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良镛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抗战后期，他如愿考进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查良镛看不惯一些国民党职业学生在大学里横行霸道，整人打人，于是“行侠仗义”，打抱不平。
谁知，他的“侠举”惹了祸，校方勒令他退学。“查少侠”只好离开校园，浪迹江湖……本来，在祖父查文清的经历中，查良镛便已朦胧感受到“外国人欺负中国人”的屈辱。而现在，就在眼前，日本人正横行于中国的半壁河山！
这一切，使得这个成长中的少年在学业之外会更多地去想：将来自己能为改变这一切做些什么？换句话说，这时查良镛想的是：什么职业在维护一个国家的尊严上做得更直接呢？以一个少年特有的天真和浪漫，查良镛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要做外交官。
他相信，没有比外交官这份职业能更好地实现他的报国之愿了！此外，选择“外交官之路”，其实与查家作为名门望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毕竟，外交官这一高贵身份，可与查家的名分相配相称。
查良镛以及家人当然不会不考虑到这一点。抗战后期，查良镛如愿考入了当时设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这个学校是国民党用以培训政治干部的地方。这里毕业的学生多被派往各地当县长；而查良镛所读的外交系，毕业后大都被派往国外，进而成为使节。查良镛正是冲着这一点报考的。
进了大学校门，查良镛一如往常，全心扑在学业上。他像小学、中学一样，继续保持着班上的第一名。一年级读完，教育长程天放在“总理纪念周”的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上学年全校总成绩最高的是外交系一年级学生查良镛。”重庆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当时正值国共两党为一致对外抗日而进行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除了国民党的要员外，中共的要员周恩来等人也聚集重庆。
共产党当时在重庆办一份报纸《新华日报》，影响很大。喜欢读书看报的查良镛偶尔也有机会看到这份报纸。因为他读的是外交系，所以对国际形势、对当时正在进行的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非常关心。
报纸上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和评论，查良镛都不会错过。其中，他最为喜欢《新华日报》上每两周一次的“国际述评”专栏。这个专栏由当时著名的政论家乔冠华撰写，用的是“于怀”笔名，内容是分析国际最新形势，评述战争进程。
这些评述文章，立论精辟，文笔潇洒自如，给查良镛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他后来创办《明报》，亲自撰写国际评论时，还时常想起乔冠华的那些精彩绝伦、热情洋溢的评述文章。
被联合高中开除后，查良镛很想乖乖地当个好学生，埋头书本，不理别的事，多读点书。但查良镛所想显然与当时的特定情境难以合拍。有句话形容说：“偌大个中国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试想，大半个中国正战火纷飞，怎么可以奢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那般的宁静呢？可查良镛偏偏有这样的奢望。正值战时，又是这样一个性质特殊、使命特殊的学校，校方自然对学生颇多管束。尽管查良镛对校政一样不满，却没有兴趣参与学生对抗校方的政治活动。
至于学生中派系斗争，查良镛更是不闻不问，避之千里。或许，少年之老成终归有限；亦或许查良镛终于悟出“读书归读书”仅仅是一厢情愿；总之，查良镛没能让自己的“不闻不问”坚持到底，并且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事情说来简单。当时学校中有不少国民党的职业学生，横行校园。一日，这些职业学生又与其他学生冲突，在人群中打了还不够，又将几名学生领袖揪到学校操场的舞台上打，说他们是“异党分子”(即共产党)。
这时，冷眼旁观的查良镛再也看不过眼了，便将此事向学校投诉，责问校方何以容忍那些职业学生的劣行，甚至进而与领导党务的训育长激烈争辩，态度自然“恶劣”。不闻不问倒也无事，一问一辩便出了大祸。
校方给查良镛投诉的回复是：勒令退学。没有理由，也不需理由。一夜之间，查良镛的“外交官之路”戛然中断。与在联合高中被开除，转个学校再读有着很大不同的是，被中央政治学校勒令退学的查良镛，现在却必须就地找个工作来做。
好在他有个叫蒋复璁的表兄是中央图书馆馆长(他是蒋百里的侄儿，后来到台北后当台湾故宫博物馆馆长)，凭这层关系，查良镛得以在馆里的阅览组挂了个职衔，拿点薪俸。
这实际成了查良镛步入社会的第一份职业。阅览组的工作是办理取书还书登记，兼以维持现场秩序。工作时间是下午2点至夜晚10点。
对查良镛来说，这份工作十分轻松。而最让他满意的，是可以借工作之便大量读书。这期间，查良镛细读了英文原著的司各特小说《撤克逊劫后英雄传》，以及大仲马的《隐侠记》、《基督山恩仇记》等。老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查良镛在校园里没法寻到一方安静的书桌，给人赶出校门，却得了一块安静读书的大好天地。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段时间的阅读，对日后查良镛的武侠小说创作着实有着不小的影响。1945年，抗战胜利。查良镛随家人一起回到家乡。当时，查良镛21岁，正是闯天下的年龄。
所以，在家里歇过几日，查良镛便告别家人，匆匆上路。他先来到杭州。很快，他在当地的《东南日报》找到工作，做外勤记者。《东南日报》当时的社长是汪远涵。汪是一位好好先生，对查良镛很器重。至今，查良镛与汪远涵还时常有书信往来。查良镛自中学时代便四处投稿，《东南日报》即是其中之一。
他之入杭州《东南日报》，是由上海《东南日报》副刊主编陈向平推荐的。这是查良镛与报业的第一次接触，从此，便跟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据查良镛后来忆述说，匆匆告别家乡后直接找了报社做，是因为“本身对新闻报业有着浓厚兴趣”。事实上，在《东南日报》的工作，只是查良镛给自己安排的一次实习，同时也为他后来进入《大公报》做了热身。
查良镛的目标是去上海发展，杭州只是过渡。果然，做了不到一年时间，查良镛辞了《东南日报》的工作，转去上海。这时，他的堂兄查良鑑是上海市法院院长，并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做兼职教授。通过堂兄的关系及自己在中央政治学校的学历，查良镛进入上海东吴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
这一决定表明查良镛仍对“外交”这一职业充满憧憬，希望能有机会让他曾中断的“外交官之路”再次铺展。然而，政局的混乱已使查良镛的希望变得渺茫，甚至学业也难保障。
到1946年，解放军迫近长江北岸，上海大多数学校匆匆转移，一般学生不经考试就算毕业了。
48年底，查良镛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身无分文走香江”的查良镛从此就得靠自己的双手打天下，而他与《大公报》几十年的恩怨情仇也由此开始。
1946年秋，上海《大公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正是这次招聘，开始了查良镛与《大公报》之间20年的恩怨情仇。
《大公报》是一张历史悠久的报纸。该报于1902年6月创刊于天津，创办人是英敛之，其办报宗旨是“开风气、启民智”。1925年停办，到1926年9月1日复刊，由天津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张季鸾任总编辑，报纸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在创刊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公报》只是一份纯商业报纸，只靠发行和广告收入来维持。风格独特，颇受中产阶级和企业知识界人士欢迎。“九一八”事件后，《大公报》积极鼓吹抗日。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正式出版发行。但抗战全面爆发后，天津和上海的《大公报》都停止出版，转而在汉口、香港、桂林、重庆另起炉灶。
抗战胜利后，上海、天津的《大公报》相继复刊。上海《大公报》这次招聘，正是在它复刊之后不久。当时，在国内众多的报纸中，《大公报》销量虽非最大，然而是地位最高、最有影响力的。
所以，查良镛从报纸上看到《大公报》上海版招聘编辑的广告，就决定前去应聘。
由于《大公报》的声望很高，所以应聘者多达3000人，当时要经过笔试和面试，而查良镛最终还是以其出众的才华被录用。当时，查良镛尚在东吴法学院修习，所以，最初他在《大公报》是兼职。
1947年后，形势每况愈下，全面内战爆发。年底，胡政之专门组织了较年轻的班子，亲自带队到香港恢复出版《大公报》，以求异地发展。
《大公报》香港版于1948年3月15日复刊后，查良镛被调派香港。自此，名门之后的查良镛便以一个“异乡”人的身分，远赴香江，开拓他未知的人生旅程。
1948年，查良镛24岁。依照民间的说法，这一年正是查良镛的第二个“本命年”。所谓“本命年”，来自十二生肖。每人都有一个属相，或牛、或马、或羊……总之，随着12年一个轮回，一个人的12岁、24岁、36岁等等如此类推，都属“本命”之年。有关“本命年”，民间讲究颇多。
诸如认为“本命年”最多凶险，需系以红腰带或穿红背心避邪之类；但也有这样的说法，即：一个人一生中至为关键的几步如转折、发迹等等，又往往发生在“本命年”里。
有好事者更搜集相当数目的例证以支持这一说法。把这一说法信手引来用到查良镛身上，或许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却不失为一个有趣的角度。不管怎样，正是在查良镛的第二个“本命年”--1948年，查良镛奉《大公报》调派去了香港。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查良镛一生中十分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大公报》的这次调派，查良镛后来在香港的传奇便也无从谈起。没人知道那个“本命年”里查良镛是否系了红腰带，甚至，连当年查良镛决定来香港时，到底是怎样的心境，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谜。
1948年的中国，国共两党的较量已日趋明朗。较之局面混乱的上海，远在南端的香港自然不失为一块可以静观其变的局外之地。由此来看，以查良镛当时鲜明的“不问政治”的行世原则，选择避开混乱，似乎可以成为他乐于赴港的理由。
此外，对一个只有24岁的青年来说，这样一个去陌生之地白手开拓的机会，显然是有足够吸引力的。于是，查良镛欣然按受了调派香港的任务。
人已成年，全凭自己作主，给家人通报此行仅仅是例行公事。在查良镛来说，虽是远赴香港工作，心境上却也与平时出外度假没有太大差别。这天，行装简单的查良镛登上了上海飞往香港的飞机。
不知是走得太匆忙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飞机起飞后查良镛才突然发现自己身上竟一分港币也没有！查良镛暗想：这不是笑话吗？飞机倒是坐得起，可下了飞机却连坐巴士的钱都没有！边想边急出了一身冷汗。
也巧，查良镛的邻座刚好是他的同行--香港《国民日报》的社长潘公弼。潘公弼见查良镛神情异样，忙问究竟。查良镛如实相告。“哈哈！这还不好办？！”说着，潘社长掏出钱包，又道：“借你10块。”查良镛连声道谢。
正凭了向潘社长借来的10元港币，查良镛才搭船过海、再坐出租车来到了报社。
这段经历查良镛至今难忘。
1993年，他在一首诗中以“南来白手少年行”的诗句感叹当年。这已是查良镛“身无分文走香江”45年后。常说：白手打天下。比照查良镛今日之辉煌，实在想像不出初到香港时，他竟是身无分文！
这不是活脱脱的“白手打天下”吗？
想来小说家们精心设置的情节也不过如此罢了。
和在上海《大公报》时一样，查良镛在《大公报》香港版继续做国际电讯翻译并编国际新闻版。查良镛初来乍到，仅是报馆一小职员而已，倒也并不在意香港是何情形。相反，大陆那边的巨变是真正令他关注的。
仅仅在他南来香港一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这一变化也直接波及他所供职的《大公报》。《大公报》见大势已定，便转而向新政府靠拢，于1948年11月10日发表《和平无望》的社评。
自此，在香港的《大公报》也转而成为“左派”报纸。时局的演变，并不影响查良镛继续做他的电讯翻译，但在内心，他知道自己并不安于这样平淡。他在等待机会。
垂头丧气返香港了圆自己的外交官之梦，查良镛毅然抛妻离职，北上京都再敲“外交官之门”。他兴冲冲地找到乔冠华。谁知结果是垂头丧气地南回香港。尽管查良镛给一纸“勒令退学”断了外交系毕业后再做外交官的可能，可他仍心存梦想，再入东吴法学院进修国际法；尽管进了报馆做的是他有兴趣做的工作……但这一切都未能剪断他的“外交官情结”；找机会做个外交官仍是他心中最大的抱负。
就在查良镛做电讯翻译和编国际新闻版的同时，他也念念不忘地经常在报上发表有关外交及国际法方面的文章。
1949年11月9日，也就是新中国正式成立一个多月后，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员工4000余人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政权领导。
11月，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衡阳铁路局发表声明，称“前粤汉、湘桂黔及浙赣各区铁路局所辖铁路存港器材、物资、汽车、款项均为人民国家所有，严禁冒领及私自承购”。而台湾国民党方面也曾派员到港，打算处理上述那些资产。
国共双方因此发生争辩。就在国共双方就此问题争持不下的时候，查良镛根据他以前学过的国际法知识，写了一篇长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于11月15日和18日分两天在《大公报》发表，阐明中央人民政府拥有铁路部门在香港的资产。
这是查良镛在《大公报》上发表的第一篇国际法论文。自此，他写的这方面文章就时常出现在《大公报》上。由于查良镛在这方面十分用心，因而文章写得颇有见地。
尽管未在香港获得什么反响，却不期然在日本东京得了一个知音。这知音名叫梅汝璈，乃中国国际法的权威人士。梅汝璈曾任东京战犯法庭中国首席大法官，与英国、法国、苏联等盟国的法官在东京审讯二次大战的日本战犯，并参与判处战犯东条英机死刑的审讯，所以颇有声望。
梅汝璈是在东京读到查良镛的文章的，发现很有见地，便格外留意起来，并记住了查良镛的名字。
一次，路过香港，特地约了查良镛见面倾谈。
当看到前来的查良镛竟是一年轻后生，此后又读了查良镛的几篇用英文写的国际法论文，梅汝璈更加欢喜，暗自庆幸自己发现了一个可堪造就的人才。梅汝璈是国民党员，但鉴于他的声望，大陆解放后，中国外交部仍邀请他为顾问。
梅汝璈在盛情之下离开东京，赶到北京。还在路上，梅汝璈就想到：刚成立的外交部急需人才，而他印象深刻的查良镛再合适不过。
一到北京，梅汝璈便急急给查良镛发了电报，说自己身边没有好助手，希望查良镛能到北京协助他工作。收到电报，查良镛十分高兴。这不正是自己苦苦追求、殷殷期盼的吗？终于可以一圆“外交官之梦”了！天赐良机，怎可错过？！查良镛即刻作出决定：北上！
在查良镛北上一事中，有一段插曲。查良镛这时已经结婚成家。由于查良镛的私人生活十分隐秘，绝少向外人提及，只能分析推断：在查良镛的三次婚姻中，这是第一次。极可能查良镛是在内地结了婚，再带太太南下。
据说查良镛的这个第一位太太来自养尊处优的家庭，因而十分在意生活水准。当查良镛携太太从内地南来香港时，最初作为报馆的小职员，每月薪金200多元，虽说维持基本生活不成问题，但却让养尊处优惯了的太太颇有怨言。
到后来，查良镛的月收入加上稿费达到800多元，太太才稍感满意。可恰在这时，查良镛决定北上，这一决定，遭到了太太的强烈反对。
但查良镛已不肯回头。和当时所有怀有一腔报国热情的年轻人一样，查良镛觉得家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为国家做点事。他没有理睬太太的反对，坚持把太太安顿回了娘家。
以致夫妻关系从此恶化，并导致后来以离婚告终。
从这段插曲中，可见查良镛北上的决心之大、之切！查良镛风风火火满怀希望地北上了！
这是在1950年。后来有人形容说，那时，查良镛上穿方格恤衫，下着牛仔裤，一身小资产阶级打扮，独自兴高采烈地去了红色北京。
到了北京，查良镛见过梅汝璈后，便去外交部找到当时任周恩来秘书的乔冠华。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乔冠华曾作为中共地下党员在香港秘密工作过一段时间。1946年，他又受中共组织委托，再次到香港来，创办了新华社香港分社，任第一任社长，直到1949年底才返回北京。
其间，他时常在《华商报》等报刊发表国际问题评述文章，查良镛很佩服他的文才。到了后来，《大公报》“左倾”后，乔冠华几乎每周都与《大公报》有关人员开座谈会，交谈国际、国内形势，磋商编务。
每次座谈会，查良镛与乔冠华都能碰面。相熟之后，两人颇感意气相投。除乔冠华外，当时外交部还有位部长助理杨刚女士，她曾是《大公报》驻美特派员，既认识查良镛，也很欣赏他的才干。
对查良镛的到来，乔冠华当然表示欢迎，但也坦白相告：“外交部的确需要人才，不过，一个受过国民党教育的地主后代，恐怕很难会被吸纳。”说到这里，乔冠华顿了一下，又道：“当然，也不完全没有希望，但惟一的渠道就是要先到中国人民大学受训，在适当的时候入党，这样才能正式进入外交部工作。”
看着查良镛不解的表情，乔冠华又提议说，如果不愿去人民大学，可以改为到人民外交学会工作。他解释说，人民外交学会属外交部的外围机构，专门负责与外国的联络。如果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党会视其表现而决定是否吸收入党，然后才决定能否进外交部。乔冠华一番话，犹如一盆冷水劈头浇下，令查良镛感到失望。
但查良镛仍抱有一线希望。他想：受训就受训吧，只要能到外交部工作就行。于是，乔冠华很快为他安排好入读人民大学的手续。因为这是干部培训学校，所以每个入学的人都要先写自传。这时，查良镛突然觉得自己北上的决定是大错特错了！
查良镛后来说：“我愈想愈不对劲，对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感乐观。自己的思想行为都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也不了解，所以未必可以入党。而且，一个党外人士肯定不会受到重视，恐怕很难有机会作出贡献……”至于去外交学会的建议，查良镛也不愿采纳。
查良镛像当时决定北上一样，迅速而坚定地做出选择：回香港！
许多年后，查良镛叹道：“事后回想，深觉当时天真，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岂可容纳非共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