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912》是一本由穆儒丐著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铁葫芦图书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页数：33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北京，1912》读后感(一)：辛亥北京的城市地理
辛亥北京的城市地理——《北京，1912》读书笔记
清末文人穆儒丐并非一位广为人知的作家，小说《北京》也是一本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无名之作，然因其以亦真亦幻的方式记叙了时代鼎革之际的老北京，在满族文学、戏曲、语言学、老北京文化等诸领域大名鼎鼎。
再版后的此书更名为《北京，1912》，时间被锁定在百年前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是中之主要人物，如伯雍以高尚学者，坎坷不遇；秀卿以淑慧女子，溷落以终；白牡丹以纯洁艺人，而醉心势力；李从权以侠义男儿，而甘蹈猥贱。虽或为环境所役，或为生计所迫，要之皆不良之社会，有以驱使之也。余所述官场之龉龃、教育之窳败、娼窑之污浊、民生之困蹙，凡社会污点、风俗恶化，无不描写尽致，均于铺叙之中，隐寓讽刺之意。”（P324）
书中相当多的北京地名仍留存至今，阅后不免让人对号连线，穿越现世与前朝，如考古般描绘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城市地图。或许读史有这样的功效，让周遭的建筑街巷、草木公园都流淌上时间的血，于是我们对身边地理的认知和理解也多了一种可能。
（一）前门之靡
主人公宁伯庸就职的大华日报社位于宣武门西茶仓胡同（可能为西茶食胡同，现已无此地）附近，报社工作午起子歇，每日工作之后编辑几位同流时常安步当车来八大胡同消遣，比如尚小云荀慧生唱戏的民乐园位于王广福斜街（现名棕树斜街），再不远处的石头胡同是宁公子结识粉尘女子秀卿的“宣南清吟小班”所在地。小说的大部分情节在这片区域发生，大栅栏是为彼时京城最喧嚣繁华所在，“行人扰攘，车马喧阗，那些店铺的装饰和行人的衣服，把‘奢华’二字，表显得十足。……洋货店的钻石手表，金珠店的腕镯指环，时衣庄的衣服，洋衣庄的西服，绸缎庄的彩缎，眼镜公司的克罗克司，哪一样不动人的心呀！”（P120）
然而在清末民初的1912年，宁伯庸不免窥探到乱世之中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困扰：“但是这些熙来攘往的人，穿着极美的衣服，坐着极好的车辆，究竟他们在社会上是做什么的？高高兴兴地出来，有什么目的呢？究竟他是有什么职业，做完了什么工作，劳累之余，特意出来安慰自己不成？社会上什么东西是他们创作的？社会上的文明，哪一样是由他们振兴的？他们在社会国家里，究竟是有什么意义？”（P120）
文中提及了西珠市口天寿堂，煤市街的致美斋，这两处餐厅会所，出入的是像教育公所这样有所谓社会正经职业的达官显贵。而前门大街往东，似乎是那些高级戏子的生活区，白牡丹（荀慧生）及其师傅居住于鲜鱼口的东头，在偏南一点的芦草园，是某位马二爷给当时大红大紫的梅兰芳置的房子。
而像秀卿这样风尘娼妓，她们的生活坐标则往南，那里是更贫苦的百姓聚居之所，以珠市口大街为界，繁华与穷困，天堂与地狱，也仿佛只有一线之隔。
（二）南城之浊
宁伯庸来报馆就职的第二天清晨，从宣武门外向南散步，路遇马桶奇观：“每家门口，放着一个马桶。有一个淘粪夫，用一担污水，拿把竹刷子，在那里挨个刷那马桶”（P35）早起的南城民众，“没有一个讲究的人，都是凭着力气吃饭的苦同胞，也有泥水匠，也有赶市的，也有卖苦力气的，也有做小买卖的，也有拉车的……他们都是精神百倍，在这清晨里，懒惰的富人高眠之时，去挣他们一天的衣饭”（P35）。行至粉坊琉璃街，发现原来这里有几处大粪厂。而在往南不远便是龙泉寺（今龙泉胡同）的苍松古柏，野鸡苇塘了，与自然景致的陶然亭昆连。可以想见，1912的城墙之内，必不是密不透风的房屋建筑，从城市到自然，富庶到贫穷的圈层结构清晰可辨，只不过尺度是和当下有天壤之别了。
陶然亭一带，名士与百姓的坟墓颇多，书中提及了香冢，鹦鹉冢和醉郭的典故，女主角秀卿死后埋在这儿。后来历史上还有知名的赛金花，杨小楼，以及革命伉俪高君宇石评梅均安葬于此。
对于南城百姓的贫苦生活境遇，书中还提到了这么几个地方。白牡丹的父母为生计所困，进城来向其师傅讨钱，寄宿在骡马市大街贾家胡同一处破庙里，这破庙里住着诸多以捡拾破烂为生的人，俨然是个花子大院。“北京没有一定的贫民窟，可是这种贫民聚居的所在，到处散见，什么废寺和公共所在，差不多都是我们的贫苦同胞自己经营的共同生活”（P127）
而在天桥以西，前门大街南首有个叫河儿里头的贫民聚居区，秀卿病重后和不少做娼妓营业的妇人住在这里，此处地势低洼，又有明沟，臭气充溢，环境恶劣。这不免让人想到老舍先生讲述的龙须沟，后者只不过在天桥以东罢了。
宁伯庸安顿秀卿之弟的孤儿院，是在龙泉寺内。寺内有和尚方丈打点，修建了不少收留孤儿的平房。在珠市口虎坊桥往南这方圆一公里的地界里，可以想见栖居着多少无家可归，有家难撑的黎民，在乱世中飘零。
我以为穆先生对城市描述最直接，最生动的一段也是南城：“大街上行人稀绝了，只有那拉不着买卖的人力车，兀自在街上彷徨。在黑暗的长街上，也看不见车夫和车身，只有那盏照路的车灯，在极冷空气里荧荧颤动。远远的还有几处豆腐浆摊子，由那热锅里，不时地往外冒蒸汽，这是冬天街上一个极佳的点缀。”（P302）
（三）西山之败
从清《直隶舆地图册》看京师行政区划，不难发现西到西山，西南到涿州拒马河都划归京城地界，而像东部通州，北部几县都是在此区划之外的。三山五园不仅是皇家的自然园囿，也是满人的精神家园，“这个地方，冬令不十分寒，夏天不十分热，由那太行山的余脉，成一个半环形。环口正向东南，把北京城环绕在内，仿佛做了个影壁。西山麓下，大寺名园极多，王公世胄的坟园不计其数。所以以风景而论，西山一带，为北京近郊之冠。静宜园与名刹碧云寺昆连。辽金时代大概就有这个园子，因为碧云寺是当初耶律楚材的墓地，前清康熙时代，除了圆明园、畅春园、净明园，以静宜园的风景最为有致。建筑物以布达拉一处，最为富丽宏大，形式一本西藏与印度之大寺，屋瓦皆青铜制，蒙以赤金。每逢四月柳絮乱舞的时候，前清皇帝必要向静宜园行幸，以避柳絮。慈禧太后时代，犹举行之。庚子以后，该园又被外兵所毁，无力经营，只有一颐和园为慈禧太后不时临幸所在了。”（P232）
出西直门赶驴车大概三个小时，就到了宁伯庸在西山脚下的家，这里聚居了前朝败落的旗人，宁父终日于此打点自家院落的菊花。
读后穆先生对西山破败现状的描绘不免让人叹息惊愕——“好几百年的大槐树，原先是成行成列，一眼望不到边，如今都伐倒了，一株也不见。山上的树木，也都砍了，山林秀气，一点影子没有了。山上到处露出红色的黏土，仿佛生了遍体的疮瘢。那乾隆时代的建筑物，如同碉楼、教场、官衙，渐渐地都被穷民拆卖了。不第官有的东西都拆毁了，连村间私有的家屋，每一个月里，总要拆卖几十间。原先屋瓦鳞鳞，被多年的古槐和稠密的枣树隐蔽着，远远一望，碧森森的，真有点雄伟的气象。如今却不然了，到处都是破房基、碎瓦砾，仿佛才遭兵燹，又仿佛被了极大的火灾。其实这个地方，一次兵灾也不会受苦，只因为受了革命的影响，生活一天不如一天，不必待大兵和土匪来烧掠，那地方上的人民，为维持他们暂时的生命，不得不把多年的建筑物拆毁，来换几个钱。拆了公共的不算，还要拆自己的，都拆完了，依旧不能生活。”（P225）
民众为了生计一再拉低对自然，文化，先人之尊敬的底线，或冠与革命之美名。主人公宁伯庸对乱世的革命始终保持质疑：“大凡革命的国家，都是由破坏而建设的，……历来的革命家，多半讲究破坏主义，究竟这“破坏”二字怎样讲，我直到如今怀疑。据我想，破坏绝对不是破坏有形的东西，可是到了实行的时候，便没分别了。”（P226）
而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拆卖行为恰反映了中国传统建筑建造的灵活，以及材料生命的延续可能，这是现代钢筋水泥房子所不能比拟的了。
（四）其他
1、象坊桥这个地名听上去和虎坊桥遥相呼应，曾是是北洋政府参众议院所在地，宁伯庸在此参加县知事考试。借问在宣南长大的朋友象坊桥今何在，据说是新华社那片的位置。
2、另一处公务机构教育公所位于西单牌楼以里，这倒是和现如今教育部的位置差不多。
3、百年前的东安市场便是京城另一处重要的公共场所，储和尚相识田氏于这里的茶楼。
4、东城禄米仓被改为被服厂，似乎从那时起的工业布局便偏东，联想到最近在做的旧城项目，东城区里各种厂区改造多，西城区则很少。
《北京，1912》并没有讲述一个跌宕人心的故事，本文仅抽取书中的地理线做简要归纳，百年之前的城市病症可见一斑。现在，八大胡同早无娼妓，前门大街重新梳打，南城沟壑已变通途，西山金秋游人如织……然而，一百年来的北京却时时在经历新的病痛，在北京，2016，每个人都在这座城里演绎着病人的故事。
书中提及的主要地点的位置（以1920年代北京地图为底自绘）
《北京，1912》读后感(二)：莫道世人当如此 岂言君子无归处 ——《北京，1912》人间百态 世相杂绘
莫道世人当如此 岂言君子无归处
——《北京，1912》人间百态 世相杂绘
如果人生当在这乱世当中，该当何如？每个曾经看过穿越小说的人，对民国时间的故事总是怀着些痴迷的。哄哄闹闹地，在看似自愿该当强迫的改制和共和之路上，京城的遗老遗少们，从原先的八旗子弟，一夜间没有了依靠，而一些凭借着趋炎附势的本事的人物，却粉末登场，在这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舞台上，演绎着火光燃尽之前最后的余晖。1912年的北京，颇有些前人“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意味，人们一边说着人心不古世道不公，一边认定了这世道就合当是如此的，京城也合该是这样一番景象。而见过了真正的议会制度和民主法则的穆儒丐，就如同是一点照在这华美的袍子上的光亮，洞察了上面爬满着的跳蚤。
“大凡未开化的人民，总以达到残忍目的算是一种快乐。”借着伯雍的口，他讲述了京城下九流行当的艰苦、狡诈和沉沦，而清高者的死亡、小人得志的猖狂，都让他痛心不已，他先前是认定自己能改变这种现状的。面对白牡丹，他认定他们能够建立一种无须出卖灵魂的宣传的道路，可真正可能会受益的“无产阶级”却背叛了他们，直接投奔了猖狂的坏人的怀抱。而真情却是不顶什么用的，即便是暂时给了糊口的行当的歆仁，也不过是一个顺势爬上这个袍子的既得利益者，他不想要让这个世道清明，反而将水搅得更浑，一会儿投靠改革，一会儿又为复辟背书，即便到了最后，也没伤的了什么筋骨，不谈什么理想，只有醉生梦死罢了，当知识分子与统治者都沉沦在这种酒池肉林的梦中，也无怪乎一副末世之相。
没有信仰的京城会是什么模样，在八大胡同最低等的娼窑里，妻子也可以贱卖，而卖肉的钱财，却在养活孤儿寡母，在养活大烟鬼，在养活这城里的士人、商人、有钱人！怪相如此，何不书之？
而还行“君子之道”的伯雍又能做什么呢？他见到这无情的世间，听过这其中的道理，便也知道这世道，多少人在暗暗发问“时日曷丧”呢。而人们并不是不知道，而都抱着歆仁一般的想法，“丑陋的中国人”那种不怕不公正，就怕自己不是得利的那方的小市民的心态，“见有官大于我，财多于我，势强于我者，不问其人之如何，媚之而已。有命不违，詈而不愠，挞则受之，其人之年，不可不知，以时行贿，好官好货，不难求之矣。”
君子的路在何方呢？伯雍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了这一切，当后人回顾往事，能够清明自己的内心，审视今天的现实，当这荒唐的世道，留在昨日，正心的人多了，世间才会多出正理，寻正道的人，才不会没有了可以选择的路。
y 林怿
2015-12-27 22:06:47
写于御庭园
《北京，1912》读后感(三)：小说里的旗人风俗史
历史总是会被选择性的遗忘，而历史里的人物或有名或无名，最终也只是占了文献中几个字符的位置，或者是连几个字符的位置都没有。就算是占了几个字符，除了那些耳熟能详的人物，剩下的或许只有专业研究的人士才会去注意到。或许，这就是芸芸众生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幸喜，还有人愿意从那些被遗忘的名人中、从那些被遗忘的珍贵资料中尽自己的力量让他们从历史的尘埃中走出，正因如此，距离我们并不算遥远的中国现代史上最早的白话小说家之一和享誉一时的剧评家穆儒丐才会和他的《北京，1912》以一种历史的姿势立于我们的面前。
时间轴上的每一段历史都是厚重的，以距离我们最近的清代为例，千秋功过，正史、野史各有评价，却终究不能真正地揭开其时生活面纱下的真实生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终究是外人而已！穆儒丐身为旗人，深谙旗人习性、思想、精神，他又曾留洋，如此，便能从一种新颖的视点出发对其本民族内部的一切进行独有特色的描写，种种契机就成就了《北京，1912》。
如果说《清明上河图》是一幅图画式的灵动的北宋生活风俗图；那么，《北京，1912》就是一幅文字式的流动的民国初期满族青年在北京城的生活足迹及情感痕迹。在他的生活足迹中，我们看到了北京城的变化；在他的情感痕迹中，我们看到了穆儒丐身为一个满怀人文情怀、受过新式教育的旗人的理想主义精神。
《北京，1912》有着浓重的京味儿文学的痕迹，幽默又不失大气、看似在描写平凡人物的微末生活却又不失浓郁的文化意蕴。宁伯庸身为在日本受过教育、回国从事记者工作的满族青年，从其对爱情的追求上，可以看出他骨子里有其祖先对自己看中的狩猎目标排除千难万险也要得到的气质。回国后，他先是迷恋花旦白牡丹，为了爱情，将其捧红，却被其抛弃。然而他并没有对爱情希望，传言说“戏子无情”，他被“戏子”抛弃，却找了一个在世人眼里更不入流的妓女，他不是为了向世人证明什么，他只是本有一颗悲天悯人的柔软之心，他只是相信这个世间有爱情的存在，所以他才会如此执着，尽管他与妓女秀卿的结局不完美但是却获得了秀卿对他的一片真爱，如此，便足以！生离死别只是早晚而已！
一个人的命运是个性，然而在这个个性中却有着共性的影子，只因所有的个性都是在共性的基础上衍生出来、与共性相对比体现出来的。宁伯庸等人的命运，不是他们自己的命运，而是整个没落的八旗子弟的命运！他们在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在这座成就他们民族二百多年辉煌的城市的快速变迁中彷徨、失落、甚至以一种消极的态度来对待社会，然而身为文人的情怀让他决定以文字的形式来对抗这社会，尽管在书尾他仍然没有写出自己的书，但是只要他在努力就有希望！这也正是一群没落的八旗子弟的希望，或者说是一个时代的希望！
《北京，1912》读后感(四)：抄书
朋友自北京寄书来，认真读完穆儒丐（1884-1961）自传体小说《北京，1912》，民国之初，袁世凯称帝前的北京乱象。主人公伯雍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北京西山的旗人，在日本早稻田留过学，在南城作报纸编辑，也写小说养活一家老小。接触到“八大胡同”（当时号称“议员俱乐部”，有些妓女被议员们娶作姨太太，时称“窑变”）和伶界（书中写到初出道时的荀慧生/白牡丹，后写书《梅兰芳》因涉及“相公堂子”旧史被焚）。穆儒丐在中国文学界的边缘地位据说与他在“伪满洲国”任职的经历也有关。本书中可看出他是理想主义的青年，对“共和”后的北京乱状不满，又无法施展救国情怀。偶有“满清遗少”的怀旧情怀。说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有《水浒》、《儒林外史》、文康《儿女英雄传》，国外作家则喜雨果、狄更斯、托尔斯泰。尽管作者并非很喜欢《红楼梦》，书中时见其影响的痕迹。
很多关于底层民众（尤其拉车的男子与被迫操皮肉生涯的女子）惨苦生活的段落令人想起老舍先生作品，如《骆驼祥子》和《月牙儿》。另外，关于改造“八大胡同”的纪录片《烟花女儿翻身记》和剧情片《姊姊妹妹站起来》都很值得看。
一气读完《北京，1912》，受益良多，一则读后对1912年北京及中国政界、民众状况更多了解，二则书中很多言论，当时有预见性，有些即使放在当下中国社会，也有鲜明的批判意义。故摘抄段落，与大家分享。
《北京，1912》， 穆儒丐著，陈均编订，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1. “伯雍为人，并不是不喜改革，不过他所持的主义，是和平稳健的。他视改革人心、增长国民道德，比胡乱革命要紧得多，所以革命军一起，他就很抱悲观。”（14）
2. “现在当议员的，有两件流行品，彼此夸耀，第一是马车，第二是姬妾”（44）
3. “一个小编辑两三个月的薪水，八口之家的用度，在灯红酒绿，鬓影钗光里头，没有了……民国以来，有好多事，不但去仁义太远，并且有许多不足挂于齿颊的，自己以为很豪了，殊不知每每为识者齿冷的。有好多人，因为一时的机会，地位也有了，收入也多了，似乎可以行一点有人味儿的事，谁知却不然的，他们有钱买房子，有钱买马车，有钱置姨太太，花天酒地，真敢挥霍一下子，表面上透着豪华极了，可是对于他们的苦朋友，却另有一根肠子去看待……念书的只为依人作嫁，为一个贫字所误，直不如当姨太太的一双鞋值得多。文人要打算吐气，便是海枯石烂，也没有指望了。”（58）
4. “什么税局呀、官公局所呀、县知事呀，自然是给一种费不着脑筋的人预备的。至若照伯雍这样的人，天生来的没有食肉相，自可以便他们绞脑汁、呕心血，用不了几个钱，就把他们送终了。死了一个，还有干的，就仿佛牛马似的。多怎又有使绝了的时候呢？没有什么爱惜的。至于自己亲族、姨太太的内家、同僚的子弟，都是宝贝一般的人，自幼也没见用过一天脑筋，出来做官，不阔，不体面，不来财，不省心，对得起他们吗？老天爷也不愿意呀！”（87）
5. “北京中学以下的学生，也很多了，在政府（老袁）看来，将来都是有危险性质的，换个有思想的教育家，一定不免给政府添麻烦，现在的所长，他是以做官为目的的，其实他也不知什么叫教育，不过按着官事循例办公便了。并且他用的人自然都跟他同鼻味，万不会有什么振作，他们为饭碗计，每天只求无过，不求有功的，不过苦了一群莘莘学子，然而也是无法。无非在文明世界，不便取消学堂，也就算当局老大的恩典了。”（93）
6. （议员歆仁）“好人是过去或未来的事，现在绝其没有好人。现在的好人除了一死，万也表显不出怎样才算好人……所以我如今也不管将来，也不管过去，惟有想法子适合现在的需要……随着势力转移，不与势力反抗，这就是人生的要义……看谁能教你升官，谁能教你发财，谁就是势力，谁就是运命之神……从前我也要当要得的人，谁知反倒没人理，后来无廉耻的一活动，倒很有些人赞成……以得人喜欢为先，做事次之”（97）“见有官大于我，财多于我，势强于我者，不问其人之如何，媚之而已……以时行贿，好官好货，不难求之矣。”（98）
7. （秀卿）“你们不知道，我们这班子，外号叫议员俱乐部吗？他们来到这里，无论是山南海北的人，我没听他们说过一句仁义道德为国为民的话，大概是收买、阴谋、利用、条件这些话，老也没离开他们的嘴。我听说议会是能救国的，我一见各大议员的言论风采，我虽然是个妓女，对于他们诸位，也未免怪失望的，所以我对于他们渐渐地冷淡起来，还不如交两个老实商民，倒能说两句心里的话。”（100）
8. 伯雍说：“女子操贱业，做娼妓，绝对不是伤阴骘和父母没德的问题，纯粹是社会国家和教育的问题……假如我们国家社会，到了良好地步，教育事业，也很完美的，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男女各色人民，都有相当技能、相当职业，国家无论多大，和一个家族一样，上上下下，全都以爱情和道德相处，哪能会有妓女一行营业呢？有妓女的国家，究竟是不文明的表现，社会组织不完全的破绽，没有道德的佐证。显见没有道德的人，反说当妓女的都是上辈或是本人没干好事，反倒以欺负妓女、拿妓女赚钱，仿佛是一种应当的事。其实当妓女的，都是贫寒人家的女儿……不过就因为贫，就因为弱，没人保护，没人教养，没人替她们想职业，所以富者强者，就拿她们当货物买卖起来，国家也拿她们当一种税源，仿佛行其固然，一点也不以为不合理，歧视她们已然把人权蹂躏到家了。”秀卿：“我始终不知道贫寒人家的女子，为什么一到了没饭吃，就得下窑子？仿佛这窑子专门是给贫寒的人开的一条生路。除了走这一条路，再找第二条路，实在没有了……如今我听了你的话，我知道这种不良的勾当，不尽是富而不仁的罪，原因还在政治不良、社会腐败，当局的为什么不想法子，多设几处工厂？单单扩充八大胡同做什么？……不如把北京变一个大窑子倒好，总统便是掌班，各衙门和国会便是随活大了。我想他们不叫革命改良，益发往坏道儿做去了”（111-113）
9. “但是这些熙来攘往的人，穿着极美的衣服，坐着极好的车辆，究竟他们在社会上是做什么的？高高兴兴地出来，有什么目的呢？……社会上什么东西是他们创造的？社会上的文明，哪一样是由他们振兴的？他们在社会国家里，究竟是有什么意义？”（120）
10. “北京没有一定的贫民窟，可是这种贫民聚居的所在，到处散见。什么废寺和公共所在，差不多都是我们的贫苦同胞自己经营的共同生活，如今穷人更多了……北京城全体，今日差不多成了一大贫民窟了。国家的首都，竟成了一个大贫民窟，也是世界一件奇闻，民国的光彩呀！”（127）
11. （邓二奶奶）常说：“竟教女人守贞节，男子在外面胡闹，置妾买人，就不算什么！天底下没有这样不公平的事！”……邓二奶奶发起的抵制男子纳妾的团体……是一种社会运动，不光为人家男子，从此务须把纳妾的恶制度打破。（139）
12. 二奶奶冷笑道：“……我就不解这群议员，都是由哪里赶来的？没有眼睛的国民，怎会举这样一群玩艺儿呢？”蒋女士说道：“就凭这群议员，弄得乱七八糟的。女子参政运动，更刻不容缓了。假如女子也有选举权，总比一般无知的老百姓强得多，万不至给二斗高粱就卖给他一票。”二奶奶道：“……论理一个男子，逢着这样一个机会，应当怎样为国为民，大展抱负。谁知他们八辈子五没见过钱，小庙没见过大香火，一脑袋黄土泥还没洗干净，在北京城也要混叫字号。乍得几百块钱月费，烧得他们五脊六兽的。真是小人发财，如同受罪！一到议会，除了飞墨盒子做军阀政客的走狗，没有旁的能耐。一出了议院，便是花天酒地，胡闹一气，填补他们八辈五的穷根子。他们仿佛初世为人一样，下辈子不知又变什么，没日子乐了。你看他们胡吃混穿瞎吵嚷，哪里有一点大国民的气象？如今都有点钱烧的！袁世凯要做皇上了，不知每人给他们多少钱，所有又都竞争着置起妾来。其实他们都是山南海北的怯老赶，脑袋一个个生的就点范围也有没，不是活活的笑话吗？”（147）
13. 二奶奶冷笑道：“你还懂得自由呢！民间自由，被你们侵害得一分没有了，你们管捣乱叫自由，管阴谋叫自由，管包办选举叫自由，管挑拨政潮叫自由，管贪赃受贿叫自由，管花天酒地、纵情恶煞叫自由，管自行己是叫自由。除了你们自己的私欲，你们还懂得什么叫自由！你们知道你们的自由不愿意受别人的侵害，你们知道别人的自由也不愿受你们的侵害吗？……男子汉大丈夫，原来是为姬妾舆马活着的……”（151-152）
14. “这也不怨她（秀卿），第一她的家境寒微，无力去受教育。第二是社会国家的毒刻，连男子的教育还没人管，谁顾得到女子呢？再说自革命以后，北京土著的人民，一天比一天困苦，家里有女儿的，除了学戏便是下窑子，仿佛这两行倒是一种正常营业了……北京的社会，也不许贫民清清白白地活着，非逼得你一点廉耻也没有了，不能有饭吃……”（161）
15. “他（伯雍）是要在社会上做事，要给人类做事的，不过他目下一点能力没有，也没有识得他的人，所以他终不能不在社会上埋没着。但是他对于贫民，对于不幸的人，向来表示一种同情的……他说社会上所以有这些不幸的人，都是社会自行暴露他们自己的罪恶……现在讲气骨的人，太少了！打算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吃一碗饭，这‘气骨’二字，谁还敢讲！恐怕你今日讲气骨，明日便入枯鱼之肆了”（163）
16. （秀卿说）“这里是个极浊恶极污秽的地方，通共有一千余户，都是操皮肉生涯的……但是这里虽然污秽，里面所包容的，不光是罪恶，而且有许多悲哀可怜无告的惨事。我深望有仁心的，及那些议员和大政治家，还有位居民上的人，都到这里来看一荡。但是他们这辈子也没有到这里来的机会了。即或他们来了，也未必能发现什么罪恶和可怜的事。他们的脑子，也不过说这里是下等地方，不可来便了。他们听得见这里有呻吟的声音吗，有叫苦的声音吗，有最后的哀鸣、半夜的鬼泣吗？大概他们在三海里、国务院里、象坊桥的议场里，做梦也梦不到这里，有许多不忍闻见的惨象……”（168）
17. （伯雍考察东城禄米仓被服厂）“两三千女工，一个个都是形同乞丐，褴褛不堪，还有怀里揣着乳儿，在那里做活计的。她们都在地上坐着，现在天气已觉寒了，她们都觉得很瑟缩的。她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件军警制服，手不停针地在那里做……她们那可怜的窘态，实在令人不忍长久地看着她们……（总务科科长）冯元甫道：‘中国哪有按时给工资的工厂！……先生大概在外国留过学吧？……幸亏在东洋留学，若在西洋，更不知染上什么样的新思想呢！外国虽然有保护劳动者法律，焉能在中国施行！’……政界里每年所弄的钱，还不够内部自己用的，哪有余钱办民间的事！”（177-179）
18. （伯雍）想一想那些女工劳动十二小时，仅仅获得六枚铜元的报酬，而她们所制造的成绩品，便是一点生产事业不做在国家社会里横行无忌军人丘八所穿的制服。当他们穿上这身制服，他们绝不想一想，这是无数可怜的贫女，为了六枚铜元的代价，替他们制成。他们穿了这身制服，居然跻登社会上最高的阶级。也就因为有了这身制服，他们便能把给他们缝制服的人，看得没有一条狗有价值。制服的效力，到了他们身上，便如给虎添翼……（180）
19. 关于“贫儿教养院”：“到了这时，中下阶级都变成贫民，只有少数上级社会的人。不用说组织国家，便是北京一个都市，满街都是花子乞丐，只有少数富人，能做得起什么事业来？他们不想法子均贫富、兴教育，组织共同生活的国家，只不过定几条章程，创立一个有名无实的机关，收容几百几千贫儿，用警察看守他们，用警察抑制他们。他们在贫儿院里，不亚是个犯罪的小囚，知识一点没增，人格一点没有，一旦由贫儿院里放出来，于他们自己有利益吗，于他们家庭有利益吗，于他们的社会国家有利益吗？……须知他们也是国民，国家既然收容他们，就不应分出贫富强弱的概念，应当给他们当国民所应具的知识和职业……”（189-190）
20. “两块钱在富人，虽不拿当什么，可是他们只能抛在花天酒地，至于大街上耳朵不能听、眼睛不能见的事，他们一辈子不能遇见的。因为他们一出门，便装在汽车里，风驰电掣而去。他们有多快的眼睛，能看见穷人的眼泪。有多快的耳朵，能听见穷人的哭声。所以贫富两阶级，直到天荒地荒，也是没有因缘接近的呀……”（193）
21. 子玖道：“小人无论到何时，也不以小人自居。可是他们总疑惑别人全是小人的。君子虽然不以君子自居，可是总以为别人也是君子……何况捧娼优的勾当，那存不利于孺子之心的，一定先说别人不怀好意……”（198）
22. “娼妓营业，我总想是人生最苦的一件事，尤且不是道德中所应有的事。人类不文明的事，当以此行营养为第一……大凡男女的结合，第一须要有道德，第二要合法，第三要知识平等，第四要有单纯洁净的爱情，不这样结合的，都近乎有点野蛮。娼妓营业，究竟不能说不是野蛮的勾当呀。”（201）
23. “历来的革命家，多半讲究破坏主义，究竟这‘破坏’二字怎样讲，我直到如今怀疑。据我想，破坏绝对不是破坏有形的东西，可是到了实行的时候，便没分别了。譬如野蛮人，无论到什么时候，总要发挥他们的野蛮性质。当鸦片战争的时候，英法联军，乘中国多事，闯入北京，把三山胜地全给烧了。他们的野蛮行为，在历史上终归不能消灭的。革命党倡为破坏之说，其实腐败政治，不曾破坏一二，反倒教会了无业的人民，恣行破坏手段……大凡革命的国家，都是由破坏而建设的，但是破坏很容易，一句话便破坏了，可是再言建设，就不能那样容易……所以我说革命家是以少数人之激烈思想，向全国人民生活范围以内，故意地开一个大玩笑。他们和赌局的赌棍一样精神，红不红自己并没有把握，不过孤注一掷，好坏尽凭天命。所以革命手段，无论如何，总带点野蛮和匪棍的臭味，所以我认定革命手段不是人类应当极端崇拜的思想，因为办理国际社会的事，实在有比革命手段胜强百倍的……”（227）
24. “静宜园和园明畅春两园，于咸丰年间，同时被英法联军所焚，京师人谓之火烧三山。清室精华，在这时代，已然付之一炬了。当时洋人烧这三处离宫，一点意识也没有，也不为抢东西，不过为报林文忠公烧他们鸦片烟的仇恨，故意毁了这三个园子，以遂他们野蛮人报复的恶欲。作书的小时候，常听老人传说，静宜园被洋人烧毁时，那布达拉大寺，烧了多少日子……庚子那年，八国联军入京，英国人知道布达拉还有许多金瓦，他们带着印度奴隶兵，把布达拉的金瓦全拆了去。别的东西，也搬去不少。静宜园经这二次的浩劫，完全毁坏了。这里的禽兽，以仙鹤梅花鹿为最多，如今也都灭绝了。”（233）
25. “再说前清时代，科考举子，任是贫富，都是衣冠中人，一个个真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读书种子，国家社会，都知道另眼看待。如今无论考什么，也见不出什么体面来，纯粹是饭碗问题。社会的组织变了，读书人自然没有从前有价值。”（261）
26. 凤兮说：“泰西的学说，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我也会涉猎几种，但是我所服膺的，还是孔圣人所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圣训。泰西的学者，无论主张什么社会革命，均产主义，又是什么劳工神圣，没有能出我夫子的范围的。不过夫子所说的简而赅，意思救人自悟……反正关于社会的不平，古人早有这种思想，不过古人言语含蓄，民智又不开通，效力当然浅薄，被小儒误解的地方也很多。今人思想激烈，民智大开，所以新思想的学说，能够不胫而走。”（268）
27. 凤兮道：“中国以前讲究贤人政治，现在虽然共和，应该讲究庶民政治，却不想成了滑头政治、无赖子政治，而白又添了一种有枪阶级，滑头无赖子。有枪阶级，都是以发财为能事的，他们为急于发财，什么事都敢做，什么权利都敢贪。前清时代的光蛋，如今成了大资本家的很多……他们又有钱又有官，将来他们必要垄断中国的金融，演成一种特别资本制度，于国民产业上，必加以十分危险的影响。因为他们垄断中国财源，第一要扶植自己势力，第二要厚结党羽，他们的钱，一点也不能用到国产的开发，不过供政争之用。他们无论得势不得势，他们的资本主义，确是与国民经济有大害的……（武人搜刮）以我们乡下而论，只为除了一位师长，全县耕地差不多都被他买了去。河间一邑，谁不知都属了冯国璋？……不出十年，中国必成政客和武人的天下，他们不但要遂政治上的欲望，而且也要做资本家、大地主，中国本来不照俄国那样黑暗，可是他们正往那条道上驱，他们简直在那里造就社会革命党，将来必然惹起极大的反动。他们只知优越的权力，足以压倒一切。他们不知人心溃裂以后，有多大危险。他们也不想外国思想之侵入，有多速的程度……”（270-271）
28. “他觉得后来的社会，益发危险了。个人奔个人的事，不能说是恶德，但是团聚好多人成了一个社会，个人就会图个人的利益，那真是自亡之道！譬如有一处树林，大家都进去砍柴，你也砍，我也砍，砍完了怎样呢？明白的人类，互助的人类，绝对不是这样的！必得由共通的利益，想出一种共通制限，教利益源源不竭，而且逐日地发达，那才叫人类社会。不是惶惶然各自侵占一点小利，就算罢了的。”（283）
29. “这种盗贼行为的问柳寻花，在伯雍觉得奇怪极了，而且卑下极了，但是众人行之若素，当局还由这种不堪的地方，货卖人肉、坠丧道德的地方，苛求一种捐税，那真是不可解的事情了！……那阴森凄怪得景象，只能使人不快，怎能引起人的欲念呢？可是每日都是这样的，每日都有许多人疯子般往这里跑，究竟他们以为很快乐的事，是在哪里呢？大凡野蛮未开化的人民，总以达到残忍目的算是一快乐。直到如今，所以有强奸的行为，也都只为人类的野蛮根性未退。下等娼窑，虽然不比强奸，但是人类的罪恶和残忍，实际上差不多在轮奸行为以上。可是人类的有权者和国家的法律，对于不常见的强奸和轮奸，虽然勉强规定几条法律，对于这公然以人肉为业，供给无量数的蛮民，每日到此实行强奸或轮奸的行为，不但不定出一种科罚，而反加以官许的形式，究竟法律是什么东西呢？道德又是怎样解释呢？”（299）
《北京，1912》读后感(五)：民国只是看上去很美，老百姓活着不易。
全书使用土著的白话俚语呈现的浓浓的老北京味道。民国初期，共和加民主双重加持老百姓的生活却更加艰难。大篇幅的市井场景描写觉得整个社会衰败丧气，没有生气。
借宁伯雍的遭遇看清楚那些议员不是为人民生活的更好服务，而是为自己谋利益。一心只想找婊子当姨太太，找钱买马车。女工厂贫儿教养院，就是那些议员们解决贫困的办法。民众没有别的出路，男的拉洋车女的做妓女。连西山的御花园都被偷盗一空，乡间旗人遗老拆房度日，可见旗人的地位一落千丈，生活困顿生不如死。
桂花的死是解脱，不然就要像白牡丹一般忘恩逐利才能在那个社会里活得滋润。宁伯雍的资质是能活得滋润的，只是他的良知还在心里活着。
《北京，1912》读后感(六)：重回民国初年的北京
有关民国年间的小说层出不穷，不过，大多都是围绕家族仇恨或是男女爱情展开，惊心动魄却又没那么真实。而穆儒丐的长篇小说《北京，1912》，可以算是迄今能读到的用中文书写的、最为真切详备地收录有民国伊始京师旗族命运场景的纪实之作。书中的主人公宁伯雍就是他本人的化身，而书中的歆仁也是他朋友的化身。
民国初年是一个阶级分明的时代，旗人的落寞，使男的只能去干苦力，女的去卖艺卖身。虽然革命了，但是社会依旧是那么的黑暗。
一、人心势利。伯雍刚入报社，报社的馆役对他的话没有任何反应，但是账房经理不过哼了一下，却有五、六个馆役立马附和。书中这样说道：“金钱的魔力最大，能教人脑袋上锈着字一般，使那些龟奴一见，就能认识。”人们似乎只认钱，无论是从报社还是八大胡同，还是从小妾到戏人，都是这般模样。你看桂花：“她纯粹以势利观人，有势利有金钱，无论怎样，她也说他是好人。无势利无金钱，便是天好，她也说不好。”你看白牡丹，有了名气就忘记了当初是谁捧红的他，只叫认得给他钱的后主了。
二、风气的沾染。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原本伯雍有着早起早睡的好习惯，可是到了北京，到了报馆，在他们的潜移默化下，竟也慢慢沦为沾染上夜生活的人，原本报社的工作结束已经夜深，却不是去窑子，便是去听戏，怎么也要到个十二点、一点才能入睡。从原本瞧不惯到沦为那样的人，个人的定力终究抵不住恶风气的蔓延。而风气的蔓延更能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窥见一二。那时的风花雪月之处，一是妓院，二是茶馆。而当时的议员，又有两件流行品，一是马车，二是姬妾。好像没有这些就对不起身份似的，人的价值观便到了不能再扭曲的地步了。
三、贫富差距大。书中写道：“两块钱在富人，虽不拿当什么，可是他们只能抛在花天酒地，至于大街上耳朵不能听、眼睛不能见的事，他们一辈子不能遇见的。因为他们一出门，便装在汽车里，风驰电掣而去。他们有多快的眼睛，能看见穷人的眼泪，有多快的耳朵，能听见穷人的哭声。”这就是当时富人的生活，而穷人呢？挤破头进了一家厂工作十几个小时却也只能拿到几个铜板，根本养活不了自己，而即便这样，却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前往干活，渐渐地陷入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循环中去。
看罢《北京，1912》，觉得它真能带你走进当时的北京，有太多的无奈，太多的世态炎凉，终究却无法做出任何的改变。而这本书中的一些话语一些场景，放到现代社会又何尝不是一个缩影呢？而议员歆仁的一番话语，又似乎道出了许多为官之人腐败的缘由：“随着势利转移，不与势利反抗，这就是人生的要义。……教育公所的那些人虽然不入你眼，却是一部分势利，既加入一部分势利，自然有活动之余地。”
《北京，1912》读后感(七)：民国的北京
1912年，此时的中国，面临着重大的改变。这一年，统治中国200多年的清朝灭亡，从此中国结束封建王朝，正式进入中华民国时代。
那些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清帝逊位以后，袁世凯把持军政，后来各地军阀混战，全中国面临着动荡不安的日子。在我们的历史课本上，我们都能看到这段历史，它的开端、发展、高潮以及结束。
但对于整个历史来说，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全局，它到底是如何影响了每个行业、每个家庭、每个人，只能通过当时的文字作品来解读。而穆儒丐的这本《民国1912》可谓最好的作品之一。
提到穆儒丐的名字，可能不少人对他非常陌生，确实，在近当代文坛中，几乎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穆儒丐，是一位旗人，也是一位奇人。他历经清朝、民国、新中国，在青年时还曾远渡日本留学。
在回国之后，刚好赶上清朝灭亡，辛亥革命爆发。作为旗人，正是由盛转衰之时，当今的天子已经不是天子，曾经属于旗人们的世袭俸禄也已取消，而大多数旗人没有田地产业，更没有手艺，日子过得比平头老百姓更加凄苦。就连出国留过学的穆儒丐最后也不得不投靠在老同学门下，以撰文为生。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穆儒丐把他的所见所闻，把他人生经历的一部分写成了一本小说，而人物主角，几乎就是以他本人为模板。在穆儒丐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时期的老北京，可以看到生活其时的旗人、文人、伶人的悲情命运，也可以看到官场、商界、妓院、戏院的整体情况。
在贫苦人家，穷到绝望的老百姓，逐渐沦落到典卖家产为生，很多百年老屋就这样被自己人毁掉。特别是一些旗人，卖完祖屋花光所有钱财后，体力好的就去当车夫，身体不行的，就沦落到街头变成了乞丐。
在每个妓院里，姑娘都是越来越多。有被父母送进去的，有被叔伯亲戚送去的，有被自己丈夫卖进去的，有被他人拐卖进去的，还有自己进去的。总之，那里面的悲惨故事说都说不完。
在官场，如果你不懂阿谀奉承，你不懂说好话拍马屁，你就挤不进圈子，捞不到大洋，更会被人瞧不起。而小说的主角宁伯雍，后来还想着通过走仕途之路，以此为民谋利、伸张不平，但真相却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
这本书除了描写了老北京的民间生活以外，穆儒丐还重点着墨描写了妓院和戏院两个场所。在妓院里，宁伯雍有幸结识了妓女秀卿，她对高官富商冷眼相待，独对宁伯雍青睐有加，随后两人渐生情愫，往来频繁。但最终秀卿因病去世，临死前将母亲和弟弟托付给宁伯雍。借此，作者为我们介绍了很多民国时期的妓女生存状况。
除了有结识妓女秀卿，宁伯雍还跟白牡丹有过一段历史渊源，并联合朋友一起把白牡丹捧红，帮他解决合同问题。但最后白牡丹却被维二爷独占，逐渐厌弃宁伯雍等人，让我们见识到了人心世事的变幻莫测。而这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
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沉浮之后，穆儒丐的这本书终于再得出版，而那段尘封的往事也得以重见天日，为我们展现了真实的民国老北京历史。
文/颜先生
《北京，1912》读后感(八)：八大胡同：窑子—“城中胡同”—高档住宅—？
“好人是过去或未来的事，现在绝其没有好人”——《北京，1912》第四章。2011年的我，终于来到“未来”，去看好人。
2018年第一天，收拾票根，看到一张印着“晋阳饭店”的，嗯，纪晓岚在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241号故居。不过那天并不是要参观老纪的家，是要进去八大胡同，下公交发现这个地方就顺便买票进去转了。
老纪的家离八大胡同这么近，所以八大胡同也是文人墨客的聚居地方么？
不算吧，清代是一玩乐之地，供看戏的，四大徽班进京住这。谭鑫培，这一有名戏子，老家也是在八大胡同里头。不过走进2011年的屋子里，堆积着木头，土墙土灰的，还住着人，除了门外一块牌子，很难想象当年在此的是一位留了名的人。
此外，为这条胡同留名的，还有众多的青楼，《北京，1912》的叫法是——窑子。八大胡同，在晚清民国，也是一大玩乐乡。当年一等的窑子，2011年发现还有改成“古色古香”的客栈，美称**楼。买票进去参观了一家，美称已忘，只记得迎头的多是外国旅客。也有一些已经分隔开租住给人，楼道堆满了杂物，是一块文物碑和外墙保留下来的雕花，让人还能联想一下当年的气派。
在这些一等窑子的周围，多是一层的小胡同房子，漫天的电线将他们连接起来。不仔细看，是一片土灰土灰的，门的开口很小，那透出来的一点光，夹杂着一些锅盖敲打的杂声，才让来往的人知觉，这里面现在还住着人呢。记得清楚的，有一家买清真食品的店，自己买了一个热乎的羊肉包子，膻味很大，暖手合适。一家精致的寿司铺，门特意刷了漆，里面是迷你型的四方桌和四方凳，棕黑搭配，有一个开放的小厨房做寿司，那时店里是没人，不然自己应该没法参观了而不买，毕竟天太凉，一点吃寿司的兴致都没有。这小铺估计也是开给外国游客的。记忆里，还走进了一家四合院，不过也是分租给好几户人，因为有小孩子在打闹的声音，所以就走进去看了一下。大概还是靠烧木头来取暖，院子堆着木头和一些杂物，还有一只公鸡迎面走来。这家院子的外墙，是计划生育的油漆宣传画，还是七八十年代，这胡同的计生委员安排画的吧。这是新中国的气息。
另外一个明显能感受到新中国气息的是，公共厕所。胡同里的屋，以前用的是马桶，也有倒夜香的每天清理。
“他出了门，越了几条小巷，空气依然一般浊恶。最令人讨厌的，每家门口，放着一个马桶。有一个淘粪夫，用一担污水，拿把竹刷子，在那里挨个刷那马桶。不但这种气味，为伯雍所不曾闻过，连那腐败污秽现象，也是初次寓目。他暗道：“南城外头，怎的这样浊恶？大清早晨的，都没有一点新鲜空气，反倒成了马桶世界。人类在这样空气里活着，还能有什么出息。”他一边想，一边掩着鼻子，紧紧地跑去。那个刷马桶夫役，看着很奇怪得直乐。”——《北京，1912》第二章
现在没人刷马桶，也许家里以防晚上起夜，也会有个尿坛子，不过第二天基本都往公厕倒吧。可能富裕一点的家庭会有独立卫生间，我猜，只是不知道富裕一点的家庭会在这里落脚？
北京胡同的公厕，基本都是一个模样，一间小平房，里面有几个蹲便，是不锈钢的便盆，没有间隔开，玩手机的拉肚子的，一个屋子你知我知。我一直觉得最糟糕的是没有洗手的地儿，附近的居民能回家洗，或者干脆不洗，游客如我，也就只能拿水壶里的水洗，虽然也不见得干净，也就碰碰水，还要小心不能污染水壶。那天逛了大半天的八大胡同，不能不去公厕，从公厕里出来，也是倒的保温壶的水来洗手，好暖。
被泼到外面的水，很快就结了一层薄冰。下水道口附近，也被一圈薄冰围着，还有一点菜渣作“装饰”，伴着味道往上窜，应该是洗菜水或是洗碗水。午饭的时段，就遇到居民往附近的下水道口倒。对了，胡同的下水道口还是那种有很大条纹空隙的那种，能看得到下面的水滚滚流。
那时是大一，没能分得清北京、河南或是山东等地的普通话，但本地人，在2011年也不时兴住在这些小胡同里头，漫天的电线网，没有供暖，没有遮挡的公厕……
撇掉所有历史的幻想和文化的好奇，选择租住在这里的，大概只是求生之人，打工的还有他们的孩子老人。那时八大胡同附近的地方已经在开发，胡同被包围，变成“城中胡同”。
那天还跑去了离八大胡同不远的康有为故居“七树堂”，在米市胡同里。没有那块文物碑，真认不出来，因为到处都贴着“反强拆”的字眼。老树还有一棵，是枯死了，堂里是几间新修起来的小平房，通行的地方是两个瘦子宽度。那天还透过窗看到屋里有人在看电视，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就得搬家吧。从故居出来，左手边是一个新开发的楼盘，印象广告还和皇家扯上关系。
窑子—“城中胡同”—高档住宅—，某一天，这些地方的污名将会被解脱，终于，住进去的，都是比较有钱，社会地位比较好的人啦~
2011年那一天也已经成为过去，凭记忆记录以上文字。照片被锁在硬盘，新电脑读不出来，希望有一天能补充图片。
《北京，1912》读后感(九)：历史的细节
历史类教科书，The Heritage of World Civilizations，作者很多，有一个人叫kagan，中译本无，不过有一本同作者写的《西方的遗产》（第八版） 以及出版了。
这本书是国外大学新生的教科书，大概是为了增加学生的人文修养准备的，所以写得很简单，目前已经出到第十版了，中译本是5年前出版的，是第八版。最近陆陆续续读了陈乐民的《欧洲十讲》和《一口气读完欧洲史》（作者不知道），都不错。看看书名就知道了，英文版讲的是世界历史，而中文译本讲的是西方历史。
这2本书的同一个优点就是可读性好，从史前文明一直讲到20世纪末，2本书都差不多有1000页，真的羡慕国外的教科书，写得那么平易近人，所以读了一天，也不觉得累。但是中文版讲的更加详细，毕竟同样厚度的书，英文版要把亚洲、非洲、美洲的历史都讲一遍。就拿斯巴达的历史来讲，公元前750年，斯巴达在古希腊成立城邦，孩子从7岁被带离父母，开始军事训练，因为斯巴达地少人多，不得不去征服周边的城邦，而被征服者人数是斯巴达人的十倍，所以，只能实行军事化管理。中文版还叙述了斯巴达联盟的形成，这段在英文版中是没有的。
《北京，1912》读后感(十)：《北京，1912》的时代价值与社会镜鉴
《北京，1912》的时代价值与社会镜鉴
“凡是不登大雅之堂、凡为士大夫所鄙夷、所不屑注意的文体都是‘俗文学’。”尽管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里说，白话小说就是班固口中的“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的一种俗文学。但是，白话小说的“俗”，不但是历史车轮所推进的，也是一种潮流。比如，根据孤本首次修订出版的《北京，1912》，不但是中国文学史上首部关于北京的长篇白话小说，还真切细腻的再现100年前老北京社会风貌。
《北京，1912》，是一本奇书。这么说，并非是“王婆卖瓜”。编订者陈均认为，《北京，1912》确乎有着重要而稀缺的价值。一是因为《北京，1912》尽管在现代文学史上无名，在满族文学、戏曲、语言学、老北京文化诸领域大名鼎鼎的小说。
二是在满族文学（或旗人文学）里，《北京，1912》的作者穆儒丐大体上和老舍相当，只不过老舍乃新文学中人，有时亦听“将令”。所以，民俗学家常人春曾愤然而言：北京的警察怎么可能是《四世同堂》里那样的！在这一点上，穆儒丐显然比老舍“超凡脱俗”多了。
三是在近世戏曲里，穆儒丐是重要的剧评家，尽管还远远未被认识。比如，他将伶人的历史当作《史记》来写，故有《伶史》一书，亦是空前绝后的奇书一部，此是最早的研究晚清民初戏曲的专书之一。
四是在语言学研究里，穆儒丐的《北京，1912》是研究北京话的重要文本。日本学者太田辰夫曾将《北京，1912》作为汉语及北京话教材，还专门写文章讨论这部社会小说，探讨小说中的老北京话的释义。
历史与现实的交织、理性与情感的碰撞，使人们在文化实践中进行着一系列艰难的抉择。而在老北京文化里，穆儒丐应当有着更重要的价值。因穆氏所描写的，是自晚清至民国的老北京。现今诸多回忆“老北京”的文史书籍，于穆儒丐而言，不过是经过时代之变，加速“堕落”后的“新北京”而已。从内容上看，《北京，1912》描写得是辛亥前后的北京，其地理、其人物、其政治经济，皆如在面前。
1912年，大清王朝气尽，中华民国建立，旗人之命运也因此而改变。满族青年宁伯雍留学日本六年，回国后遇上辛亥革命，听说老同学在前门外经营《大华日报》，便去求职，成为记者。从京郊到城里后，宁伯雍看到了一个日益变化的北京城。期间，他在龙泉寺认识了梆子小花旦白牡丹，并与沛上逸民等人组织团体捧白牡丹。白牡丹走红后被维二爷独占，厌弃宁伯雍等人。宁伯雍又认识了妓女秀卿，秀卿对高官富商冷眼冷语，却对宁伯雍另眼相待。秀卿临死前将母亲和弟弟托付给宁伯雍……
夜读《北京，1912》，使人反思之处颇多。比如，社会进步与人性的堕落，以及社会变革中的文化分化与整合过程中所涌现出的价值冲突。这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社会集体也不可能离开“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现实中的个人”，因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