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与史》是一本由刘仲敬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4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经与史》读后感(一)：比较深刻地总结中国历史背后的规律的一本奇书，基本观点之一是：中国历史是蛮族与吏治社会的互动与转化。
腰封上说本书是一本奇书，作者是一位奇人。看完后基本认可这是一本奇书。
作者是专业世界史学者，作者对世界史、中国史非常熟悉，经常假定读者也熟悉。
全书以中国历史为纲，不断地概括当时的情况，阐述大小各种定理定律。充满了各种疑似作者自创的概念与术语，但是没给出详细的解释和推理过程，也基本没给出参考资料。不过个人感觉作者是严肃的历史学者，结论虽然经常出人意料但是可信。
全书大概只有讲唐代藩镇割据的时候抽出几页叙述历史事实。罗辑思维137期的基本观点貌似受了本书比较大的启发，但是概括出来的史实不如本书有趣，观点不如本书深刻。
看完全书后还能记起来的作者的基本观点之一：中国历史是蛮族与吏治社会的互动史。蛮族有比较强的战斗力，战胜吏治社会后往往迅速演化为战斗力低下的吏治社会，等待被下一个蛮族征服。（不是书中原话，是我的总结，不见得准确）
以下是书中一些观点的摘抄与概括：
1：孔子一面抵抗“礼崩乐坏”，一面躬行“有教无类”，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开创的先例损害周礼社会，远远超过寻常的乱臣贼子；
2：封建主义不善于征服，因为他们缺乏汲取和动员的能力；不容易被征服，因为他们的资源和组织不够集中；
3：战国的历史就是各国竞争性开发总体战模式的历史，在短短一百多年间将战争的强度提高了上百倍；
4：孟子的理想君子生活在梦想的空政楼阁，致力说服伤感的君侯，最大限度地增加群众的精神和物质福利。韩非子的理想君子生活在现实政治当中，致力帮助贪婪的君侯，最大限度地开发群众的劳动力和战斗力；
5：秦政如果未能在短暂的窗口期迅速征服东方，就只能陷入两头落空的境地。经济文化不如东方，军国主义不如匈奴。后世的北魏和辽金身陷北狄和南朝之间，结局就是这样；
6：项羽的军队是贵族精英部队，项羽的权力有限，他不能越级提拔韩信，也不能把封地慷慨地赏赐给立功的暴发户；贵族军队自有其弱点，经不起消耗战，不适合动员。垓下十面埋伏的意义，就是用大量低素质士兵消耗楚人的少量精英武士；
7：新莽政权将四朝周政主义者的梦想全部都实现了，包括禅让制、土地公有制、私人贸易国有化、国家供养平民知识分子、裁抑权贵、奴婢解放、万国来朝、贬斥夷狄。新莽籍舆论领袖之力得天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一个王朝比他们更加罪有应得，因为他们的荒谬是如此肆无忌惮；没有一个王朝比他们更加值得同情，因为他们的灭亡主要因为善行而非恶行；
8：真正奉行儒术的世界统治者总是灭亡得更快，而非更慢。从王莽、司马氏到萧梁，“行仁义而亡国”的现实和“行仁政者得天下”的理想形成了尖刻的对照；
9：在巴蜀，外来政权会像刘邦一样好战，本土政权会像公孙述一样厌战。对于土著，不幸的是，诸葛亮的政权属于前者。诸葛亮知道时间和资源对自己不利，他必须在汉室的记忆消以前北伐成功；
10：南朝的军事资源，依靠北方流民逃难，宋齐梁三代都依靠这些军事集团起家。这些人的军事素质明显优于吴姓土豪，原因是五胡掀起的大战远比讨伐山越、洞主的零星游击战更为酷烈。随着北方恢复和平，南朝军事资源日益枯竭。梁武帝完全明白正在来临的危机，采取了重用北来降人的政策，但颓势已经无法挽回；
11：唐太宗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非常赞同，但是他心里清楚，军事力量才是真正载舟覆舟的“水”。隋炀帝并非死于愤怒的民众之手，而是死于思乡的关西禁卫军之手。隋炀帝如果愿意回到关中，李渊父子根本没有化家为国的机会。高丽战争至多不过是插曲，后果不会比汉武帝的汗血马战争更可怕；
12：正如牛僧儒指出，唐代的藩镇的叛乱其实有利于朝廷，节省了收买东北武人和防守契丹前线的巨大开支。如果卢龙、成德和魏博三镇既能保证边境的安宁，又不侵略其他各镇，为什么要执迷大一统的偏见，非要反对他们替朝廷出钱和流血；
13：后周和赵宋违背了“守在四夷”的古老战略，力图彻底消灭半蛮族军事集团，结果将自己暴露在契丹人的压力面前；
14：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聚敛之臣总是皇室的宝贵财富。苏轼及其同侪将仁宗的亏空政策解释为积德，或许能赢得后世的读者，但肯定会失去当代的君相。秦桧和贾似道要解决财政问题，也只能回到新党的路线，即使他们在经义上并不赞同王安石；
15：两浙是晚期帝国的精华、士绅社会的样板，只有他们维持了十国到清末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延续性。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大屠杀当中，他们的人口损失都不及半数，而且没有切断精英的传统。在最近一千年的东亚社会，这就是难觅其匹的重大成就。书面记录往往给后人留下相反的印象，因为大屠杀的记忆取决于文化精英在幸存者当中的比例；
16：宋人将金人入侵描绘成野蛮人的大洪水，恰好就是因为金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蛮族。宋人对元人的破坏没有同样的反应。明人对待清室，态度就非常接近于宋人待金。金人的汴京之围体现的纪律、节制和审慎令人叹为观止，是五胡、辽人、元人和流寇望尘莫及的。比如他们登上城墙，占据制高点，却拒绝进城，通过谈判接管了宋人的全部行政和军事机构；
17：金哀宗绝望地发现：金人继承了宋人的格局，也就继承了宋人的命运。燕京、汴京和宋州以更快的速度，重演和预演了汴京、临安和崖山的剧情；
18：南明的弘光政权的合理选择显然是效法王导、谢安，将无异于流寇的北方诸镇和九江的左良玉驱向上游和两淮，形成有效的缓冲地带，同时用自己能够信任的浙军封锁长江。弘光防御计划最初不曾违背以上的宗旨，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自身无法赢得吴绅的信任；
19：明军只是比较有建制的流民雇佣兵，没有固定的共同体和效忠对象，只会服从最有效的粮饷分配体系。他们为清廷作战的勇敢和高效，跟他们为残明作战的软弱和混乱形成了尖刻的对照；
20：大清体系是静态的布局，认为土地的损失不可弥补，海军和贸易随时可以经营，时间和机会像空气一样无限而免费。然后，近代欧洲的世界体系是动态的过程，更多地位于时间当中，而非空间当中。时间和机会不仅是最稀缺的资源，而且是唯一无法弥补的资源。
《经与史》读后感(二)：历史的纵横
读完《经与史》两月有余，一直打算写点东西，却又懒散的未动笔，当初强烈的很多感知也逐渐消失，今日还是希望能够做个梳理与记录。读历史的乐趣对于我而言，在于横向与纵向的对比。这篇也并不能算完整意义上的书评。有部分个人的见解，与横纵向的比较，也有书中观点的摘录。希望对打算读这本书的朋友有所帮助。
这本书我喜欢的原因不是因为它生动地讲述了历史的故事，而是在于总结历史的规律，挖掘背后的原因。
关于殷商建立的原因，这里提到不是因为最领先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是在于这个部族占有资源与组织资源的能力。这也正说明了当时生产力水平更为领先的长江流域，为什么没有建立国家，它通过一些甚至算的上野蛮的手段，组织资源，集中资源，建立国家与暴力政治军事机构，发展生产力维护统治。而它的统治最终分崩离析，不仅仅在于纣王的暴虐，更在于他控制的军队不足以控制整个帝国。曾经支持他的核心部族，也纷纷放弃了对他的支持。而 这正与《独裁者手册》中的观点不谋而合。一个独裁者，他的失败不在于他的暴虐，而在于他是否控制住自己的核心支持者。
而书中关于西周礼法的见解，也比较有意思。礼法是培养敬畏的学校，观念的柔性约束渐渐沉淀为制度的刚性约束，习惯渐渐转化为本能。对于当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的华夏大陆，礼法无疑成了社会秩序约束的规范。在这种宗法的共同体内，礼乐的政治意义相当于柔性宪法。礼乐规范了出身、等级和继承权，抑制各等级可能存在的儹越之心，保证了社会各得其所而非公正平等的社会。
春秋的礼崩乐坏意味着制定法对习惯法的取代。而到了战国，儒家的普世价值寄予太多的信心，倾向于将先王之道解释为仁义的抽象原则，迫不及待地推行人为设计的仁政蓝图。秦汉时期，儒家被重新诠释为利于统治的经典教义，而伦理的普世主义渐渐变成了吏治的普世主义。
其中，关于秦始皇的评价很有意思，“他犯下了天才人物最难避免的错误。他们越善于把握未来的趋势，就越容易高估发展的速度，妄想在自己生前毕其功于一役。”秦始皇，他没有耐心将自己的计划留给后世去分解执行，结果大大超出了社会演化允许的范围，因此也造成了后来不可避免的局势。而关于我个人对他的评价和柏杨在《中国人史》对隋炀帝的评价，比较相近，他们以超过社会承受程度所做的很多事情，功在千秋，祸于当世，给当世的人们带来了很多的灾难，他们透支了未来。
而到了汉代，这是第一个由平民而非贵族谋取政权的朝代，而华夏的历史上，这样的朝代仅仅只有两个，一个是地痞无赖刘邦缔造的大汉，另一个外则是穷苦和尚的朱元璋。到了汉代，这已不是一个精英垄断的社会，汉初的认人为贤，更多的平民也有了更多的话语机会。让我想起了，在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历史之得失》中提到的观点，他说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比较民主的国家，因为中国很多平民自汉代开始，可以通过举荐、科举，而非出身而可以参政和话语权，相比于中世纪的欧洲。虽然不是很认同，不过这么横向比较一下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到了三国魏晋时期，这是乱世的时代，门阀与士族的形成，让文化绚灿无比。良好的家族教养，世代的文化积淀，让文化得以更好的保存、沉淀与发展。“汉魏衣冠”“芝兰玉树”用来形容这些家族风范。有人评价这种士族精英的政治，他们有充足的财力与实力，在乱世中保护与发展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有人评价，这种士族精英的政治，风雅有余，软绵绵而活力不足，它让整个国家与社会丧失了活力和战斗力，他们缺乏满足毫无畏惧的可以与蛮族匹敌的战斗力。那些魏晋名士是文明烂熟时刻的典型精英，他们骄傲、脆弱、敏感、任性，将才智个人主义发挥到极致，将责任视为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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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的蛮族的入侵，文化的融合，为在儒家文化下日渐绵弱无力的文人精英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关于北魏拓跋氏的改革，评价不一，有人说他们里面失败的一笔，是他们采纳了这种已经日渐衰落的精英政治文化体制。但也许更有当时背景下的无奈，文治主义是他们约束曾经追随他们一起打江山的胡人贵族武装主义。
中国的文治主义一旦顺利的施行太久，就会丧失战斗力。从某种意义上看来，唐室正好处在最幸运的历史时期，旧蛮族（包括唐室）刚好发展到足够文明，却没有完全丧失战斗力的地步。李世民之所以成为一代英主，我想绝对不止于他所宣扬的仁政。出于宣传与垄断需在要，他公开场合宣传的民众是既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水。我想他比谁都清楚，军事力量才是真正载舟覆舟的水。
隋唐科举的兴起，让眼前的富贵变成了唯一的社会尺度，独立于朝廷之外的社会资源进一步减少。门阀与大家族已经不再能垄断而持。科举制给更多的平民带来进入贵族社会、统治阶级，获得更多话语权的机会，但是这些人他们更注重于追逐眼前的利益，所以贪污几乎成为不可避免的制度弊病。腐败是吏治国家的固有特征，严重程度与扁平化倾向成正比，整个社会生态系统靠腐败维持。贵族和门阀的社会地位并不取决于官职，入仕通常是为了政治目的，收入通常不依赖俸禄。社会的越来越扁平，这些宗族没有门阀的凝聚力和礼法传统，在和平时期富不过三代，在战争时期灭绝或流散的可能性远远超过幸存。
科举的神话，给华夏世界留下了三道永难愈合的伤口：百业凋零、吏治的败坏、宗教的衰颓。 这个观点我很赞同。
站在历史的维度上看精英文化，也许站的立场不同结论也自然不同，历史总归是矛盾的。站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角度，以及社会腐败的问题上，很多人赞成精英文化，并把那想象成理想化的社会。而如果站在自由与平等近代社会普世的价值观角度来说，而如果你是那个被剥夺了权力的人，我想你也就不会盲目推崇这种精英社会的政治了。历史历来都是矛盾的，很多时候无所谓对错，就看你站在哪里去评述。
《经与史》读后感(三)：nomos与logos
1
依作者所言，其审视文明盛衰的价值尺度乃是基于古希腊与希伯来的文明价值，而这一价值尺度正是“经”——“经”意味着基本法和正统性，是衡量价值的准绳。（序）因此，我们首先应当透过古希腊思想来理解什么是“经”，什么是“史”。
“经”是规定了正当性的价值尺度，——在古希腊思想中，与“经”的确切含义（律法、秩序、正当性）相吻合的词是nomos——紧接着，作者又给出了“史”的定义：“史”意味着基于“经”（正当性）的价值裁断和历史建构，由史官通过历史编撰行使世界法庭的职能。——这一说法仅仅从一般所说的历史学的层面上来理解“史”，因而遮蔽了源初的、本真的历史——恰恰是这一开端性历史，讲述了作为行规定者的价值尺度自身何以被规定，也就是正当性之何以为正当性、经之何以为经——从而也就遮蔽了史与经之间更为密切的辩证关系。
我们不难发现，《经与史》所述的秩序演化最初在多大程度上是战争形态的演化（从无形态的嗜血战争到有形态的礼仪战争），而秩序演化的关键节点又有多少次是以战争的方式来确立的。赫拉克利特赞美战争赞美，乃是因为战争是最初的秩序和尺度赋予者：“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如海德格尔所说，我们首先不能以一种历史学意义上的人类的利益斗争来理解战争，赫拉克利特所说的战争“是一种先于一切神与人而起主宰作用的抗争，绝不是按人的方式的战争。……这种斗争才首先让起本质作用的东西在对抗中对立起来，让地位与身份与品级都摆出来在场。在这样的对立中，鸿沟、茶具、宽度与裂缝都展开了。世界就是这样对立出来的”。这样一种斗争，这样一种对立，它“既不拆开统一，又不破坏统一”，因为“它形成这个统一”。从而，战争之本意乃是聚集在一秩序（nomos）当中，聚集是logos一词的本意，因而战争也就被规定为logos。所以，“史”就是logos，它既包括让秩序聚集并诞生的开端性历史，也包括依秩序所赋尺度而聚集的史料。
2
在“原始丰饶”一章里，我们所看到的正是海德格尔就《安提戈涅》的合唱诗中就开端性历史所作的阐释。那个在自然的统治之下无所依傍的冒险之人，凭借实施暴力彰显出自身的存在，规定出秩序和领域，此后便有了祭司阶层与武士阶层，有了神民与贱民——历史的开端乃是最可怖与最暴力者。作为殷人意识形态的天然种族主义，绝非现代种族主义那种在达尔文主义催生下的生态位竞争之结果，而是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个独一无二的生态位。殷人血腥的捕猎与祭祀乃是不断再生产出先祖的神话，正如“史”的法庭不断再生产出“经”的仲裁。
对于这种古代神话，作者并未将其神秘化，反而恰恰给出了一种非常唯物主义的解释：“世职的财产性质比物质资源更强”（P49），“组织资源的竞争通常比生产技术更重要”（P10）。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后，是否还有可能构建出一套与之相对的“历史唯心主义”？纵然师法斯宾格勒，作者也从未将精神、灵魂、生命活力等超验存在当作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组织资源是非常具体的事物关系，而世袭职位首先被看作实际性的财产。
在此，刘仲敬并未与历史唯物主义（无论是教条的还是广义的）正面交锋，而是对其进行了颠倒：社会与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而是人类生活组织自身的再生产；塑造社会结构的根本原则不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社会组织自身的再生产征服、占有和改造社会生产；社会形态的演替也不是生产方式的演替，而是社会组织再生产方式的演替。不同于经典历史唯物主义所遵循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规律，这一颠倒的历史唯物主义肯定最大程度的随机性，并以随机性肯定价值的超越性，因而博弈论在书中反复出现。
社会组织的再生产由诸多方面构成，首先是作为秩序的经及其确立的暴力史，围绕秩序展开了两条线索，一是意识形态或神话学，一是治理技术或生命政治，在这二者所划定的空间内，阶级斗争、种族斗争重演或颠覆原初的神话暴力。在博弈的过程中，决断往往会在骰子落地之前获得最大的强度，错误的再生产方式最终会招致失败，例如站在道德制高点的王莽不懂得治理技术，而关东豪强冒险家虽然占据了生产资料，却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排斥，未能发挥第三等级的政治作用。所以，这是一部有关社会组织再生产的历史，而非物质文明史或者精神文化史，更不是出版方所宣传的“宪制中国史”——假如宪制依然是今天那些缺乏思辩能力与批判精神的人所侈谈的美好图景的话——所谓宪制，无非是在秩序之后对秩序（nomos）所做的言说（logos），而秩序本身不仅先于而且永远超出言说。
3
就秩序与暴力而言，希腊思想与基督教思想的根本对立——本雅明指出——在于神话暴力与上帝暴力的对立：“如果说神话的暴力是设立法律的，那么上帝的暴力则是消灭法律的；如果说前者设定边界，那么后者则无边际地进行消灭；如果说神话的暴力是负罪的，同时也是赎罪的，那么上帝的暴力则是免罪的；如果说前者是威胁性的，那么后者则是打击性的；如果说前者是血腥的，那么后者则是无血致死的”。毫无疑问，从基督教的上帝的暴力中，我们能够发现普世主义的革命暴力。然而，非希腊-基督教文化的世界体系则难以清晰地标记出这一对立：殷商的殖民主义包含着无差别的杀戮，周公的普世主义则承认大写的多，秦王的普世主义又将所有人还原为赤裸生命。关于历史上的朴实主义者，作者在生命政治学的层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连同作者有关列宁与布尔什维克治理技术的研究一道，可以构成一份东方专制帝国下的生命政治谱系。然而，眼下我们没有必要应当去关注这本书提及却未深究的当前与未来的普世主义。
作者在许多文本中都反复强调过，美国的帝国主义是一种救世主义的理想主义，而非一种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在我看来，作者曾说过的那句“资本主义是一种法权体系”是一句空洞的宣传话语，它遮蔽了我们深入探讨所得的结果，并且与作者本人对美国现实主义外交的批评相抵触，因为现实主义外交正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代言人。）这种一分为二的看法有待深入下去，我相信它并不只是一种神权政治的保守主义陈腔滥调，相反，这二者能否成功分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几乎所有的左派批评者都遵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一致声称美国所行使的“正义”仅仅是为了保证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事实上，在齐泽克等激进左派那里，作为政治实体的美国与掌握着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美国金融寡头已经被一分为二地看待。假如救世主义的暴力与全球资本的扩张并非一回事的话，那么留给那些幼稚反美分子的恐怕只有多元文化主义的小清新话语——而那套话语早已经被我们激进左派批臭了。
在我们激进左派看来，真诚坦率的右派比政治正确的左派更值得尊敬，正如齐泽克屡次声称尊敬安兰德并反复表明歧视萨义德。右派需要自己的本雅明，正如本雅明被视为左派的尼采。十字军的使命绝非伸张世俗道德戒律意义上的正义，而是让那些被伪装成超越性存在的神话与法律直接面对上帝的暴力与人民的法庭。
《经与史》读后感(四)：姨學的價值與限度及其思想譜係
先给个定位吧， 在大方向上看，阿姨学是中国大陆21世纪古典学潮流的一部分，对中国现代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是一种冲击，对于扯淡已久的中国文科人转向更加务实的话题有鞭策作用。从长时段来看，以后学术史对阿姨的定位大概是中国大陆古典学复兴时代的金观涛與苏晓康的混合體。 在这种意义上，阿姨学的流行是有价值的。而阿姨的理论结论的信徒们（从根本上说，他们其实更多的愿意相信结论，而非理论）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此类人群原本就存在相信此类结论的“大概率可能”，这种结论以何种方式论证并不会导致质的变化。 且不谈阿姨本人和阿姨学信徒的种种，回到文本本身。《经与史》的优点与其缺点一样鲜明，书中对于“共同体组织资源”和“国家吏治效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不厌其烦的描述，很多地方展现出了敏锐的历史直觉。这个话题本应该是政治学（真正通向经世的治理之学，而不是现在学界流行的扯淡式政治学，用中国一点的话叫做周礼学）的一个重要子项，然而，至少在中国学界大家都处于扯淡状态。所以，阿姨的视野和洞察力应该让大家羞愧。 当然，阿姨的论述并非如他所宣称的那样正确，他一边倒地批评“国家吏治”，而绝对支持“共同体”，而其文章中间部分显得大而无当，避重就轻，刻意选择性使用史料，特别是最后论证最重要的部分--------“小共同体组织资源”如何引发现代技术革命，如何造就现代英美社会，阿姨的论证显得轻描淡写和苍白无力。从文本的角度来看，前面把话说的太死，是一个原因。从阿姨本身的知识结构来看，他对英美的近现代社会知识的缺乏，对中国历史理解深度的缺乏，也是重要的因素。虽然这对于一本写给“受体”的天启之书来说无关紧要，但是却不能逃避智识和德性的质疑。 以我的直觉来看（抱歉懒得论证，借用一下阿姨的学术方式），“共同体”和“国家”之间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一种文质平衡。对于一个大国（大国并非单指领土，更多的是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力）的统治者来说，在“组织资源”的培育和使用上，如何处理好“共同体”和“国家”之间的平衡关系是一种重要的艺术。正是这种艺术的高低，决定了国家在古典时代的国运起伏，也最终决定了国家能否产生或者适应现代技术革命。当然，以后随着中国古典学的发展和经学的重建，会有更多的人提出更好的观点和论证。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个话题最初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要归功于阿姨。 就本书而言，其实可以打三星。但是考虑到阿姨学本身的德性问题，出于古典式的審慎，我还是再减少一星吧。
《经与史》读后感(五)：解构的建构与建构的解构，秘密社会的前奏
本书从夏商周三代谈起，以“血”与“统”为关键词，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中，以一种血统论的理解，讲述血统世界及血统文明的演进过程。
“血”意味着正统性，是衡量价值的准绳；“统 ”意味着基于“血”的价值裁断和历史建构。在血统论中，“血”是诸文明的限度，是认知图景的栋梁，文明本身就是展开血统其内在可能性的过程，会有血统的青春期和严冬，会面临衰亡和血统论再造。只有正确的血统认知才能避免对再造血统造成伤害。
—— 《血与统》内容简介
读过数卷惨变大妹子底书或字底人，都晓得，数卷儿惨变大妹子出书是不为利底，知识分子自然是要博得一个功名。
没读过数卷惨变大妹子底书底人，都不晓得，数卷儿惨变大妹子出书是系统底，逐步底，构建起一个道德底体系。
介个体系底最终结果与各个阶段底目标如何规划、实施，除了数卷儿大妹子本人，其他人是无从知晓底。即便是那些看过大妹子底文章，支持大妹子底臃肿们，见过数卷大妹子芳容地粉丝儿。
可是，可但是，但可是哈，一个人，只要他是个人，他底思维与他底行为就必有规律，尤其是经过中国的社会主义的九年义务教育与N年高等教育的——刘仲敬。
经过一定的所谓历史写作底训练，这种“意识形态”底思维底规律性就会被加强，无论刘仲敬对这个世界有什么看法，他对历史有什么看法，他的思维都必然、必须、必定带着明显的“意识形态”底规律，通过其行为展现出来。
《经神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就是这个规律作用于现实的结果，历史建构是要对中国历史进行基于“意识形态”的血统再造，或者说血统论复辟。借用数卷大妹子的手法，从意识形态这个角度建构数卷儿大妹子想建立的价值体系，就一目了然了。
归根结底，数卷儿大妹子是搞意识形态地，而绝非搞学术地。
其实，稍微读过点数卷大妹子底书底人都知道，《经神史》底前一部叫《从血统到中国》，或者说《经与史》底前步曲叫《从血统到血统》（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980792/）。通过两本书的呼应关系，正印证了俺当年对刘仲敬底预言 ——“数卷大妹子先搞自我偶像树立，然后寄生在历史上，建立所谓价值体系，继而建立有组织信徒组织，一旦偶像、价值、组织三个要素构架完成，我们知道历史上底、有组织底、自然非自然形成底、所谓民间信仰，或者说秘密信仰、秘密社会，或者说非主流社会底组织，基本就建立起来了。”
数卷儿大妹子，尽管从不承认俺底介个预言，但是他的确就是在逐步底按照这个预言进行建构底。
数卷儿大妹子很有名底被其拥趸无数次重复底一个核心观点是：重要的不是历史是什么，而是，如何建构历史！
意图炮制意识形态，以博取功名底数卷儿大妹子，此时正在运筹帷幄深耕时期，所以，你我皆凡人，利字放心底，嘴上先谈道义、道德、价值、历史。
人建构历史，神化“人”超越于历史的真实的必要与正当性，进而使“人”可以凌驾于历史，发挥其“神创历史”底妄想。尽管，这种妄想完全是通过风雅之高级鸡汤散文，新八股底肆意挥洒而出，却使数卷大妹子将风雅前面底附庸二字不的不隐去了。
可是，以建构的旗号，行着解构的伎俩，这，恐怕连权谋都算不上，最多就是耍小聪明。很难想像这种鸡贼的小肠子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产物哈，教育部是不是应该反省反省了？
稍微读过点历史底人都知道。一个凡人将自己凌驾于历史，自赋创世（创史，建构历史）神权，自塑为神权偶像，这不正是基督、伊斯兰等一神教严格禁止底更原始底“偶像崇拜”么？原始社会底巫婆才玩儿底小花招、小把戏。作妖儿呢？
数卷儿大妹子，自我铸造底这种“偶像崇拜”不单单是全世界各大宗教禁止地，即便对于地球儿上所有底国家、政府来说，但凡国内出现凡人称神，往往都是邪教形成底前奏。无论外国、中国，无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它都将会被列入“邪教”地。
对于数卷大妹子以及其拥趸们（含远邪党）来说，以相似、相近、相仿价值观底群体心理认同、认定为根基的“意识形态”，它底一切社会性行为，包括思想行为，决定了这个群体必将对“现实”提出各种现实要求。政治利益需求、经济利益诉求……
政治利益需求：任何群体性底思想、文化上底需求，必将与社会发生关系，涉及社会诉求。社会诉求如果成为这个组织底共识，那么这里就必然包含了政治需求，最后或会演变为——政治利益诉求。
经济利益诉求：政治需求在群体底人底社会行为中，必然伴随着经济需求，否则组织无法在现实中运行。这是有组织群体行为底现实需求——经济利益诉求。
当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被有组织底群体集体认可，并图谋执行底时候，那么，这种民间信仰团伙，这种秘密社会，就将向组织之外的现实社会扩张，寻求更大底价值观底认同。这也就必然将会发生该组织向正常底组织外底人们底生活空间进行介入、渗透，传播其价值、理念底需求。
当这种需求，被满足之后，由于其以凡人为偶像底特性，将产生因政治、经济、文化利益，对这个体系誓死捍卫底特殊利益即得阶层。有了特殊利益集团，就会驱使整个组织寻求更大底生存空间，以满足特权所带来底权益，永无停止。
这是历朝历代从来没有停止过底一切秘密社会底基本轨迹。甚至部分所谓正统教派在初创时也都是如此。
如果该组织与所在国的国家价值观一致，那么秘密社会就不断扩大势力范围，直到在现实利益中，与国家价值观发生分歧。
一旦发生分歧，就必然导致利益分割需求。如果秘密社会不接受国家利益高于组织利益，那么它就必然被国家限定为邪教组织，并进行无情底严厉严酷底国家暴力打击。
无生老母，真空家乡。
千年以来，所有底民间信仰、秘密社会，甚至很多邪教，都是这样发展起来底。千年以来，成千上万底秘密社会，都是这样在历史中出现底。
偶像崇拜，是一神崇拜出现之前底比较原始底信仰形态，它发生在今天，当下，这好像哈，似乎不太正常。但是，数卷大妹子通过《经神史》要做的正是不在乎历史本身是什么，而是他自己如何定义历史，他如何阐述历史，如何编一个看历史底角度，如何用他自己底意识形态，如何用他的文采来解构历史。
虽然，数卷大妹子，离被“远邪教徒”当作 “神” 来顶礼膜拜、跪舔，还很远，但这个趋势正在形成。至少，他已经是一个有群体认同感底集体，进行群体崇拜底原始阶段底 偶像 了！
那么，历史上反复发生底任何一个民间底秘密社会底松散底组织底雏形，就开始具备初始形态了。
接下来，一旦出现远邪党内部的名分争斗、利益斗争，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这个组织就真正走向成熟底阶段。所以，数卷大妹子以及其拥趸们（含远邪党）何时发生千年以来中国秘密社会形成过程中必然发生于其组织内部的“人吃人”的现象何时出现？
这是个问题。
这个问题越晚出现，数卷大妹子以及其拥趸们（含远邪党）的秘密社会就越会脱离数卷大妹子的控制。
因为，数卷惨变底智商不能也不会意识到，他正在演出一场必定终将使其被自己构筑的价值体系吞噬的惨剧。
数卷惨变注定是要被他自己建立的体系踢出局的人，这个妄图复辟血统论的小学生作文爱好者。
构筑所谓以“血统论”为根基的华夏新史，都是注定将要被“血统论”吃掉地。《狂人日记》里面已经写的很清楚了，不需多言，鲁迅之所以伟大，不在鲁迅伟大，而是因为今天的一部分中国人依然傻逼。
只要儒教、腐儒、残儒、小农、小资依然魑魅魍魉，那么，鲁迅就永远牛逼，永远伟大。我们当然希望鲁迅有不伟大的一天，但是，那一天依然很遥远，因为鲁迅笔下的那些腐朽的中国文化的残毒依然在某些地方、某些心脏、某些权欲与利益中生长、暗涌，随时等待人们放松了警惕，重新从水里爬上岸来。
那些依然残留着吃人兽性的等待人血馒头贡献上来的姿势分子，永远是中国走向现代国家车轮前的蟑螂，哦不，螳螂。无论他们挥舞什么样的解构的臂刀，无论上面如何描摹“历史建构”。这么低级的小聪明，真的不是笑料？
小记：
数卷儿大妹子底新血统论专注（注水底注），一句话，揍是：小农、小资、残儒、腐儒们妄图复辟君权、父权、夫权，妄想使中国倒退到小农底法统、道统时代去。
数卷儿大妹子心里很清楚他不是历史学家，他其实也不屑于做历史学家。数卷儿大妹子的后现代，数卷儿大妹子的解构也不是什么所谓学术。数卷儿大妹子玩儿的是意识形态！仅此而已。
至于数卷大妹子加入意识形态混战的所谓战略、战术、学术、历史都是扯王八蛋，这些东西在数卷大妹子眼里都是权谋（还是用“鸡贼”吧，权谋这俩字实在是侮辱人类的“智商”哈）的工具，权术而已。
婊子至少还想身后立个牌坊，流氓至少惦记个嘴上的假仗义，可这些对数卷儿大妹子无效。婊子、流氓算什么，地痞在脑门儿上贴上“勇士”二字横行于世，这是80年代自由化到今天的必然的阿Q现象之一。若论自由化之极至，高级如陈丹青，低级就非刘仲敬莫数了。可他们的姿态都是一样一样底学术。尽管是鸡汤学术。
补：
历史怎么走，无论怎么走，唯有一条是应该正视、珍视底真理，就是 —— 那些曾经无辜底牺牲底鲜血，不应再被少数姿势分子残儒利用，而白流，我们看过底、已经在千年底历史中变成尘埃、变成泥土，被腐儒、姿势分子窃笑者踩在脚下，作践底、践踏底、利用底鲜血，已经够多了。
不要再多，
哪怕任意一个人，哪怕任意一滴鲜血，都不要再多。
另：
喜欢热衷为数卷大妹子辩驳，捍卫其所谓理论底小臃肿们，如果你愿意做一个骑士。其实400年前，所谓的狗屁骑士连带他们的棺材瓤子就已经被塞万提斯干掉了。
如果你愿意为数卷这种残儒数钱，并无关系，你可以把自己的血沾着馒头，奉献给数卷儿大妹子，这都是你们的自由。
但是，你，只有被吃的自由，却绝无吃人、吃他人、吃旁人、吃别人的自由。
等你的骨头、肌肉被腐儒们撕咬、咀嚼之时，当你耳朵里听到自己的肉在别人的牙齿间研磨之时，请记得关于我国悠久地自古以来地吃人地故事，话说阿Q被绑上刑场的时候……，这绝不是个预言哈，中国历史时时上演着这种猴儿戏，仅此而已。
参与吃人者，无论吃或未吃，都将被人吃掉。
《经与史》读后感(六)：《经与史》读书笔记
经是衡量价值的准绳，史意味着基于经的价值裁断和历史建构，如果我们所在的时空接近历史决断的节点，如今就需要更加完整的认知结构。非如此，不足以通古今之变。
——题记
巫与史是古老中国已降的第一个文明称谓，象征着“绝地通天”的神话力量（分别象征祭祀统治集团和政治统治集团），巫史构成了古老残存祭祀系统的核心，在三代，他平衡着地官的狭隘的理性主义，代表着某种原始的丰饶力量。
研习着蒂利的“战争是历史的起源”，世俗统治的第一次产生应该是因为战争的碰撞，因为只有战争常态化之后，政治统治集团才能有机会夺取祭祀统治集团的权力。战争在历史的起源上不所谓褒贬，只有战争，才能给予原始丰饶的祭祀力量第一次和重大的打击。在霍布斯的《利维坦》和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古老自然自由和新兴专制的斗争”无论中西，皆是如此。如果说历史的意义追溯到最终，不外乎规则的演化，一切规则的演化追溯到最终，都离不开鸿蒙初开时节的战争权力。
以周朝为例，周人的巫史专业化和独立性都很高，国王一般无力干涉他们的工作，否则就会引发共同体最难以忍受的“违宪”行为，后世董狐的“史观独立，监督王权”的理论就是起源于此。纵观华夏文明体系博弈，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特点，组织资源的竞争往往比生产技术更重要，要不然，难以解释为什么南方的稻谷技术优势从史前看（河姆渡和半坡）一直延伸到汉朝，并不足以弥补自身在组织资源涣散方面的弱点。
从巫史文化的角度来解释的话，南方一直以来就是德行的消费区。历史的动力或许如马克思所言，在俗的一方，但南方产生不了自己的史，难以突破共同体塑造的天花板。
巫史的业务性质的缺陷同样显著，它类似于某种天人感应的分析技术，基本阻断了开出形而上学的途径，巫史中的史与其说是现代史学的先驱，不如说是算命的先生的鼻祖。随着战争的日益频繁，他走进了实用政治学和实用伦理学的途径。随着战争的理性化不断加深，巫史也被迫改变着自身的定位，德性的内涵也随之变迁，从宇宙的神秘能量演变成为某种政治责任感。
战争的本质在当时的封闭历史环境下还是同济之间的战争，义战正是来源之间的惺惺相惜。战争的双方仍然通过文化符号相互承认，自然就会感到相互降低伤害，保持相互之间长期博弈稳定性的迫切需要。放眼周代诸夏集团的战争，贵族的礼乐教养为划分内外的标识。部族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正是通过巫术机制来协调的。殷商前期的巫术机制完美到足以防止良渚各小邦的分崩离析，但末年的贵族集团的分裂也证明了这种机制并没有强大到无所不能的地步。现实政治的必要性和理性抛弃了古老的约定俗成，当一部分殷人和野人结合反对另一部分殷人的时候，共同体的信仰和宪制也就一起崩溃了。
假使不再以今非古，在殷商之际，德性的同义就是野蛮，苍白羸弱是德薄的外在政局，纣王的酒池肉林正是德性的祝福象征。周礼出于孤立敌人的需要，将野蛮的罪名归于纣王一人。将自己的先王先公修饰成宗周风格的圣人，拉进现今自己的阵营。其实，也许他们在血祭中的形象比传说中的纣王还要夸张。
巫术的原理类似科学而非宗教，相信客观真理而非主观态度决定实验结果。殷人不需要周人的礼乐作为认同的符号，因为血亲之间都是经常合作的战友，非常清楚彼此在巫术宇宙中的位置。
巫术是殷人组织能力的秘诀，战争能力附属于巫术体系。殷商所开启的华夏为什么能够征服物质和艺术更为丰富和优秀的周边族群，关键就在这里。祭祀团体形成军事组织，军事组织掠夺资源，资源奉养祭祀团体。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殷商产生不了周礼，因为势均力敌的决斗才能产生惺惺相惜的骑士精神，单方面的屠杀对方就是把对方看成低等动物。比较一下殷周战争的形态区别，周的兵车是规范的，符合仪式化战争的节制和可预期性，殷商则经常将战马和战象引入战场，这种突如其来的恐怖，很容易将有礼有节的战争变成血腥混乱的屠杀。历史从殷商过渡到周，华夏历史中迷狂，亢奋，残暴的一切可能逾矩或失控的事物，都被周简化了。但这也同时缩减了认知世界的范围，周人将一个单调贫乏的世界留给了后人。从这点上，这也可以归结为某种儒家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气质。
殷商之际的神圣正是赋予了战争的狂热，维护秩序的正义来自于田猎的屠杀。殷人不爱节制和肃穆，酷爱美酒和热枕。传统史学将礼仪性战争取代无形态战争的历史简化为戏剧性的周公礼乐治天下，大大增加了周公是来库古式人物的可能性。这种近似与神话人物的诞生，不如说是以诗的真实浓缩和概括了历史真实。这一切来得并不如周礼本身那样儒雅，要知道，历史的逻辑在当时依然是战争造法在先，宪制秩序内化在后，最后才能出现宪制秩序的国际化。化干戈为玉帛的礼仪需要完成内部的自组织，方能义稳定的速度向外扩散。
殷人在其霸权的最后时代，已经无力维持自己的世界图景。野人不应该有德性是殷人德性的基础，他们一方面固守这点，坚守祖先的世界秩序。相反，周人在类似的情况下，选择了表演慷慨宽恕的骑士精神。周人承认，在竞技中，总有一方非失败不可，但彼此仍是同济。博弈的一方一致承认这种正当的失败，这才是周人礼乐文明的战争艺术。殷商的上层对祖先巫术的能力也不再深信不疑时，团结和互信的政治保障也就丧失了，开始各自启灵于违背规则的小动作。
殷商之周的鲜明特点的确是人本主义的胜利，但遗憾的是人本主义的基础不是理性主义，而是历史传统。在随后的战国他仍然无法阻止理性行为主体通过短视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自陷于“竭泽而渔”的囚徒困境。宋襄公的没落和暴秦的崛起是理性博弈在现实政治中上演了一处翻转，历史的舞台仍旧还是要让给缺乏理性，敬畏神明的愚昧蛮族。
周人并不是依靠封建制度政府东土，而是在军事殖民的动态运动中塑造了封建制度。有理由相信，牧野之战更多的具有内战和政变的色彩，微子一系和周人大概早有约定。因为如果武王真的以为自己的地位高于朝歌的话，本应该正找殷商贵族如西岐为卿才对。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是周人从阶级斗争中得出的经验，一定要坚守健全的贵族政治原则，不能给没有礼法的下等人翻身的机会。周礼的作用也出自于此，构成了封国各族群上层文化的熔炉，凭借这样一套立法，贵族团体不难沟通，下层团体依旧泾渭分明。多种异质文化的交错和各等级的分治构成了春秋黄金时代的基本动力源。待战国绝对主义的主张将各族群和各等级碾成高度同质化的原子之后，华夏文化的生命力也就枯竭了，毋宁说等级划分从反面证明了礼乐文明的价值。
殷商之变的杀戮并不是重要问题，至少，这几场战争并不比殷人习惯的战争更残酷。新秩序将以前的神圣种族嵌入了封建制度的等级，这才是天崩地裂的巨变，殷人的德性论和宇宙观无以为继。摇身一变为周礼社会的诸侯和公卿，巫术体系遭遇了巨大的简化和改造。
宗法变成了各等级和各族群的衔接点，在数百年的互动和演进中自我强化，依靠的是血缘纽带的原始力量，反而成功了造就了远东历史上第一个超越血缘的文明共同体——诸夏。也许后人正是佩服宗法制度异乎寻常的生命力，才会觉得很有必要发明一个周公这样的来库古式的文化英雄，将周礼和封建的产生全部归功与他，甚至东征的胜利。
封建很快也迎来了自己的危机，封建起初是认为设定的固定规划，在历史的演进中，则是动态展开的长时段运动。王暨很快就陷入了加洛林王朝式的困境，渭水流域不再有建立新采邑的空间了。殖民主义必须不断扩展，直到遭遇无法抵抗的阻力。封地的枯竭逐渐改变了天子和诸侯的关系，仲裁者变成了掠夺者。王室的加洛林化并不意味着封建的结束，强大的诸侯取代天子，继续展开多中心的次级封建。直到陷入类似的困境。封建的绝境也是封建的最大成就，意味着居民点和文明体系终于覆盖了所有可供垦殖的土地。
周幽王的烽火戏诸侯也许并不那么愚蠢和浪漫，异性联姻曾是周人同化和扩殖蛮夷的有效手段，现在变成了王室掠夺后的失败者发动宫廷政变的捷径。到了春秋时期，成周朝廷将自己无法享有的仲裁者权威廉价出售给野心最大的诸侯，购买了晋郑焉依的有力地缘形势，缓解了王室的危机。礼乐中心和封建中心一起，转移到了大诸侯。血泊中诞生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依靠践踏封建成例，重新获得开疆扩土的能力。国际体系随着封建的解体而诞生，在斗争和混乱中发现了自己的规则。
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相当于斯多葛派和其他各家哲人的学说，明显缺乏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的内容。东亚没有任何独立于政治的权力和组织中心，没有教会，没有自治城市，没有契约和法学家阶级，蛮族入侵毁灭了官僚组织，恢复了多国体系。罗马帝国在其官僚化和东方化最严重的时期，上述独立于政治的力量依然看来。由此看来，欧洲的中世界并不是我们眼中的黑暗时代，反而是逃离了大一统压迫的解放期。
中国宗法的习惯法近乎天真的信任家长对于亲族的天然善意，允许他们享有近乎无限的自由裁量权。宗法的金字塔差序为以后的官僚金字塔准备了基础，血缘的尊卑结构解体，武断的尊卑结构取而代之。契约是不需要的，由此看来，西欧的封建是司法国，宗法的封建是德化国。
战国的时代始终会来临，就好像宗法的家庭内部一样，德教不足就需要大家长的仲裁，以柔性规训代替自愿效仿。仲裁失败需要家法鞭笞，预示战国的甲兵之灾，以刚性规训代替柔性规训。
如何理解春秋的五霸？尊王攘夷可以解释为诸夏的护宪军事运动，霸主更像是华夏世界的苏拉，既是法律的破坏者，又是宪法的拯救者。
春秋时代不详的变迁不完全在于战争，如果说封建主义是社群主义的黄金时期，当时不存在没有共同体的个人。那么春秋时代，不详的情况开始出现，战争会使贵族在政变中丧失身份，沦为周游列国的浪人。在这种贵族到游士的变化中，单单看孔子一面抵抗当时的礼崩乐坏，一面躬行有教无类，他显然没有看到自己开创的先例损害着周礼社会，这种危害也许远远超过寻常的乱臣贼子。
游士的阶级出身不断低落，贵族社会的失败者变成渴望暴发的平民，再变成鸡鸣狗盗的江湖浪人。可以说在儒家内部，孔子的贵族托利主义，孟子的平民社会主义，荀子的国家现实主义分别代表了这三个阶段。在最后一个阶段，启蒙已经变成了反启蒙。法家冷静而现实地总结了游士的智慧，断定这种智慧的最佳用途就是消灭游士。
可笑的是，战国列强的军国主义耗尽了臣民的组织资源的战斗力，被廉颇视为萎靡腐败的楚人却将复国主义和军事传统保留到了最后。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这正是封建主义的特长，不善于征服是因为缺乏汲取和动员的能力；不容易被征服，是因为资源和组织不够集中。
再看看诸子百家，墨家发明了大禹，道家补充了黄帝和南方诸神。阴阳家晚出，愉快地接受了以前的所有发明，又补充了燕齐海上神话的系谱，制造了三皇五帝以来的漫长历史，最重要的是为神话历史的演化提供了科学的解释体系——五德终始说。
墨家和儒家的斗争更像是清教徒和国教徒的斗争，前者与其说是反对后者，不如说反感后者太世故，太缺乏热枕。但儒家的礼乐范围大于墨家，可以包容墨家没有宗教意义的原则。墨家的消失大概是入儒家的结果。
郑伯克段，开辟了马基雅维利主义对宗法秩序的胜利。在宪法意义上，礼崩乐坏意味着制定法对于习惯法的胜利，用成文法取代了习惯法，就等于用少数统治者抽象知识取代了共同体的经验知识，用未经实验的创新取代了久经考验的可靠传统。某些最伟大民族，包括罗马人，都在习惯法的隐蔽下，度过了蒙昧的青春期，然后再如日中天的壮年选择貌似高明的成文法，从此就步入衰败没落，最终被忠于习惯法的年轻部落取代。安格鲁撒克逊人之所以永葆青春，就是因为他们最善于逃避这种危险的诱惑。
最早的郡县制与其说是一种制度，不如说是军国主义现实给封建主义习惯法打上的一连串补丁。郡在没有封建遗产的地区实现直接的军国主义，县在封建遗产丰富的地区实现行政官代理制度。各县逐渐纳入各郡，即使前者体积较小的结果，也是通过郡县的整合进一步去封建化的需要。
去封建化意味着国家以雷霆手段去除各等级，各种族的枷锁，在财政上和军事上将无形态的群众彻底解放出来，将平等化的巨大势能投入去礼仪化的总体战。儒家面对率兽食人的美丽新世界，发出了复古主义的哀嚎，但选贤举能和有教无类的阶级解放纲领似乎也不可能开出别样格局。
但从汉袭秦政以后的表现来看，高强度的汲取和挥霍好景不长。秦政如果未能在短暂的窗口期征服东方，很可能陷入两头落空的境地。经济文化不如东方，军国主义不如匈奴。比如后来秦人亡国，就毫不怀念共同体，甚至将楚人的约法三章视作恩惠。
贱民军队没有武德和社会性情感，因此帝国早晚会失去战斗力。扩殖蛮荒的时代会随着帝国的巩固而终结，蛮夷入侵的时代随之而来。长城是未雨绸缪的庙算，帝国在自己战斗力最强的窗口期，以最有利的条件划定了永久的边疆。
历史的终结当然不是指事件的终结，而是说世界宪制已经确定。今后不再有原则性争议，只剩下人事和技术性纠纷。从某种意义上，秦始皇成为了一种象征，为以后的暴君承担集体责任。汉袭秦制，不是因为有爱与秦制，也不是因为有足够的深谋远虑，看清秦制对谁有利，而是因为根本灭有另起炉灶的勇气和能力。汉朝对秦楚的胜利，不是一种原则对另一种原则的胜利，而是无原则的机会主义的胜利。在各种原则穷尽自身的可能性之际，捡食者收割最后一批猎物。
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标志着儒家的符号化，混融化，空心化，已经成为某种诸子百家的共识协调组织。
项羽的国际联盟思想更像是齐桓公的骑士精神和秦始皇的世界帝国的折中，范增不满足于仲裁者的微弱权力，要求他取代秦始皇的位置，以肆无忌惮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对待盟国。但他出于游士的野心和本性，高估了贵族领袖最后贵族阶级的能力。
八千字第的贵族精英性质毋庸置疑，项羽不能越级提拔韩信，是因为他不能像韩信期望的那样，将古老封国慷慨地赏赐给暴发户，因为八千子弟是一个阶级性和民族性极强的自治团体。韩信投奔刘邦有其必然性，因为后者的团体是浪人冒险家的集合，浸透了为天下着不顾家和分我一杯羹的流民精神。军国主义总体战透支与彻底，衰退就越快。楚人正是因为在总体站上落后，保存的元气较多，才会衰退越慢，颠倒了战国后期的战斗力顺序。秦人是军国主义透支未来的最大受害者，章邯的军队不堪楚人一击，不足为奇。
但贵族军队自有其弱点，经不起消耗，不适合动员。韩信的费边式迂回包抄，主要目标就是迫使楚人分兵和消耗。垓下十面埋伏就是用大量低素质士兵消耗楚人的少量精英武士。汉王之所以能够做项王不能做的事情，不是因为他的雄才大略，而是因为他所在的社会已经终结了历史，而项王所在的社会还在历史之中。
后人对于东亚的厄运和顺民的悲情发出的无数慨叹，最终都要追溯到项羽这位英雄的陌路，他为祖国的复兴和诸夏的自由，已经尽了全力。他所在的文明的巅峰期已经过去，拒绝顺应就是倒行逆施。如果就反动的一次的本意而言，他是一位真正伟大的反动者，没有辱没养育他的楚文化和华夏文化。
对比而言，张良的复国主义不是骑士的复国主义，而是阴谋家的复国主义。楚人培育了贵族，齐人培育了侠士，韩人却培育了策士。阴谋家最终要依附于人，依附者最终只能放弃初衷。他从复兴韩国的密谋开始，以毁灭六国复兴的密谋结束。个人的飞黄腾达以理想的自毁为代价，精神的扭曲可想而知。
到了汉景帝配合七国之乱的镇压，展开了最后的大清洗，这场运动的最终结果无疑超越了武帝一朝的独尊儒术和酷吏政治，在国家反对社会的战争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如果士大夫和豪强结盟，文法吏支持的朝廷就会异常孤立。然而，物质并不是一切，豪强只有在儒生的复国主义和周政的意识形态动员下，才能将豪强的潜在力量组合成有形的力量。贵族的瓦解和儒生的背叛夺走了豪强的野心和希望，使他们沦为酷吏政治的牺牲品。酷吏政治退出舞台，循吏政治取而代之，这哪里是复古更化的重大成就，从朝廷的角度看，酷吏政治已经完成了清道夫的任务，可以鸟尽弓藏了。
到了淮南王的败亡，汉儒已经不再留念多国体系，战国自由的最后残余也就瓦解了。
政治社会丧失制衡王权的贵族阶级，去没有摆脱消耗国库的权贵集团。皇帝费尽心机侵夺诸侯，贵族，豪强，战利品却落入了外戚和佞臣之手。理论上的皇帝和士大夫共治，不过是宫廷权贵和官僚朋党共治。散沙社会仍然不能没有精英的统治，只是用僭主，冒险家，游士取代了有机共同体的贵族和豪强而已。汉朝时远东僭主政体的第一个稳定模式，其路径锁定作用超过了后世所有朝代。
长安朝廷将因袭秦制解释为无为而治，掩饰了声名狼藉的文法吏活动。到了汉武帝，儒生基本背叛了自己反秦制的承诺，儒生内部的务实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用合法性买下了官职分享权，公孙弘的拜相就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交易。
汉朝，中国的第一个世界帝国依靠诸夏的残余爝火，上演了“犯我强汉，虽远必诛”的辉煌，殊不知，灰烬很快就会冷却，顺民的子孙在随后的历史中一次次的在蛮族的朔风下灭绝几尽。
方亦元
2015年10月11日完稿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经与史》读后感(七)：無題
经与史，就像历史的骨与肉，归根到底是格局和能力的界别。真实的史料可以编造虚伪的历史，虚假的史料却可以反映真实的历史。但反之却不成立。所以判断和追求真相不依靠知识与材料，是格局与视野的训练和养成。历史能力不取决于知识的积累，故九篇解读并不侧重于史实的搜罗，更侧重于对线索的把握。当然，解读过程中许多都是一知半解，证明前三十年的历史观亟待洗心革面。
《经与史》读后感(八)：帝王师
另类史学界新秀刘仲敬是个让人吃惊的高产作家，他对历史的理解思路与正统的学院派有很大差异。从《民国纪事本末》开始，他就开始提出一种新的历史认知方式，即认为理解历史是取决于人的情境模拟能力。在《经与史》这本书中，他提出中国传统的史学“负有伸张正义、维护国民道德和信仰的特殊任务”，实证主义史学只能为这种工作提供资料，“判断和追求真相主要不靠知识或材料，而是靠你对整个格局的把握和判断”，因而他宣称他的著作是“要给读者提供认知训练，就是为了让他们在即将来临的决断时刻正确判断形势。”由于避免了实证主义的前提，于是如果你想用一种学院派的考据来批评他就归于无效，而如果你想用哲学、思想的思路来批评他则同样陷入一种认知结构的辩论而归于无效。这种带有“经纶济世”的“应用史学”在过去由“帝王师”一类人物来提出，而今天刘仲敬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认知训练也不失为有益的历史哲学。
《经与史》读后感(九)：【神文存档】文明西来 奇点以后 | 冬川豆Q A第十四期
原文链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AyNTc5Mw== mid=208774087 idx=1 sn=f64e750919a88c3416153e8483bab3bb scene=0#rd
这篇官方神文有必要存档，以说明阿姨的华夏建构历史观是何等地吹弹即破。豆娘请一定要给力，可别被黑掉了。我在此向大家郑重推荐一种廉价七成正确（其实是九成九正确）的史观：凡远邪说的，都可以认为是B***S***。
=================我是华丽的分割线=================
文明西来 奇点以后 | 冬川豆Q A第十四期
原创 2015-09-24 阿姨 冬川豆
一开始你自己定了一个错误的定位，然后就给以后的人留下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你如果一定要说你是你本来不是而且不可能是的那种人，那么你给自己安排的任务肯定就是你无法完成的。而你为了完成这个跟自己本身完全不配套的任务，又会做出其他更多的事情，使你在原先陷入的困境越陷越深，像是一只落在蜘蛛网上的飞虫一样，不挣扎的时候你陷得还要浅一点，越挣扎你就陷得越深。【W姐姐忍不住注：这是何等真诚的夫子自道！】
问：作为现在处在历史转折点上的青年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智慧来判断未来？
阿姨：智慧这件事情是一种共同演化的问题，也就是说是，没有什么绝对正确的东西【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关键在于，你经验所形成的那个边界跟你所在的环境是不是有一种良好的协调关系。如果有，那么一般来说不是因为你本人的缘故，而是因为产生你那个社会在它自己演化的过程中间，跟它自己原先的环境达成了较好的配合默契。【所以经学和托勒密体系之类，肯定特别的有智慧罗？】如果是一个共同演化的体系，这种默契是很容易实现的。但是如果是一种以武断方式，人为引入依靠概念结构维持的东西【比如阿姨的各种神论】，那么它一开始就跟它所在的环境处在格格不入的状态中，而且这种格格不入的状态会随着演化而不断的扩大，开始还比较小的磕磕碰碰，随着时间会越放越大，冲突会越来越明显，就像是移植器官的排异反应一样难以避免。【所以精通法医的阿姨，到底是格格不入的移植器官呢，还是伪装成正常组织的癌细胞呢？】这与其说是许许多多具体问题难以解决，还不如说是你产生这个体系的方式一开始就是有问题的。【举双手双脚同意！】可以说吧，一开始你自己定了一个错误的定位，然后就给以后的人留下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你如果一定要说你是你本来不是而且不可能是的那种人【土豪or国师？】，那么你给自己安排的任务肯定就是你无法完成的。而你为了完成这个跟自己本身完全不配套的任务，又会做出其他更多的事情，使你在原先陷入的困境越陷越深，像是一只落在蜘蛛网上的飞虫一样，不挣扎的时候你陷得还要浅一点，越挣扎你就陷得越深。【如此准确响亮的自扇耳光，真真令人感佩！我不禁流下了感同身受的热泪……】
问：第一，您说纯粹依靠史料的史学是不可靠的，您同时又说四大文明古国的叙事和多元文明平等的叙事是神话、是没有史料依据的，那我们为何不能说您的这种以以色列北部为中心的文明扩散论不是您刘同学自己的建构呢？第二，您刚才讲到了自然条件的演变对文明演进路线图的影响，您说那时的喜马拉雅山没有现在这么高，但是印度板块碰撞到欧亚板块是七千多万年前的事情，一万年喜马拉雅山才长1.2米，这么一点点的落差到底能引起温度和湿度多大的变化呢？您如何解释。
阿姨：你刚才那种说法就跟多元平等的理论是差不多的。你一定要说，为什么警察可以打小偷而小偷不可以打警察，这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上帝言道：为什么美国可以打叙利亚而叙利亚不可以打美国，为什么我可以打阿姨而阿姨不可以打我，这都是没有意义的问题。】为什么说中东地区是文明的起源而其他地区是文明的边缘，有一个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因为它跟目前的世界体系是一致的。如果它跟目前的世界体系是一致的，那么它就是最好的解释。【阿姨曰：因为我握有的是真理所以我正确！然而目前的世界体系分明是五大流氓雅尔塔体系，其中一个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谢谢……】你要有绝对正确的解释方法，是不可能的。所有的理论多多少少都是零星材料和虚拟想象的结合。但是，你如果要说所有的虚拟想象，所有理论的可靠程度都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它们都是不同程度的虚拟，那就是一个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问题了。【所以阿姨到底是黑乌鸦还是灰乌鸦？】尽管历史上没有完全白的乌鸦，但是，各种乌鸦黑的程度明显是相差甚远，而且你完全有办法把不同的黑的程度解释清楚。
（尼雅遗址为古精绝国所在地，在这里出土了大量从印度传来的佉卢文木牍）
（汉西域诸国地图，古西域曾绿洲遍布，诸国星列其上）
还有关于喜马拉雅山的问题。你说的好像是造山运动是一个事件发生完了以后就不再发生了一样，实际上青藏高原上升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进程，在现在也还是这样。而且关键不在于它的高度有多少，而是它在这个上升的过程中引起了气流的变化。【所以七千万年前开始至今的缓慢地质运动是一万年前的事的直接原因？在世界中心呼唤尺度/分寸/均衡感/因果链！】从古地中海到东方——并不是什么七千万年前的事情，也就是距今一万多年以前的事情——像里海、咸海这些地方，一直到现在新疆北部这些地方，在汉代以前，是有大片森林和狮子出没的地区。【这还用你说？】外伊朗地区留下来的那些壁画当中，有很多都是当地君王怎样捕猎狮子的图画记录。尽管不一定是绝对写实的，但至少可以说明当时当地的居民是经常看到狮子的。而直到东晋时代，佛教的朝圣者通过中亚路线来往印度的时候，现在的新疆，也就是当时的西域那个地区，在当时仍然是有狮子的。但在宋代以后，森林就变得很少了，狮子也就变得很少了。气候变得干燥、变得更加寒冷的趋势是用很多方法都可以看出来的。不仅有文字记录，树木和花粉这些东西也可以留下很多记录。而且，你不用追溯到高古时代，就是追溯到文字能够记载，汉代班超以后这个时代，你也可以看出，从汉代到唐代再到明清时代，中亚地区的城邦一直是处在不断退缩状态的。汉代时期，张骞和班超所经过的路线，大部分已经连在沙漠之中，他曾经经过的古老楼兰王国早已经不复存在。重新建立的鄯善，已经从沙漠的边缘后退了一千多里了。这些证据都是明摆着的。所以，你要想否认中亚地区整个生态环境的恶化，应该说是一件很没有意思的事情。因为现在还没有出现与此相反的说法。【阿姨显然完全没有get到对方质疑的点，一万年喜马拉雅山才长1.2米，中亚要环境恶化早该恶化了，何以要等到一二千年前？理解力着实捉急】
（古巴比伦壁画）
问：依照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描述，如果没有东方向西方输入的造纸术和印刷术，怎么会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怎么会有近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您如何解释。
阿姨：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这种逻辑是很荒谬的。【造句：没有蛮族德性就没有民主宪政这种逻辑是很荒谬的】如果没有印第安人发明的树皮的话，有很多人早已经死于疟疾了，像新加坡这种地方是根本不可能变成繁荣的资本主义城市的。那么你能说是，因为没有印第安人，所以就没有新加坡，所以新加坡的文明从本质上来讲跟印第安人的文明是平等的。这样的推论，你要坚持也可以，因为反对它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它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假定西方的文明是依靠东方的造纸术建立的，这到底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呢？【假定东方的文明是依靠西方的蛮族德性建立的，这到底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呢？】你所吃的那些面包也不是孔子时代吃过的，孔子从来没有见过小麦【我读书少，你别骗我……】，你吃的都是孔子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答案是什么也说明不了啊~~~这不过是文明传导的一个孤立因素而已。【为何阿姨这时候又神奇地变聪明了？】
（古埃及公元前十六世纪介绍解剖和医疗的莎草纸文书）
你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有东方向西方的传导，也有西方向东方的传导。但是我得说，这是一个误解。你现在所使用的东方和西方的概念，一般来说都是指的是欧洲和非欧洲的差别，这不是文明演化史上的东方和西方。文明演化史上，其实没有东方和西方的区别，只有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区别。从叙利亚和以色列边境，从亚述和以色列时代那个文明，在地理上讲，也许是处在现在的东方，但是，它毫无疑问是希伯来人和希腊人的直系祖先，而希伯来人和希腊人又是现在美国人的直系祖先。【注意哦，阿姨说的可是“直系祖先”！天了撸，占美国人口一小半的Latino的直系祖先原来是希腊人！五月花号飘过来的受迫害清教徒的直系祖先原来是希伯来人！那北美大陆的原住民殷地安人的直系祖先妥妥的是中国人！不服来辩！】你要按照这个推论的话，你甚至可以说，为什么不把这些人算成是东方的祖先而一定要算成西方的祖先？这是没有意义的说法。
东方和西方之间谁输入文明多，谁输入文明少，不是取决于它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而是取决于它处在文明的核心区还是处在文明的边缘区。核心区的定义很简单，它就是输出较多而输入较少的地区。例如中古时代的唐朝和印度相比，印度就始终是输出较多的一方，而唐朝则是输入较多的一方；同样是中古时代的唐朝和日本相比，唐朝又是输出较多的一方，日本是输入较多的一方。你要找相反的例子当然也可以，例如日本的刀具之类的也有它的逆向输出，但是你说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唐朝和明朝对日本的输出是超出了日本的反向输出的。这个结论大体上是站得住脚的。
轮子的发明极大的改善了人类运输迁徙的能力，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轮子最早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高加索、中欧一带，图为已有5000多年历史的卢布尔雅那沼泽轮，桂枝最早的轮子距今约有3000多年。
当然，如果你目的是为了辩论胜利的话，你当然也可以列一个表，列出日本向唐朝和明朝的反向输出，列出一个几千项甚至几万项的名单，在别人给你列出同样的名单以前，你可以花上几天时间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别人就丧失耐心不跟你辩论了，你就可以假定自己胜利了。但是如果你要根据所谓健全常识的做法，只要廉价七成正确的话，我觉得浪费这种时间其实是一件根本没有必要的事情。有很多事情，你只要了解大致上的框架就行了，无需了解每一个细节，就会得出差不多的比例感。
问：您的《经与史》是从殷商时代讲起的，那么您认为夏文明是否真正存在过？
阿姨：夏朝即使存在，现在也没有任何证据。它不存在的可能性大于存在的可能。因为，殷商以前并不是没有考古遗迹。假定夏朝是在殷商以前的某一个历史时期的话，那么这个历史时期，在中原地带已经有很多遗址被发掘出来了，例如有些人就坚持说二里头就是夏代，另外一些人则反对。不管他们支持还是反对哪一个证据，但是很明显，如果二里头或者其他时间相近的遗址能够算是夏代或者相当于是传说中的夏代的话，那么它显然也不符合大多数文明的基本定义，它没有一个成文的文字体系。如果要把这样的遗址也算是一个文明的话，那么文明的定义的门槛就必须做相应的降低，那么其他许多原先通常不算是文明、而只算是前文明的遗址也可以升格为文明了。
（“夏都”二里头）
（比二里头历史更为久远的巴比伦遗址）
如果说发现的相当于夏朝时期那些中原遗址可以算是夏朝的话，那么：第一，像美国南部霍皮人（主要生活在亚利桑那州东北部的一种原住民）那些遗址好像也可以算是一个朝代或者文明了；第二点更重要，就是说，假定推论为夏朝的那个时代，在中原地区、山西南部或者河南北部或者其他周边地区出现的遗址可以算是夏朝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在江西、浙江、四川发现的同一时期的遗址，比它更有资格称为朝代：因为论文字，它们同样都没有文字；论其他方面，无论是陶器、青铜器还是建筑物来说，这些南方的遗址都要比黄河中游的遗址要结构更复杂、造诣更深。如果一定要承认夏朝的存在的话，那么我们也势必得承认同时代的这些遗址也代表着相应的朝代，例如是巴蜀的什么什么朝代、前三代的什么朝代，江西、浙江的类似文明也必须给它一个相应的朝代的称呼。这样做事情就变得更复杂。
老实说，这样做其实是有一定的可取之处的，就是说它比原先的叙事体系更接近于真实，更真实地反映了史前时代东亚的那种缺乏一个固定中心的状态。殷商可以看作一个固定的中心，因为它至少是一个具有强烈扩张性的军事中心和巨大的祭祀中心。它的军事力量是当时最强的，而它的祭祀礼仪扩张到它军事力量所能够达到的范围之外。所以你把殷商当作当时的东亚地区中心，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把殷商以前的那些遗址，无论它是不是夏代，也当作中心的话，就一点道理都没有了。比较接近于合理的说法就是，当时没有什么中心。如果一定要搞一个中心的话，这个中心放在钱塘江东岸或者是放在四川盆地，都要比放在中原地区更合适一些。
问：大洪水呢？
阿姨：所谓的洪水就是指秩序的崩溃。秩序的崩溃是由于文明本身秩序产生机制的破坏所造成的。这种机制是一种内耗的机制，它不能容许自发的小共同体成长发育、积累资源，而是不断地破坏它，把已经积累起来的资源打散。然后这个社会也许通过它不断的汲取，在表面上有一个巨大的上层建筑和貌似强大的国家组织，但它的基层一定是极度松懈和溃散的。这样的社会很容易在僵硬的上层遭到动摇以前，在基层就遭到巨大的渗透和破坏。而明显的特征就是，在它遭到这种渗透的时候，基本上不会激起重大的排异反应。这就是基层组织趋向于崩溃的一个症状。只要秩序内出现真空，那么它肯定会有填补真空的力量产生，如果内部的力量不足以填补真空，那么周边和外来的力量一定会引入。【这种自然哲学的鬼话已经过时多少年了？】如果你用殖民主义或者其他抽象的话语，实际上是拒绝了最优秀、最能保护你的一种秩序来填补真空，十之八九你就会得到其他的、比殖民主义糟糕得多的秩序来填补。【太君，this way！】所谓更好是好的敌人就是这个意思。凡是在人类社会中能够建立的秩序，都是要消耗成本、消耗资源的，而且肯定要让一部分人、甚至全部人付出一定代价的。但是这不是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拱残主义说，所有的秩序都是恶秩序，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是邪恶，显然不是这样。你通过健全常识就可以看出，周代的统治秩序就是要比殷商的统治秩序仁慈一些，至少他不用大规模的杀人来祭神。【你通过健全常识就可以看出，我党至少不会像你邪那样，没事就挂人路灯】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做终极追问的话，也可以来一个文化多元论。我们凭什么认为杀几千人祭神就是不对的？只杀马杀牛来祭神就是比较好的？我们用更高的标准来说，大家都是邪恶的，殷人和商人也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孔子干的那些事情全都是白搭。但是，这种说法是大家能够接受的吗？你也可以说，我们之所以认为周人比商人要稍微文明一点儿，是因为我们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儒家的思想或者是跟儒家思想同构性比较强的其他思想。但是你既然已经接受了这种思想，而且推翻这种思想的成本太高的话，那么你很难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拎到天上去的。所以比较合理的、合乎健全常识的说法，是承认：第一，没有完美的秩序；第二，各种不完美的秩序当中，不完美的程度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如果你一定要说，完美不完美是你主观的判断，那也可以。你也可以说，你本人和跟你价值观相似的群体比较倾向于这一种秩序而不是那一种秩序，那你就要老老实实地放弃那种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装逼言论，老老实实地说，我就是喜欢这种秩序，这种秩序对于我来说比其他秩序要更好一些，那么我当然要促成它的实现，而不愿意为了“更好”的缘故，破坏了本来可以得到的、勉强还可以维持的秩序。
问：我说的大洪水是夏禹治水的那个，您认为这个大洪水是否存在过？
阿姨：夏禹治水包含着几种不同来源的神话：包含了南方会稽一带的筑堤的神话，因为有些技术可能是当地特有的；但是同时也包含了黄河流域洪水泛滥的神话。这些依据，你可以看出，黄河下游的最古老的城邦往往以“丘”来命名。“丘”就是说它不是设在低地上，而是设在山坡上。为什么设在山坡上？合理的因素可能就是害怕水淹。但是这几种不同来源的神话是很难凑到一起的。例如南方的治水就跟北方的治水是不同的。所以传说中的夏禹有好几个来源，有的来源把他安置在山西南部，有些来源把他安置在河南中部，有些来源把他安置在东南一带。这就说明，夏禹的神话可能跟老子的神话一样，他最初可能不是一个人，而是在不同地方曾经出现过不同的文化英雄。最后在大一统建立以后，后来的文人为了把相互矛盾又有相似性的传说整合起来，重新修改神话体系，把几个不同的神话人物合并为同一个人，然后才产生了夏禹的神话。我认为这是最合理的解释。
大禹像（宋?马麟绘）
禹贡九州图（图上方指向西方）
问：苏美尔文明和中国文明是何种关系？
阿姨：苏美尔文明显然是跟殷商文明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们有很多烙印是烙在殷商文明身上的。【就是就是显然有关系！废话，大家都是线粒体夏娃的后代，当然有关系……】但是这倒不见得证明说是，殷人一定是西来民族，因为他们的时间差了几千年，苏美尔文明已经衰落的时候，殷商还连影子都没有存在。【阿姨好博学，原来也知道差了几千年啊】所以完全可能是苏美尔产生出来的文明遗产，通过间接传播和刺激的方式，最终来到了中原，而殷商接受的影响很可能是通过非常间接的途径，而没有直接接触苏美尔文明的本体。【前面说的烙印哪去了？烙印可是很疼，很确定，最重要的是，能直接辨认出是来自苏美尔而非其他二手贩子的哦～】但是如果真的在高古时代存在着越过古地中海南岸的移民团体的话，这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你只能说这两种可能性造成的实际结果差别不大，也很难加以区别。【终于还是和稀泥过了嘛】
问：您觉得伊斯兰恶秩序入侵的可能性有多大？
阿姨：穆斯林所代表的秩序也许还不能说是恶秩序。有很多证据证明，它在某些方面比儒家的宗族主义带来的秩序，至少是抗风险能力要更强一些。在明清五百年时间内，西北地区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每一次发生饥荒的时候，都有一批比较穷困的汉人会投靠穆斯林，然后变成穆斯林就再也不会变回来。相反的情况就很少。这就说明什么问题？穆斯林的宗教组织在抗风险能力上比儒家的宗族主义要强一点。【阿姨对伊斯兰教简直太无知了，一个显然的解释是：这是灾难中对天堂的企盼和可进不可出的教义导致的，谢谢】特别是在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连比较强大的强宗大族都很少有，散沙式的小农特别多，那么这样的小农，按照某种价值观来说，他们是特别平等的，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特别平等，所以每家每户的剩余储备都非常少，所以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就特别弱。如果有什么豪强门第之类的、特别大的财主之类的，有特别多储蓄的话，那么他本身反倒可能变成一个有储蓄抗风险的基地。但这样的组织没有。
（新疆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
而伊斯兰社会呢，它的宗教组织，因为有从事慈善活动的长期的团体，所以在政府之外，有一个政府不能干预的从事宗教慈善活动的社团传统。【我不是专家，但是这里太可疑了，请同学们补充】在这方面他们的成绩好像是比东亚的儒家社会要强一点。因为他们尽管同时都可以被称为东方专制主义社会【咦？阿姨本想反对华夏这个伪概念，可是却用了东方这个更大的筐……】，但是中东的各王朝在它倒台的过程中人口损失的比例，没有东亚各王朝在倒台的过程中人口损失的比例那么大。这就表现出它的社会团结能力和组织能力是要稍微强一点的。【如此说来，比方说北美大平原上有个游牧部落，“政府”倒台了，一个人都不损失，它的社会团结能力和组织能力想必是世界最强？】这样也符合其他方面所显示的歧视链。就是说，欧洲的社会组织大体上讲比中东的社会组织要强一个数量级，而中东的社会组织又要比东亚的社会组织要强一个数量级。【吓死宝宝了，比唐朝长安、宋朝泉州在同时期还要强两个数量级？知道数量级什么意思吗？】每一个都能够吃掉下一级组织，但是吃不掉上一级组织。【在隔壁能吃掉的却没有吃？这还真是做大死】在军事组织和社会福利各个方面都是这样，所以这可能反映了他们所在社会的秩序生产能力的强弱。这个秩序生产能力的强弱同时体现于经济、军事和社会福利各方面，而不是只体现于一方面的。【宋朝和蒙古都有话说……】这就好像一个人如果身体强的话，他不大可能是只有胳膊强，可能是胳膊和手同时强。如果胳膊弱的话，那你可以合理地推断他的腿可能也是比较弱。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已经对这种随意比附绝望了……】
吴晗认为明朝国号来源是承自明教（摩尼教），图为高昌遗址出土的摩尼教神父在办公桌上写作的手稿
问：第一，现在中国的处境是不是和二战前的日本有些相似？第二，在大洪水来临之际，如何在散沙社会中自保？
阿姨：这个形势还是相差甚远的。当时日本所处的还是一个列强横行的时代，它处于国际社会演变的早期，比较接近于春秋时代。如果说日本在当时的情况下采取冒险行动，其实它是有一定合理依据的，因为当时的世界有很多比较势均力敌的强者，可以说，后进者通过投机行为出头露面的机会比较大。现在的这个世界已经是一个晚期的世界了，已经比较接近于战国时期或者是罗马时期，可以说，投机的余地已经大大缩减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日本它相对于当时的国际主流，另类的程度是很小的，尽管它不断地抱怨因为自己是有色人种而受到歧视，但是它那种不管说是立宪君主制还是绝对君主制的体系，在欧洲都是可以找到匹敌的。它那种以武士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也比较接近于欧洲近代以前的封建组织，它跟欧洲的相容性是远远超过任何时期的中国的，比大清更接近于欧洲，更比拱残主义的中国更接近于欧洲。所以它的相容性要大得多，它的挑战依据也要大得多。现在的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比当时的日本要孤立得多、软弱得多，它自身的社会能够提供的资助要少得多。而世界体系已经演化到，可以说是只剩下一棵大树的地步了，已经很难有合纵连横的余地了。所以从各方面来讲，它的处境都只会是更糟而不是更好。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是采取冒险行动的话，十之八九会落到比日本人要惨得多的那种下场。
（英日同盟建立后，明治天皇接受嘉德勋位，1906）
（日英博覧会，1910）
至于在社会动乱的情况下你怎么样自保的问题，这就取决于你自己所在的共同体的强弱了。而共同体的强弱主要不是取决于你自身的能力，而是取决于你依附的传统。而传统这个东西都是依靠千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秩序积累搞出来的。可以说，得到这些传统的人都能够有了大树可以依傍，能够继承先辈的遗产，比没有这些传统的人要强得多。【被波斯征服的埃及人有话说，被有德性的蛮族乱入的罗马人有话说，被西班牙人扫平的阿兹特克人有话说……看阿姨的意思，无非是我传统强所以我能打你，我能打你证明我传统强的逻辑，追求的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征服哦亲】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是选择一个传统最强的大树抱在上面。【这就是树倒猢狲散的出处了吧？】
问：第一，您对中国未来20-30年的发展路径是怎样的判断？第二，有人说中国需要来一次文化和思想的启蒙运动，您认为中国是否有这个土壤？
阿姨：可以肯定，就是说，中国现在所走的每一条路【每一条路哦亲！】都已经是走到尽头了，哪怕是再往前走一步，都会面临着它无法控制的强烈反制。【你从哪儿看出全是尽头了？核聚变尚未成功，我等星辰大海党同志仍需努力！】但是走到尽头又会发生什么？这就像是跳下悬崖以后会发生什么一样，这是不可预言的。谁也没有办法说，你跳下悬崖以后会发生什么。也许从此以后你就不复存在了，在你不复存在以后，所有问题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但是这一切都只能说是臆测，奇点以后，原有的规律是失效的。【信阿姨的奇点，还不如信人工智能的奇点靠谱些，全人类一起完蛋岂不更痛快？】你现在所形成的所有预测，都是在产生你的社会存在的条件下才有意义的。在这个社会不存在以后，它就不再有任何意义。如果你想局部地保存你所习惯的这个社会，那你肯定需要做一系列的牺牲。但是牺牲哪一部分呢？牺牲哪条路线呢？这是一个没有共识的问题。很可能因为在调整和牺牲的问题上达不成共识，本身就会激起强烈的冲突。
至于启蒙，启谁的蒙啊？以什么为出发点的启蒙呢？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启蒙本身就是一个定义极其模糊的概念。如果启蒙是指近代，清朝末年以来引进西方思想的运动的话，那么我得评价说，这个启蒙运动进行得非常糟糕。我们现在尊重的那些启蒙者，很少能够抓住西方文明的基本脉络，引进的下游的枝节太多，而最根本性的东西反倒引进太少。【批判华夏，却一口一个西方】而且，越往后越糟糕。清朝末年那一批人引进的还比较到位，五四运动以后，基本上是每况愈下了。甚至出现了一种专门引用西方的那些批判性和破坏性的东西，来干扰西方那些建构性和基本性的东西的倾向。引进的选择其实也是一个德性的考验。你能不能判断出真正重要的东西，或者说是心怀恶意地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去专门引进那些解构性的东西，对你将来的命运是有很大影响的。【这真的不是在自黑你邪么？】就近一百多年的引进史来说，很明显，无论是从技术上讲还是从德性上来讲，汉语世界的表现都是非常糟糕的。而且我还得补充一句，这个汉语世界是包括南洋和台湾香港在内的整个汉语世界，他们的表现比起日本人或者土耳其人都是相当糟糕的。最糟糕的地方就是，整体上他们制造了一个扭曲的格局。【确乎扭曲，已经扭曲到生出阿姨这等蠢物了……】
问：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西方文明获得了秩序呢？
阿姨：演化体系中是没有确定因素的。你可以想象一个原始的星云，最初的星云都是差不多的，在演化过程中，它会面临着两种前途。一种前途是，大部分的质量会集中到中间部分，剩下的一点质量集中到外围部分，最后就形成太阳系这样的结构：大部分质量在中间变成恒星，一些小的质量在边缘地带，变成绕着恒星转的行星。但是在演化中也可能出现另外一种结局，就是说，质量会分散，形成一个双星系统，双星系统分担了全部的质量，双星系统中间没有像地球这样的行星出现。这两个系统在结束的时候是大相径庭，在开始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你要说是在哪一个阶段截然分开的，这很难说。照天文学家的解释，最重要的是角动量的因素。在一个达尔文式的演化体系中，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任何因素能够解释全部体系，你只能用体系本身来解释体系。
如果说，文明是怎么产生的？那么答案就是，具有一定共性的各个实体的一个组合，形成的一个网络结构。它照定义来说，就是多种秩序的组合。多种秩序的冲突本身就是自由的一种保障。当一种秩序逐步的整合到吞并了其他秩序，使秩序僵硬到没有办法来调整的情况下，那么它自己内部的生命力都已经结束了。这到底是系统一个固有的衰变趋势呢；还是出于一系列偶然因素，本质上是可以避免的？这很不好说。但是我相信，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内外体系的联动性：在一个国家内部，就是它的各阶级和社会团体之间能不能保持平衡的问题；在国际上，就是各邦国之间能不能保持平衡的问题。这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国内的宪制和国际体系的演变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彼此之间会相互强化、相互锁定的。如果在国际方面走上了多国体系灭亡、强化大一统的方向，那么你在社会体系上，基本上也是会相应的走上瓦解阶级结构，实现散沙和平等社会的目的；如果相反，国内的宪法结构能够保持自由的话，那么国际上的多国体系多半也能够保持。这是一个互相锁定、互相强化的过程。但临界点在哪里，那是不好判断的。你即使放小单位，像法国这样一个较小的实体，你也很难判断，到底真正的临界点是出现在美男子腓力四世屠杀圣殿骑士团（腓力四世，1268—1314，法国卡佩王朝国王，绰号“美男子”。他曾派兵拘捕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使其在受辱后死去。又向继任教皇克莱门特五世施压，命其宣布圣殿骑士团为异端，随后将骑士团成员交由国王法庭判罪，对主要首领处以火刑，并攫取了骑士团的财产）的时候，还是出现在路易十一强化君主专制（路易十一，1423—1483，法国瓦卢瓦王朝国王，以诡诈著称，被称为“蜘蛛国王”，他使用分化挑拨、软硬兼施的手段对付封建君侯们，吞并了勃艮第公国、安茹公国、普罗旺斯伯国和曼恩伯国等）的时候，还是出现在路易十四穷兵黩武的时候。答案是都有可能，也许都是不确定的。你在系统内部，只能描述，不能判断。
（Stefan Lochner, Last Judgement, c. 1435. Wallraf-Richartz Museum, Cologne）
问：您在知乎上被黑的最有名的案例是，回民那个事情之后，您说“大刀向卡菲勒头上砍去”，“痛惩暴支”。您如何解释？【整理者注：此处已做精简处理。】
阿姨：我发现你还没有把这个典故搞清楚。你没有搞清楚，陈寅恪说的“古典和今典相互印证”。你想一想1930年代的口号是什么，当时的口号有两条：第一条口号叫做“痛惩暴支”，这是日本人喊出来的口号；另一条口号叫做“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是中国人喊出的口号。好，现在你来套一下，用今典来套一下古典：“痛惩暴支”这句口号可以留下；然后，“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变成“大刀向卡菲勒的头上砍去”，你难道还没有看出这里面的格局吗？在这个新的格局中间，暴支现在站在日本这个位置上，而穆斯林则站在当年中国人站的那个位置上。他们处在弱势，所以用义和团的精神高呼：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大刀向卡菲勒的头上砍去；处于强势的这一方，则高呼着：痛惩暴支，痛惩暴烈的穆斯林。如果你没有看出这种典故嵌套的话——我估计大家可能都没有看出来——那么后面你说的那些东西就全变成废话了。然后他们在这儿激愤的时候，我基本上是在背后嘲笑他们的。呵呵~【“痛惩你邪”或者“大刀向远邪们的头上砍去”，阿姨请自选一个服用……】
（本期Q A内容为8月28日阿姨在腾讯讲座末尾的观众问答环节，讲座全文为《华夏幻梦：华夏幻梦——古老神话与现实危机》已于前日全部推送）
《经与史》读后感(十)：汉虽旧邦，其命维新——对刘仲敬《经与史》的体会与批评
【归入《华夏行誓》章节，转载时请注明并完整引用，仅代表个人观点】
2017年12月 别鹤
一、原始战斗力：母权自耕农部落——基本权利与司法权力
这要从农业社会的发源开始看了，即母权时期留给人性的原始战斗力。母权时期的人类是丛林中的自耕农，那种博爱跟现在的白左“女权”误区不同，不是寄居式兽性的小清新，而是母性保护氏族部落成员的基本权利，那种基本权利不是对内垄断土地财富和吹黑哨的游猎生态权力，而是对丛林的祭祀、垦荒、防卫、寻路等，所换来的医食住游等生存权利。这种权利在母权共同体中初步转让的原始公权力，主要表现为习惯法的司法权，而不是后来才出现的行政权和立法权，也就是说，古典农民靠仲裁人（古典陪审）自己处理纠纷就行了，大家都有底线，简单得很。行政权都不需要，就更不用说世袭皇权了。后来汉高祖设置的三老制，可见一斑。
二、平衡打破：两种父权——封建王权与秦式帝制
那么这种平衡怎么打破的？人除了动物的斗争性，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在于爱心，主体目标感，组织完善的自觉性。所以劳动换取的普遍地权和私有财产并非马克思说的万恶之源，而是野兽式游猎垄断，打破了从高贵野蛮人滑向文明堕落人的临界点。
这个垄断临界点的根源就在人性中。人感觉到惬意的时候，就是开始一轮轮走向衰落的时候，民族也是这样，这是人性中的惰性决定的，因为人类没有野兽的优势，又有天地赋予他协调万物的责任，他就只能保持行动意志去生存，又渴望天地那样无所不能的长眠，惰性和寄生的压迫环，就这样出现的。所以人时常投入丛林社会，才能保持他的战士本性。
惰性深植人性，消除危机必不劳而获，堕落，偏离真诚目标。这是在斗争俗世，以垄断和寄居幻想婴孩幸福，但动物不会。因人是除了无限行动力，别的一无所有的生物（你的东西本质上不是你拥有的），所以想回到“虚无”神的位置，但神就通过人来传递无限性，故保持破釜沉舟的状态，才是人，是对兽的提振而非自我异化。
这个临界点就是家天下与父权的出现。但那仍然是“天子一爵”的封建王权，而不是后来“以吏为师”的秦式帝制。
这个区别是什么呢？树苗合理养分的集中，长出大树，固然可能遮住阳光养分，但这是可以调节的（地权→封建→共和）。大树砍掉，烈日直接暴晒，就统统晒死了。去封建化的帝制就是患者们想要的，以为是“民族主义”。到底前者容易长出森林还是后者，有点常识都会明白。
三、平衡自救：第三种父权——“皇权不下乡”与汉唐式自耕农诸夏
但帝制里，又分为秦政的帝制，和汉朝拨乱反正的帝制，二者也有重大区别。首先，自由主义无法保护自由，小清新对丛林。自由取决于两点：一是犬牙交错的共同体，不敢杀熟，一致对外；但这容易被土地财富的垄断者反过来压迫下层，故需基于平均地权的财富自由，并相结制约共同体的执行者。习惯法以民族共同体边界力量保持对武断行政的约束，这个力量当然包括了斩立决的群体战斗动员，无此，如何保护个体面临内外压迫的自由？这里，就出现了一系列容易混淆， 又应该区分的事实。
首先明确一个概念，“两千年秦政”是当年所谓儒法斗争由极左学者搞出来的，汉高祖设自耕农三老制，以习惯法的司法权制约利维坦行政，覆秦灭楚（后者是复辟周贵族战国），实际是回归夏商那样的下层自治+皇权世袭的二元结构，后来虽有几次秦政反复（汉武帝，晋废州县之兵），但自耕农和后来的门阀，制约了利维坦。唐则调和道儒，将汉高祖文帝的自治和汉武帝的外战融合起来，直到宋朝彻底削藩，才完成了秦政的软性复辟，最终因此而亡国，蒙元奴隶制的种族压迫强化之，明前期外法内儒（洪武兴自耕农），后期诸子非君（故生兰芳共和国），满清又毁，辛亥光复追溯炎黄尧舜天下为公，终开共和。 后为苏式反复。
但同时，儒法是互杀又互生的。儒家基于世袭贵族（王侯），变成霸者（战国）、僭主（秦政），这种大鱼吃小鱼是挡不住的。而另一条路径自下而上，是世袭贵族产生前的自耕农，始于炎黄尧舜平均地权（普遍私有制），这条路径一直到夏商也存在（氏族部落变成自治方国），只是被周封建打破，秦吞没。但汉高祖又找回。
从基本权利的生长而言，儒家肯定优于法家，但儒家无法阻止法家，因为法家就是从儒家维护的贵族世袭的既成事实出发，是贵族世袭的战国结果。不过最恶劣的还是儒法合一，比如满清，用的是法家，加上自身的奴隶制，同时又篡改了儒家，去掉了汤武革命、华夷之辨、民贵君轻。后者亦民国新儒家（陈立夫、戴季陶、钱穆、牟宗三等）与犬儒伪儒鞑儒（蒋庆、陈明、东海一枭、“弟子规热”等）之别。
然五代十国与三国，宋与晋，相似但结局不同。晋宋虽然罢州县之兵，但晋有门阀，几抗胡乱，宋则无，为软性秦政利维坦，故一损俱损南渡陆沉。而关键是，汉唐恢复的寓兵于农的监察都府、州牧藩镇，固有自耕农外拓的真封建意，为何五代无三国如武侯之德邦？汉三老、辟除为后世废，疑其因也。
四、西方的超级秦政：与游猎胡化同构——消灭自耕农的德俄式利维坦
前文说的苏式反复，根源在于德国普鲁士。普鲁士与其说民族主义者，不如说法家式国家主义者。普鲁士与拿破仑民法典基于普遍地权的自下而上恰恰相反，是条顿森林的游牧军国遗物，安危皆系于吏。难怪俾斯麦在信中痛诋拿破仑。寡头英国介于法德之间，欧洲楚项。
而马克思的误判就始于对这个社会规律的书斋式观察，即把德国从条顿游牧形成的容克地主-农奴制，武断视为自耕农整体无效，得出无产阶级只有彻底颠覆传统，才能解放人类，又潜意识把犹太教链条置换为阶级五阶段，无产阶级弥赛亚的封印先知走入阶级不可调和-分化-斗争-依附-专政之怪圈。
但马克思保留的，维护民众自治的底线，在列宁尤其斯大林那里斩断。列宁主义三个对立派系，孟什维克立足商人，托派立足工人，斯大林主义则是收割所有阶级的极权官僚。但三者共同点是预设五阶段-每个阶段领导阶级，基于对自耕农独立性的否定（列宁称农民为小资产阶级）。这与基于平均地权、阶级调和民族共同体、以异化阶级及其机器和侵略者为对象的国民革命相反。托洛茨基卓异之处是致力维护超阶级代议立法权。
但在五四-马列-文革-河殇这一系的西化知识分子的体系里，看不到自耕农的地权共同体线索，所以经常混淆概念，如第一个揭批苏维埃，对布尔什维克一度接近于毁灭打击的，历史上恰恰是纳粹德国。更讽刺的是，纳粹法西斯，就是为了灭绝布尔什维克而发明的武器，反犹是因为希特勒把犹太人当成“犹太布尔什维克”，即苏维埃的背后之手。最搞笑的是，某神棍的XX反宇宙就是抄《我的奋斗》。然而，“从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手中解放出来，没有苦役，没有集体农庄，没有斯达汉诺夫运动”，按理说德军的这个宣传攻势是做到位了的，但分化效果仍然不好，肯定不是俄国人“被洗脑”的问题，当时反抗斯大林苏维埃的此起彼伏。根源就是把布尔什维克说成犹太阴谋，显得扯淡，削弱力度。
又如拿破仑三世亲著恺撒生平。因三世坚持自耕农普选，打破马克思“农民无效，须工人阶级领导论”，故被马克思断章取义小册子攻击。三世从恺撒到拿破仑一世梳理了一条普遍地权、自下而上，以权利之权力抗击内外强权的线索，但姿势分子普遍不知，照搬“恺撒毁共和（元老院世袭寡头乃共和乎？）”、拿破仑=袁世凯论。
这就导致知识分子群体把民族主义等同于秦政、西化利维坦，要么倒脏水把孩子也倒出去，否定民族主义，要么在自己不加鉴别的情况下，把民族主义歪曲为“必要的恶”，如炒作紫石英号事件、但又基本不知道49年国军炮轰美国商船一样。所以，伪启蒙们看不到纳粹法西斯和布尔什维克在意识形态上的生死对立，又看不到二者共同拥有条顿/鞑靼的游牧根源和犹太一神教式游牧神权根源，既把二者在权力结构上混为一谈，又在文化结构上截然区分（并且是把后者说成所谓“中国封建糟粕”的水平），他们对20世纪西方谱系的翻译就完全凌乱了。
五、总览权力演变：真假诸夏——地权共同体的生长
首先司法权出现（母权-经济时代），在共同体中，靠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权扩充自我，遏制垄断纠纷；然后行政权出现（父权-文明时代），在共同体中，靠考试、监察权扩充自我，遏制内外利维坦；然后立法权出现（大同-政治时代），自下而上司法权与自上而下行政权的相扩、自遏。
诸夏不是贵族式封建带来，而是毁于贵族式封建，从黄帝建屏万邦，尧舜部落，夏商方国，到周封贵族，春秋战国，秦宋灭藩，夷狄陆沉，周秦就是相争互化的突变。
而重建地权的汉三老，唐十道，诸葛武侯，郑成功罗芳伯，白崇禧三寓，则是基于平均地权的真诸夏“封建”大势。两次亡国的根源在于帝制家天下，干掉了协防组织，而抗战胜利、汉唐勃发的根源在于共和制或有限君主制下，有多个协防组织，如汉唐后期的州牧、藩镇，和抗战时期700多个县市参议会、2万多个乡镇人代会和20多万个保民大会的“三千县之石础”。而协防组织发达又取决于地权普遍。
总之，从地权共同体的流变而言，辛亥共和之前，禹启世袭之后，华夏实有周、秦、汉三制，而非“百代秦制”。秦制为国家机器灭绝自下而上的社会组织，汉制以民族国家共同体恢复夏商的氏族部落阶层流通组织，周制则自上而下封建贵族阶级，既为秦制根源，亦与汉制同为秦制天敌（项刘同灭暴秦），项羽一度光复之贵族楚国，可谓周制的缩影。
以上，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