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志是什么时候学会打桥牌的，他从来没有讲过，我也说不太准，听说是1952年他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时候，在四川内江遇到一位朋友教会了他打桥牌。而此前，比如渡江战役的时候，小平同志也经常打牌，不过打的还不是桥牌，是“打百分”之类的。
1961年小平同志到北京顺义农村调查，休息的时候想玩一玩，就让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找人和他打桥牌，刘仁就找了王汉斌，王汉斌就约我一起去。一见面小平同志就问我们的名字，然后就说王汉斌干脆就叫大王，你就叫二王，以后长期就这么叫了。接着我们就坐下来开始打牌。我当时就是个北京市委的中层干部，觉得这么大的领导，年纪也挺大的，开始有点儿紧张，可是打着打着就不紧张了。
据我知道，在这之前，小平同志1959年曾摔了一跤，腿断了，没有别的活动就打桥牌。小平同志打桥牌固定的对家是当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主任张致祥，陪他比较多的是万里、吴晗。王汉斌和我去了之后，小平同志就老找我们。
有一次，我们正打着呢，周恩来总理来了，找小平同志商量事。周总理就站在我后头，还给我支招，他说的都是内行话，说明他也是会打桥牌的。
打牌的时间大体上是星期三和星期六的晚上，星期天的下午和晚上。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一般是7点开始打到夜里3点。星期天一般是从下午3点打到夜里3点。那个时候小平同志身体特别好，精力一直很充沛，打得很用心。
我们通常要先吃一顿晚饭，吃完饭就又坐下来接着打。当时打牌这事是保密的，我不能跟其他人说。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 《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之后，有一次小平同志还曾找吴晗、王汉斌和我一起打牌，说明小平同志当时也不太清楚“文化大革命”的内幕。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有一次，我跟王汉斌商议觉得，小平同志这次出来我们应该去看看他，我们又跟丁关根商量了一下就给警卫秘书张宝忠打了电话，说我们想去看看老爷子。
很快，张宝忠就通知我们去小平同志家里。到了小平同志家，他跟我们握握手，叫我们大王、二王，挺高兴的，说了几句话后就开始打牌。从此每个星期去小平同志家打牌。
打牌的时间一般还是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只是结束的时间要比“文化大革命”前早一点，一般是到凌晨1点。
再往后到1990年代，小平同志的身体差一些了，一般打到11点就结束了。
小平同志在牌桌上话不多，表情也少。但是，一旦牌打得非常得意时，或者大家在一起聊天聊到有意思的话题时，他往往会笑，表情丰富。
小平同志 1989年退休之后，生活非常规律，晚上时间的安排，一般是星期一看电影，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打桥牌，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打麻将。打麻将他找的是家里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桥牌就约我们这些牌友。
我们最后一次打牌大约是1994年国庆节，那天比平常散得要早一点儿，他要去看烟花。从那以后就没有再通知我们去打牌了。
那次打牌，他头脑还是很清楚的，尽管他手有点儿抖，拿牌拿得比较慢。邓楠在后头帮着他捋牌，打什么牌主要还是他做主。
小平同志把打牌和工作分得很清楚，打牌就是打牌，不谈工作，也不谈国事、家事。我们在一块谈牌技，这个牌应该怎么叫，怎么打更合适，这些可以随便谈。只有一次，大概是1970年代末，我实在是憋不住了，在饭桌上说北京市委冤案应该给予平反。小平同志没有吭声。那个时候“两个凡是”盛行，我们还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