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大家说说杜月笙简介和杜月笙的故事，杜月笙1888年8月22日—1951年8月16日），20世纪上半叶上海滩上最富有传奇性的一个人物，有“三百年帮会第一人”、“上帝”之称。他从一个小瘪三混进老上海滩场，成为上海最大的黑帮大佬；他出身低微却又成为涉足娱乐、文化、教育、金融、新闻各业的财富大亨，他是上海滩黑社会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有着传奇人生。
杜月笙
他的一生充满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他所建立的庞大黑帮王国和在中国现代史上刻下的独特印记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
1911年，杜月笙加入八股党贩毒，得到上海[1]法租界（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华探长头目、黑社会青帮老大黄金荣赏识。1925年与另两位青帮名人黄金荣、张啸林开设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毒品交易，杜与黄张三人并称上海滩三大亨。同年任上海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法租界纳税华人会监察。
1927年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4月1日晚，他诱杀了上海共党工人带头人汪寿华，使得次日共产党工人武装被迅速镇压，即清党，共产党方面称为“四·一事亦参与协助周边维安工作。
1929年开设中汇银行。1930年任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得较高社会地位。1933年成立自己的帮会组织“恒社”。1934年起先后任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中十字副会长、中国通商银行董长等职。
谈及对杜月笙[4]的评价，中国民国史研究室主任汪朝光说：“杜月笙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起家于帮会，有‘黑’或‘邪’的一面，但他又支持过抗日，也就有了‘白’或‘正’的一面。而历史评价应该实事求是，该否定就否定，该肯定就肯定。对杜月笙来说，虽有‘正’的一面，但总体而言，‘邪’的一面更突出，不是个值得特别肯定的人物。”
杜月笙于清光绪十四年农历七月十五日（1888年8月22日）盂兰盆节出生于江苏省川沙厅（现为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附近，母、父在他四岁以前相继去世，由其继母和舅父养育。十四岁即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不久被开除，转到潘源盛水果店当店员。
1911年，杜月笙加入八股党贩毒，得到上海法租界（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华探长头目、黑社会青帮老大黄金荣赏识。1925年与另两位青帮名人黄金荣、张啸林开设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毒品交易，杜与黄张三人并称上海滩三大亨。同年任上海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法租界纳税华人会监察。
1927年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4月11日晚，他诱杀了上海共产党工人带头人汪寿华，使得次日共产党工人武装被迅速镇压，即清党，共产党方面称为“四·一二事件”。亦担任过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同年底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杜月笙亦参与协助周边维安工作。
1929年开设中汇银行。1930年任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取得较高社会地位。1933年成立自己的帮会组织“恒社”。1934年起先后任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等职。
1934年国民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杜月笙亦带头响应，本身也戒掉长期的鸦片烟瘾。
1937年抗战爆发，杜月笙积极抗日。淞沪会战期间，动员恒社门生组织别动队协助国军作战，并暗中帮助军统网罗人员、收集情报，并协助戴笠建立“人民行动委员会”，策划多次暗杀汉奸活动，包括与日本合作拟出任伪浙江省长的张啸林和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策反王克敏离间汪阵营。上海陷后，杜月笙前往香港，以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身份，将红十字会组织设于香港柯士甸道的自宅中，在香港通过捐款、运送物资等各种方式支援抗战。香港被日本占领后，前往大后方重庆居留，设立中华实业信托公司，自任董事长。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曾被选为上海市参议会议长，但还没有上任即辞职。
1951年夏，杜月笙病入膏肓。处置遗产时，身边仅有11万美元。遗产分配大致如下：每个太太拿1万美元，儿子拿1万美元，没出嫁的女儿拿6000美元，出嫁的拿4000美元。在此前，杜月笙销毁了别人写给他的所有借据。他对子女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
1951年8月16日下午，62岁的杜月笙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杜美如回忆说：“父亲回光返照时，对身边人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没有希望了，可你们大家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享年62岁。
杜月笙过世后，于1952年10月下葬于台北县汐止镇（今新北市汐止区）大尖山下。墓地坐东南朝西北面向上海，位于今天秀峰国小后方，墓园上有蒋介石题字“义节聿昭”，墓园本有牌坊，上有张群题字“誉闻永彰”，后在秀峰国小建校时将牌坊拆除，而题字则镶嵌到墓园。杜月笙墓旁有其夫人姚谷香墓为伴。
杜家后代的共同之处是都不走黑道，并且都受到良好教育，多数定居海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杜月笙去了香港，租住在坚尼地台18号底层，国共双方开始争取杜月笙。中共安排乔冠华、潘汉年一直与杜月笙保持联系，并派金山、章士钊等人赴港，劝说他返回上海。杜月笙的一个儿子，也留在上海做联络员，时常往返沪港两地，传递信息。对于共产党的邀请，杜月笙表示，因身体欠佳暂不能回大陆，但是当遵照潘汉年“尽可能范围内多为人民服务”的指示精神办事。国民党也不断派人赴港，拉拢杜月笙去台，均被杜月笙婉言拒绝，国民党让杜月笙在港为台湾方面做事也遭杜月笙婉拒。
1950年清明过后，北京中国银行准备在京召开董事会议。杜月笙、陈光甫和在香港的其他几个金融界巨子，如张公权、宋汉章、李铭等，原都是中国银行的商股董事，此番中国银行改组，银行家们拿不定主意，问计于杜月笙。杜月笙说：“大家都是老朋友了，要采取一致立场。目前纵不可能去北京，但我们可出具委托书，委派代表去北京参加会议。”杜月笙这一两全其美的妙计，确有高人一筹之处，为今后的进退，留下了很大的余地。这个建议被一致通过。平地起风波，已经定了的派代表赴北京参加中行开会之事，因钱新之的出现，又差点翻船，全靠杜月笙竭力摆平。
1950年春，杜月笙的身体略有好转，甚至还扔掉了轮椅、拐杖和氧气瓶。一次,杜月笙路过钱新之家门口，登门拜访了他，并共进午餐，使这位老友不胜诧异。听说杜月笙他们在商议赴京开会之事，便亦赶来加入，但一问明情况，竟又犹豫起来，不肯签委托书。钱新之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说：“这一签字，我算是完了，只好在家种花，陪杜先生聊天了。”杜月笙为了诸老的安全，此事暂时保密。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过了不几天，这个消息已传得纷纷扬扬。消息传出后，震惊中外，后来史称“中行事件”。特别是台湾方面如遭雷击，对杜月笙极为不满，蒋介石更是震怒，将在台湾的杜之老友，如张群、王宠惠、严家淦、洪兰友等人，召到草山别墅大加训斥，骂得狗血喷头。后来杜月笙病逝香港，蒋介石迟迟不做表态，也与此事有关。
1945年抗战后，杜月笙自以为劳苦功高，想趁蒋介石论功行赏的机会，捞个有影响的职位过过官瘾，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长，起码当个副市长。
1945年8月底，杜月笙回到上海。蒋介石已任命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吴绍澍为副市长，负责接收上海全权。令杜月笙沮丧的事还在后头：火车快到上海时，门徒上车报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欢迎仪式，连本已搭起的牌楼也已拆除，北火车站还贴出了“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标语。杜月笙闻讯气上加气，为避免难堪，临时改在上海西站下车。靠站时，竟没有一个要员迎接。
1946年夏，蒋介石为体现“民主政治”，下令“民选”上海市参议会议员。杜月笙信以为真，有意竞选议长席位，哪知就在胜券在握时，传来蒋介石的口信：议长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担任。潘公展是CC系骨干，蒋介石的亲信。杜月笙自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在选举结果杜月笙当选议长后，杜月笙马上宣读了一份辞职呈文。于是第二次投票，选出潘公展为议长。
1949年3月下旬，杜月笙一回到上海，就被蒋介石请去南京。蒋介石曾听说，中共方面委托黄炎培等，劝杜月笙留在上海。对于去留与去向，杜月笙早有盘算权衡。虽然中共方面通过黄炎培等劝他留下，但他自己判断反共20余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就杀了包括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在内的众多共产党人，可谓血债累累，所以不敢不走。后来杜月笙选择了去号称自由港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