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年初，共和国建立前夕，考虑到进城后保卫党的领袖和新的国家政权领导等需要，在李克农的建议下，专门组建了一支由150名军人组成的便衣保卫队。
1949年8月，中共领袖和中央核心机关搬入北京城内。原来在香山颐和园的警卫重心，开始转向城内。开国大典后没几天，在颐和园北宫门以摊贩身份从事警卫工作的便衣队员高福禄，接到了新安排；到北京饭店去从事安全保卫工作。
推荐小高去北京饭店工作的，是时任便衣保卫队副指导员、同时兼北京饭店副经理的沈平。
便衣队刚入北京，重点是负责香山一带的安全警卫。由于建国的筹备和许多会议都在城内进行，而北京饭店是公开的政务和外交活动集中地点，中共领袖和民主党派以及一些知名人士出入频繁，急需有知识、有较高外语水平的干部参与饭店高层管理。
到北京饭店后，高福禄先是在办公室任保卫干事。这个工作其实就是在饭店大门内开设一个问讯窗口，看到有哪位中央首长或高级民主人士进来，就及时出去迎候，以免发生什么不必要的麻烦或意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礼宾迎接。当然，那时在门口守卫更重要的职责是保证首长安全，防范坏人混入。
问讯处只是一个小窗口，却让初来的高福禄经历了不少难忘的一。有一次，当时担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兼二野政委的邓小平来到北京开会。
会议间隙，邓小平也像外来客似的，蛮有兴致地去饭店附近的王府进和东安市场逛了逛。他不喜欢兴师动众，就来了个单身出行，没带随身警卫。
他乘兴而归时，却惹了麻烦。北京饭店门前的执勤警卫不认识邓小平，再看他个子不高，穿一件布衣，不像大首长的样子，身边没带警卫，还没带证件，就不让他进去。
执勤警卫问：“你找谁？”邓小平语气平和地回答：“我是邓小平，我不是找人的，没什么事，你让我进去吧。”谁知这个年轻战士居然不知道二野首长邓小平是何许人，仍然坚持着不放他进去。
正在邓小平不知如何是好时，办完事回到问讯处值班的高福禄看见了这一幕。高福禄迎了上去：“邓政委，实在抱歉啊，这是新来的战士，还不认识您，请您快进去吧。”
邓小平大度地说：“没关系的，这个战士做得没错，不要责备他。”
“我有个同事，原来也是保卫队的，后来到武汉的一个公安分局任局长，出门还带警卫，显自己的派头，耀武扬威的，其实没什么了不起。那个时候我们党内越是高级的干部，越不愿意警卫跟着，越不摆架子。”高福禄回忆说。
还有一次，时任中共中南局书记、中南军区兼四野司令员的林彪也来北京饭店参加会议。适逢周末，林彪还带着女儿豆豆和儿子老虎来饭店玩。老虎天真调皮，缠着常在饭店大堂里转悠的高福禄一起玩。玩熟了，老虎用很信任的口气对高福禄说：“叔叔，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
高福禄故意逗他说：“不知道。”
“我爸爸是林彪，你可别告诉别人啊。人家知道了就一定要他带警卫员了，他不愿意出去老有警卫叔叔跟着的。”老虎一番话，道出了当时的一种风气，党内高级领导人外出多是轻车简从，不习惯带警卫。
然而，人与人各异。一次，在北京饭店召开一个全国公安系统的厅局长会议。毛泽东和周恩来刚刚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从会见大厅里出来。这时，一个省的公安厅厅长醉醺醺地从北京饭店大门口走进来。执勤警卫看他那副样子，不提醒他不要再走，说毛主席、周总理他们就要出来了。
这位厅长根本不听劝，不管不顾地直往里闯，正好和周恩来碰了个对面。一般人看见首长过来都会主动避让，可这位厅长却衣衫不整、一摇一晃地径直往前走。周恩来拦住他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来参加全国公安会议的。”他硬邦邦的地答道。
“开公安会议，也不能这么不讲礼貌啊。”周恩来有些生气了。
北京饭店警卫科干部王宝顺赶忙过来，喝住了这位厅长。公安厅长这时清醒过来，呆呆站在那里，接受周恩来的批评。
事后，那位公安厅长检计了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处分，但仍对北京饭店警卫科的干部阻拦他耿耿于怀。在这位厅长眼里，一个饭店保卫人员怎能对厅长大声呵斥呢？他还在电话中说，以后再也不住北京饭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