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是一本由孙隆基著作，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 元，页数：43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读后感(一)：中西文化与情感
四星理由，很写实，分析有道理，但是不涉及经济层面的分析，总让人觉得不深入。
中方VS西方：1）父子关系为主-夫妻关系为主
中方推崇人格特点：会做人，会听话-反应不强烈，非个性化，稳定，可以为了社会规范而假装成另外一个人，我猜想这样的设计是从父亲视角出发的，这样的人格能让父亲在朋友圈脸上有光，体现自己的权威，教育有方。”教育“显得特别有面子。经典：王熙凤。即使是王熙凤这样的角色，也并不敢违抗家长的命令。
西方推崇人格：宗教视角。书中写美国最多，可以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宗教视角来看，能不能“得救”最重要。“Only god can judge me"其他人要是干预，西方人的态度是强硬，情绪激烈，直接表态，以表示自己是一个健全的indivivual.夫妻关系是自己的自主选择，是自己free will的体现。”如果父母反对自己的选择，往往代际断裂“
2）儿童化的成人——乱伦？
如果买第三套房的前提是登报和父母划清界限，那么，又会有多少人愿意做呢？会比今天离婚买房的人多吗？对于国人，爱情是舶来品，进入不了深层结构。国人真正的爱人是父母亲，文化默许了”一定程度上的乱伦“。可能接触西方文化早，我对于父母向来划清界限，这让我父母非常不悦，经常批判，尤其是对比我舅舅对表姐，姑姑姨妈对堂哥表哥那种已经超出安全状态的亲密态度“。但说实话，我宁愿被批判，这种亲密，让我感到危险。成人的儿童化（是中式儿童，不是西式）是控制他人（揩油）的主要手段。通过”可爱“”无心“的状态说出很mean的话，被视为”很厉害“。
西方人对于乱伦是恐惧的”母子关系对于美国人来说是最为遥远的“ 。这种文化（新教？）鼓励个人的成人化，月经派对，First night party等均说明了这一点。一种鼓励成人性，独立自主的文化，必然让人有难以承受重压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邪教和心理治疗“盛行的原因。同时，如果一个美国白人无法感受到自己作为成人的尊严，他往往会走火入魔地向妇孺发泄，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连环杀手众多的原因了。这些手工刑具和杀人工坊，从另一个角度让他们发泄。我想，这也是中国社会治安较好的一个原因，儿童化的成人，做出手工刑具和杀人工坊的能力也有限。
3）边界问题
中方：打着合群的名义揩油，希望越模糊越好（不合群的，要么重度paranoid要么不愿意揩油）
西方：对于过于亲密的关系是paranoid，生怕被操纵。
4）信仰？
家庭是中方的宗教（对于成立家庭的迷信，犹如伊斯兰国家谨遵古兰经教义打死不能接受利息一般执迷不悟）还没入教的做好风险评估，入教了的先信着吧
宗教是西方的家庭（教堂=大育婴室，上帝是唯一的家长）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读后感(二)：静下心来，慢慢读这本书
有广西师范大学的版本，惜乎当时没空浏览新书。
2016年元旦前后接触、阅读 孙隆基。
怎么说呢，我是一个叛逆者。淡化、反抗、走自己的路。艰难前行，有时，不得不妥协。
简单地说自己的读后感：
1.阅读者最好要有心理学基础知识。否则，连一些基本术语都不太清楚作者在讲什么，就直接批评作者。
2.基本符合国情与中国人的本质，而且，截止到2016年，也不需要做出大的修订与调整。没那个必要。
例证：
我母亲2015年3月底确认为胃癌伴肝转移伴淋巴结转移 ，
之后，遇小姨母大姨母奇怪的反应，
以及今年春节，母亲去世，父亲与兄长及其他亲友的表现，说明：中国人的文化深层结构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与几百年前、几十年前毫无二致。我们仍然活在“二人”的“仁”之世界 ，
我们无法挣脱这些，我们只能通过外在，才能比较出自己。
回顾自己46年的人生经历，想想女儿的教育，
总算将她教育出具备足够自信心的样子，BUT，她也不能被“正常的”中国国情所容忍。
所以，即使她决定高二年级去成为交换生。我也是坚决支持，即使她会在高考这个坎上“耽误”4-5年的时间。
人生嘛，在于经历，而不在于高考是否顺顺利利。
那么快地上大学、毕业 ，又如何？
耽误那么几年，又如何？
年轻时，谁不会有一些幼稚的决策？
又抑或几十年后来看，幸好当年的幼稚决策，正因为这些看似幼稚、不符合常理的决策，才能真正地塑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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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到了2016年了，中国跨入21世纪了。
GDP全球第二了。
但中国文化，依然是国富民贫，官员们与民争利，离开政府业绩也完不成。
强中央弱百姓，也是事实。
本书倒在某种 意义上 ，实则强调 专制是中国大陆的必然，且对执政政体有肯定 之议。
且符合中国人“个人是龙，群体是虫”的现象。
从心理学角度、语义学来分析，偶有些论据不足/推理不充分之感，但不影响大家的思考与反思。
至于你读此书，是爱还是恨，是讨厌还是喜欢，
全凭你自己的感受。
我只讨论下事实。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读后感(三)：与中国文化疏离之后的牢骚
这本书在1983年的时候无法发表，很多人会对这点很有兴趣。然后作者又给自己贴了一个“最高叛国罪”症候群的标签，肯定会让更多人蠢蠢欲动。
然而我觉得这些都是噱头，最有意思的一点还是在于，这本书是在讲“一个人与其原生文化之间的疏离”。如果说书的主要观点是，中国人的“心”发达于“脑”，而且“本书中谈的 深层结构 显然并非历史时序，但也不属于普遍适用于任何时空的因果关系范围，确切一点，该说是一种针对特定范围--中国--的共时性（synchronicity）设定。”这些都是在说作者与中国文化疏离的原因。
如果从疏离的角度出发，其实已经对于作者阐述的内容已经能够定性了，对于中国文化本身肯定会有许多负面的观点。作者自己也说了，当你手上拿着榔头，那你眼里只有钉子。作者所谓的“本质”只是基于作者假设和分享结构造成，并不能代表其全部。或者按照作者的话，“人对客观世界的概念化是人的 认知意向 与客观世界之间达成的一项协定。”
其实作者这也是为自己的观点做一些伏笔。就像真正的世界是什么？如果你要去找寻世界的“本质”，那“非本质”的世界就不是世界了吗？当然从这个角度出发，作者也为自己接下来所有的观点做了铺垫。他所阐述的深层结构的“本质”也许是你的“非本质”，无论他说什么都是这个世界合理的一部分。
进一步说，作者使用的方法是从“观察同一结构在不同领域中的可能性的扩散”的结构主义入手，有些哲学家的套路，先把概念、方法给解释清楚，然后深入到“本质”的问题。不过感觉作者几乎就是在分析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比如作者反复的在说“心”和“身”感觉有些咬文嚼字了。如果只是简单的翻译把“心”翻译成“heart”，你不能用简单的翻译去做复杂的分析。当然作者也有分析到极致的地方，就比如“你身体好吗？”“你有心了！”这一简单的对话就能形象的比喻“心”对于“身”的照顾，的确醉了。但要知道索绪尔的语言学教程里面还有共时语言学、历时语言学和地理语言学，如果真要拿语言开刀作者这样有点草率了。
然而我更想说的是，作者曾经说过，文化结构特别是深层结构既不属于哲学范畴也不属于心理学范畴，可是作者一大部分内容又都是在借用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发展阶段学说来解释中国文化。承认自己在做心理学研究又有何不妥？
其实作者说的“ 良知系统 是一个可以把这些精神或理性的价值体系作 非理性的 涂改的 深层结构 。”“称作 文化潜意识 亦无不可，不过它却不是一个被压抑掉的心理层次。”作者一直在努力建立“良知系统”这个概念，并且和哲学以及心理学划分界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作者只知道弗洛伊德的缘故，“良知系统”也好，“文化潜意识”也罢不就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嘛，如果从更大的“集体无意识”的概念出发，很多事情就不用说的那么复杂了。
如果给这本书换一个更直接的名字，我想是“论中国的集体无意识”，或者终于找到熟悉的感觉了，原来这本书和武老师的那本名著太像了，俨然就是“另一个国”。更确切的说，一个是从古文中找例子，一个是从个案中找例子。都是在作证几乎同样的观点。
坦率的说，有些观点还是挺有启发的，如果不去纠结为什么的话。就比如他制他律的人格特性把“良心”和“面子”问题归纳的挺精辟的。感觉就是说中国人一定要活在一个关系中，人格都是关系赋予的。而好玩的是中国人的关系又不能太大，仅局限于有共同特征的小团体。也许这也是中国人个性又不强，但另一方面又给人一盘散沙的感觉。
还有一些比较有感触的语句就直接摘录了：
“把心理问题 身体化 的倾向，使中国人很少出现抑郁症，但却多半导致虑病症（hypochondriasis）”。
“中国人看 人 ，也是把他放入社会关系中去定义，而不是把他看作一个人格体系。”
“将概念 稀薄化 的做法，就大大地削弱了这些概念的分析能力。”
“马列主义到底是一个具有动态 目的 意向性的外来之物。”
“对西方人来说，参加社群只是千百种自我完成的方式--大多数毋须直接涉及社群--之一。”
当然，还要不得不赞叹作者引经据典的能力，或者是那种四书五经滚瓜烂熟的秀才形象油然而生。每一个现象或案例都能在经典中找到一种说辞，而且是近乎于把四书五经打碎了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另一方面，如果只是从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经典出发去分析，讨论些个体和集体乃至社会的关系还好，但一旦讨论上升到国家层面，宗教层面或者其他的文化会感觉有些不能接受，总是觉的作者是在自说自话。就比如无论大乘小乘，甚至印度教还是佛教都被划入了一种类似印度文化的概念。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当说到国家层面的时候，因为集体无意识而造成当时很多社会现象，然而集体无意识并没有那么容易被改变，但许多社会现象并没有能够继续持续到现在，而且从本质上很多已经改变了，这个又能说明什么呢？
其实当看过作者的一次又一次的论证之后会有一个觉察。为什么很容易被作者很多观点带入？因为作者的思考逻辑是，借由自己观察到的现象，加上引经据典的论述，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者更进一步说，作者的观点是从现象出发直接得出来的，而经典只是用于作证。其实让人带入甚至产生相信的部分只是经典本身而已。
从个体观察的现象是否和这种普遍性的结论有关，有待进一步论证。只是经典部分作为论据并不能推倒出这些结论。
如果作为一个存在主义的中国人，会有更多的自我投射在里面，也许会有一些共鸣。而且大家在周遭乃至自己身上的确又能找到一部分原型进行投射，会产生一些思维的惯性，进而会对所有的观点产生惯性投射。
说白了，有病的可以用来治病，没病的这就是一个坑。借用尼采的那句引用，“不能服从自己的，就将会被命令。”指挥棒其实永远在你手上，如果你给了作者，就掉坑里了。
如果硬是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厚厚的书，我会说，这是一个二战后出生的第一代，饱览群书后对于个体、文化、群体、社会、国家的诸多现象的一个吐槽集。
也许用来做茶余饭后的谈资不错，或者也许就止步于此就够了。虽然有很多对于“经典”的分析和借用，但并不代表结论或观点就是合理的，甚至正确的。
当然视角是很独特的，有时会有些惊艳，但会花很多的时间和思考去尝试理解乃至看破作者很多混乱的逻辑，略有不值。如果只是借这个主题来发发牢骚，这460多页的书是不是太啰嗦了点，不看也罢。
2017-11-1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读后感(四)：2017年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之一
导读 : 这篇书评写于2017年11月，今天把它发表在豆瓣。时间节点，望请阅者注意。
虽然离新年还有一个多月，但是我可以确定，这本《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是2017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 我写这篇书评的时候，有一个很重的感觉，就是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切入点，也找不到恰当的语言去描述它。因为这本书内容之宏大，题材之广泛，批判之深刻，论证之独到，在文化“深层结构”这个特殊领域，真的是世所罕见，也可谓旷古绝今了！ 在这本书中，台湾学者孙隆基从中国人对“人”的定义出发，论证出中国人的身心分离，并大量借用中国语言的措词俚语和文法规则，从各个层次，各个角度，系统论述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并“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千刀万锅式的切割与批判”（作者语）。 从中国哲学中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本质，到为什么中国会有世界上最发达的饮食文化；从中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规律，到中国人为什么制造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从中国传统时代“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从中国历代农民战争的“平均主义”，到中国人追求“大一统”的政治导向；从中国人“自我压缩”的人格，到中国文化的“好人哲学”；从中国家庭教育的“儿童化”范式，到中国人的“谈性色变”；从中国人不敢表现一己之魅力，到深藏于集体无意识中的“枪打出头鸟”；从中国式的“专制主义”与“家长制”，到中国人特有的人情社会；从中国人“精神追求”的匮乏，到中国人“他制他律”的人格；从中国人“界限模糊”的代际关系，到中国历史“万古如长夜”的超稳定结构；从中国人在现代世局中的建国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与文化“深层结构”的殊死斗争；从中国人的“现实主义”趋向，到绝大多数中国人让渡一己生命之主权…… 总而言之，这本书给了我太多的思考，太多的启迪。而且，不仅针对以上的宏大命题，这本书也让我思考了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更加透彻地理解了许许多多的人和事。也更清晰地了解到，文化“深层结构” 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重大影响。这个影响，不仅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和未来的。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读后感(五)：读书笔记2018.1.11《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此摘抄笔记很长，7000多字，道友点开请慎重。
在这本书里，中国文化以十分负面的形象出现，那是因为它被放置入一个由他人缔造的“现代”世局中，一切条件对它来说都是不利的，原本衡量它的所有标准也必然是异化的。但这个“现代化”该不断被重新定义。中国文化的“文法”规则能否在新的世局里创造出簇新的佳词妙句，我们将拭目以待。 1、中国人处于一个普遍“心”发达于“脑”的文化背景中的人。中国人从来不判别这两种“心”的作用，“心”一词可以涵盖heart与mind。 2、中国人的“个体”是很单薄的，因此必须常常受到人情的磁力场之温暖的包围；中国人的“个体”也是无法对自己下定义的，而必须由“仁”这种“二人”关系才能“定义”自己。对这样一个“个体”来说，就只剩下了一种选择，那就是——逃避自由。 既然中国人的理性思考与道德判断都被感情化，因此，又会把“持不同政见者”视为“离心分子”，亦即是说：你在意见上与我不同，就是一种伤感情的“不友好”行为。 3、谈论中国人“和合性”的最佳起点，莫如中国人驰名世界的烹调术。中国人之所以产生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烹调术，是由于他们能够将天下种类繁多而气味各异的食料“和合”于同一碟菜肴中。 如果将中国烹调术和西方新教国家(例如美国)的比较，就会发现后者所能应用的作料，范围狭小得多;而且，一种肉或一种鱼往往只能配一种特定的蔬菜，相当“明文规定化”;此外,肉是肉,菜是菜,两者截然划分，彼此并列而不“和合”。因此，美国人的烹调术似乎亦反映了他们的“法治”精神——各个个体之间,必须存在用条文规定的关系,而且“人已权界”划分得清清楚楚。 相较之下，中国人的烹调术就明显地反映出“和合性”。甜与酸、苦与辣、腥与淡,可以彼此做阴阳调和。阴与阳调和在太极中的原理是:太阴中有少阳，太阳中有少阴。因此,中国烹调术的特色在于相互渗透，而不在于彼此分判。而且,“合二为一”的相互渗透，是实践多于理论的,是可以因地制宜地克服作料的限制,而毋须“公事公办”的。 大家都必须力求彼此之同，去相互之异；个体和“局部”必须尽量收束自己，以便促进整体的和谐。因此中国传统的乌托邦理想就叫做“大同” 中国人也有种“壁垒森严”的倾向，与“和合”的倾向是完全相辅相成的。因为，只有在尖锐地突出了谁是“外人”的同时，才能够深刻地圈出谁是自己人。因此，卡住了不给陌生人的东西，才可以用来对自己人“做人情”。只有如此，才显得“亲疏有别。因此，只要认识熟人或者有特殊的人介绍，对方就不只会让你获得对其他人是封锁的事物，甚至可以为你做出亏损公家的事情。因此大门时“壁垒森严”的大门，“后门”却可以畅行无阻——只要你有办法。 4、中国人一直都有自己“无私”而西方人“自私”的神话。这个神话实根植于对“人”的不同定义而引起的语义学混淆。中国人必须由“二人”去定义“一人”,因此任何自我定义的“个体”都是“自私”的。中国人的“个人”比较单薄，常需受到社群的温暖照顾,西方人对别人既然摆出一副“贵客自理”的态度，自然就是“自私”的。中国人的“心”比较发达,常需要与人“感通”，而西方人（尤其使美国人)似乎是一种绝缘体,自然也是“自私”。此外，中国人必须“做人”，而西方人则“是”(to be)人，一个只“是”他自己而不肯在别人面前去“做”的人，当然更是“自私”。 此外，双方对“团体精神”的理解也不相同。对新教文化的西方人来说，“团体精神”的意思是指彼此尊重对方的权利以及遵守公共秩序。对中国人来说却是“自己人”之间不要斤斤计较，不应分你的与我的在“自己人”圈外就毋须这样 “有心”地去“做人”，因此也是同样地不讲权利，不过内容却变成了抢在对方之先。因此，中国人只在必须“做人”的场合中才是“无私”的。然而，西方人却在中国人认为应该“做人”的场合中也算的清清楚楚——这种“难看”的动作自然也显得“自私”。 富有“人情味”的中国文化是一个照顾弱者的文化。自然，它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个体”的弱化。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的“合群”，是基于一种内在的需要，而不是一种道德上的选择，因此也就很难说是比西方人更为“无私”，只能说是一种不同的需求。 5、中国人对外客“尊而不亲”，对自己人却“亲而不尊”。因为正常情况下总是力求爱憎不分明。 6、美国人的交友方式是“先小人后君子”，其友情也多半维持在“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状态。中国人交友方式是“君子始而小人终” 中国人很多事以“君子始小人终”，就是由这种心理造成。例如，由熟人介绍租房间住,开始时房东可能“清高”到连月租多少都不提,也没有说明什么东西可以用什么东西不该碰，但其实却是不负责任地免除了自己该去把问题说清他的焦虑感,反把这个惶惑不定的焦虑感抛给了对方，既然什么都不说，就是期待对方“万能地”懂得如何去做,但一旦不如己意,就行生愤恚，最后到了不得不去面对原本该一开始就面对的问题时，已经到了撕破脸皮的时刻。此外,中国人好在友情之间夹带所谓“恩惠”，施恩惠的人表面上什么也不说,但“潜台词”却是期待对方有所表态,如对方没有被摆布,施恩的一方就转而愤恚,甚或像被冷落的小孩一般做出打击报复。 7、在中国人之间常见的一个现象是:当自己的小孩子与邻家小孩子在打架时，父母将他们拆开后，总是先打自己的小孩子,也不管正义在何方。这种做人方式，其结果自然是使孩子也形成自我压缩的人格，认为自己的利益是不法的,事事去迎合别人。其效果还包括见风使舵、不顾原则。 8、中国人为什么拍不出好电影，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就在“做人”，亦即是说多少含有渠道化的角色成分。至于电影，又是一个抽离现实生活的层次，而在这类场合中，中国人又势必加以夸张。既然平日已在做戏，在银幕上表演时再经“艺术夸张”，就只有使演戏的痕迹毕露，没有一点儿真实感。 9、中国人的“良知”包括：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者皆为“心”。因此，朱熹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这四种“心”，又是仁、义、礼、智这四种“德”之所本。 10、中国人是有一点儿“植物化”的。当西方人提起“自然”这个概念时，多半会联想起“动物”“兽性”以及“性”。然而，当中国人提起“自然”时，就往往会联想起花草树木于山水——正如他们在山水画中表现的“自然”那般。 11、事实上，一个人即使不知道如何为体内的生命力找一个出口渠道，也不会是真正的“无知无欲”。许多男性，如无法与一个异性进入性爱关系，往往会被中国人社会理解为“眼界过高”。他本人的确也在用搞雕塑的心态来营造一个现实人间不可能出现的理想女性。表面上似乎是由于这个对象还未出现，一旦遇到了，自己就会采取行动。实质上，所谓“眼界过高”乃情感无法向外投放。情感只投注在自己身上，是谓“自恋狂”，使得他不愿意去接触与经历真正生活中的男女关系，而总保留着内容幼稚的、万能的性幻想。这类幻想指向人生早期阶段，即当一个人无须操劳，完全被动地承受“万能的”妈妈伺候的状态。 中国人看到一男一女多谈了几句，就会“心灵超速”，去刺探盘问，甚至要“捉奸”，但对男与男牵手、女与女勾肩搭背，却是习以为常的。对此类现象大惊小怪的，却是视男女亲热接触为理所当然的西方人。 此外，中国人的“非性化”，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底下的“性压抑”有所不同。大部分中国人，在未完成安身与生育这两项社会功能的时刻，可以让性欲最旺盛的整个青春期空废掉。从性欲剥夺而又没有普遍出现西方维多利亚时代那种歇斯底里的事实可以看出，中国人的问题是“非性化”多于“性压抑”，它由于“自我”结构的弱化，性表现的焦点模糊，缺乏易掌握的出口渠道，但在心中却是无须压抑的，一旦表达，也是不易控制的。 12、孔子有“拨乱反正”的思想。孟子有“定于一”的思想。墨家有“尚同”思想。法家更不用说，简直是为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制造理论根据的。唯独道家不然，《老子》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在《老子》一书中，是公然提倡“天地不仁”与“圣人不仁”的，亦即是认为“一人”状态总是胜于“二人”关系。的确，在《老子》一书中，是很少提到国家的，只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一类的话，亦即是说：最好的政府是令老百姓不知觉它的存在，等而次之的才是令老百姓“归心”（亦即是儒家式的），又等而下之则是令老百姓“畏威”（亦即是法家式的），最下等的就是令人“离心”了。 13、一个对美国的儿童心理過查显示出:他们在十二岁以前是将“权威”人格化了的， 亦即是将“权威”与父母或师长的人身认同；在十二岁以后，他们就将“权威”非人格化了，并将它与抽象的机构与职位等同。 然而，对中国人来说，“权威”总是人格化的。因此，对中国人发生深巨影的思想也总不可能是抽象的原理，而必须是具有权威性的具体的人说过的话——例如:《论语》《六祖坛经》《朱子语类》以及《毛主席语录》等等。 中国人也从来不可能受抽象的“法”的统治，自古至今实行的都是“人治”。在传统时代，皇帝被称为“君父”，地方官则被称作“父母官”。在进人“现代”以后中国人在这两方面丝毫没有改进——这不只是表现在袁世凯与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之上,并且还在“文革”中达到一个史无前例的新高峰。 14、从人的成长角度看，在西方，强调的是这个过程中的断裂，从一个阶段进到另一个阶段，清清楚楚，也干干脆脆。此一倾向在新大陆被发扬至极峰，断裂变成了一种惯性，造成脱离父母之家庭以后的人际关系，也以分离作为常态。于是，人归根到底就必须面对自己，自己这一生之开展形态，都得由一己去负责。成长时如是，成人之后如是，面对老年与死亡时也不得不如是。 在美国，由儿童到成人的转折点——青少年期——是一个危机，自杀率特别高，用参加邪教的方式去做心理枕垫者亦颇众。由青春至衰老的过度——中年期——则易出现“中年危机”，其表现形式之一是婚姻的破裂。老年则更是危机重重，甚至有人去上课学习如何面对死亡。美国也势必成为“心理治疗”的文化！个人“自主”的代价何其大哉！ 相形之下，中国人的成长，可以用父母做枕垫，成人之后用社会关系做枕垫，老年则用子女做枕垫。生命转折之危机不能说没有，但没有像美国那般成为泛文化性的母题。然则，中国人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简言之：中国人的代价，是将原本可以全面盛开的青春阶段这一个高峰铲低甚至平均，去填补老年时势将面临的深堑；用“别人”做自己“枕垫”的结果，亦可能导致对一己生命之主权的让渡。 15、如果西方文化算是一种“弑父的文化”的话，那么，中国文化就不妨被称为“杀子的文化”。 “弑父的文化”并不能算是“死亡崇拜”，因为，即使在自然界，行将枯萎的事物也必须向新生事物让路，才会保障自然界生机的延续。 至于“杀子的文化”则是一种不不折不扣的“死亡崇拜”，因为它将新的生机加以摧残，去滋润行将就木的朽物。 在60年代，当我在台湾的时候，曾看到这样一幅景象。当时，权力机构已经老化，老蒋的一代多已八十多岁，却仍然牢牢地抓住权力不放。因此，像张群那样八十几岁的人才会说出“人生七十才开始”的话，意思就是不肯放手。至于蒋经国那一代，也已经六十几岁，却被称作“少壮派”。台湾每年又有选拔“十大青年”之举，而平均年龄则是四十岁。至于四十岁以下，似乎可作“儿童”对待。 这种情形，不只在政界是如此，在社会各界都是如此。因此，就基本上如鲁迅在“五四”时代指出的那样，中国人“从老到死，却更是奇想天开，要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的空气” 因此，中国人即使提拔后进，也往往以“乖”或“听话”为标准。 16、中国人在生活中亦力求安稳与平实，并不冀求使它多姿多彩，至于最易表现美与生命力的青春阶段，也倾向于将它整个地抹杀掉。如果站在别的文化角度上看，凡此种种，都会给人一种对生命并不热爱的感觉。 当一个西方人受到别人的称赞时，他总是说“谢谢！”亦即是接受的意思；而当一个中国人面临同样的场合时，却总是赶紧地连声说：“我不行！我不行！” 确实，一个使自己也不具有吸引力的人，又怎会去考虑到其他事物的吸引力。中国文化搞“自我压缩”的“死亡崇拜”，的确也做到了对好的与坏的感觉都麻木的状态——它是生中之死，换言之，是一种慢性死亡。 到目前为止，“人”的状态并不是顶理想的，他还可以朝更好的方向进展，因此尼采认为“人”是一必须被超越的东西。然而，中国人这个“苍白的囚徒”，离“人”的阶段还远得很。 17、中国人倾向于“保身”哲学，是中国人在“专制主义”与“平均主义”这两把刑斧底下苟存之法。 确实，中文里“出头”一字，就含有大家都齐头并进的状态下冒出了头的意思，因此，就会成为被消灭的对象。为了避免这种灾难的发生，就必须造成自己的“不材”，窝囊一点儿也无所谓，正所谓“无用之用为大用”。这种不要让自己发光发热，只图保住臭皮囊，使它“可以尽年”的活命哲学，基本上是一种“身体化”的哲学——它的格调是十分低的。 因此，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最大的误会，莫如把庄子哲学当作“存在主义”。诚然，庄子讥讽在世俗中奔忙之人，认为自己的境界高于他们。然而，存在主义者之超越世俗，是认为必须从“跟大家一样”的情况中撤出，自我的“存在”才会浮现。至于庄子，则是提倡用使自己不成材之方式，去保住自己的“身体”。因此，前者重灵魂，后者重身体，二者有云泥之别。庄子讥笑那些在世俗之间奔忙的人，也只是笑他们忘形于“身外”之物，而不知道保住“身体”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要忘记，道家哲学源自杨朱的“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的前提，就是连“身体”上的一根毛也比“身外”之物重要。 18、中国这个十分“形而下”的文化对待抽象原理的态度，可以由孔子的一句话概括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因此，孔门弟子才会由如此之叹：“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在中国文化中，甚至连比较“友”的道家也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亦即是认为“道”只可以去“体”会，不可以将它做分析。中国文化既然是认为“天道远，人道迩”的，因此，自然会认为:即使是“天道”，也必须是能在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体现的事物，而不应是一种过分的超越生活现实的抽象原理——对这样的原理，就根本连谈都不用去谈它，更遑论去让它指挥人的生活了。 的确，传统中国文化没能产生科学理论。反之,在现代之前，中国在实用的技术方面却是世界之冠——例如国人常喜欢称道的火药、罗盘、印刷术、造纸等等。据李约瑟说，在14世纪(亦即是西方资本主义萌芽)以前，中国在这方面的贡献远远地压倒西方。 然而,中国人即使在实用的技巧方面贡献良多,但传统的中国机械图形都是据实而画，机械各部分之间的比例也都是因图而异,从无统一的规格。事实上,就根本不像西方机械绘图那般,用虚线骨骼标示出理想的比例——一切都是那么落实,那么具“体”，那么“形而下”，就如同在人际关系中,中国人不能从具体与特殊化的“等级”与“层次”系统中抽象出超然的“人格”那般。(因此，也 只能搞“人治”，不能搞“法制”。) 中国人虽然不喜欢执着于抽象原理，却不等于说他们不善于抽象思维。他们对于此道，只是不好，而非不能。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就出现过两次“形而上学猖獗”的时代。这两次都是本身的文化发生危机，令人对它失去信心，又适逢外来文化侵人而造成的。而且,因为本身的文化在抽象思维方面很偏枯，在拥抱这种全新的事物时,就会演变到很“猖獗”的田地。 第一次是“五胡乱华”时代的佛教传人。这种完全出世的思想，在当时于现世中找不到出路的中国人之间风靡一时。虽然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传统遗训,也居然有人进行自焚。然而这一次的“猖獗”.在思想成果方面却也颇为丰硕。中国人将印度的佛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峰,在理论贡献方面,也造成世界佛学史上最灿烂辉煌的时代,不只是大量地丰富了本身的文化遗产，而且还添了人类的思想宝库。像华严宗与法相宗一类的佛理,是既抽象又深刻的,而且也相当繁琐。因此，也就证明，中国人并非不善于搞理论,只是心向不近。 然而，中国人对佛学的最后一次创造性的贡献，却是禅宗,而禅宗所体现的,则是中国本土精神的全面复辟——它不只是主张烧掉经书，不搞理论,而且还认为只须在日常生活中去体验禅机( 也可以说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本来是印度文化产品的佛教，是只重“彼岸”而不重“此岸”的。但是，到了中国人手里，居然可以将“彼岸”完全打掉，只剩下了“此岸”! 中国人的第二次“形而上学猖獗”，就是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现代，对马列主义的全盘拥抱。不过,在拥抱的过程中，中国的马列主义者还是将马列主义中国化,亦即是强调“实践”。毛泽东的《实践论》，就是与共产国际派回来的“教条主义者”做斗争的结果。当时,这批“教条主义者”用一套抽象的普遍原理来指导革命，完全不合中国的国情，于是从一个惨败走向另一个惨败。以毛泽东为首的本土派,就指责这个倾向为“形而上学猖獗”，并且改用适合中国这个“现实”的方法——在农村中武装割据、群众路线、民族团结等等——去推动革命,结果就成功地夺得了政权。 事实上，在推动建国运动时,中国人并没有照搬马列主义的教条行事，只把它当作是救国运动的一种精神凝聚力。中国人原本有彼此求同的“和合”倾向，因此在国难当前的时刻，马列主义又可以为民族团结提供一个“统一思想”的基础。 19、至于中国这个内向的“超稳定体系”，已在漫长的历史中丢弃了在“列国竞争之世”中进取的可能性,因此,必有待马列主义的动态“目的”意向性才能“镇止民心”状态转变到“调动民心”的冲刺，出现如日本明治时代“上下一心”的进取局面，因此，也只有通过马列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才能成为“救世主国家”。然而,这股“救世主义”却又具有浓厚的“天下主义”内涵，造成重新“锁国”与脱离全球化过程的现象。因此，真是极大讽刺地，“文革”的原意虽然是想用“动的逻辑”来改变这个静止的历史性文化体系,却最终演变为该体系抗拒任何改变意图的最疯狂反扑(例如:极端的平均主义、专制主义、农村化倾向、反工业化倾向、反分工化与专业化倾向等等)；至于马列主义运动的深人化,也并不是“世界革命”的进一步推进，而是造成极端的“锁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