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酷爱文学、潜心写作的读书人，在我的一生中，有许多心仪已久、衷心崇拜的偶像。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我把灿若繁星的偶像群，分离成两大类：一类是时事造就的英雄，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是政治上的风云人物，把国家的兴旺和民族兴衰，作为个人的奋斗目标，他们是勇士、斗士、甚至是死士。
可悲的是，他们只不过是个时代的牺牲品，历史长河中“瞬间”的英雄，某个朝代即时即地的精英，充其量是一个狭隘利益集团的显赫人物。
我年轻时，生逢社会斗争如火如荼、激情燃烧时代，我特别钟爱这类时代先锋，政治界的精英。可是，进入中老年时期，我通过读书学习，以及对往昔的社会实践和个人经历的反思，我开始变得冷静，逐渐地淡化年轻时代的狂热和盲从，我开始追求宁静和永恒。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走近林语堂。
我的人生蜕变，我对人性的回归，是从了解和厌恶政治开始的。
政治曾经是中国人用得最频的一个词汇，“关心政治”和“突出政治”，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人生取向的第一标准。
那个时代判别人格和人品的第一要件也是政治，“政治品质”即人的品质；政治表现即人的表现。
有个时期，学生的政治的表现，体现在如何正确地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即人们经常挂在嘴边上的“红专关系”，常常以是否入队、入团、入党以及是否当学生干部，作为测评的重要指标。
从初中时代起，我就被推到政治的最前沿，从收作业的科代表、学习班长、一直当到学生会干部，团委委员，随着官职越来越大，社会工作与课程学习争夺时间越来越激烈，或者说“红与专”的冲突越来越大。
我原本是一个很用功、酷爱学习的好学生，从初中到高中，我虽然一直当学生干部，但是，通过自己的加倍努力，仍可把社会工作耽误的时间补回来，而保持着名列前茅的好名次。
但是，到了大学时代，学习上的优势就保持不住了。这一方面，是因为选错了专业，我本来具有人文潜质，却误入了理科歧途；另一方面，我社会工作加重了，政治运动太多了，夺去了我许多宝贵学习时间。有时我听政治报告时，不得不把专业书放在“红宝书”下面，偷偷地背专业外语。
尽管如此，我的学习成绩还是一般般，因为在重点大学里，实在是高手如云，我这只出身于一般高中的“鸡群之鹤”，在这座神圣的大学殿堂里，学业落佩得竟然不如一只普通的鸡。甚至平生中最丢脸的一件事，也在这所大学里发生了：我的一门专业主课，在期末考试中不及格；最不能忍受的奇耻大辱是，在我暗恋的一位小女生耐心辅导下，我才在补考中过关。
她是我同班同学，在班上年龄最小、学习最好，我在班上当团支书是时，她当宣委，如果把我们职务差别放大到省级，那就相当于，我当省委书记，她当省委宣传部长。
不过，虽然人们整天口喊“政治挂帅”、“又红又专”，但是，在正经学生眼里还是学习第一，看重的还是“专”，一个学生学习不好，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至少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
基于这种认识，我对于学业列前茅的她，虽然心仪已久，怎奈彼此学业成绩差距太大，我当时决不敢向她投递申请书；直到我经过一番“卧薪藏胆”，彻底改变学业成绩后，她才成为我的两个孩子的母亲，这是后话。
言归正传，回过头来，还是谈政治。
关于政治的概念，说法不一，可以说见仁见智。概言之，大体有三类说法：一说是斗争，即围绕着权力而展开的阶级斗争，马恩列斯毛持这种观点；另一说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这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观点；最后一说是分配，即政治是对稀缺性事物的权威性分配，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持这种看法。
我对上述三种观点的评价是：第一种看法，血腥味太重，缺乏人性；第二种看法，宽厚仁和，略显宽泛；第三种看法，科学准确，一言中的。
如果按亨廷顿的看法，以对稀缺性事物的权威性的分配来理解政治的话，这里蕴含着两个关键词语：一个是稀缺性事物；另一个权威性的分配。
所谓“稀缺性事物”，就是人人都想得到，然而永远也供不应求的那些事物，比如，权势、地位、财富、国土、主权，等等。
所谓“权威性分配”，就是动用国家政权、军队、法律、政策等强制性手段，来分配上述稀缺性事物。分配得公平合理，政治便廉洁、昌明；分配得混乱不公，政治便腐败、黑暗。
可惜，中国政界人士，不按政治科学的规矩出牌，把政治作为人欲权威化、专制合法化的强制手段。把政治变成好人惧怕、恶人行凶的武器；把政治变成排挤经济、压制文化官场套话；把政治变成诋毁民意、堵塞诉求的咒语......
我讨厌这种从极左粪坑里滋生的毒菌，我的人性回归，正是从厌倦这种腐朽政治开始的。
总而言之，我不再为空泛的政治口号而狂呼呐喊；我不再为一个政治偶像而忠贞卖命。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灵性的活人，我颇为自尊自爱，我没有必要去顶礼膜拜被“货币化”的流行人物。
如果用人生的价值来区分人，大底有两种：一种人是纸币化的人物，在流行期炙手可热，风行一时，可是，一旦改朝换代，就变一堆脏兮兮的废纸；另一种人是真金白银，即使时光荏苒，政治变迁，也不会失去其恒定价值。
如果以对人的态度来区分人，大底有两种：一种人信奉斗争哲学，把源于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物竞天择”的法则，引入人类社会，争夺权势，争名夺利，直到损人利己；
另一种人彻底根除源于生物界的血淋淋的生存竞争，主张“和为贵，忍为高”，宅心仁厚，亲善友爱，以仁者爱人的态度，博爱社会，关注人生，敬重生命，独创出有别于兽性的人性，独辟出卓尔不群、超凡脱俗的境界。
林语堂就属于后一种人。他不属于政治，他属于人性，他是一个顶天立地，将生物性、人性和神性处理的十分完美的真人。林语堂人生的主旋律就是平和：平和地处世，平和地为文，平和地做人，但他又不是毫无无原则、是非不分的和事老。他集儒道墨法诸子百家学养于一身，他的治学与为人，交融着儒家的仁爱、中庸与和谐，道家的无为、原始与混沌，墨家的利益、兼爱与交利，以及法家的利益、法术与治天下的精神。
林语堂是中华文明的符号，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文明和文化的永恒性，注定林语堂人生价值的永恒。
林语堂的出现，林语堂出生在平和，平和的林语堂，林语堂的平和，应验了“地灵人杰”那句经典。说来也巧，平和县出了一个活化“平和精神”的学术大师，这是巧合，还是宿命的机缘？
一切摒弃政治之人，必然回归人性，走进林语堂，走向神圣，走向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