（436年），彭城王刘义康担心檀道济谋反，趁皇帝病重矫诏杀死檀道济。“南朝军事将领与皇权的关系一直处在动态之中，”不仅是军人共同体主动选择对进行军事行动有利的皇帝，也包括“皇帝（往往是继任的皇帝）能够稳定执掌政权时，又会对势力强大、过于跋扈的军事将领进行诛杀，以维持皇权的独尊。”当天，檀道济、他的十多个儿子以及亲信统统遭受杀害。檀道济在被抓捕之时愤然说道，“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
四十三年后，源自北府军事集团的刘宋军事政权瓦解，以萧道成为首的新的军事集团建齐，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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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战争三百年》读后感(二)：骑兵为何在魏晋南北朝走向成熟
提及“南北战争”，人们往往最先想到19世纪美国历史上那场著名的内战，但如果将视角放在中国古代，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漫长的南北政权对峙，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经济景象，频繁的战争也让军事成为对这段历史时期最佳的观测视角。近日，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北战争三百年》，就是一本聚焦魏晋南北朝战争史的佳作。
《南北战争三百年》的作者李硕是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后供职于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这本书脱胎于他在清华期间的博士论文，论文的题目是《中国4至6世纪南北战争研究》。公元4至6世纪正是中国自晋至隋的南北分治时期，从东晋南渡立国到隋灭陈，跨度达272年，如果再加上此前三国时期的分裂局面，则超过了三百年。因为南北分治，军事冲突便不可避免，因为战乱频仍、英雄辈出，这一历史也成为众多小说、戏剧偏爱选用的素材。就说近年以来，脱胎于魏晋南北朝历史背景的影视剧尤其多，如《军师联盟》《琅琊榜》《兰陵王》《陆贞传奇》《锦绣未央》等，但影视剧也往往会将观众带入历史的误区，尤其是在军事方面，冷兵器时代的战争该如何打？《南北战争三百年》对此就做了比较清晰地论述。
作者在书中选择了一个标志性的观察对象，那就是骑兵的演变。受地缘环境因素影响，骑兵主要活跃在北方，而南方擅长水战，因而当南北形成军事对峙之时，骑兵的作用便会凸显出来，骑兵与步兵的交锋也成为战场上常见的情景。那么，骑兵是如何演变而来的？《南北战争三百年》有趣的地方在于，其内容并不局限在魏晋南北朝的这三百年之中，如讲骑兵的起源，则必须上溯至秦汉，从中原王朝抵御北方匈奴入侵的历史背景下探讨研究。作者通过大量的史料与分析，认为从战国末期到西汉初期，中原骑兵只是步兵的辅助兵种，照搬了游牧民族“骑射”的战术，主要承担侦察、警戒、破袭软目标等辅助性任务，但到了西汉武帝时期，出于出击匈奴的战事，汉军骑兵才开始尝试冲击作战，骑兵战术迎来重大转型。书中列举了西汉两代名将的命运以展现骑兵战术的过渡：李广过于重视发挥自己的骑射特长，甚至抛下大军独自追击敌军，致使他平生多次对匈奴作战，却未能立下大功。而卫青、霍去病在指挥对匈奴作战中，避开了匈奴的骑射优势，而让骑兵采取奇袭后路、近距离肉搏的方式，接连取得胜利。
骑兵发展史，除了战术以外，另一个影响战争的重要因素是配饰的变化，如马铠、马鞍、马镫，这在《南北战争三百年》中也有详细描述。书中讲到，骑兵冲击战术在4世纪初走向成熟，马镫的出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作者讲道，目前考古所见较早的单马镫造型，是西晋永宁二年（302 年）长沙墓葬的随葬马俑。在此之前，将军们并不需要马镫来上马，如战国时老将廉颇独自被甲上马，乃是作为一名骑手的必备技能。只是到了魏晋时期，骑兵的战术由骑射转变为冲击，而冲击需要骑手在马上具备更强的稳定性，因此马鞍的鞍桥被升高，随之带来上马不便的问题，于是在长沙西晋墓陶俑中，首先出现了单侧马镫，说明马镫诞生时首先的功能是辅助上马工具。到十六国时，逐步进化为双马镫，使骑兵拥有了比高马鞍更能保障其稳定性的手段。至此骑兵冲击战术也完全定型，骑兵正式成为压倒步兵的陆战主力兵种。
《南北战争三百年》虽然是一部脱胎于论文的书籍，却并不囿于学术分析的枯燥，书中第二编为读者描绘了魏晋南北朝的四场典型的南北会战，分别是晋灭吴之战、隋灭陈之战、桓温北伐、刘裕北伐，其中有南方政权北伐的战例，也有北方政权克服长江天险完成统一的战例。作者对战争中如地理、季节、财政等因素对战事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具体的讨论，为读者呈现了一幅更为具体、更为真实的古代战争画面。
《南北战争三百年》读后感(三)：三百年的战场风云
公元3世纪末，中国处于东汉末年，随之进入了战乱时期，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终结，近四百年的时间，是秦朝统一以来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分裂时期。《南北战争三百年》将从战场、政权等方面的演变告诉我们南北朝时期三百年的风云变幻。
作者李硕，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专研于中古军事史、历史地理、边疆民族问题。曾发表数篇学术论文。本书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研究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权之间的战争，同时也会看到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骑兵，步兵，战争的战术，指挥的能力等等。在写作风格上，《南北战争三百年》偏于学术性，还原了战场的原貌。书中不仅有理论的讲解，还有经典的战争实例，如隋军灭陈之战，笔者将战略部署，以及各种因素导致的战役进程改变跃然纸上，让我们一目了然，同时作者又与历史中的晋灭吴之战作了比较。另外，书中有详尽的史书材料，加入战场实例，更加完善，少有一点缺憾在于没有战场的路线图。
在内容上，《南北战争三百年》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实例战场，比较骑兵、步兵的优缺点，以及骑兵的发展。书中着重描写了匈奴与大汉的战争。卫青、霍去病的指挥来看，他们利用骑兵的优势运用了冲击战术，用四个实例展示了冲击的实力，杀伤大量匈奴兵，终将其击退。二是，对于战争本身，分析交战双方将从不同方面影响着战场的走势。战术部署、地理环境、统帅的思想，政权的决策等，都将对一场战役的胜负产生影响。如在江南地区水网纵横、丛林较多，不适合大规模的骑兵，所以战事都以小规模骑兵会战，地域环境的限制影响着战事的部署。三是，随着战争的发展，中国历史朝代的交替、前进。经历多年的战争，骑兵、步兵的发展、完善，终将随着隋朝的建立得以再次统一。
317年-589年，中国经历了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战场风云变幻。从书中，我看到了这段历史众多战事的分析，三百年的发展。骑兵，步兵，都随着历史的经验，地理环境的变化而变强，完善弱点，两种兵种各有各自的特点，如闻名的马镫的发明。同时它们受着文化、经济、政治等因素也在不断地改变，形成新的，更合理，更适合战争的作战形式。在战术的发展方向，社会结构、政权的组成都会影响战术的形成。书中以桓温和刘裕的北伐为例，进行了对比，讨论了政治结构下的战争形态。不同的政权组成对战争、军事有着不同角度的倾向和重视。民族、文化的影响也会成为战争改变的一个因素。北魏的孝文帝汉化改革，对汉地的控制力和资源的征发能力大为增强。
《南北战争三百年》还原了战场的细节，场面，补充历史的史料，感受到了三百年的战争沧桑。
《南北战争三百年》读后感(四)：冷兵器时代的仗是怎么打的？
当代人对于遥远的冷兵器时代战争的认识大多源于影视作品和演义小说，在这些叙事作品中，战争模式表现得非常形式化：两军对垒，各出一员大将，大战数回合后，一人被挑落马下，胜者扬手一挥，全军将士掩杀过去，对方则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偶尔会有假装败退，半路设伏的场景。同时，这些作品中也暴露出重宏观谋略轻微观战术的弱点：军中大将站在敌我攻防图前，拿手一指，或出奇兵偷袭，或迂回包抄，然后就端坐帐中静候胜果。这就像篮球教练只告诉你在场上要多投三分，却没有为你设计相关战术。
然而，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并非如此简单，其复杂程度不亚于高度信息化的现代战争，李硕这本基于博士论文写成的《南北战争三百年》完成了部分“除魅”任务，回答了一个看似容易的问题：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是怎么打的？
骑兵战术的演化
秦亡后，北方草原部落逐渐崛起，骑兵凭借强大的机动性和远距离攻击能力一度对中原地区形成压制。此时，骑兵的主要武器为弓箭，主要作战目的为抢掠袭扰。这一方面与游牧民族“逐草而居”的生活习性相关，另一方面是因为骑兵并不具备攻城的能力，而较为松散的部落组织下无法培养起一支稳定的步兵部队。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刘邦建国初期遭遇的白登之围，冒顿单于依靠骑兵部队将刘邦围于白登高地，但由于缺乏攻城利器，猛攻七天七夜后之能互相妥协。
进入汉武帝时期，两大名将卫青和霍去病探索出骑兵冲击战术，即避免汉人不擅长的骑射，结合步兵战术转为近身肉搏，主要武器因而转变为矛、戟等刺杀型武器，从而大大增强了中原骑兵的作战能力。由于骑兵冲击战术本质上是消耗战，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进行战争动员，而北方草原文明远未发展至这一高度，匈奴骑兵短期内无法适应这种战术的转变，因而逐渐在对汉战争中落入被动。
骑兵冲击战术带来的一个问题在于难以保持骑兵作战时的稳定，容易在进行刺杀时摔落马下，因此需要加高马鞍保持稳定。马鞍变高后，上马困难，于是在三国后期和西晋出现作为上马辅助工具的单马镫，再到十六国时进化为双马镫。至此骑兵冲击战术才完全定型，骑兵正式成为压倒步兵的陆战主力兵种。因此，三国电视剧中采着马镫的骑兵部队是一个严重的史实错误。
南北战争
进入四世纪后，封建化程度提高的北方游牧民族也开始采用骑兵冲击战术，地形平坦的中原地区逐渐成为少数民族的天下，但由于缺乏在山林、水网密布的南方作战的经验，更有长江天堑的阻截，所以无法对南方政权实现统一。而南方政权由于中原地区被长期占据，缺乏充足数量的马匹，同时骑兵战斗力也逊于北方政权，也无力完成北伐壮举。南北政权优劣势的角力表现在对水系发达的黄淮平原地区的争夺上，秋冬季节河流封冻，北方骑兵能充分发挥其陆战优势；夏季水涨，南方能利用河流进行物资兵力输送，利用步兵攻城。因此，该地区战事不绝，数度易手。
自西晋始的南北对峙三百年中，仍有不少政权试图完成统一大业，但最后均以失败告终。从这些失败经验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得以完成大规模统一战争所必备的因素。
1. 南方政权有足以对抗北方骑兵的精良部队，或是北方政权适应山林作战和水域作战能力；
2. 有一雄才大略、意志坚定的统帅和一批良将；
3. 关键战役战术得当；
4. 稳定的大后方，包括内政稳定、后勤保障得力。
回溯几场大规模统一战争：统一北方的前秦上在淝水之战中战术严重失误，再加上内部羌人、鲜卑族势力再起，大败；东晋桓温北伐既缺乏个人魄力和对战场形势的正确估计，同时后方朝内争议颇多，大败；刘裕有战斗力高强的北府兵，手下有檀道济等一批良将，还有所向披靡的却月阵法，但在攻灭后秦政权后，主管后方政务的刘穆之病逝，统一计划落空；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对南朝战争模式实现“中原化”转型，并逐渐积累在复杂地带作战经验，但因内部六镇起义和河阴之变归于终结。最终，北周接过统一重任，南北朝归于隋。
如果将南北战争放在更大的历史时空中，我们会发现最终结束分裂时期完成统一使命的均为北方政权，或是北方政权中的优秀将领，如西晋、隋、宋、元。即便无法完成统一使命，北方政权也通常在对南方政权的战争中占据优势。究其原因，骑兵的战斗力仍然是一个重要原因。虽然南方有山林水网的地形优势，但北方政权往往可以通过中原化提高步兵实力和水师实力，再加上南方政权多将都城建于建康，距离边境和长江太近，沿江布防分散大量兵力且极易受到水陆两路夹击。而南方政权在骑兵上的劣势却很难得到弥补，良马多产于北地，在交通不便且消耗巨大的冷兵器时代不易得到补充。一言以蔽之，先天不足可补，后日缺陷难正。
本书对史实的考据陈述可谓详实之极，从前期动员、战略规划、重要战役、战后军功甚至水文地理等各角度对几场大型战役的分析更是重现纷争乱世的惨烈图景，但总觉得在系统化和理论化方面有所缺失，少了些大视角、大时空观。同时书中涉及诸多历史地理，若能补充详细的地图更佳（我不得不花三十大洋买本谭其骧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
最后不得不感叹一句：指挥一场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或许是每个男人的梦想吧。
《南北战争三百年》读后感(五)：417年，舰队划开洛阳的年轮
李硕按：这是一篇历史散文。当时正在准备写作博士论文（就是现在的《南北战争三百年》），书基本看完了，还没开始写作，先写了三篇以“城”为主人公的散文，发在了当时的《看历史》杂志上，还有个栏目名，叫“乱世之城列传”。然后就没时间写专栏了，得写专业的论文了。今日把它重贴出来，也算对《南北战争三百年》一个普及版的演绎，如同正片的“片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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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17年，东晋义熙十三年，黄河。
初夏季风掠过华北平原，天地间一切都被裹挟在漫天沙尘之中。上千艘战船组成的舰队，正在黄河中顶风逆水，艰难而行。
黄河北岸，几名骑士在高岗上驻马而立，监视着河中的动静。那是一路追随舰队的北魏拓跋人。
舰队来自江南。几个月来，水兵们辗转行经大大小小的江河，挖开严冬季节的北方冻土，疏通早已淤塞的古河道，直到冬装换成了夏衣，才来到这陌生的黄河波涛中。
黄浊的滚滚泥水中，隐约出现了一股清澈的水流。随着舰队上行，这股清流越来越宽阔、浩大。它来自南岸一个河口——“洛口”，洛水注入黄河之处。先锋舰上旗帜摆动，舰队开始转舵向南，络绎驶入洛河清流之中。大小舰船上千艘绵延数十里，几乎用了一整天时间，才消失在北岸骑兵的视野之中。
舰队正驶向刚刚攻占的故都，洛阳。一百零六年前，中原倾覆，胡马纵横，匈奴、羯人、慕容鲜卑和氐人相继成为它的统治者。如今，洛阳刚从羌人后秦王朝的统治下光复。从这里向西是潼关天险，有后秦军重兵防守，舰队即将驶向那里，去攻占后秦王朝的核心区，关中（今陕西省）。
从洛阳向北渡过黄河，是北魏拓跋人的势力范围（今山西、河北省）。一位拓跋鲜卑公主刚刚嫁给后秦皇帝姚泓。所以北魏对东晋远征军的经过充满敌意，双方的铁骑和战舰已经在黄河中血战多次。为了解除拓跋人对舰队的骚扰，晋军前锋朱超石所部上岸挑战。他们依托大车和木墙抵挡北魏骑兵的冲击。敌军蜂拥向木墙，试图拉倒它、甚至踩着战友身体翻越而过。晋军士兵则用大锤锤击长矛，像钉钉子一样穿透墙外拥挤的躯体。鲜血被踩踏成泥泞，染红了浑浊的黄河水。这个教训使拓跋骑兵再不敢靠近河岸。
潼关方向，更加血腥的决战等待着这支远征军。但它偏有闲情逸致，缓缓穿越这久已沦为异域的荒凉北土，驶向那座荒废已久的故都。因为这里是他们祖先曾经的生息之地。
“刘武王”北伐西征
驶入洛水不久，舰队又进入一条更平缓的支流，继续西行。这条水道宽阔笔直，明显是人工开凿。向导提示，这条水道叫阳渠，已经距离洛阳城不远了。
然后，先锋舰上的士兵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奇迹：白色条石砌成的庞大石拱桥，巍然横跨水面。圆拱桥洞高而且宽，放倒桅杆后，体型最大的战舰也可以从桥下安然驶过。在舰队出发的江南水乡，稍宽的河上也只有浮桥，从没有如此规模的石桥。
一位年轻的晋军将领登上渠岸，仔细察看了这座石桥。他就是先锋部队指挥官——朱超石将军。桥头巨石上刊刻着建造时间和用工量：晋太康三年（282年）十一月初开工，投入劳力四万五千人，第二年四月底完工。当时，西晋王朝刚刚平定东吴，统一天下，国势正如日中天，方能有如此规模的兴建。屈指算来，距此已有一百三十五年。从这里到洛阳城只有七里之遥，因此得名“七里桥”。 昔日汉、魏承平岁月，人们东行离开都城，亲友经常送行到此最后话别，所以也称“旅人桥”。
继续西行。洛阳城墙逐渐出现在树木掩映间，上面站着绛红色军装的晋军士兵。几个月前，他们从陆路进军而来，经过一番血战，终于攻克这座巨大的城池。眼下，他们正在毛修之将军指挥下修缮城垣，迎接主力舰队到来。
舰队缓缓行过一片荒林。有守城士兵在这里砍伐树木，运往城内。这是当年洛阳最大的市场——牛马市的遗址。来自北方草原的牛马驴骡大小牲畜，当年都在这里交易，然后转卖到王朝各地，包括偏远的江南岭表。一百五十年前，竹林七贤之一的名士嵇康，就在此处被斩首示众。当他看到阳光的影子还未到正午，离行刑尚有片刻，遂向人索琴一架，在万众围观和牛嘶马鸣的腥骚喧闹中，从容弹奏一曲《广陵散》，然后引颈就死。
渠水通向洛阳三座东门中最北的一座：建春门。这里水面突然开阔，形成巨大的湖泊。旧都岁月里，水畔有朝廷的储粮仓库“常满仓”。各地向朝廷缴纳粮赋，络绎驶来的运船成千上万，都停泊在这里卸载。离乱以来，江南的船只已经多年没有到过这里。而如今，这里正是战舰锚泊之地。
建春门下，士兵们离舟登岸，列队入城，换防休整。远征军最高统帅、东晋太尉刘裕走下旗舰，登上城墙查看城防。近二十年戎马征战生涯，留给他满身伤疤和无数传奇故事。他的军队攻灭了大大小小的江南武装，踏平了两个异族割据王朝，包括以铁甲骑兵著称的慕容鲜卑南燕朝。因为这次光复洛阳，朝廷刚刚提升他的爵位为宋国公。但士兵们私下聊天时，早已习惯叫他“刘王”，甚至“刘武王”。这些文化不高的士兵们不知道，“武”是谥号，死后才能有。他们只觉得，对于一位战无不胜、值得托付性命的将军，只有这个称呼最恰当。
这次远征的目标已经完成了一半，河南顺利克复。但变局正来自攻占洛阳的三位先遣军将军：王镇恶、沈林子、檀道济。按照计划，他们应该在这里驻防、等待主力到达，一起发起总攻。可他们立功心切，擅自向关中开去，已经和后秦军在潼关鏖战数月，局势相持不下。
刘裕当下的部署，首先要加固洛阳城防，其次是命令开挖从洛阳通往南方的河道，使后勤补给线避开受拓跋人威胁的黄河——这本应是前锋部队早该完成的任务。正因为他们的贪功冒进，才使得主力舰队不得不绕道黄河，与拓跋人一路激战，用了整整一个春天才行驶到此。
但晋军主力一旦离开洛阳、西进潼关，拓跋人很可能渡河南下。那时，远征军强敌未克，后路断绝，必然全军覆没。现在的黄河波涛汹涌，难以涉渡。但拓跋骑兵早已熟悉了黄河的季节周期。等到冬天来临，冰封河面，狐狸开始在河冰上轻盈跳跃，就说明冰已经足够坚硬，骑兵部队可以通行。那时，他们将肆无忌惮地席卷河南大地。
旧都时空之旅
朱超石率部登上洛阳城北的邙山驻扎，防范北魏骑兵渡河来袭。太平岁月里，邙山一直是洛阳皇室、权贵的陵墓区，地价尺土千金。百年兵乱以来，这里的陵墓大都己被盗掘一空。富有四海的天子王侯，凌云功业的封侯将相，帘幕笙歌的才子佳丽，都难免曝骨扬尸，成为狐鼠狼獾的玩物。只有荆棘间断碑残碣上的文字，依稀透露出往日的奢侈与繁华。
此时已至夏初，光武帝刘秀陵墓边一片杏子树林，果实刚刚成熟，酸甜可口，晋军士兵争相采摘。朱超石给留守建康（东晋都城，今南京市）的哥哥朱龄石写信，详细描述了他在洛阳的所见，随信还寄上几枚杏核，让哥哥种植在江南。
站在邙山向南俯瞰，洛阳城如同一张平铺的巨大棋盘。豆槐树青翠浓绿的树荫间，隐约可见整齐的道路街区格局。百年离乱以来，街市人烟萧条，巍峨的宫阙年久失修，矗立在一片了无生气的荒寂之中，砖瓦间丛生着杂草灌木。
刘裕军府中有几位文人幕僚，负责处理往来文书事务，比如曾给《三国志》做注的裴松之。趁着大军暂驻洛阳，他们结伴踏访这里的巷陌台榭，一面追古访今，一边把见闻写入信中，寄给后方亲人和朋友分享。这些随军报道被传抄汇集起来，当时最流行的是《从刘武王西征记》和《述征记》两篇，分别出自戴延之和郭缘生之手。
到今天，这两位采访和记录者的履历生平都已经湮没，他们的报道也大都散失，只在一些古书中有零星引用。当我们寻找、拼合起这些一千六百年前的残章断句，一副斑驳残缺的古都风情图画缓缓舒展开来。
舰队到达这里的一千四百多年前，周武王刚刚攻灭商王朝，武王之弟周公选择了这块位居天下之中的土地，营建了最早的洛阳城：出关中东行，在豫西群山的谷道中崎岖行进数日后，眼前地势忽然开朗。于是，洛阳作为通向东方的驿站而诞生。
战国以来，周朝的洛阳旧城逐渐颓废，鞠为茂草。四百年前，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在周洛阳旧城的东面建起了这座新都，随后的曹魏、西晋也在这里安放自己的都城。
刘秀规划的这座洛阳城略呈长方形，东西宽六里，南北长九里有余，俗称“九六城”，共有十二座城门。走出洛阳正南的宣阳门，有汉、魏、晋三朝的太学遗址。郭缘生和戴延之在这里看到了一方旧碑，上面记载洛阳太学始建于东汉光武帝时，后来学生宿舍扩建，曾多达千余间，学生有数千人。东汉一朝宦官专权问题严重，士大夫、太学生与宦官的斗争也非常激烈。那些勇于向朝廷请愿的学生也会遭到迫害。汉末灵帝朝，宦官曾发起对太学的清洗，被抓捕入狱学生多达上千人。
当时还没有印刷术，东汉朝廷就在石碑上面刊刻儒家经书，作为太学的标准教材。郭缘生在太学院落中，看到很多东汉时的隶书石经碑，多数已经损坏。东汉和曹魏时，洛阳只有太学，平民子弟也可以到太学读书。但到西晋时候，士族阶层兴起，他们的子弟不屑于和平民子弟同学，于是又在太学以西二百步建立“国子学”，只招收高级官员子弟。曹魏朝又用三种字体刊刻了石经碑，就立在国子学前。戴延之认真数了数，共有三十五座，每座高八尺，只有十八座完好，其余已经断裂残损。
【图：郭缘生和戴延之曾观摩东汉石经碑残片。上面的文字是《尚书·禹贡》篇，讲述大禹时代天下列国的贡物，如何经过江河水运到达洛阳。其中“淮海维扬州”上缴贡物的路线，和东晋军北伐舰队所行路线如出一辙。】
从荒废的太学、国子学向西，沿着护城河走到城西，有一座高台矗立在城墙之外。东汉时候，台上修筑了巨大的宫殿“平乐观”。东汉末年著名的昏君灵帝，经常在这座高台上阅兵，他还为此专门组建了一支禁军部队，并给自己授予“无上将军”的军衔。统帅这支受阅部队的，是一名皇帝最信任的宦官。公卿权贵家的子弟在缴纳一笔巨额金钱之后，可以被任命为这支部队的军官。当时还是青年人的曹操、袁绍等，都在这支军中担任校尉官。
汉灵帝除了贪婪和荒唐，还有着过人的智商。他熟练驾驭着宦官和朝臣这两种力量，聚敛起巨额财富。当他一旦撒手归西，再没有人能实现这两个势力的平衡。于是董卓被召唤到洛阳，开始了祸及全国的内战。朝廷被董卓挟持到关中，洛阳宫殿被纵火焚烧。当时无人敢来扑救，大火在三天内蔓延全城甚至城外，二百里内的街巷市井，都成为灰烬。二十年后，曹植送友人西去经过洛阳，看到的已是一片萧条，城墙宫殿坍塌，街道、院落都成为灌木丛生的荒林。一些新移民在城内垦荒定居，景象如同塞外。他因而写下诗句：“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
帝王与士族
到曹植的兄长曹丕代汉建立魏朝，才开始洛阳城的重建。自宣阳门入城，有曹丕修建的凌云台。台高二十余丈，郭缘生沿着砖铺的小路，盘旋登上台顶，满城萧索风烟尽收眼底，还可以眺望到城墙之外：向东南，一座青色山峰巍然矗立在天际，那是据说有仙人居住的少室山；向西北，邙山丘陵的缺口之间，黄河水波光如镜，无声流淌。
更奇怪的是，如此之高的台上，居然有一口水井。井内深邃不见底。朱超石也到过此处，他向井中投下了一枚石子，许久才听到落水之声，回音旷古幽深，如同来自一个莫测世界。当年曹丕营建这座高台时，在台顶还建起一座高楼，只要有一丝微风吹来，楼体都会轻轻摇摆。为了保证工程精密、材质均匀，建楼的每一根木料，都要事先上秤称过。而现在，只留下台顶的遍地残砖瓦砾。
凌云台下有一口巨大“冰井”，是昔日皇宫储藏冰块的地窖。每年隆冬时节，工人们从城南洛水里切割出巨大的冰块，运到冰井保存。盛暑时再运入皇宫，用来给居室降温，冰镇食物。东晋军人大多来自江南，极少见到冰，更无法想象六月酷暑季节的冰。戴延之不顾地库的黑暗和寒气，取出一块不知何年月存放的冰块，把玩许久也未化尽。
从宣阳门向北，大街一直通向皇宫内城。道路两侧都是昔日朝廷的官署。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在位时，在街两侧安放了各种铜铸兽像。太尉府外立的是九尺高的铜驼，甚至高过了府墙。这条平分洛阳城的主干大街，因此又名“铜驼街”。
自铜驼街进入宫城，是皇宫正殿：太极殿。郭缘生等看到的宏大的宫殿台榭，主要是魏明帝时期修建的。当时曹魏还面临着东吴和蜀国的威胁，国力并不宽裕。但曹叡不顾大臣们的劝谏，坚持他的营建计划。在修建皇帝的私家园林时，他甚至命令朝廷百官无论高低，都参加背土筑山的工程。
这种行为实在有些过分。它显示了魏明帝曹叡对朝廷高官们的不信任和敌意：他已经感觉到，这些高官经历过曹操、曹丕的时代，资历已老，盘根错节，正在结成一个关系紧密的小集团，试图永远垄断高官职位，保持自己家族的世袭地位。
曹叡一生都试图提高皇帝的权威，但始终未能打破这个新兴的贵族阶层。而且，他的努力适得其反：权贵们在皇帝压力下更加团结。曹叡死后，权贵们选择了司马懿家族做领袖，终于代魏建立了西晋王朝。司马家族理解权贵集团对自己的意义，承认他们的各种特权和世袭地位，“士族”从此产生。上层社会的大门缓缓关闭，寒门子弟再也不用梦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司马懿的子孙也许顺应了某种潮流。他们成功灭亡了东吴和蜀汉、统一了中国就是证明。从刘裕水兵们入城的建春门外南行，到下一座城门——广阳门外，这里有蜀汉后主刘禅和吴后主孙皓的宅第。他们先后被押解到此，度过了后半世的臣虏生活。戴延之至此凭吊时，第宅已经寥落倾颓，无言诉说着百余年来的兴替沧桑。
据说刘禅和孙皓的性格迥然不同。刘禅亡国时，已经年近六旬。他在洛阳终日忙于参加各种社交宴会，留下“乐不思蜀”的笑谈。孙皓则以残暴和热衷酷刑著称。年轻的晋武帝司马炎曾经召集一次小聚会，他和一位青年士族王济聊起了孙皓当年种种暴行，便转头问孙皓：“听说你当皇帝的时候，喜欢活剥人的脸皮，为什么有这爱好？”孙皓看到王济和司马炎言谈举止随意，毫无君臣威仪，就说：“对在皇帝面前无礼之徒，就应该剥皮！”
狂欢岁月
王济是司马炎的姐夫，也是他的密友。西晋的君主只能和士族们打成一片，做不成高高在上的独裁者。那是一个士族们的狂欢时代，洛阳是达官显贵奢靡生活的中心。石崇、王恺斗富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石崇家的厕所富丽堂皇，以至客人都以为误入了主人卧室。
石崇是西晋洛阳最典型的权贵二代。他父亲出身农民和小贩，靠着自己的奋斗跻身州刺史之列，因支持司马氏篡位有功，使家族得以跻身高级士族之列。父亲临死没有分给石崇任何财产。不过所有人都知道，士族身份就足以使他拥有一切，现成的官位和无数贪污自肥的机会都在等着他。
来自异域的珠宝、奴隶和怪异禽兽，在洛阳开再高的价格都能找到买主。饲养鹰、隼、鸵鸟或孔雀已经没有什么新鲜，豪门公子中甚至悄悄流行养鸩鸟做宠物。这种鸟来自岭南烟瘴之地，外形猥琐丑陋，只以毒蛇为食物。它的羽毛可以泡制毒酒，杀人于无形，但据说如果稀释上千倍之后，又可以延年益寿甚至助人长生不老——效果到底如何，主人们自然都有办法试验。
奢侈的宅邸园林在郊外星罗棋布。一掷千金的宴会每天都在举行。除了展示最新的收藏，士林领袖还要表演风度和个性。他们席间的一言一行，第二天都会传扬在全洛阳的公子王孙之中，引发赞叹、议论和仿效。雅致生活背后，是对财富的无限聚敛。权贵们展开了圈地竞赛，曹操时期形成的国有地产“屯田”被私分一空，成为士族豪门的大田庄。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户成为权贵家奴。公主朝贵们甚至垄断了洛阳城外的河流，在上面建造水力碾磨，每年坐收巨额利润。
刚刚从西域传来一种新型水力碾硙（音魏），可以把小麦加工成精细面粉。用面粉制作最精细的面条，成为洛阳豪门竞相追求的时尚。名士束皙写过一篇《饼赋》——此饼不是烙饼，而是汤面条。细薄的面条在滚水里飘摇翻腾，其生动不亚于“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书法作品。冬日的早晨，户外寒风凛冽，一碗热汤面浇上肉汁，端上达官贵人的餐桌。“弱如春绵，白如秋练。气勃郁以扬布，香飞散而远遍。”束皙简直无法描绘作为食客的极度幸福，只能描写餐桌旁伺候的“童仆”：他们被馋得空咽口水，不停舔着嘴唇。当碗里最后一口汤也要被喝掉的时候，他们只能绝望地转过头去。
一个日益封闭的显贵阶层，在饥寒民众面前大吃独食，并以这种表演为乐。这就是西晋洛阳生活的速写。
穷人的忍耐力是无限的，权贵们的争夺却终将酿成内讧。女人从来都是导火线。石崇本人以美貌著称，拥有八百多奴婢，其中歌女绿珠同样以美貌和擅长吹笛子闻名洛阳。一位当红王爷的亲信向他索要这位美女，得到的答复是：绿珠留恋旧主，不愿离家，已经跳楼身亡。
石崇素有虐杀侍女取乐的名声，而且经常是在宴会上当着满席宾朋。这是他超脱流俗的声名来源之一。但这次他做得明显过分了。他被逮捕抄家，仅水磨产业就有三十多座。石崇曾经猜测，那些家产应该平息了王爷的愤怒，自己可能被判处流放岭南——恰是他喜爱豢养的鸩鸟产地，绿珠的家乡。毕竟，天下权贵是一家，对手可以觊觎他的女人或者产业，却没有理由把他推上绝路。
但他全家都被押送城东牛马市砍头。这是公元300年。三十七年前，嵇康也是在这里被处决。那时石崇十五岁，也挤在人群中倾听那曲最后的琴声。再后来，他曾以为自己的放达潇洒已然超越了那一代名士。如今他也跪在了这里，却只能愤然叹息：“走到这个地步，奴辈们不过是图谋我的家产！”
行刑人正将他的头发编成适合抓握的把手——为便于悬挂示众，一边随口回答：“早知如此，当初还那么卖力敛财？”
这颗被砍下的头颅最后一眼瞥见的，是大动乱来临前洛阳牛马市的骚动惊惶。皇二代、权二代们的利益冲突已然发展成内战，洛阳城内的街巷、城外的原野，都成为血腥战场。巷战过后，铜驼街两侧的行道树干上都长满了羽箭。
然后是北方异族乘机起兵。311年，他们攻破了洛阳，俘虏了走投无路的皇帝。北中国成为草原民族的百年战争舞台。直到这支来自江南的舰队驶入洛阳。百年前，从这里逃走的是士族朝廷，百年后，归来的却是一个全新的军人政权。
舰队进驻洛阳不久，戴延之就无声息地消失了。除了刘裕及几位晋军高级将领，幕府同僚们没人知道他的去向和任务……
百年寂寥
311年，匈奴人刘渊和羯人石勒的骑兵冲进了洛阳城。不到三十岁的晋怀帝成为俘虏，被押送到匈奴人的都城，山西平阳。洛阳告别了作为都城的显赫生涯。生活在这里的显贵、平民被屠杀，或者在逃亡中饿死，或者被俘获、被转卖为奴隶，在织机、磨坊或者矿场的苦役中度过余生。
洛阳陷入寂寥萧索。统一年代，这里是天下的中心，最理想的帝王之都。割据时代，这里却是南北王朝、东西政权之间争夺混战的边疆。于是，洛阳城降格为边防要塞。
其实，洛阳完全适应这种萧索氛围。从地位上说，它全然不敢和关中那座旧都长安比肩。周文王、周武王从那里兴起，他们一统天下后，才有了洛阳的营建。西汉王朝的都城也在长安，只是由于刘秀的一点点私心，才有了洛阳旧都的新生——这里离他的家乡南阳稍近。
洛阳，更像长安投射在东方的一抹斜影。一旦天下分崩，长安肯定会成为偏霸之都，割据者在那里励精图治，磨刀霍霍，惊惧和贪欲混合的邪恶眼神在潼关门缝中闪烁，警惕和觊觎着东方世界。现在，那里正是羌人的后秦王朝。
昔日洛阳的心脏——朝廷举行盛大典礼的太极殿里，稍有价值的金属构件都已经被洗劫一空。殿中的房客通常是驻防军的某位将军。无聊时光里，他会和军官们掷骰子取乐，胡、汉语夹杂的喧闹声在空阔大殿里久久回荡。殿前石阶之下，有四个长方形花坛，里面栽种着茂盛的芸香。士兵们把战马栓在这里，马粪尿的气息混合着亚热带植物的浓郁异香。伙夫在檐下架起锅灶，收集起断柱残椽劈柴煮饭，顺手将泔水泼洒在花坛中。
太极殿前有六只巨大的铜钟。昔日旧都岁月，这些铜钟的声音就是官员们列队如仪参加朝会的命令。417年初夏，东晋远征军开进洛阳时，这六只铜钟还在，只是已变得东倒西歪。当地老人得意地告诉郭缘生：某次洛阳战乱中，曾有人试图趁机搬走这些铜钟。几百人用长绳拖曳，铜钟倒下发出巨大声音，地面都随之震动。这些人胆怯，只得放弃，铜钟于是留存至今。
洛阳是堂堂天下之中，没有任何独立的战略空间可供闭关自保、生聚教训。这里是酒肆歌楼，成功者提着钱袋来寻春买醉；这里是沙龙雅聚，青衿士子豪门贵妇们装腔作势蜚短流长。除了意满得志，这里诞生不了、也容纳不下一点点雄心和野心。当囊中金尽、酒阑人散，它甘愿在桌下捡拾一点残羹冷炙，然后蜷伏在角落里颓然醉去，梦遍槐安黄粱。
但不经意间，这个沉睡城市也会闪现出一丝昔日光晕，将人们的思绪拉回数百个年轮之前。
晋军攻占这里之前，羌人守军挖开街市的地下排水道，取出方砖修补城池。排水道宽广坚固，纵横成网，俨然又是一座神秘的地下之城。更奇怪的是，排水道中居然发现了两只鹅。也许是终年不见阳光之故，它们的羽毛不是白色而是呈金黄。它们引颈啼鸣，声音嘹亮高亢，云霄中甚至都传来回声。两只鹅都是雄性，谁也不知道它们从何代何时开始生活在地下。于是，它们被当做上天赐予的祥瑞，进献到了后秦王朝的都城，长安。如果晋军今年战事顺利，应该可以在长安见到这两只鹅。
军政权初生
动乱年代，洛阳城并不适合用作边境要塞。它实在太巨大了，城墙周长几十里，几千或者万余名士兵根本看守不过来。所以更多的时间里，这里的驻军只防守洛阳西北角突出的小城。
站在洛阳西墙上朝外眺望，郭缘生看到了荒野中倾颓零落的土墙和壕沟。那是昔日战场的军营壁垒。八十年前，来自东方的羯人帝王石勒，和西方的匈奴帝王刘曜在此决战，双方投入兵力二十多万。战线南北绵延十余里。刘曜军队本来占据优势，当他们合围石勒的三万名步兵时，却遭到了两支骑兵的突然冲击。刘曜在酒醉中试图发起反冲锋，但落马被俘，他的军队陷入溃败，五万多名士兵被斩首。石勒因此统一北方。
对于洛阳，八十年的时间并不算漫长。这些帝国早已成为过去。石勒帝国昔日的疆域，已经历鲜卑慕容氏、氐人苻坚、鲜卑拓跋氏的几度易手。洛阳城又目睹了几次浩大的战争。一次又一次，人和马的血液侵透了城墙下的土地，长短胖瘦、有名无名的尸骸填满了护城河。所以这里的荆棘格外茂密。不远处，是去年晋军攻城战后增添的坟茔，新生的野草摇曳在夏日热风之中。
一百年间，北方的主人走马灯般变幻，江南的东晋也在暗换年华，经历一次次内战动荡。士族们共和共治的平衡过于脆弱。一个家族在这方面格外有野心，梦想建立自己的王朝。父亲桓温的尝试功亏一篑，儿子桓玄却在十三年前的404年实现了这个梦想，成功篡夺了东晋王朝。
但此后的事态过于戏剧化：一名出身寒微的中级军官刘裕，纠集起区区千名北府旧部，在三天时间里击败了数万桓玄禁军，占领京师建康，重建晋朝。
刘裕只是名义上重建了晋朝，事实上，他建立起一个精干、高效的全新军人政权，永远终结了士族阶级的统治。他带着部下们东征西讨，要恢复当年汉魏王朝的版图，收复已沦陷百年的家园。军人们踏平了巴人李氏、慕容鲜卑氏在四川、山东的割据小朝廷，旋即发起对氐人前秦王朝的攻势，舰队来到了洛阳城。
远征军中的文人如郭缘生、戴延之，武人如朱超石、毛修之，都了解这个简单的事实，刘裕是当今东晋王朝的实际统治者，如同东汉末年的丞相曹操。但他们又都难以面对另一个问题：在踏平后秦、征服北魏之后，一切秩序将要从头构建。如今已然明了，士族无法胜任军人们的工作；那么在明天，军人能否替代士族的角色？
这些问题还处在悬而未决的混沌之中。但那些来自潼关前线的血肉模糊的伤兵是真实的，城外时而出现的北魏侦察骑兵也是真实的。许多人已经流血、丧命，化作一抔黄土新坟，更多的人还要如此继续。最现实、最敏感的问题，人们表面上也关注最少、谈论最少。郭缘生、戴延之写给后方的报道，描绘最多的还是洛阳城的古迹和掌故。在洛阳，他们不用寻觅历史，而是被历史浸泡得萎靡瞌睡，如同在严冬季节的热水浴室。
士兵与桃花源
潼关前线，两军将士在黄河岸边已经苦战数月，一直未能出现转机。刘裕在思考，是否能绕开潼关天险，从别路攻入关中？洛阳北面是黄河，南面是洛河，两条河流都是从西部群山中流出。如果溯洛水而上，不知能否发现一条通向关中的新水道？
如果此举成功，晋军主力将绕开天险，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敌军后方。但迄今从来没有人到过洛河最上游，那里山高林密，人迹罕至，是传说中神仙的出没之地。戴延之奉刘裕密令，率领一支小船队探查洛水源头，开辟入关新路。
洛水支持着洛阳的生命水系。洛阳的名字也来源于这条河流——河流之北坡正是向阳面。出洛阳向东南不远，洛水在一个山谷里汇聚成深阔的湖泊，名为“柏谷坞”。谷中地形险要，古柏参天蔽日。晋军主力舰队已经转移到此，大大小小的战舰密集停泊，躲避羌人和拓跋人暗探的视线。士兵们也借此享受一下盛暑中的清凉。
戴延之在柏谷坞拣选完船只、水兵，开始洛水探源之旅。他的《西征记》只提到一位同行军官的名字，却没有记载探查队的人数。探查河源只能用吃水最浅的轻舟，另外，此行任务极为秘密，人数多则容易走漏风声。所以此行规模应当较小，大概是数艘轻舟、数十名士兵。这肯定不是一趟轻松的漂流。如果洛河真能通达后秦境内，他们很可能与敌边防军遭遇，这支小小探险队的下场堪忧。
行驶数十里后，小船队逐渐进入山区。这里居民稀少，林木幽深，山势崎岖，洛水在山谷间静静流淌。百年前的太平岁月里，洛阳是冠盖云集的都城，各地士人寻觅机会的繁华场，但也常有隐士到这山中隐居。这里距离都城近，名声容易传到那里，或许能吸引来朝廷和高官的礼聘。兵乱以来，洛阳几经焚掠，又有不少人躲避驰突的胡骑，结伴逃入山中避难，在险峻的山岩间修筑堡寨，在贫瘠的山坡上种植庄稼，过着半原始人的生活。
进入山区不久，船队经过一座黑色的“石墨山”。这座山上不生草木，只有黑色的石头（可能是煤），当时人发现可以写字，因此得名。入山渐深，过宜阳县境后，左侧山上有一个坞堡，依托石壁而建，高踞在山崖之上，从河中望去，云雾缭绕其间，恍如传说中的仙人所居。这是当年避胡人之乱的难民所建，名云中坞。
西晋太平时，此地曾有一名烧炭人，精神脱俗似仙人，名声远扬，甚至晋武帝也派名士阮籍前来探问。但此人从未开口说话，世人连他的名字都不知晓。后来，阮籍写了篇著名的《大人先生传》，据说便以此人为寄托。
戴延之等继续西行，洛水右侧又有一个坞堡。它建在断崖上一个凹进洞穴处，距离河岸二十丈高，三面都是绝壁，只有西面可通向下方。百年之前，匈奴袭破洛阳，一批关中籍的朝廷官员逃奔此处——他们也许和戴延之小队一样，想探索循着洛河回家之路，但未能如愿，只好在山崖洞穴中安家，过起蛮荒时代的生活。洞穴入口修筑了墙栅，因此得名“一全坞”，即只要防守住这一面，就可万全。但也有人说应叫一泉坞，因为坞中有一眼泉水。
数日后，戴延之等又在水边发现一座新修不久的营垒基址，证明有军队曾在这里宿营。当地渔樵给这个军垒叫“龙骧城”，据说是不久前，一位晋军的龙骧将军带兵到此所建。戴延之猜测，这位龙骧将军就是正在潼关战斗的王镇恶，他大概曾从黄河边翻山到此，清剿逃散的后秦军，同时寻找军粮。
越往上游，河中水量越小，船队在密林之中辗转前行，不时要涉过浅滩，将船只抬过瀑布。这里已经没有人烟，几乎是一片亘古荒蛮之地。戴延之等人已经失去信心，准备掉头返航时，却发现山林间还隐藏着一座寨堡。
当晋军船队行近，村寨男女老幼都跑到水边，高声呼朋引伴来围观，甚至笑闹得前仰后合。全无戒备的天真情绪，说明战乱和屠杀从没有波及到这里。这里水深不过膝，居民都从未见过船，所以竞相围观取乐。
士兵们在这里受到了热情的款待，村民告诉戴延之，这里叫檀山，再往深处已经没有河流，只有山石间涌出的泉水，从没有人翻越过西边的深山密林。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男耕女织，说不清是从什么迁徙到这里来的，也没听说过外面世界的战争。
得知这条水路不能通往关中，戴延之等失望而还。这趟探索洛河源之行便消散如云烟，再也没人记起。
不过，就在此后不久，隐士陶渊明便写了流传千古的《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文中主人公和戴延之一行一样，循着河流进入了一片与世隔绝的隐秘山林，在那里遇到了淳朴如上古羲皇之世的村社农人。再到一千五百年后，民国史家陈寅恪注意到了两者的相似之处。他推测，戴延之在写给后方的书信中，讲述了洛河探源之旅的见闻，陶渊明辗转听说此事，便加以改造，写入了他的梦里桃花源。
“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洛阳城里的刘裕等将领不会对戴延之带回的见闻有太大兴趣。初到旧都的新奇感已经褪去，远征军即将再踏征程，军官们正忙于悄悄搜寻各种有价值的财物。不过洛阳在这方面并不慷慨。
“解放”事业
褪去都城的光环后，洛阳几乎没有什么朝贵和富商居住。曾经驻扎这里的羌人军官也许有一些家产，但晋军先遣部队破城后，早已把他们洗劫一空。那是他们应得的战利品，而且显然未能满足那些贪婪的胃口，所以他们擅自冒进冲向了潼关，希望攻破真正繁华富庶的长安城。总会有人不平地这样想。三位先遣军将领当中，至少王镇恶就以贪婪著称。他最擅长从占领区敲诈富人，搜刮钱财。而且他原籍也是关中人，一直憧憬着杀回自己家乡，“解放”那里的父老乡亲。
文士们不如军官有抢劫的特权和便利。他们只能交流一下，有什么当地特产可以物色。洛阳西南郊的山中有一种青色石头，当地人雕琢打磨为棋子，质地细腻润泽。郭缘生等人都获得了些这种石头棋子，做礼物寄给江南的朋友同僚，花费不多但颇风雅。
占领军每到一处，商人和亡命之徒也悄悄尾随而至，寻找发战争财的机会。洛阳的古墓早已被盗掘过无数遍，再找到珍宝的概率很低。但这时还有一个利润很大的营生。在江南，一直保留着使用铜钱的习惯。但上百年来，朝廷再无力官铸铜钱，流通的都是汉朝遗留下来的五铢钱。钱越来越少，商品越来越多，每个铜钱的购买力都上涨了几倍。而自从五胡战乱以来，北方几乎倒退回自然经济，绸缎和布匹代替了铜钱的流通作用。所以到北方占领区收购铜钱再转运回江南，成了一桩高利润、也高风险的生意。由于南方铜钱昂贵，这时还兴起了一种风潮和手艺，就是把汉朝古钱的边缘凿下一圈，用凿下的铜回炉铸钱，瘦身的铜钱也鱼目混珠，继续使用。
洛阳城西数里之外的一个小村庄中，就潜伏着几个来自江南的男子。他们悄悄在城内外收购铜钱，运到寄居的农舍内，点起油灯，用毛毡把门窗遮掩严密，做好隔音措施，然后开始“加工”这些铜钱。真正能从事凿钱技术活的，只有两个人。他们每人面前摆放着两个瓷罐，一个存放凿过的小钱，一个放凿下的铜屑。生铁车轴头倒扣在地上做砧子，烧热的铜钱放在上面，然后用铁锤和凿子进行加工。他们的事业很成功，至少在村里的日子是如此。
当他们凿出了足够的铜钱和铜屑，就将这套工具装入一只陶瓮，偷偷埋藏在院子角落。只有比凿子比较值钱，要随身携带。一千六百年后的公元1989年，这两套工具在今洛阳市区解放路和中州路的交叉口发掘出土，引起了考古学者们的疑惑——为何并不值钱的工具藏得如此认真（《考古》，1996，9）。既然不是什么珍宝，它们被随手收入了库房中，和被埋藏的一千多年里一样，再度不见天日。
至于这几位有投机眼光的东晋男子的命运，却消失在时光荏苒之中。也许他们带着这些钱、铜，成功回到了江南故里。1973年，镇江市出土一个东晋陶罐，里面有铜钱一百八十多公斤，被凿去边缘的占百分之六十多，其中也许有他们的劳动成果（《考古》，1978，2）。不过更大的可能，他们会被负责侦缉的士兵拿获。为了防范敌军间谍，晋军对占领区的监控格外严密，路上有层层关卡盘查。
那样的话，他们会被带到洛阳驻防将军毛修之的大堂前。如果证明不是盗墓贼，他们不会有性命之虞。毛修之家乡就在洛阳外不远，他最痛恨来这里盗墓的人。战争年代，司法程序没有太多繁文缛节，他们会被剥掉衣服，接受一顿杖打，然后由文书吏登记每个人的姓名、籍贯、体貌特征，分配到某个步兵“队”的某个“伙”里。他们会得到一套军服、一把战刀，从此终身成为一名士兵。
在洛阳，这一切都在平静中发生、进行和消散。洛阳太古老了，经历的繁华、萧索、饥荒和恐怖都太多。显贵阶级在这里成形和消散，不同民族的武士在这里来了又去。再没有什么能带给它新鲜的冲击。背靠邙山屏障，这里感受不到黄河那震撼人肺腑的的壮阔奔腾，洛阳的岁月更像它脚下的伊水和洛水，平静流淌，潺湲而去。
尾声
盛夏里，刘裕再次出征，北方的河流过于吝啬，他要乘着短暂雨季的涨水，把舰队带往前线。舰队驶入黄河，靠士兵们纤绳牵引，在九死一生的三门峡骇浪中缓缓驶向潼关。郭缘生、戴延之也在战舰中，继续向后方发回旅行报道。洛阳恢复了沉寂。
几个月后，后秦的羌人皇帝，年轻的姚泓被晋军押解到这里，继续送往江南的建康。他将在那里被斩首示众。和姚泓囚车一起的，是来自长安的各种战利品。其中很多本属于一百多年前的洛阳，比如天文台的巨大铜浑天仪，皇帝出行专用的指南车，汉魏人抄写的文献古书。战乱以来，它们几经劫掠迁播，现在又将去往湿热的江南。
一年后，刘裕舰队经过洛阳，班师南还。他将要终止东晋王朝的年历，建立自己的新朝：宋。
但新占领的关中日渐危急，来自陕北的匈奴人赫连勃勃不停攻击刘裕驻军。许多部队从洛阳再次启程，前往增援。朱超石、朱龄石兄弟战死黄河岸。他们的头颅和部下士兵们一起，被堆成了一个巨大的“髑髅台”。王镇恶死于内讧的战友之手。毛修之将军成了俘虏，后来辗转进入北魏，在胡马毡帐的代北草原度过余生。有人约他密谋南逃，被他拒绝。他不想再回到已经陌生的出生地，因为昔日同袍们都已化为异物，消散在纵横万里的青山白云之间。
他最后被掩埋在拓跋人的墓地之中。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成为帝王两年后，刘裕死去。继位的少帝荒乱无能，北魏人攻入河南，成为洛阳的新主人。
寂寥的边塞时光如此又过去了七十年。然后在一个夏季，一支大军从北方开来，驻扎在洛阳郊外。年轻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宣布，这里将是自己的新都城，他的宗室贵族们都要在这里成为汉化的文明人。为了标志他自己和王朝的这轮新生，他自己也改姓为元宏。
于是洛阳再度喧嚣起来。成千上万工匠和民夫涌进城内，修缮重建这里的宫殿，街道，城隍，包括那久已淤塞的排水道。如同一位贵妇在战乱中流离失散，在被抢掠、转卖、奴役和几度易手之后，忽然又被皇族亲属寻访到，重新回到高墙深院的府邸，过起锦衣玉食的生活。战乱年月，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了（比如西晋权臣东海王司马越的夫人、一位裴姓王妃）。
拓跋显贵和他们的汉人臣僚在这里变得越来越富有、文明，也越来越奢靡、堕落，这一切不过是西晋王朝的又一次重演。曾经消瘦的洛阳城重新富态起来。它的居民日渐增多，街区坊巷扩展到城墙之外，甚至到了当年送别行旅的七里桥边。
然后又是内战，动乱。洛阳城上百万居民，在三天之内被驱赶搬迁一空。它又回到了边塞生涯中。洛阳郊外再度成为会战沙场，当年的刘曜和石勒的决战场景，在这里又一次次上演。
那冥冥中的造物者，难道对这重复上演的一幕幕毫不厌烦？
即使它没有厌烦，活着的人也会无法承受。汉魏洛阳城，一座跨越了五个世纪的巨大时空存在，这里的悲喜缠绵、新仇旧恨、大鬼小鬼已经层层叠叠积累了太多太厚，以至它的井水都变得苦咸无法下咽。
隋王朝再度统一了中国。新即位的隋炀帝命令拆毁旧日洛阳城，在它的西面重新规划一座新城。“汉魏洛阳城”至此寿终正寝。
但隋炀帝的新洛阳城并不全新，它恰恰覆盖在周公营建的第一代洛阳城之上，从此也堕入了一轮新的循环之中，犹如庄周梦蝶，蝶梦庄周。他临死对镜伤怀，恍然已不知身在何处。
新洛阳奠基时的隋炀帝还梦不到这些。他刚刚启用了自己的新年号：大业——又是一个充满雄心、梦想、繁华、血泪、征战、歌舞升平、国破家亡的时代，浓缩在了十三年之中。在那个犹如改天换地崭新世界的大业十三年里，邙山和洛河之间重新耕垦为田园乡野，浓缩了无数悲欢的汉魏故城，再也无从寻觅。
那一切，真的已经过去了？
【完】
（文中朱超石、郭缘生、戴延之诸人的行纪报道，均辑自《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唐宋类书，及《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等地理志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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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三至六世纪，国史魏晋南北朝。华夏大地历经统一与分裂的轮回，衰亡与重生的涅槃。
这是中华文明的青春期。秦汉是它的童年：简率、天真，拥有无穷的精力，对自我和世界充满好奇。到魏晋南北朝，它遭遇了生离死别、患难得失，从懵懂走向成熟。它融汇了草原民族勇武坚毅的血液，胸怀开阔头脑练达；它领悟了西域世界的佛理，体会到红尘万象背后的空无寂灭；它还开始用诗歌抒情，把自然山水和人生百味化作吟咏歌唱。从这里，它走向隋唐的壮年辉煌……
自“五四”以来，中国在经历又一轮新生。回望那四个世纪，不仅仅是乱世的纷纭征战，更有民族、阶级、文化碰撞交融的经验教训，从血污离乱中坚忍重生的启示。
于是，便有了这个“乱世之城列传”。
我们将选择若干三至六世纪的城市做载体，讲述人们在其间的梦想与奋斗、悲喜和遭际。那些人著名或者无名，那些城早已湮没或者更加庞大。但这些都不重要。最关键的是，在这片人类生息的大地之上，我们应当告诉自己：没有永恒的苦难，我们从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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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是在《看历史》杂志上，给“乱世之城列传”写的开栏语，应该是2010年吧，那是我对时事最绝望的时候。我熟悉魏晋史和春秋史，都是中国历史上最难以自拔的寡头时代，所以会写下这么悲观的话。
所幸，到2012年底，终于看到了历史转折的一点希望，所以那时写了《贵族寡头政治是中国的最大陷阱》一文，算是把我理解的道理说破了一点点。
历史还在继续。阳光之下有新鲜事，希望不是简单轮回。我喜欢“看破不说破”这句话，希望读者理解。而且，我们也难真正看破……
就像八几年交谊舞厅里，负责维持风纪的老大爷高喊的： 保持距离！ 注意影响！
重贴于甘川交界处·郎木寺。
《南北战争三百年》读后感(六)：马镫小记
以前曾关注过一个关于电视剧《三国演义》的讨论：剧中的骑兵到底该不该使用马镫？虽然当时没有参与讨论，但是一直以来对马镫充满好奇。同时，对于当时的兵器（如关于的青龙偃月刀）、作战方式（如双方先由主将对战，大展若干回合后，主将一旦败退或被杀，其部队就会溃散。）也充满疑问。
（车马俑）（鞍马骑兵俑）从自己有限的考古知识，知道在先秦时期还是没有马镫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形式主要是车战。至于汉代有没有马镫还不是很确定。匈奴骑兵的作战主要是远射，并不是近距离的厮杀。华夏开始使用骑兵应该始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而那个时候马镫还没有发明，骑兵用于作战也不是主流，步兵才是主力。第一次看到实物的骑兵俑是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见上图），当时被秦的军事实力所震撼。
而在顾准的《 马镫和封建主义——技术造就历史吗？ 译文及评注》中介绍：
“马用于战争的历史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时期，用于战车；第二时期，骑士用马，可是他靠双膝的劲道来稳骑在马上；第三时期，马成了配备有马镫的骑乘。在战争中，马总给它的主人以超乎徒步战士的好，而战争中马的使用的每一次改进，对社会和文化的深远的诸变革都是息息相关的。
在有马镫以前，骑者的座位是不牢靠的。马嚼子和刺马距可以帮助他控制他的骑乘；没有马镫的鞍子可以固定他在马上的位置，可是他的作战方法还是受到很大的限制。他原初是一个运动迅速的射手和投枪手，剑战是受到限制的，“因为没有马镫，你那位挥剑的骑士，当他出色地大挥转他的剑猛砍他的敌人的时候，只会落得一个打不中敌人却自己翻身落地。”至于说到用长矛，在马镫发明以前，它是在臂膀末端挥动的，打击力量来自肩膀和肩肌。马镫使力量大得无比的一种打击方式成为可能，虽然马镫并不要求这个。现在骑者可以稳稳地横矛于双臂与躯体之间来攻击打他的敌人，打击不仅来自他的肌肉，而且来自他本身和他疾驰前进的骑乘的联合重量。
马镫，除了由鞍鞯和驰驱所提供的前后两方的支撑之外，又加上了侧面的支撑，于是有效地把马和骑者溶合成为足以发挥前所未见的强力的一个单独的战斗单位。战士的手不再直接用于打击了，它只用来指导打击的方向。马镫就这样用马力代替了人力，无限量地加大了武士损害他的敌人的能力。无需什么准备步骤，它立即使马上白刃战成为可能，而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新战斗方式。”
所以马镫的发明是具有革命意义的，至于马镫的出现是否像西方学界出现的“马镫革命”说，另当别论了。作者进行了简要的辨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
那么马镫是什么时候发明的？读了本书之后对马镫的发展脉络，以及骑兵的作战有了清晰的认识。简单的做一下笔记。
马鞍演变简图
图中没有列举秦代骑兵，秦兵马俑的鞍马骑兵俑，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介绍为“此展品为秦代的陶器，出土于秦兵马俑二号坑。秦人以养马起业，秦陵区内也发现有大量的陶马和真马陪葬，可见其对马的重视和珍爱。鞍马骑兵俑塑造了秦代骑兵和战马的形象，骑兵短小精悍，战马健壮有力，说明了秦代骑兵作为新兴起的兵种，筛选的标准应该非常严格，是研究古代军事史的重要物证。”
（长沙西晋墓的陶俑，高马鞍和单马镫组合）西汉时，骑兵的作战方式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远射变为骑兵冲击战术，“东汉和三国时骑兵冲击步兵军阵的战术更为成熟普遍。冲击战术需要骑兵能够采用的手段就是加高马鞍，高耸起来的前后鞍桥为骑手提供了前后两个方向的依托，能起到一定的稳定效果。所以自汉代开始，骑兵马鞍的前后鞍桥越来越高。”
我们知道虽然现在还没有实物可以证明汉代的马镫形制，“考古实物并不代表这种技术出现的最早年代，现在出土的也未必是制作最早的单镫陶俑作品，这中间存在几十年的时间差很正常。所以推测，在公元240年代的三国鼎立时期，用于辅助上马的单马镫已开始应用。”
所以三国时期的战争，骑兵作战时是可能有马镫的。
杨泓认为最早的马镫是长沙西晋墓供上马用的单马镫，到十六国、南北朝时，双马镫逐渐普及。
《南北战争三百年》读后感(七)：转 元迦尼：一本魏晋南北朝军事史新著
作者：元迦尼（已获作者授权）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71405880/answer/360971330
来源：知乎
买完已经粗粗翻阅了一下。但现在书不在身边，详细书评还是等书回到身边再说吧。先谈三个大致感受1，其实刚听朋友说这书的时候，我心里也犯嘀咕，作者不会真是硕帝吧。2，当然只是我一个区区爱好者的个人看法，我觉得十六国时期和两魏齐周时期是我国非常重要的军事发展时期，作者在里面选的战例似乎有些少。南北之间的战争选的更多些，北方战例选的少了些，作者似更注重南方军事发展。3，书主讲军事，但粗翻下来地图似也有些少。---------------------分割线---------------------今天着重读了序言以及第一编前四章部分，并跳读了作者对于燕晋枋头之战的分析。首先我要向李先生道歉，由于第一遍看的时候比较粗，未读序言，仅从标题就武断判断此书是讲魏晋南北朝范围内的全部军事战争，读了序言才知道李先生的重点是南北之间的战争，如果是这样，北方战例选的比较少我就可以理解了。其次作为一个非专业爱好者，虽然对魏晋南北朝的军事有极大兴趣，但其实能接触到的学界相关书籍论文并不是很多，以前只看过常彧先生写的几篇相关军事论文。李先生此书可以说是极大的填补了空白。本书开头先从魏晋南北朝往上追溯至先秦两汉，用较详实的资料的讨论了前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军事战术特别是骑兵发展，对于读者来说可以说是帮助较大，不至于一头雾水。尤其在马镫马槊这一环节，细致的论述了这些军事技术的发展如何辅助了军事战术-------骑兵冲击战术的成熟，而军事战术的成熟又如何反哺军事科技的发展。本书还有个相当好的优点是对于初学者也非常友善，大约像“中古时期的骑兵长官为什么要亲自冲锋”这种问题每个爱好者心里都有过疑问，似乎学界没有给过答案。但是李老师很认真的解释了这个问题。有一个小地方想和李老师商榷。
李老师曾用廉台之战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十六国时期骑兵冲击战术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我认为这结论其实没啥太大问题，但例子感觉不太合适，廉台之战究竟怎么打的，争议较大，相识的爱好者中也有不少不同意见，我个人认为燕军总体确实有较多的骑兵部队，但是慕容恪采用的战术是“乃择鲜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铁锁连其马，为方陈而前。”似乎很难说是骑兵冲击战术，不如说可能是一种重骑在前充作铁砣，迟滞延阻对手，让弓手发挥作用，然后“卿等从旁击之”两翼合围包抄。慕容恪可能因为某种顾虑，不得不选择牺牲骑兵的机动性而换取战场时间，是比较特殊的军事战术，但无论如何，连环马是跑不起来的，载记和通鉴等记载也没有明确指出燕军用连环马做冲击敌陈的作用。而冉闵一方是否是骑兵为主？李老师文中用“闵所乘骏马曰朱龙，日行千里。闵左操双刃矛，右执钩戟。”一句来证明冉魏方也是以骑兵冲击为主战术，似有不妥，仅仅以冉闵一人之装备似乎无法说明冉军整体的战术和军种。资治通鉴中冉闵相关所载则还有“闵素有勇名，所将兵精锐，燕人惮之。慕容恪巡陈，谓将士曰：“冉闵勇而无谋，一夫敌耳！其士卒饥疲，甲兵虽精，其实难用，不足破也！”闵以所将多步卒，而燕皆骑兵，引兵将趣林中。”可见冉军似以步兵为主要军种，并想利用森林地形克制慕容恪的骑兵。无论从哪种记载看，双方很难说是用骑兵冲击战术相互作战。当然此处无碍大局。我又读了作者关于枋头-襄邑之战的叙述，我认为这段可以说是写的非常精彩的一章了。李老师重点叙述了东晋一方战前的准备尤其是各种航道的挖掘，大约是想证明南方政权在北伐上地理的劣势以及后勤补充上的艰难，而枋头之战确实可以作为典型例子来讲。当然作为个人来说稍微有2个遗憾之处。1，老生常谈，就是没有图。如果有地图能标注一下后勤航道以及各个水系的位置，读者能更好的理解。期待李老师下一个版本。2，虽然说后勤的问题以及燕秦的联合导致了桓温此次北伐的失败，但慕容垂巧妙地追击也有可书之处，燕军方若是庸常将领，大司马本不至于输的如此之惨，而慕容垂通过对敌方心理的掌握以及娴熟的骑兵指挥艺术，慕容德出色的配合，才顺利的将战果最大化。较遗憾的是李老师对于燕军动向没有过多着墨。才看了一部分，斗胆提一点小小的意见，不过我是门外汉，想来对于李老师帮助极小，祝老师新书大卖，这篇书评未完待续，顺便也希望李老师不要再用您称呼我了。--------------------------------------分割线--------------------------------------------今日读了第十四章 南朝的财政与战争看的出来李老师很用心。资料罗列详实，花了不少功夫讲了南朝赋税和铸币的历史。但我觉得南朝的财政本身题目较大，要写的话，本身就能出一部大书了。另外本章虽标题说写南朝的财政与战争，但几乎只是在叙述财政状况，而财政与战争的关系，比如南朝军费状况，比较少着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