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菘，李偲菘，新加坡著名的音乐兄弟，长得几乎一模一样，都有一张可爱的babyface，多少带些喜感。他们实在算得上华语乐坛的大腕级人物，只因大多数时间在幕后工作，人又低调，知名度自然不比天王天后们，但华语流行音乐的资深乐迷们一定曾在无数张经典唱片中发现过他们的名字，“我是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用来描述乐迷对他们的感情再合适不过。
上世纪80年代，一部来自新加坡的电视连续剧《天涯同命鸟》红遍大上海，同名主题曲便出自当时刚刚出道的李伟菘、李偲菘兄弟之手。随后的二十几年里，他们一手捧红了孙燕姿、林俊杰和黄义达等歌手，同时写出了诸如《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一千个伤心的理由》、《短发》、《胆小鬼》、《想你的365天》、《天黑黑》、《心酸的浪漫》、《王妃》等传唱一时的名曲。
热爱音乐的这对孪生兄弟，从未分开，他们把自己做音乐的故事写成了一本《我们的乐园》，近期在大陆出版。捧着新书，他们一脸真诚地说：“我们写这本书，是希望能让音乐的听者多了解一些歌曲背后的故事，其实，没有人一帆风顺。”
两个小胖子的音乐梦
记者：你们是孪生兄弟，对音乐的兴趣是不是从小就比较相近？
李伟菘：是的，我们从小就很爱唱歌，每一次都会吵着要爸爸妈妈给我们买唱片。爸爸后来才告诉我们，我们的爷爷曾经在老家广东大沽做过校长兼音乐老师。我爸爸和妈妈都很爱音乐，可能有点遗传基因吧。有一次，幼儿园老师要选同学准备毕业典礼的节目，但是没有选中我们，我们的心情很低落。回家以后，我们对奶奶抱怨说：“为什么老师不选我们啊？”奶奶回了一句：“你们要表演就去跟老师说嘛。”我们一想也对喔，隔天就找到老师，老师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们：“你们两个真的可以吗？”我们那时候还挺胖的，老师心里大概在想：真是的！这两个小胖子可以表演什么？
我们两个就载歌载舞啊，唱“太阳下山明天一早就爬上来”，偲菘拿着爸爸给他的玩具吉他装模作样，我则边敲铃鼓边跳舞。老师第一次看到我们表演，真的好惊讶，没想到这两个小胖子居然还有这一手，于是就让我们代表幼儿园参加表演。也就因为这一次，父母亲知道我们俩还有点音乐细胞，于是让我们学钢琴，后来偲菘学打鼓、吉他，我则比较注重键盘。
记者：你们开始音乐创作的时候，应该也是巫启贤刚刚开始在新加坡走红的时期吧？当时新加坡的音乐环境是否比较保守？
李伟菘：我们开始写歌的时候，巫启贤也开始创作，前后相差一两年的样子。那时候我们兄弟专攻电视剧的歌曲，启贤则走校园歌曲风，盛极一时！之前，新加坡的流行音乐一直没有这样的盛况，直到我们出道。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一辈会突然间冒出来一大批，像我们啊巫启贤啊给张学友写过《她来听我的演唱会》的梁文福啊，给张信哲写《爱如潮水》的黎沸挥啊，包括后来的许美静、陈佳明、蔡健雅等，新加坡一下子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人。
记者：1987年，你们受新加坡广播界之邀，为当年的电视剧《天涯同命鸟》谱写主题曲，这是第一部在中国大陆播放的新加坡电视连续剧，让你们在大陆立即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
李偲菘：很开心有这样一部电视剧能让中国大陆的观众很早就知道我们两个。其实这不是我们写的第一部电视剧主题曲，之前，我和伟菘先参加了新加坡《雾锁南洋》电视剧主题曲的创作比赛，结果拔得头筹，我们在所有参赛选手中年纪最轻，又是孪生兄弟，电视台的监制们都很喜欢和疼爱我们，把我们当他们的孩子一样，给我们讲故事，请我们帮他们写电视剧的主题曲，结果就写了《天涯同命鸟》。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转运
记者：你们现在虽然是金牌制作人，早年也出过几张个人专辑，但也一直没有大红大紫起来。
李伟菘：在新加坡闯出一片天地以后，我们想要去台湾发展，毕竟当时最有活力的华语音乐市场在香港和台湾。在台湾出版专辑《玩耍》之前，我们在新加坡已经发行过五张唱片，不能算是新人，但问题在于，你在台湾是新人啊，所以必须调整到自己是一个新人的状态。比如说，有些游戏娱乐节目，你没有什么兴趣，可你是新人，唱片公司安排的，你说不去？只好硬着头皮上，那是让人很不开心的记忆。
记者：你们曾经在新加坡开过一个录音室，结果亏得血本无归，那是怎么回事？
李伟菘：给我们提供场地的房东也是一个音乐人，我们都很尊重他，很相信他，没想那么多就把地方租下来了，可是没想到他在楼下居然还开了一家酒吧！晚上很吵，录音的时候会录进去很多杂音，你说能录出好的唱片吗？结果很多客户再不敢来找我们。录音室的器材都是用积蓄买的，还不够，所以还有银行贷款，这下全亏了。后来只好收拾掉这个烂摊子，靠给歌手写歌、接一些散活生活。最穷的时候，我们俩还试过两个人同吃一碗面呢！直到我们遇到贵人、香港宝丽金唱片的欧丁玉先生。
记者：这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了。你俩为张学友先生的御用制作人欧丁玉唱了后来传唱一时的名曲《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是你们自己跑到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唱的吗？
李伟菘：是啊，我们当时到每一家唱片公司去，一家家敲门，弹自己的歌给唱片公司的人听。那一天，我们去了香港宝丽金。欧丁玉先生在，听我弹了这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他听了之后很感动，也很兴奋，立马拍板说：“这首歌一定要留给我啊！我要让Jacky唱！”我当然很开心了，只是心里还有一些小小怀疑，心想：会不会是真的？会不会是敷衍我？
他真是我们兄弟的贵人。不久，我回到新加坡，一天，一个好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听到你的歌了啊，好红啊！”这位朋友在香港旅行，在庙街看到满街卖的都是这张唱片，我这才知道这张唱片卖得那么好，我写的歌有那么红！之后，我又给张学友写了《一千个伤心的理由》等，传唱度都很高。
不要孙燕姿唱俗气情歌
记者：1995年，你们开办了名为“李伟菘音乐课室”的音乐学校。孙燕姿、林俊杰和黄义达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当初孙燕姿在学校里是什么表现？
李伟菘：林俊杰是学校的第一批学员，第二批学员中有黄义达，第三批才有孙燕姿。后来之所以是孙燕姿第一个发片，是因为台湾男性都要服兵役，林俊杰和黄义达只好等服完兵役再发片，不然做到一半去当兵，再回来基本就没戏了。那时候的燕姿就跟普通的女生一样喽，放学的时候背着书包扎个马尾，穿个小背心，跟现在区别不大。那时候我们注意到，她的声线非常特别，非常有特质。
记者：她的很多歌曲也是你们创作的，孙燕姿的演唱风格是怎么确立的？
李伟菘：当时我就想，燕姿的歌路第一就是不要唱那种你爱我我不爱你的俗气情歌。她毕竟是一个大学生，歌唱的内容应该可以超越爱情，事实上我们给她写的歌，题材都会比较生活化一点，希望能有一些不一样的效果出来。写《天黑黑》，是因为我刚好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这个朋友有个毛病，每次和我们见面聊天时都会抱怨说和家里人怎么有代沟啊没有办法和家人相处啊，结果呢，他在外面到处交朋友却又被朋友出卖，只好回家找亲人安慰。这样的人你说他什么好？家人给你的爱要珍惜，不要觉得家人给你的爱就是应该的，是不是？那次我突然很有感触，觉得应该要写一首表达类似主题的作品给燕姿，于是就有了《天黑黑》这首歌，用孙燕姿特殊的嗓音演绎之后确实取得了很热烈的反响。
记者：你们对选秀怎么看？
李偲菘：坦白讲，为了作（秀）而作（秀），意思不大。我说这话不是针对哪一个选秀，选秀当然是一个平台，但很多年轻人都是盲目自信，这不是一件好事！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怎么会想到要出《我们的乐园》这本书的？音乐就是你们的乐园？
李偲菘：这本书是我们主动想要和大家交流的第一本书，告诉别人我们写歌是怎么样酝酿的啊其中有些什么样的背景故事啊。我觉得玩音乐要很认真，像你在一个游乐园里玩耍一样，要玩得精彩，才能将才华发挥得更好。