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中叶，中国的李自成和英国的克伦威尔振臂高呼，拔剑而起，几乎同时与腐朽残酷的专制王朝展开了殊死搏杀，各自成就了一番惊天伟业。但历史的讽刺在于，无论是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还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克伦威尔，他们历经艰苦卓绝的流血斗争把腐朽的皇帝送上黄泉路后，自己却转身就迫不及待地奔向了那把血迹未干的君王宝座。血火迸溅的历史风烟散去之后，中英两国人民历经痛苦挣扎，只换来专制王权的再次复辟。
李自成和克伦威尔，这两个身处同一时代，但却都以悲剧收场的失败英雄，留给后世的是褒贬不一的名声。他们屁股下的龙椅宝座都没能坐得太久，很快又被新的王朝代替。然而，他们又带给中英两国截然不同的“革命”结果：李自成“革”了明王朝的命，他建立的大顺政权却运祚不长，兴亡转瞬，其后入主中原的大清仍然延续了明王朝的政治体制；而英国则最终以一种全新的制度“革”了君主专制的命，逐渐过渡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当李自成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最终演变为中国历史上又一次以暴易暴的怪圈式循环时，克伦威尔则带领英国步入了波浪式上升的发展轨道。17世纪中叶成为中英两国分道扬镳的十字路口，英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焕然一新，成为人类社会近代化历程中的领跑者，而历经明末剧变的中国，却在封建社会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并最终被后来居上的英国用炮舰屈辱地轰开脆弱的国门。
1644：幸运年
1644年3月19日，巍峨雄壮的北京城骤雪初晴，江山如画。
零星的炮声渐次停息，滚滚的浓烟正慢慢散去。在李自成大军摧枯拉朽的凌厉攻势下，北京城终于被一举占领。农民军战士青衣白甲，背负弓刀，威武雄壮地迈着铿锵的步伐举行入城仪式。
正午时分，农民军领袖李自成骑着高头大马，在牛金星、刘宗敏和数百精骑健兵的护卫下，一路踌躇满志地驰奔而来。一行人来到红墙黄瓦、雄壮庄严的承天门前，一骑当先的李自成面带矜持的微笑，顾盼自雄。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漂亮完胜，也是一次自信十足的精神宣誓。他抽出一支利箭，当着众人的面指着不远处高悬的“承天之门”匾额，斩钉截铁地朗声道：“如能安定天下，则一箭射中四字中心！”言毕一箭飞射而去，正中“天”字之下。这可不是个好兆头，众人一时面面相觑。极善拍马奉承的牛金星灵机一动，立即大声拱手相贺：“中其下，当中分天下！”李自成听了十分满意，仰天大笑，扬长而去。
在世界另一端的英国，1644年，同样是克伦威尔一鸣惊人锋芒毕露的幸运之年。在马斯顿草原上一场决定英国命运的大会战中，克伦威尔率领“新模范军”和国王查理一世领导的王军展开殊死搏杀，歼敌3000余人，俘敌1600余人，缴获大炮16门。
这是一场改变英国命运的伟大战争。国会军在马斯顿草原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使这次战役永载史册，成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而谁也无法想象，45岁的克伦威尔，这位一举扭转乾坤的最耀眼的英雄，仅仅是两年前才参加国会军的一名“新兵”。这位半路从军的穷乡绅既没有读过军校, 也未曾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
1644年，幸运女神同时眷顾了东西方这两位揭竿而起的造反者。这一年，他们都是光芒万丈的领袖，都是万众瞩目的“救星”。随之而来的革命风潮摧枯拉朽，惊天动地。李自成率领他的大顺农民军一鼓作气打进北京城，明朝中央政权被推翻。历史紧接着上演了惊人相似的一幕：五年后，在克伦威尔的主导下，英国最高法庭以暴君、叛徒、杀人犯和国家公敌的罪名，将国王查理一世推上了断头台。倒霉的查理一世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经过议会和民众审判并被处死的国王。
无论是崇祯皇帝主动将绞索套向自己的脖子，还是查理被迫将脑袋伸向断头台，都如同晴空霹雳一般震撼了整个世界。因为将东西方这两位大国君主送上黄泉路的人，一位原本只是安分守己的贫苦驿卒，另一位则是经营着农庄的英国乡绅。
没有人会怀疑，李自成和克伦威尔都将创造崭新的历史。
命运的逆转
历史风云波诡云谲，变化万端，无论谁也想象不出，李自成和克伦威尔生前身后的命运，竟然会发生那样翻天覆地的逆转。
翻开中国历史，1644年也许是最奇特、最复杂的一年，神州大地风云迭起，大旗变幻好戏连台，令人眼花缭乱。这一年，在西安、沈阳、北京、成都四地，分别有四个不同的年号：“大顺永昌元年”、“大清顺治元年”、“大明崇祯十七年”、“大西大顺元年”；这一年，中国有四个皇帝：李自成、顺治、崇祯、张献忠。但是最后的结果，刘亚洲曾经在《甲申再祭》一文中打过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如果把甲申年发生的一切看作是一场历史的交媾的话，那么不妨可以这样比喻：崇祯把房间打扫干净，李自成把床铺好，张献忠替人家宽衣解带，最后多尔衮兴冲冲地云雨巫山。”
怪只怪胜利来得太快，以至于连李自成自己都恍然如梦。这一时段，张献忠正在从湖广到四川的转移路上，他对李自成称孤道寡的来信尚且还要低眉顺首“逊词以报之”，哪会构成什么威胁？是清人吗？大顺军攻下北京的时候，清人还远在盛京沈阳，即便是以后入关，那兵力也只有五万之多，还达不到入京大顺军的四五分之一；至于明，这时候绝大多数京官担心的倒是大顺军愿否收降他们。
那么大顺军到底在北京做了些什么？进城当天,“兵政府榜曰：大师临城，秋毫无犯，敢掠财者，即磔之……民闻大喜传告”。李自成还两次亲自会见城内外的百姓，向他们询问“民间疾苦”，检查军纪，迅速地建立起了革命的新秩序。
然而，在最初几天装模作样的自我约束之后，大顺军开始争先恐后极尽享乐腐化之能事。几十万将士在京城享乐，丞相牛金星天天忙着率领文武百官演练李自成的“登基大典”，仅派降将唐通率几千兵丁去接管山海关……
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当李自成以为吴三桂势必传檄而定、献关纳降时，山海关风云突变，吴三桂降而复叛。至此，李自成大梦方醒，被迫东征。而李自成下达出征命令之时，大顺军战士已经是“俱珍宝盈橐、金钏累累满臂”了。大顺军撤出北京之际，北京市民怒不可遏，奋起截杀，李自成四面受敌。
这之后李自成兵败如山倒，溃败之速实在是出人意料。1644年4月21日，已暗中掉头降清的吴三桂与清军联手夹击李自成，李自成大败，4月26日逃回京城。29日李自成在北京匆匆称帝。7月渡黄河败归西安，不久，弃西安，经蓝田、商州，走武关。次年5月，李自成死于楚赣之交的万山丛中。
1653年12月16日，一场英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就职仪式在伦敦市政厅举行，奥列弗·克伦威尔将军就任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的护国主，成为英国的最高统治者。
英国议会很快发现，他们又要面对一个比国王更难对付的对手—因为，新的游戏规则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
作为一个军事独裁者，克伦威尔曾经先后成立和解散了三个不同的议会，采用了两部不同的宪法。英国革命产生了一个意外的结局：革命因反抗一个人的专制开始，却以另一个人的专制结束。革命推翻了一个旧体制，却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新体制。
1653年4月，克伦威尔召开军官会议，要求解散议会。作为“护国公”的克伦威尔把国家的立法、行政、军事、外交大权都抓在自己手里，成为没戴王冠的国王。护国主制度的实质就是军事独裁，他的权力达到了顶峰，国务委员会的41名委员全部是他的亲信，为保持稳定，克伦威尔干脆把全国划分为11个军管区，各由一位少将担任行政长官。
在消灭了国王的英吉利共和国里，憎恨国王专制暴政的英国人民突然发现，他们转身又生活在一个专制独裁的清教徒掌权的国家里。克伦威尔关闭了所有的酒吧和剧院，禁止所有的体育运动。但最坏的事情是他禁止人们欢庆圣诞节，甚至派兵去老百姓家里搜走所有的圣诞礼物和圣诞食品。清教徒统治下的英格兰的生活变得非常单调乏味。
然而，再强悍的独裁者也敌不过时间这个对手。1658年，克伦威尔因患疟疾在伦敦去世。“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可惜，克伦威尔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和中国的秦始皇一样，幻想着“护国公”制度能绵延万代，遗命长子理查德·克伦威尔继承父位。但事与愿违，克伦威尔刚一咽气，他创立的英吉利共和国就出现了乱象。
克伦威尔的儿子虽然坐上了“护国公”二世的宝座，但是他寸功未建，也实在不是一个治国之才，桀骜不驯的军中将领没人买他的账，国家政权落到了你争我斗的高级军官手中。于是，失去了强人统治的英吉利共和国很快陷入混乱之中。1660年，查理·斯图亚特在举国一致的拥护下，重登大宝，是为查理二世。“护国公”二世见势不妙，溜到法国。仅仅活了11年的英吉利共和国就这样走进了历史。
查理二世一登上王位就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克伦威尔被宣布为“弑君犯”，查理二世下令把护国公克伦威尔已经腐烂了的尸体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墓地里掘出来，并命人拖着穿过伦敦城。然后，遗体被送到了日常处决普通犯人的泰伯恩行刑场，在那里被吊在绞刑架上。然后克伦威尔遗体的头颅被整个砍了下来，挑在长矛尖上游街示众，而尸身则被扔进了坑里草草掩埋。
卷土重来的王党分子们折腾够了以后，最后把克伦威尔的脑袋用一根长钉子钉在了审判查理一世的威斯敏斯特厅里示众，这一待就是25年。
野心家，还是大英雄
李自成还在世时，对他的非议之声就已经开始了。
汤若望是给古老中国带来西方先进科技的传教士，历经大明、大顺、大清三个朝代。但这位给整个中国带来光明火种的西方人，显然对李自成和农民军并无好感。他认为李自成的军事才能毫无疑问，但他无法理解李自成对大明王朝的“不忠不义”， 而且认定支配着李自成内心的主要成分，绝大多数是为了贪图尊荣富贵，和不见高尚的个人动机。因此，汤若望对李自成的“叛逆”行为进行恶毒诅咒。
而对李自成最著名的评价，莫过于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的说法：“在过短的时期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都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他认为李自成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进京后首领们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最后终于导致失败。
可怜李自成英雄一世，最终还是以反面教材而告终。无独有偶，克伦威尔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和李自成同病相怜，惺惺相惜。
翻开世界人物宝典，很少有人像克伦威尔这样拥有戏剧化的人生。从清教徒乡绅到叱咤风云的军事天才，从受穷苦士兵爱戴的统帅到爱尔兰战场上的杀人魔王，从封建君主专制的坚定反对者到实行独裁统治的无冕之王，他给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留下了太多鲜明的印记。
克伦威尔是英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颂扬他的人，将他视为一代英主，出将入相，不唯军功赫赫，政绩累累，而且功业标榜千秋，是古往今来英国人中最伟大的人；不喜欢他的人，则将他视为弑君者、独裁者和野心家，视之为历史上最善编造谎言、最虚伪、最野心勃勃的坏人，说他是世界上曾有过的最臭名昭著的暴君之一。恩格斯说他是“兼罗伯斯庇尔与拿破仑于一身”，而丘吉尔则认为“克伦威尔在很多方面和现代的独裁者不是一种类型”。休谟说他在许多方面是“一个优秀的人物，甚至是一个卓越的天才”，然而他却是“靠了欺骗和暴行才使他成为国家第一把手的”。
克伦威尔也许想不到，他生前集各种荣耀与尊贵于一身，虽非国王但却至尊无比，但死后长期不得安息，不仅被仇敌刨棺戮尸，悬首示众，而且还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为人们评论是非，议论短长。
但不论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克伦威尔在英国这场波澜壮阔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中所具有的历史地位。对此，即使克伦威尔的敌人和怀疑者，也无法完全否认克伦威尔过人的胆识以及雄才大略。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始终持敌视态度的克拉伦顿，对克伦威尔的评价中似乎也充满了矛盾：“他是一个勇敢的坏人，这个篡位者尽管罪恶滔天，应受到诅咒，打入地狱，但他仍有某些优点使这个时代的某些人对他加以称颂。他具有一种特别的通晓人的本性和脾味的本领，而且还有一种伟大的精神和令人敬佩的慎重其事和远见卓识，以及一种宽宏博大的坚定性。”
同样，英国长老派代表人物巴克斯特对克伦威尔也感到困惑：“（他）本质上是诚实的，他一生中大部分的经历是虔诚的，有良知的，但在取得荣誉和功名后他堕落了。他的宗教热情完全为野心所取代，而且随着成功逐渐发展。当他的成就击败几乎所有对手时，他为那面临着他的最大诱惑所征服，正如他征服别人一样。”法国启蒙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伏尔泰则干脆将克伦威尔说成一半是流氓，一半是狂热分子。
回顾历史对于李自成和克伦威尔的各种矛盾评价，不禁疑问重重：李自成和克伦威尔，到底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而谋朝篡位的一代枭雄，还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民族英雄？他们到底是推动了本国的社会进程，还是倒行逆施，误导了民族的发展之路呢？因为仅仅从结果来看，李自成和克伦威尔最终都未能创建出一种切实可行的崭新政体，而只能转身奔向那张专制王权的陈旧宝座。革命如果只是流血的循环，王冠的更迭，那么革命本身还存在任何合理的价值吗？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把眼光投向他们身后留下的广阔世界，从他们留下的政治遗产中探讨他们革命的成败。
如果仅从结果来看，无论是草莽英雄李自成，还是革命斗士克伦威尔，最终都坐上了那把皇帝的宝座，只不过名义不同罢了—一个是建号称制的封建皇帝，另一个是遮遮掩掩的“护国公”，他们的革命目标似乎殊途同归。所不同的是，李自成作为一个幸运的农民，推翻了另一个成功的农民朱元璋建立的封建王朝，但时间却实在短了一点—仅仅在前朝皇宫的龙椅上坐了一天便仓皇撤出京城，而克伦威尔却能在护国公的宝座上稳稳当当地坐了五年。
然而，克伦威尔这个“护国公”毕竟不是封建皇帝，李自成这种梁山聚义式的农民军领袖也无法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相提并论。一场全面的革命包括摧毁旧的政治制度以及旧的正统模式，由一批新的更有生气的精英人物取得政权，创立新的更强有力的政治制度。革命的政治任务的完成依赖于创造新的政治结构，从而使权力的集中和扩大得以稳定化和制度化。
明末农民起义虽然规模巨大，其剧烈程度远非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所能比，但对社会改造的深刻程度却正好相反。李自成最终起义失败，究其源头是仍然没有走出小农意识的怪圈。所以，就注定了农民起义最终只能充当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祭坛上的牺牲品，李自成所进行的事业不可能使中国社会获得一个新生，而且李自成内心也远远没有这样宏大的目标及实现的能力。
这样，克伦威尔领导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造就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1640年的英国革命是继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尼德兰革命之后人类发展史上第三次波澜壮阔的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它的胜利标志着延续一千多年的欧洲封建制度开始终结，从而开辟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它反映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为以后将近两个世纪的欧美社会发展指明了道路。因此，它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使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成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而明末农民起义虽然推翻了明王朝，但没能够建立起他们所希望的李氏王朝。中国政权被其文明远低于中原汉文明的清朝贵族所获得，并实现了全国的统一，恢复了统治秩序，中国的古代文明又开始了新的积累。
最终，以李自成和克伦威尔领导的两场群众运动为标志，17至18世纪末的东西方已经出现了不同的发展趋向：东方继续沿着它原来的轨迹进行封建王朝的循环，而西方则发生了一个质变，开始了更高层次上的历史发展。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发展大势在那时已经埋下了伏笔。虽然经过清初几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到康乾年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经济繁荣，而且它远远高于当时的西方经济水平，但其促使经济发展的内在新生力量—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同西方是无法相比的。东西方的差距在这里完成了它的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