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5月17日，《泰晤士报》发表长文《中国首任总理》。这是西方媒体介绍庆亲王履历最为详尽的一次。当时，中国刚刚进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改革，出台了历史上第一个责任内阁，庆亲王出任首任内阁总理。
这篇文章对庆亲王并不友好，文末单辟一节，小标题就是“他的私生活与个性”。文章引用了中国人的“普遍说法”，说他家就是中国官场的“集市”（market），连门房都设了“收费站”——这指的是收取“门包”，即门房收取的红包。当时官场传言，因为到庆亲王家跑官要官的人太多，不给“门包”的话，值班的门卫都懒得通报。
文章认为，庆亲王多年来都是中国官场最大的“恶魔”，但却享有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的高度信任，“他的履历总是与中国的灾难相关联”，“没有建设性、没有爱国心，在他的一生中没有做过任何荣耀的事”，“监察者们徒劳地弹劾他，媒体提及他时只有诅咒，但他毫发无损，并且权力日增。”随后，这篇文章花费了相当篇幅，介绍庆亲王通过联姻编织的巨大官场网络。
后世有人称庆亲王为大清“首富”，毕竟没有数据支持，未必尽然，但从各种正史野史推测，尤其是他在清亡之后依然过着奢华的生活，可以大致推断他至少能名列大清富豪榜的前茅。据说，他仅在汇丰银行就有200万两白银以上的巨额存款。
吊诡的是，政治经验显然极为丰富的庆亲王，似乎并不想收敛和掩饰自己的贪腐形象，“高调”得足以在中国历史的贪官群内成为“拉仇恨”的冠军。
其实，考诸史料，庆亲王本人的个性并不高调。
晚清改革开放中，参与中央主要工作的四大王爷——惇亲王、恭亲王、醇亲王、庆亲王，恭、惇、醇三人，是道光皇帝的第五、六、七子、咸丰皇帝的弟弟，属于“近支亲贵”，先天资源十分丰足。在他们这些凤凰面前，庆亲王就如同草鸡。但“草鸡”也有“草鸡”的优势，特别谙熟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特别能办事，特别能察言观色，尤其特别能伏低做小。
血统上并无多大优势的庆亲王，却有着恭亲王那样的办事能力，也有着醇亲王那样的隐忍和低调，他的权力伸展和布局，都是“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对上级从来都是逆来顺受，唯唯诺诺之后再想法“遇见红灯绕着走”。作为一个毫无先天资源的旁系宗室，庆亲王只能依靠后天的努力，多笼络那些能办事、尤其能办大事的人，以便形成合力。野史传言，光绪驾崩时，有人甚至想拥戴庆亲王之子载振，这虽是野叟村言，却也代表部分官心民意。
几位王爷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在实践中学会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尤其在领导面前多反省、多自我批评。这其中，做得最好的就是庆亲王，他的身段最低。当然，因为出身的问题，他也缺乏“强项”的资本。其次是醇亲王，这位皇帝的本生父，最拿手的就是以柔克刚，绵里藏针，闷声不响发大财。然后是恭亲王，在慈禧太后的不断敲打下，恭亲王从以批评太后为主，逐渐转变为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之后就是以自我批评为主。做得最差强人意的是惇亲王，他时不时地要和太后抗上一抗、闹上一闹，这与其说他有所图，不如说是他的心态平衡问题，当然，他也不敢真玩，以装傻卖萌为主，留条退路，便于大家一笑了之。
本事之外，当然还得乖巧。恭亲王未必就对官场潜规则陌生，但他的高贵身份、卓越才华以及巨大的影响力，令他可以不屑于这种面子游戏，当然最后又不得不服低做小。庆亲王则不仅对官场游戏烂熟于心，而且没有高贵身份带来的精神负担，敢于放下身段，婉转歌喉，亲身实践厚黑学。
凭庆亲王那点远支血统，能爬到这种已经“不胜寒”的地位，已经是奇迹。在大清特色的官场里，此时唯一要做的就是如何展示自己胸无大志。一个道德形象与工作能力都完美得无可挑剔的下属，对大多数的领导人来说，并非是件可以高枕无忧的好事。高调地展示自己对醇酒美人的“低级趣味”，是历史上韬光养晦的不二法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既减少政治风险，又畅快地享受人生，何乐而不为呢？或许，这才是庆亲王高调贪腐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庆亲王区别于和珅的关键之处：他从来不对皇权产生任何威胁。
一场包括以建立高效廉洁政府为使命的改革，却不得不倚重一位享有国际知名度的大贪官；而这位巨贪之所以贪得如此高调，却或许是在某种程度上以自污来获得政治上的双向安全感。这种看似荒谬的故事，却正是大清改革的胎毒，渗透在血液之中，难以自行摆脱。
大清亡国后5年，庆亲王去世，宣统皇帝赐谥曰“密”，意思是追补前过，隐责其应对大清国的灭亡负责。这是他一生受到的最大处分。
一只“大老虎”，在其呼啸山岗的时候，没打；在其日渐式微，成了“老老虎”时，依然没打；直到他成为一只“死老虎”的时候，才开始打，却打得如此温柔，看上去倒更像是在抚慰。
这是否表明，丢掉了江山、却侥幸留得性命的天潢贵胄，依然没能真正明白，黄龙旗为什么不能继续飘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