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帝》是一本由（日）檀上宽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2.00，页数：287，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永乐帝》读后感(一)：相當值得一看的傳記
去年底，社科文獻甲骨文一口氣推出了幾本日本學者的中國史譯叢，主題有《西太后》、《中國通史》、《倭寇》、杉山正明的《蒙古帝國的興亡》跟這本檀上寬的《永樂帝》。本書最吸引我注意的是，作者把寫作重心放在傳主本身對於“華夷秩序”的再建立，是個有趣的觀察。
眾所周知的，中國在東亞的國際圈向來“有自己的玩法”，從儒家學說裡發展出的“五服”、“朝貢”體系，隨著中原王朝興衰，運行了一千多年。在盛唐，經過四百年的大融合新產生的華夏文明，有著強大國力而自信滿滿，只要是能夠遵守禮儀規範的教化，就可以是“中國人”。而到了元朝，由“異族”皇帝所開啟的天下秩序更加入了新的理論。繼承其後的明朝，太祖、成祖父子對於忽必烈時代的“萬邦來朝”只有羨慕，而欲效法之。
當然，這其中更深的原因是因為明從元手中奪回中原，是需要鄰近各國的承認來增添其正統性，而對於永樂帝來說，武力篡奪後，更是需要藉此來得到認可。這就是朱棣屢次派遣鄭和出航的原因。因此現代有些史學家對於明朝沒有繼續航海事業覺得扼腕可惜，就是一種從根本上的嚴重誤解了。事實上，從永樂帝死在蒙古遠征的路上就可以看出，大陸的威脅才是王朝真正的心腹大患，這跟歐洲人為了尋找生死攸關的商業利益而不斷探險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檀上寬在本書中最有趣的地方是，他認為明成祖讓足利義滿稱臣，把日本納入天朝體系內，是其“超越忽必烈”之處；同時，作者進一步認為“這並不是屈辱”，這只是一種互利互惠的外交行為。他認為現代人讀者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應該要跳出現代的外交框架去看待，才能得到正確的評價。
近年來，頗多人看待明朝都認為是個很關鍵的時刻，當時歐洲進入了大航海時代，而中國雖然強盛，但卻日益內向。明太祖廢相，鞏固皇權，讓政府更趨於專制，永樂帝提出華夷一家，恢復朝貢秩序，都被後來的清朝所接受，也成為近代中國的遺產，不可謂影響不深遠。檀上寬在這本小書中雖然都略有點到，但都沒有深入探討，比較可惜。
總而言之，這本《永樂帝》論點清晰有新意，篇幅適中，做為簡單了解傳主本身的事業，是不錯的選擇，跟大家推薦之。
《永乐帝》读后感(二)：本书参考文献
本书的写作参考了许多先行研究，但由于本书的性质所限，不可能将所有的研究都收罗介绍。因此此处在必要最小的范围内，有限地列举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研究。
Ⅰ 永乐帝的传记及与他相关的专著
1.寺田隆信『永楽帝』、人物往来社、一九六六年。のち一九九七年に中公文庫として再版。
2.David B.Chan. “The Usurpation of the Prince of Yen, 1398-1402”,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Inc., San Francisco, 1976.
3.朱鸿《明成祖与永乐政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17），一九八八年。
4.商传：《永乐皇帝》，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5.张奕善《朱明王朝史论辑（太祖、太宗编）》，“国立”编译馆，一九九一年。
6.晁中辰《明成祖传》，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7.毛佩琦、李焯然《明成祖史论》，文津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8.毛佩琦《永乐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9.王熹《建文帝永乐帝》，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Ⅱ 多章均有参考的文献
1.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十五》，一九四五年。
2.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十八》，一九四八年。一九七五年1、2合冊、台湾台联国风出版社再版。
3.黄云眉《明史考证》第一册至第八册，中华书局，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六年。
4.檀上寛『明朝専制支配の史的構造』、汲古書院、一九九五年。
5.川越泰博『明代建文朝史の研究』、汲古書院、一九九七年。
Ⅲ 各章参考文献
第一章
1.那波利貞「中華思想」、『岩波講座東洋思潮』第十七巻、一九三六年。
2.小倉芳彦『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青木書店、一九七○年。
3.堀敏一『中国と古代東アジア世界——中華的世界と諸民族——』、岩波書店、一九九三年。
4.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5.西嶋定生『日本歴史の国際環境』、東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6.中村栄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上、吉川弘文館、一九六五年。
7.森克己『新訂日宋貿易の研究』、『森克己著作選集』第一巻、国書刊行会、一九七五年。のち二○○八年に勉誠出版より『新編森克己著作集』として再版。
8.桑原隲蔵『蒲寿庚の事蹟』、岩波書店、一九三五年。のち『桑原隲蔵全集』第五巻[岩波書店、一九六八年]に収録。
9.陈高华、吴泰《宋元時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10.杉山正明『クビライの挑戦——モンゴル海上帝国への道——』、朝日新聞社、一九九五年。のち二○一○年に講談社学術文庫として再版。
11.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への興亡』上·下、講談社現代新書、一九九六年。
12.浜下武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岩波書店、一九九七年。
第二章
1.吴晗《朱元璋传》，上海三联书店，一九四九年。のち『呉晗史学論著選集』第四巻[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に収録。
2.谷口規矩雄『朱元璋』、人物往来社、一九六六年。
3.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4.谷川道雄、森正夫編『中国民衆叛乱史』2、平凡社東洋文庫、一九七九年。
5.檀上寛『明の太祖朱元璋』、白帝社、一九九四年。
6.宮崎市定「洪武から永楽へ——初期明朝政権の性格——」、『東洋史研究』第二十七巻第四号、一九六九年。のち『宮崎市定全集』第十三巻[岩波書店、一九九二年]に収録。
7.檀上寛「初期明帝国体制論」、『岩波講座世界歴史11中央ユーラシアの統合』、一九九七年。
8.檀上寛「明初の海禁と朝貢-明朝専制支配の理解に寄せて-」、『明清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汲古書院、一九九七年。
9.田中健夫『中世対外関係史』、東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五年。
10.田中健夫『倭寇——海の歴史——』、教育社、一九八二年。のち二○一二年に講談社学術文庫として再版。
11.佐久間重男『日明関係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二年。
12.蔵持不三也『ペストの文化誌——ユーロッパの民衆文化と疫病——』、朝日新聞社、一九九五年。
第三章
1.吴晗《明成祖生母考》，《清华学报》一九三五年第三期。のち『呉晗史学論著選集』第一巻[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に収録。
2.佐藤文俊「明·太祖の諸王封建について」、『和田博徳教授古稀記念明清時代の法と社会』、汲古書院、一九九三年。のち3とともに『明代王府の研究』[研文出版、一九九二年]。
3.佐藤文俊「洪武九年葉伯巨の獄死」、『明代史研究』第二十号、一九九二年。のち2とともに前掲『明代王府の研究』に収録。
第四章
1.阪倉篤秀「建文帝の政策」、『人文論究』第二十七巻第三·四号合巻、一九七八年。
2.朱鴻《明惠帝的用人與政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十三期，一九八五年。
3.John W. Dardess. “Confucianism and Autocracy: Professional Elites in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1983.
第五章
1.幸田露伴著、福本雅一注釈『運命』、『日本近代文学大系6幸田露伴集』、角川書店、一九七四年。なお『運命』は、他に岩波文庫（一九三八年）、講談社文芸文庫（一九九七年）などにも収められている。
第六章
1.孟森《选刻四库全书评议》，《青鹤杂志》卷一第二十三期，一九三三年。のち『明清史論著集刊』[世界書局、一九五九年]に収録。
2.徐作生《明惠帝出亡穹窿山新证》，《史学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第七章
1.間野潜龍『明代文化史研究』、同朋舎、一九七九年。
2.李焯然《明成祖史论》（思想编），文津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3.山本隆義『中国政治制度の研究』、同朋舎、一九六八年。
4.丁易《明代特务政治》，中外出版社，一九四九年。のち一九七一年に汲古書院より再版。
5.三田村泰助『宦官』、中央公論社、一九六三年。のち一九八三年に中公文庫として再版。
第八章
1.和田清『東亜史研究（蒙古篇）』、東洋文庫、一九五九年。
2.佐藤進一『足利義満——国家の統一に賭けた生涯——』、平凡社、一九八○年。のち一九九四年に平凡社ライブラリーとして再版。
3.村井章介『アジアの中の中世日本』、校倉書房、一九八八年。
4.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齐鲁书社，一九八〇年。
5.寺田隆信『鄭和——中国とイスラム世界を結んだ航海者——』、清水書院、一九八一年。のち一九八四年に清水新書より『中国の大航海者鄭和』として再版。
6.ルイーズ·リヴァシーズ著、君野隆久訳『中国が海を支配したとき——鄭和とその時代——』、新書館、一九九六年。
第九章
1.山本達郎『安南史研究Ⅰ——元明両朝の安南征略——』、山川出版社、一九五○年。
2.奥崎裕司「永楽帝のヴェトナム遠征の原因」、『東アジア世界史の展開』、汲古書院、一九九四年。
3.愛宕松男『アジアの征服王朝』、河出書房、一九六九年。のち一九八九年に河出文庫として再版。
4.愛宕松男『中国の歴史6元明』、講談社、一九七四年。のち一九九八年に講談社学術文庫より『モンゴルと大明帝国』として再版。
5.新宮学「初期明朝政権の建都問題について——洪武二十四年皇太子の陝西派遣をめぐって——」、『東方学』第九十四輯、一九九七年。のち『北京遷都の研究』[汲古書院、二○○四年]に収録。
第十章
1.新宮学「南京遷都——永楽十九年四月北京三殿焼失の波紋——」、『明清時代の法と社会』、汲古書院、一九九三年。のち2とともに前掲『北京遷都の研究』に収録。
2.新宮学「洪熙から宣徳へ——北京定都への道——」、『中国史学』第三巻、一九九三年。のち1とともに前掲『北京遷都の研究』に収録。
3.岸本美緖「清朝とユーラシア」、『講座世界史2近代世界への道——変容と摩擦——』、東京大学出版社会、一九九五年。
《永乐帝》读后感(三)：奋进的帝王
一般提到永乐帝朱棣总是会想到“靖难”、“诛十族”之类的事情，叛逆是他的称谓，残暴是他的注脚，但一位日本学者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带来了新的视角。
不否定永乐帝人性上的残忍，但也要看到他有意无意为明朝、为中国、为东亚打开的局面。我始终认为用个人私德或者是行事手段来评价一个帝王都显得略微苍白，秦始皇用活埋的方式杀了几百儒生（或许还不是），烧了一些书，结果很长一段时间连“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都成了千古一帝残暴的证据，而“乾隆文字狱”发生160多起，牵扯上万人，毁书上十万卷，成了“十全老人”。因此，关于永乐帝的私德问题并没多少好论述的必要。
“ 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 ”。事实上在国防上的成就朱明远迈赵宋，永乐帝作为北方防线的缔造者，在200多年明朝历史上有着深远影响。北京作为永乐的龙兴之地，也是崇祯“君王死社稷”的终结之地，既是明朝的睾丸，总被北方游牧民族捏得深疼，也是防御北方的大本营，多少抵御敌军南下，不负“天子守国门”之名。朱棣作为第一代定都北京的明朝皇帝，无论动机如何，至少对南方腹地的百姓还是算有一份作为国家元首的当担吧。
“五征漠北,三犁虏庭”，这个事情争论很大，一般是围绕着收获与支出在争论，用于印证永乐好大喜功的实锤。但好歹也要看看明朝建国才多少年，而且蒙元势力也仅仅是被赶出中国内地，并不是全面歼灭，大家也没有所谓的邦交正常化，不形成长期威慑不免会让人觉得软弱可欺，“畏威而不怀德”可是有上千年的教训。
站在朱棣自己的立场上来看，也是数次亲征，直到65岁还坚持带军直至死于征途中，能做到这一点，不管他为了什么，好歹还是值得人感慨尊重吧，亲征的风险可不小（参照明英宗土木堡之变），也不是什么享受的事情，古来整体和平时期帝王横死途中的哪个又不是常年殚精竭虑（如帝舜征三苗，祖龙崩沙丘）。
如文中所说，经过大唐崩灭后的长期南北对峙，即使蒙元实现短暂领土统一也未达到南北通畅，朱元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朱棣完成了华夷秩序的重新确立，对中国未来的影响重大而深远。
评价历史人物需要谨慎。用奋进一词可能对永乐帝的一生而言应该不失偏颇。
《永乐帝》读后感(四)：客观也片面
在图书馆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并不想看的，有关明朝的东西最近摄入量也有点多，但在看到是日本作家写的时，好奇心泛滥，想看看在日本人的眼里永乐帝是怎样的一位人，明朝又是怎样一个王朝。 这不是一本彰显永乐帝伟绩的书，从一开始檀上宽就以华夷秩序展开一系列理论。 首先就是从何时起有华夷这个说法的，自东汉三国时期出现，已中原为华，周围都是蛮夷。说来说去就是等级分化和中原已己为中心对周边附属国的统治，管辖。 周王朝的时候楚国就是被中原国家称为蛮夷，甚至鄙视，楚国也的确出现了不为人道的事，比如说弑君。蛮夷说白了就是没有文化和粗俗的，不已仁德为本，即便是同样的附属国也还是被瞧不起。 这一段讲解檀上宽是没有说起的，他提起了一个在我认为比较新奇的词“五服图”，是对天子的臣服程度划分出的五个区域，四百米内称“甸服”，通俗点说就是贴身丫鬟。 也像是卫星探测仪，越往周边越发挥不了其作用，但也足以证明天子的野心，既然都是天子了，那天下人都是自己的子民都应该服从自己的，包括东亚，包括日本。 在忽必烈时他是极其希望把日本也变成为自己的臣子，可惜到死都没如愿。而永乐时期大概是完成了，并已檀上宽的口气来说是一个大愿望完成了。 同书名相同，全文都是已华夷秩序为首要论，元末明初时期和永乐帝怎样开始和怎样结束的大概讲解，说了永乐时期的昌盛和漏洞，作者是站在一个比较公平的位置上讲述这一切的，他并不偏向哪一方，这大概也是我选择这本书的原因。因为它出自故事的外界，旁观者清，可这样的也是有缺点的，你总会感觉不管他讲得再仔细，也是像在屏障外看故事一样。 当作者没有感同身受时，读者也会一样。 不得不说檀上宽对我国的历史研究是很详细的（已一个历史新人的角度来看），但他不是中国古代人，无法懂得中国人古代人的做法，情怀，也并不知道有一种力量叫信仰，有一种执拗叫节气，有一种流行叫封建。 所以只能看到表面。 可我没有和他那样阅读过那么多的史料，所以没有资格去评判它的准确度，不能去多方面定论。 本书好坏暂且不说，对于一位明朝历史了解不多的人，谁的书都要看看，国人写的，岛国人写的，甚至欧洲人写，乐趣在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角度历史也会更加多元化。 这本书初次了解下来的感受是:它客观，但也片面。它详细，但也粗劣。
《永乐帝》读后感(五)：意猶未盡的永樂皇帝傳
前天晚上見到劉永華老師的微博推薦後，昨天下午就在山外圖書社購入此書。粗略讀了一下，作者認為永樂帝實踐且擴大了華夷一家的理念。其特徵在於他將宗室專用的禮服賜給諸藩王，因而將所有的臣屬藩王都定位在家族秩序當中。另外發現作者所謂永樂帝超越忽必烈，是指他不費一兵一卒就讓日本回到中國的朝貢體系裡面的事。如果僅就這點上是超越了忽必烈沒錯。而且稱永樂時期的東亞國際秩序為中華「世界體系」。不過作者也提到他幾次親征卻沒能征服蒙古是一大憾事。而這樣的「世界體系」在規模與影響力能不能說是超過忽必烈，我想還有可以商榷的空間。
作者認為唐朝跟明朝的華夷秩序存在根本的差異，主要是在於明朝的海禁政策，透過禁止民間的海外交流，而將與明朝往來作為讓周邊諸國接受明朝主導的朝貢體系之下。但明朝海禁政策的實際作用應該還有可以探討的空間。後來民間走私其實還是相當盛行。其他國家其實不一定需要買明朝的帳。總之是個還可以深入討論的論點。但限於篇幅就停住了，相當可惜。讓人感到意猶未盡。
《永乐帝》读后感(六)：小札
《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王晓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初版于1997年，据作者檀上宽所述，此书是他在写朱元璋传记的时候萌生的想法。也即他所说的明初体制是过了朱元璋-朱允炆-朱棣这三人而确立，由此可知，这本书的关怀迈出了传记的范围，关注的是更宏大的明初体制，作者说到：“中国式‘近代’的旧体制的起源就在遥远的明初时代。”（p.263）由此可见作者对明初体制的重视。
对于这一体制的具体关怀，作者在初版后记中做了说明：“本书的目的不是强调永乐帝如何夺回政权和重新评价他的政绩，而是通过传统理论考量他采取的系列政策，重新分析他在中国史上的地位。永乐帝确立的体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东亚各国都奠定了‘近代’以前的社会基础。不论该制度的好坏，一直受中国影响的周边各国，在那个时代形成了以明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所有行动也被束缚在该秩序内。”（p.275-276）这边是作者在副标题中所说的华夷秩序。但因此书篇幅有限，作者在此书中给出的证明显得薄弱了些，尤其是对于朱元璋追梦忽必烈，可以给人好感，但不能完全说服读者。（前段时间《读书》杂志貌似发了一篇类似的文章）。
但这也是此书的亮点所在，因此，可说吸引读者的也是此书的后半部分。另外作者在书中提到的足利义满对读者较具吸引力，可以通过日本社会对足利义满的评价来看自明代以来的中日关系。
《永乐帝》读后感(七)：起承转合的四段论法
如作者《后记》自言，本书“尝试问题设定的叙述方式，深入刻画永乐帝人物特点，解析明初政治史”（p.275）。作者认为明初政治是在天命和华夷思想构成的中华思想基础上展开的。建文“德治”，拗不过洪武顺从中国社会体制性归结下儒家思想统治的法治化。靖难之役，建文的失利与永乐的成功，除了个人及当时时事发展的原因，实质上跟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实践中变成标榜“德治”，实际使行“法治”的状况有关。而这种状况，是“皇帝（国家）与社会对于维持政治秩序的双向选择”（p.50）所决定的。明初皇权强化的独裁专制与追求天下秩序的政治局面，归根结底是由中华思想理论决定，并由唐宋元一路发展下来的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永乐帝背负有确立华夷秩序，以完成中华世界秩序的使命。永乐帝延续洪武时代基于天命思想的天下秩序，致力并确立了反映华夷思想的华夷秩序。在书中，许多细节，在作者列举各方解释之后，以尽管是这样、暂且不论之类的言语给放过，被裹挟到上述主线的论述中，使永乐前后当事人相关的史料成了点缀、佐料，不能自主发声。这样写，以论带史的感觉很强，未免自说自话。
书中前后两次论述日本史学界20世纪在宋元明清研究方面的变化（p.p.43-46、p.p.260-263）。其中提到，内藤湖南将宋元划分为近世前期、明清为近世后期以后，宋元、明清作为两个时代范畴的看法开始流行。二战后，明清史研究课题与宋元史研究课题的差异很快明确：宋元史研究围绕“唐宋变革期”的评价问题展开，明清史研究则聚焦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变革期。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明清史研究的焦点从明末清初转移到明初。有关研究的转向，作者提出，战后历史学研究的一个课题，是在欧洲发展史观基础上，如何克服“停滞论”影响，更合理地研究理解中国社会，即对中国社会进行时代区分，研究中国社会在何时发展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何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等。明末清初被视为或者封建制度崩溃期，或者重新整合期，或者明确认定是封建社会确立期，各种观点纷纭，未能达成一致，但都将明清视为一个整体的时代范畴，并且以明末清初为连接这个时代的“变革期”，因而聚焦研究之。至于元明史研究，则彼此敬而远之、无不插足。60年代末，宫崎市定意识到元、明两朝统治民族之间的断绝性，想从风俗、习惯等领域展现贯穿于社会基层的主流思想，但在当时一直无条件认可元明断绝性的其他日本学者并未继承、发展宫崎的观点。80年代以后，社会环境复杂化以及价值观多样化给日本史学研究带来了巨大变化。欧洲中心发展史观逐渐退出主导地位，学者对“近代”和“发展”理解的绝对信仰开始动摇，日本的中国史研究面对新的框架组合，开始摸索新角度的研究。这时，以明初为起点透视明末乃至现代中国，开始成为日本学者研究的热点。至于原因，作者提出两点，一是日本学界重新研究明末清初社会变动之前的旧体制的作用，二是针对现代化课题的研究，想通过明初历史的考察来探索现代中国的起点，即对于不同于欧洲式“近代”的中国式“近代”的理解，重新回到作为明清时代起点的明初时期，研究其理论及构成。这种新的研究视角探求元明之间的内在联系，即通过探讨元末，准确定位明初。作者借用岸本美绪的话，提出对明初体制的基本认识是“牢固”的体制。作者的解释是，“明朝确立起足以建立统治秩序的强大的国家政治权力，然后，再凭借国家政权的强大能量将国内外都强制性纳入这种统治秩序当中。”（p.261）赋予皇帝权力，皇帝使用权力统治社会、维持秩序，是中国的逻辑。按这种逻辑，中国皇帝的权力随时代发展愈加强化。每次秩序崩坏，权力都会被变身为秩序统治者的皇帝再次集中。明朝专制国家的产生便是权利集中的结果。在这种意义上，明朝专制国家是中国社会的“体制性归结”。作者又指出，按照国家与社会的政治力学原理，明初成立的体制，从其完成时起，就必然伴随着国家与社会的乖离，即社会逐渐从专制体制中游离出来，试图冲破甚至推倒它。具体表现是，书中提出的洪武、永乐建立的海禁—朝贡体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海外走私贸易活跃等，不断受到抵抗。最终，明末放宽了海禁政策。在思想方面，与作为统治思想的朱子学对抗的阳明学兴起，一批批判专制体制的思想家在明末出现。于是，各个领域既存秩序逐渐破除，明初体制难以维持，随着明朝覆亡而消失。之后，明末混乱秩序被再次规范，出现了清朝专制国家之时，中国式的“近代”也孕育其中。所以，明初既是中国史的一个归结点，同时也是新时代的出发点。而完成明初体制的永乐时代，达到了旧时代的一个顶峰，也可以说是新时代萌芽的分界点。作者将其称为“中国史的转折点”（p.263）。以上是作者相关论述的整理。从作者论述来看，日本明清史研究从战后聚焦明末清初至八九十年代转到明初，关注点则从阶级社会的发展阶段转移到近代化进程，背后的指导思想则是从欧洲中心史观基础上的发展史观变为符合中国社会的中国式“近代”观念。作者对八九十年代转向的背景，简单地提到了一句，即“社会环境的复杂化以及价值观的多样化”（p.45）。我不熟悉日本现当代的历史。仅靠头脑中残存的世界史知识简单整理了一下，从时间来说，二战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很盛。当时的日本学界也受到很大影响，许多研究都从马恩等著作的社会主义角度出发来进行。八九十年代，当时的国际背景是冷战局势发生变化，两头对立的国际政局逐渐向多元化发展，原先的思想浪潮也早已不在。而西方英美世界在战后长期进行现代化研究，并将该视角逐渐运用到东亚各国历史的研究中。中、日等国学者也逐渐受到西方学界影响，开展多种现代化研究。日本明清史研究便在这样的政治、学术背景下发生转向。至于本书的研究，作者认为明初是中国固有体制发展的顶峰，同时又开启了中国式“近代”的萌芽。虽然作者在开始便提出宫崎市定对元明连续性的研究，并特别强调作者对元末明初研究的重视，但从其对明初的认识来看，对元明之际的关注，只是为了明初所处的地位，以便更好地理解明清之际的变革，从而把握明清时代的整体发展脉络，即着眼点是元末明初，心还是在明末清初。这与书中提到的宫崎市定注重元明连续性并不相同。不过，这就同作者自己讲的那样，“将明初体制问题作为研究明末清初变革期的必要课题，可以说是明清史学研究的必然趋势。”（p.261）本书仍然以明清作为一个时代范畴来考虑，只是换了视角，改变了聚焦时期，可以说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文库版后记》中，作者提到，从本书出版到文库版再版的十五年间，学术界变化很大。“当时属于非主流的前近代对外交流史以及国际关系论，今天却成为研究的主流，每年有大量成果发表。讨论东亚国家秩序时，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成为惯用说法，在该框架之内分析国际关系，在明清史领域是十分盛行的。”（p.279）不过，本书与作者提到的这些成果还是有些不同。最近一二十年的成果对东亚各国间交流本身的讨论很多，而本书则主要集中在永乐帝在华夷秩序确立的完成度这点上，对交流本身很少涉及。本书的关注点仍是对中国传统的明清史本身的理解（只不过换了个视角），而非时下的交流史。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本书重视唐宋元明清在华夷秩序方面的完成状态，对元明清这三朝统治民族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连续、因应，基本未加分析，一概以中华思想为基本的指导思想，反复强调华夷秩序的建立是基于中华思想本身而完成的，并且是必然的结果，或者宿命。从这一点来看，或许可以加深对本书以及该作者研究所处位置的认识。（作者在《后记》里也说，“本书的目的不是强调永乐帝如何夺回政权和重新评价他的政绩，而是通过中国传统理论考量他采取的系列政策，重新分析他在中国史上的地位。”p.p.275-276）
除上述以外，本书还提到，对待“建文出逃”疑案，中国学者借助野史记载积极支持“出逃说”，日本学界则几乎没有支持，或者确切地说，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双方态度截然不同。作者解释说，日本民众对不幸的英雄会寄予更多同情，日语中甚至有“判官赑屃”（日文谚语）这样的专用词。所以，日本历史上，那些悲剧的末路英雄往往会在传说当中重生，现实中的去向则不太关心。这种态度反映在建文帝这一问题上，便表现为日本学者不在意建文帝的去向。不过，中国学者则不同。中国历史史料历来由官方和民间双重史料系统，中国学者对官方史料难以摆脱怀疑。在建文帝问题上，“中日学者之间的差异可以说是两国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p.160）。作者提出的这点看法，成立不成立，我不清楚，觉得倒是很有趣。不过，我总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书中举源义经、丰臣秀赖的例子来比附建文帝有些不恰当，若是用织田信长来说，倒更合适些。至于织田信长在日本史学界的讨论，我就不了解了。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作者在讲靖难之变时，认为靖难之变本身一个按照起承转合的节奏高速发展，情节完整的故事。之后，作者分别介绍明末高岱《鸿猷录》、清初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对靖难之变起承转合式的故事叙述，并以明末伪书，如《致身录》《从亡随笔》等，对该事件的虚构描写为引子，提出日本大正年间幸田露伴《命运》一书，最早从文学角度叙述靖难之变。作者提出，《鸿猷录》《明史纪事本末》以及《命运》三书，或从史、或从文，都以起承转合方式讲述靖难之变，很好地展现了这一事件的过程。于是，作者也依此形式，重新叙述了该事件。而实际上，将视野扩展来看，整本书的写作，也可以说是遵从这种四段论法进行的，即叙述中华思想传统以及唐代至元代的发展状况为起，洪武建制为承，靖难之变为转，永乐登极、建立华夷秩序并传承下去为合。至于主线，则跟幸田露伴《命运》一样，作者不对永乐帝同情或批判，认为永乐帝建立华夷秩序也是由“数”决定的，是宿命。不同的是，幸田露伴的《命运》是文学作品，而本书是历史著作。这种形式的使用，等于事先做好了一个完整有序的框架，倒是很好地配合了作者“问题设定的叙述方式”。
拉拉杂杂写了很多，权作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